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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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诸神的黄昏

早期的教会是一个很简单的组织。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渐渐意识到世界末日并非迫在眉睫,最后的审判也没有在耶稣遇难后接踵而至,基督教徒还要长年在泪谷里挣扎求生,于是,人们开始想要建立一套明确的的管理体系。

最初的基督徒全是犹太人,他们的聚会通常安排在犹太会堂里。后来出现了大量非犹太基督教徒,因为犹太基督教徒和非犹太基督教徒之间多有摩擦,于是后者就选择向别人借房子,或者干脆到露天场所和废弃的采石场上聚会,以便可以容纳更多虔诚或对新信仰好奇的信徒。还有,以前基督教徒的聚会一般是在安息日,但同样是由于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感情日趋恶化,非犹太基督教徒决定放弃安息日,把集会的时间改为耶稣复活的星期天。

庄严的聚会承载着大众的认同以及他们对整个活动的热情。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宣讲和说教,也没有传教士。任何人只要觉得内心被圣火激励,都有权站起来跟大家剖白内心对信仰的证明。只不过——按照圣保禄的描述——教会里兄弟姐妹们的直言不讳有时候会让他不禁为教会的前途感到担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基督教徒大多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平民百姓,他们的诚心毋庸置疑,但发言时总会因过于激动而像疯子般大吼大叫。教会顶得住迫害,却受不了其他人背后的冷嘲热讽。不得已,圣保禄、圣彼得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只好使出浑身解数维持秩序,以平息信徒们由宗教热情引起的骚动。

起初这样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规章制度显然与基督教宣扬的自由民主格格不入。不过后来人们还是考虑到实际情况,同意集会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为了照顾席间犹太基督徒的心情,集会通常会以一首赞美诗开始,接着,全体教徒会高唱专门为罗马和希腊的礼拜者谱写的新歌。只有倾注了耶稣一生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是预先拟好的宣讲,其他的布道都像几个世纪以来的一样,全是即兴自发,因此登台说教的大多是真正有感而发的教徒。

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多,对秘密团体总怀有戒心的政府当局开始出面干涉,于是基督教会决定推举出适当的人选,代表教会跟外界周旋。就此,圣保禄曾着重强调过领导才能的重要性。他说那些他在中东和希腊走访过的小行会就像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只有聪明绝顶的舵手才能带领它闯过汹涌的沧海。

深有同感的信徒们再一次聚集起来,选出男女执事执事(deacon):希腊语中“仆人”的意思,后来在教会内部的官阶中以“神的仆人”为原意成为比较低级的神职名称。——译者注。这些执事是整个团体的“仆人”,不但要照顾好病者与穷人(这是早期基督教徒最关心的事情),管理好集体财产,还要料理好所有日常琐事。后来,教会的成员越来越多,教内的事务越来越繁杂,执事的工作不能再单单依靠兼职。于是教徒们又推举出几位有经验有名望的人担任专职执事。他们就是希腊语中的“长老”,也就是我们口中的“神父”。

又过了些年,每个村庄和城市都有了基督教的教堂,所有人都需遵循的共同政策在这时显得非常必要。于是教徒们又推举出“监督者”,即主教来监督整个教区,并代表教区跟罗马政府打交道。

很快,帝国各个主要城市里都设置了主教之位,担任者大多是在安提俄克安提俄克(Antioch):罗马帝国的第三大重要城市,基督徒首次在这个城镇得到了认可,圣保罗也是在此进行的第一次说教。——译者注、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城、雅典等行省中手握民生和军队大权的当政之人。

制度刚设立时,主教们掌管着耶稣曾涉足的大部分地方,那里见证了耶稣的成长、受难、死去和备受敬仰。然而,自耶路撒冷被毁,期待世界末日来临和锡安锡安(Zion):在犹太教的圣典里,锡安是耶和华居住之地,是耶和华立大卫为王的地方。泛指天国。——译者注胜利的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可怜的老主教只能在狼藉的神殿里,从德高望众变得一文不值。而他在耶路撒冷等地作为信徒首领的职位也自然而然地被那个居住在文明之都,守卫西方圣徒保禄和彼得当年殉教之地的“总监”所顶替了。这个“总监”是谁?他就是罗马教皇。

为了表达对神职人员的尊敬和喜爱,人们也会把主教称作“神父”或“圣父”,罗马教皇也不例外。然而,随着几个世纪以来罗马统治的加深,“圣父”一词渐渐变成了罗马大主教的专属。在人们心目中,“圣父”即教皇,就算不加以补充,也绝对不会被错认成是君士坦丁堡或迦太基教区的主教。这很正常,就像现在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时,就算没有加上“美国”作为限定,也明白这里指的就是政府首脑,不会因为“总统”一词具有多种含义,而将此曲解成宾夕法尼亚的铁路局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际联盟主席。

公元258年,“教皇”这个称呼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公文里。那时罗马还是强盛的帝都,主教的势力在皇帝眼中完全不值一提。但自此往后三百年,罗马的君主却屡受外忧内患的威胁,不得不着手寻找更为安全的家园。最后,他们在国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座城市,城市之名来源于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据说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经在此登陆,于是后人把此地命名为拜占庭。拜占庭占据了亚欧大陆间的水道,扼守从黑海到地中海的贸易要道,掌控着世界数一数二的商业中心,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曾为之拼杀不休。

拜占庭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地区,后来被马其顿吞并,再后来被罗马接收,成为其行省之一。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和财富累积,拜占庭的金角湾金角湾(Golden Horn):世界首屈一指的优良天然港口之一,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和海洋运输活动曾经集中于此。——译者注云集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它也因此被选为新的帝国中心。这对原帝都的居民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曾经辉煌的皇宫日渐凋零,政府机关陆续迁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自己的处境一日不如一日,任西歌特人、汪达尔人汪达尔人(Vandals):古代日耳曼人部落的一支。——译者注和其他奇奇怪怪的野蛮人摆布,最后甚至要遵照千里之外的法律行事。

耐人寻味的是,历史长河中的任何事情都是此消彼长的。皇帝走了,留下来的教皇就成为了都城里最威名显赫的人。想来也是,作为常被压制的神职人员,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这样千载难逢的时机?他们像精明能干的政治家一样,利用教会的影响与声望,吸引了大量意大利的博学之才。他们俨然把自己视作永恒信念的代表,因此不用操之过急,以免忙中出错,得不偿失。他们一步一步,潜移默化,然后看准机会,出其不意。神职人员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他们也只会向这个目标坚忍不拔地前进,那就是宣扬上帝的荣光,使上帝意志的凡世代表——教会,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从历史上来看,他们当时的努力确实卓有成效。

在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时,所有一切——不管是帝国的围墙还是千百个像古巴比伦平原般历史悠久的体制,都在风卷残云般的冲击下玉石俱焚,烟消云散;只有教会始终坚如磐石,在各个时代,尤其是中世纪,犹如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教会虽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却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基督教徒原是布衣白丁,后来却荣登庙堂之上;基督教原以抗议政府起家,后来却因“圣父”自命能通神,每个凡人都不得不无条件地服从他的话语;而原先带有浓重变革色彩的教义,也在100年的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神权政治的工具。与此相比,古老的犹太国似乎更温和自由,居民们的生活也更无忧无虑。

基督教的改变既符合逻辑又不可避免,下面请容我逐一说明。

大多数去罗马旅游的人都会去参观罗马斗兽场。在那饱经风霜的围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片圣地,数千名基督教徒曾经在这里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虽然那确实是对新信仰追随者的迫害,但实质上却与宗教的横蛮无关。这些迫害全是出于政治原因。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行会,本应也可以在罗马大地上享受最广泛的自由。但当某些基督徒公开宣称自己因为宗教信仰而不肯服兵役,或在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还吹嘘什么和平主义,甚至不分场合地公然诋毁自己国家的法律时,他们就已不只是基督教徒了,他们成了国家的敌人,自然得以死谢罪。基督徒认为自己是遵照神圣的教义行事,也尝试着阐述自己的道德本质,但政府的执法人员只觉得一头雾水,难以理解。罗马的法官到底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听着那些家长里短的鸡毛蒜皮之事,他也觉得十分无趣。长年的经验告诉他,面对神学争论法官应立场超然,况且皇帝也经常在敕令中告诫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老练圆滑,于是,他试图以理服人。可当全部争论都指向原则问题之时,情况就变得像秀才遇上兵一样。结果,长官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决断:是以国家赋予的权力判犯人无罪释放,还是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对犯人实施严刑峻法?不巧的是,监禁和折磨对基督徒完全没有震慑力,因为他们坚信死亡是永生的开始,只有离开这个邪恶的凡世才能享受天国的欢喜。于是,基督徒与政府当局之间痛苦而漫长的游击战爆发了。我们没有具体的受害者数据,但从公元3世纪奥利金奥利金(Origen):又译俄利根,是古代东方教会最为著名的教父,亚历山大学派的主要代表。早期东西方教会众教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他的思想为后世基督教神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译者注神父的话中可以看出些端倪。他家里的几个亲戚在亚历山大城遭到迫害并被杀死。按照他的说法,“真正为宗教殉道的基督教徒其实有据可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禁好奇,基督教既然屡遭迫害,又怎么能存续下来?尤其在研究基督教圣贤生平时,每一页故事都是那样的鲜血淋漓。

其实,无论我给出什么样的数据,都有可能被指控为居心叵测的骗子,所以我无意多说,且留读者自行斟酌。大家只要回顾一下罗马皇帝德西乌斯德西乌斯(Gaius Messius Quintus Decius):(公元201年—251年)罗马帝国皇帝。本是普通元老,因帮助阿拉伯人菲利普巩固政权,并在巴尔干击退了哥特王朝奥斯特罗哥塔的入侵而飞黄腾达。后被部下拥立为帝。——译者注在公元249年到251年,以及瓦莱里安瓦莱里安(Valerian):又译瓦勒良,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元253年—260年在位。——译者注在公元253年到260年的统治,便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在迫害最猖獗之时罗马专制的本质。

话说回来,就连睿智开明如马可·奥勒留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罗马皇帝,同时也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思想家,有以希腊文写成的著作《沉思录》传世。是著名的“帝王哲学家”,他向往和平,也具有非凡的军事领导才干。——译者注皇帝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处理基督徒问题上的无能,那么身在边远小区的芝麻小官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可想而知了。基督徒不能也不愿意服从帝国为保全自身而制定的几项原则性法令,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官员们要么昧着良心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要么只能处死恰好也是基督徒的亲朋好友。与此同时,基督徒完全不被异教徒的假意关怀与劝说所迷惑,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公元4世纪后期,罗马皇帝格拉提安格拉提安(Flavius Gratianus):罗马帝国西部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的长子,8岁被其父立为奥古斯都(共治者),由诗人德西穆斯·马格努斯·奥索尼乌斯进行教育。公元375年,继任西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应元老院里基督徒的要求,把会伤害到基督徒感情的异教徒塑像搬走。一令之下,在凯撒大帝所建立的宫殿里矗立已逾400年之久的胜利女神像从此远走他乡。虽然也有几个元老表示不满,但始终无补于事,甚至还有人因此惨遭流放。这时,远近闻名的爱国者叙马库斯叙马库斯(Quintus Aurelius Symmachus):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以及文学家。——译者注马上挥笔写下一函,给政府呈上折衷方案。

他问道:“为什么异教徒和基督徒不能和平相处呢?说到底,我们都是世间的过客,居住在同一片大地上,仰望着同样的星空。由每个人自己选择通往最终真理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生命就是一道解不完的谜题,答案永远没有唯一。”

当然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深知这个道理,并且发现古罗马传统开明的宗教政策正在受到威胁的人。在胜利女神被搬离罗马之时,拜占庭的两个基督教派别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讧,并且引发了以宽容为题的最为博学深刻的讨论。此次讨论由哲学家瑟米斯蒂厄斯(Themistius)发起,他是一个作家,同时对祖先信奉的上帝忠诚不渝。可当瓦伦斯瓦伦斯(Flavivs Ivlivs Valens):公元328年—378年,罗马帝国东部皇帝(公元364年—378年在位)。——译者注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基督徒论战中偏袒一方时,他清醒地发现,必须让皇帝重新意识到自己真正的职责。

他说:“在美德之国里,任何统治者都休想在那里施展权威,更别说要控制宗教自由。压迫与强制只能带来建立在欺骗之上的伪善与皈依。因此,统治者还是应该对一切信仰加以宽容,从而防止公众冲突。况且,宽容乃神圣之道,多种信仰共存也是上帝乐见的发展。上帝自有方法辨明人类对理解天机的渴望,也欣赏人类向他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崇拜。他既喜欢基督徒的礼仪,也喜欢来自希腊人或埃及人的祭品。”

这确实是金玉良言,可惜却没人愿听。

古代世界连同它的思想和理想都已经过时了,任何企图颠覆历史的行为都注定失败。生活在不断进步,进步则意味着磨难。旧有的社会秩序迅速土崩瓦解。唯利是图的军队受雇于外国势力,屡屡在边境发动叛乱,使英格兰和其他边沿地区相继落入蛮族之手。

在最后的灾难爆发时,数世纪以来一直把从事国家公职当作发挥才能最佳机会的年青人发现,除了投向教会才能获得晋升外已无路可走。身为西班牙的基督主教,可以僭越地方总督的权力;身为基督教作者,只要全心投入研究神学就能获得读者的广泛关注;身为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庭里为罗马教皇护航,或愿意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纳维亚博得部落酋长们的好感,就可以步步高升;而要是有幸成为基督财务大臣,还可以掌管那一片满地黄金的领地,就像拉特兰宫曾经的拥有者一样,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的人。

我们在过去5年里已经看多了类似的事情,譬如说1914年之前,野心勃勃的欧洲年青人不想从事手工劳作,都只想在政府部门或海陆两军谋得一官半职。他们中的某些人把持法庭要职,掌管财政,还有些在殖民地当总督或军事司令。他们不奢望富可敌国,只求身上的官衔能赋予他们巨大的社会威望,再通过自己的聪明勤奋及诚实专注的工作,赢得美满且备受尊敬的晚年生活。后来,战争把旧社会封建结构的残渣余孽荡涤殆净,下层阶级因此掌握了政权。从前的官员有些已经年迈,虽然无法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但好歹可以变卖自己的勋章,又享受了好几年后才死去。而那些刚刚涉世的,尽管不适应也不得不顺应潮流。虽然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使他们对生意场上的事不屑一顾,但是眼前的选择只剩两个,办公室或者贫民窟。愿意为信念饿肚皮的人毕竟不多,动乱后没过几年,大多数政府要员和军官们都不情不愿地开始下海。要知道十年前,他们对经商甚至没有一丁点概念。由于这些人家里世代从事行政工作,对人事的管理可谓驾轻就熟,所以在新的职业生涯里他们遇到的困难较少,也比预期获得更多的富足与欢乐。

回到前题,现代年轻人对商业的定位,就如同对待1600年前的教会。当时的年轻人总是把自己视作赫拉克勒斯,或罗慕路斯罗慕路斯(Romulus):在罗马传说与神话中,罗慕路斯与雷穆斯是是一对双生子。他是罗马城的建造者,同时也是古罗马王政时代的首位国王。——译者注,或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后裔,想要他们服从于一个来自农奴家庭的朴实牧师并不容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牧师可以给予这些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因此,只要双方都足够的聪明,就不难发现对方的优点,从而和睦相处,各取所需。这也是历史发展中又一条奇妙的规律:表面差别越大,本质越是一致。

自人类社会形成之日起就衍生了一条不可避免的法则:少数的精英统治着大部分的平民。精英一方代表着力量和管理,平民一方则代表着软弱和屈从。根据时代的不同,他们也有各自对应的命名,例如:君主集权与民主制,国王与奴隶,教徒与农民,骑士与无产阶级。这条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在哪个国度,实行起来都异曲同工,丝毫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同时,它的表现形式千奇百怪:或高呼人道关怀,或鼓吹忠于上帝,或以谦卑的姿态说着要造福大众的渴望。但这只是它拙劣的伪装,用以掩盖其中最严酷的真理:生存乃人类第一要义。我们都知道,人类只是哺乳动物中的一员,但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甚至对这样的论调十分反感。他们说这是“愤世嫉俗”“实利主义”。他们一直把历史当成动听的神话故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其实就是一门科学,与别的事物一样会受到自然法则的制约。这些人要是连这个都抵触,说不定还会质疑九九乘法表或平行线定理。

从这一点出发,我奉劝他们还是应该顺势而行。因为只有这样,历史才能真正有利于人类,不至于沦为那些利用种族偏见、部落蛮横和平民无知来谋利的人手中的工具。若有谁怀疑我的说法,不妨回顾一下我写在前面几章的横跨几个世纪的历史;也不妨仔细研究一下公元4世纪前那些著名的教会头目的生平。无一例外的,他们都出身于古老的异教徒社会,都在希腊哲学校园里接受过教育,后来也都一样在不得不选择职业时转向基督教会。当然其中有些是真的受了新信仰的吸引,诚心诚意地接纳基督的教义,但更多的却是以晋升为目的,把自己对皇帝的忠诚捧至天父的手中。幸好教会也通情达理,它不会过分细究人们突然信奉基督教的动机,反而会认真地为每个人安排前途。向往凡俗利益的,教会便提供机会使之在政界和商界大显身手;向往潜心修道的,教会便利用一切资源使之逃离拥挤不堪的城市,去追寻对他们的灵魂永安而言至关重要的个人圣境。

逃离罪恶的世界

一开始,这种侍奉上帝,深思冥想的生活显得十分惬意。在教会建立初的几个世纪里,对远离权力中心的信徒只有简单的约束。但当教会独立于帝国成为了世界主宰和强大的政治组织,又在意大利、法国和非洲等地拥有大片领地后,世外桃源般的隐居生活便一去不返。善男信女们十分怀念过去致力于慈善和祷告的“好日子”,因为他们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于是,为了追求心灵上的幸福,他们开始使用一些人为的方法创造条件,让以往美好的局面重现。

这场为争取修道院式隐居生活而发起的运动起源于中东,对之后1000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教会也因此而装备了一支忠诚有力的突击队,用以随时镇压异教徒和教会叛徒。当然,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国家拥有古老的文明,但社会发展却屡遭瓶颈,使人民不得不为生活殚精竭虑。自尼罗河河谷初有人类定居之日起,单在埃及就有数十种自成一派的文明此起彼伏,以不同的方式循环往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间的平原地带。古老寺庙和宫殿的废墟数以千计,比比皆是,仿佛在嘲笑着人类生活的空虚和人类努力的毫无意义。也许欧洲的年轻人会接纳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代表了一种对生活的渴望,一种能使人类重新焕发出精力与热情的期盼。然而,在埃及和叙利亚,人们对自己的宗教生活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对他们来说,宗教能帮助他们摆脱生活中的诅咒,迎来盼望已久的解脱。怀抱着对永生幸福的向往,他们逃离回忆中白骨皑皑的停尸场,躲进沙漠,只与悲伤和上帝做伴,不再理会尘世的喧嚣。出于某些难以解释的原因,改革似乎对士兵有着特殊的号召力。也许是因为他们较常人更直接地看到了文明野蛮恐怖的一面,也许是因为他们深知没有规矩则不成方圆的道理。为教会而战的勇士中,最厉害的要数查理五世军中的一名上尉。他曾在君士坦丁大帝御前当过列兵,也是第一个把修道者组织起来并建成团体的人。他是埃及人,名字叫帕科缪帕科缪(Pachomius):团修式修道生活创始人。——译注者。帕科缪在服完兵役后,加入到由同是埃及人的圣安东尼圣安东尼(St. Anthony the Great):约公元251年—356年,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基督徒,基督徒隐修生活的先驱,也是沙漠教父的著名领袖。——译者注所领导的一小撮隐修者当中,远离城市,与沙漠中的豺狼和平共处。然而,“独修”的生活容易引起精神上的走火入魔,导致部分修道者做出过激的举动,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钻进阴森的坟墓里打坐。这样的事情在异教徒听来十分可笑,但对于真正虔诚的基督信徒来说却只觉得悲哀。有鉴于此,帕科缪决定把修道运动建立在一个更为实际的基础上。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为了宗教秩序的奠基人。

从那时起(公元4世纪中叶),居住在一起的修士们都得服从同一个长官的命令。他就是团修组织的“最高统领”,对不同的修道院院长有任命权。他们把林立的修道院视作上帝在凡世的堡垒。在帕科缪于公元346年去世前,他的修道院思想被亚历山大城主教阿塔纳修阿塔纳修(Athanasius):是东方教会的教父之一。在世时,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译者注从埃及带到罗马。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借机逃离罪孽深重,欲壑难填的现实世界。不过欧洲的气候和欧洲人的本性使帕科缪不得不稍稍修改团修组织的蓝图。首先,在冰天雪地的欧洲,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不像在尼罗河河谷时那样容易忍受;其次,中东思想中用来表现上帝神圣的泥土和其他“邋遢之物”非但不能给予欧洲人启迪,反而会使他们感到恶心。当时,有些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不禁会反思:“早期教会为了做善事那样的奋不顾身,最后又得到了什么呢?难道凭这几千个宗教狂热分子在深山老林中的禁欲苦修,就能使寡妇、孤儿和病人从中受益?”

西方人的实用思维促使修道院体系变得更为合理,而这要归功于一位住在亚平宁半岛上的努尔西亚人。他的名字是本狄尼克,世称圣本笃圣本笃(Saint Benedict of Nursia):公元480年—547年,又译圣本狄尼克,意大利天主教教士、圣徒,本笃会的创建者。他被誉为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创立者,于1220年被封为圣徒。是天主教会重要圣人之一。——译者注。年少时,他被父母送去罗马求学,后因痛感这座城市的荒淫无度,逃到阿布鲁齐阿布鲁齐(Abruzzi):意大利中部地区,濒临亚得里亚海。大部分为山区,包括亚平宁山脉的最高峰科诺峰。——译者注的苏比亚科村(Subiaco),躲进一座属于尼禄时代,如今却破败不堪的古老行宫里。

在那儿,他与世隔绝地隐居了三年。其间,他的美名传遍乡间,而其他隐修者听说后也蜂拥而至,人数之多,几乎可以组建十几座修道院。于是本狄尼克离开窑洞,成为欧洲修道院规章的制定者。从他制定的章程中隐约还可看到罗马血统之人所特有的痕迹。修道院里的僧侣必须发誓遵守他所立下的规矩,且不能游手好闲,每天除了侍奉上帝和冥思祈祷外,还要到田野里耕耘。有因年纪太大无法下田的,也必须尽心教导年轻修士,使之成为合格的基督徒和于社会有益的公民。这些教育者们兢兢业业,孜孜不倦,使本笃会修道院的教育一枝独秀达千年之久,甚至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都是才能超群的青年求学的首选。作为回报,负责教育的僧侣们得到了体面的衣服,丰富可口的食物,整洁干爽的床铺,在别人忙于劳动或祷告之际,他们还能多睡上两三个小时。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规定最重要的改变在于,僧侣不再是一味逃离现实世界和社会义务,只为灵魂永生做准备的凡夫俗子,他们是上帝的仆人,因此必须要咬牙挺过漫长而痛苦的试炼期,使自己尊贵的身份变得名副其实,继而在传播上帝荣耀和天国乐土的过程中,发挥出直接积极的作用。

针对欧洲不信教的人们所进行的初步传教工作已基本完成。不过,要想巩固信徒们的成果,就必须得到当地居民和市政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于是僧侣们扛起铁锹,拿起斧头,捧着经书,远至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俄国和冰岛等不毛之地,在那里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第一次为遥远的土地带来了大多数人只能道听途说的文明之音。

教会的最高执行首脑——罗马教皇正是用这种方法激发起人类各式各样的精神力量的。

务实主义者可以得到诸多机会名扬天下,正如理想主义者可以在静静的丛林中坐拥晚霞。只要你是基督徒,你的努力就必定有回报。这样的力量,积累起来甚至大到连皇帝和国王都无法忽视,否则就江山不保。

基督教取得最终胜利的方法也很有意思,而它也证明了基督教的胜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并非如一般人所认为的,只是宗教狂热在瞬间爆发的结果。

对基督教徒最后的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公元250年—312年,原名狄奥克莱斯,罗马帝国皇帝,于公元284年11月20日至305年5月1日在位。——译者注皇帝时代。奇怪的是,在一群靠禁卫军之力上位的皇帝中,戴克里先本不是最差的一个,可他却饱受人类学家的非议。其实,他只是对基础经济概念一窍不通而已。戴克里先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在四分五裂,他一生戎马,坚信罗马致命的弱点正是它的军事体制。因为按照规定,郊区的边防任务必须由当地士兵执行,可这些士兵早已斗志尽失,如今不过是一介悠闲自得的农民,把白菜胡萝卜卖给那些理应远远拒于国境之外的蛮族。

戴克里先无法改变祖宗留下来的古老制度,为解燃眉之急,他建立起一支由年轻战士组成的新型野战军,就算有外族入侵,也能迅速在数周内赶至帝国的任何角落。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只是所有的军事改革都有一样的通病,那就是花销十分庞大,需要额外征税以填补落差。老百姓的群情激愤可想而知,他们已经家徒四壁,再要加税的话,就活不下去了。皇帝陛下对臣民的不理解感到痛心,于是干脆把生杀大权交给税官,但还是得不到预期的收益。因为百姓们辛苦劳作了一年,到头来却一贫如洗,于是他们都灰心丧气地丢弃一切,蜂拥至城里乞讨。面对这种情形,皇帝一不做二不休,又颁布了一条法令,从即日起,所有商界、政界、手工业界的职位都必须世袭。也就是说,不管你愿不愿意,官员的儿子就要做官,面包师傅的小孩即便有音乐天赋也只能继续与面粉打交道,水手的儿子即便一上船就晕也得在甲板上漂泊一生。打零工的虽然没有固定职业的要求,却至死不得离开出生地一步,与一般奴隶无异。由此可见,当时罗马的统治已经变成了中东式的专制主义。

戴克里先的做法固然不对,但作为一名自信心极强的统治者,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容忍一小部分人只随着自己的喜恶去遵守或反对国家法令,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已岌岌可危之时,这些基督徒竟还只知在皇权的庇护下作壁上观。

早期基督徒从未留下过什么著作,因为他们的教义说世界有可能在下一刻就灰飞烟灭,既然再优美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敌过十年光阴,甚至一下子就会被天火焚尽,为什么还要浪费精力呢?可惜,他们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一百年漫长的等待中,基督的故事被添枝加叶地口口相传,大部分情节已经改头换面,使虔诚的信徒们无所适从。于是,他们决定把耶稣的传说和圣徒们的信件原稿编写成卷,这就是《新约》。

《新约》中有一个章节叫《启示录》,其中描写了“七山之城”的概况以及关于它未来的预言。这个“七山之城”自罗慕路斯时代起便是罗马的别称,但书写这个章节的匿名作者却硬要把它说成是罪孽深重的巴比伦城。政府官员们当然不可能轻易被糊弄过去,尤其那作者还用“娼妓的家乡”“世界的万恶之源”等诸多不敬之词形容书中的城市,甚至说那里到处都沾有圣人和烈士的鲜血,是所有魔鬼和恶灵的栖身之地。

七山之城

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可以解释成是宗教狂热的胡言乱语——也许他不过是想起50年来死于迫害的同伴们,一时怒急攻心,有感而发而已。但问题是,宣读这些字句也是教会庄严的礼拜仪式之一,诵读的声音每周都会在基督徒的聚会中响起。从旁观者角度来看,这无疑代表着基督徒对罗马城的痛心疾首。当然,我并非要质疑基督徒的想法及其合理性,只是觉得人们不能因为戴克里先没有产生同样的共鸣而责备他。而且,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基督徒的关系,罗马人对一个之前闻所未闻的名词越来越熟悉,那就是“异教徒”。一开始,“异教徒”只用来代指那些选择相信别的某些“教派”或“行会”的人,但渐渐地,它的意思扩大到,只要没有按照教会权威规定信仰“正确合理,真实正统”之教义的,都是“异教徒”,都是圣徒口中“异端谬误,虚假错误”的人。表面上,当时的罗马人就算信仰旧神也不会遭到迫害,但实际上,他们已被隔离在基督教徒的世界之外,更别说想要传播自己的信仰了。同时,基督徒还在《新约》里公然诋毁罗马皇帝,说“信奉异端邪说最是可恶,犹如通奸、猥亵、淫荡、崇拜偶像、滥用巫术、愤怒、争斗、凶杀、叛乱和酗酒,简直令人发指”。《启示录》里多的是比这更粗俗的批评,但基于礼貌,我们就点到为止吧。

所有这些引发了摩擦和误解,继而形成迫害。又一次,罗马的监狱里塞满了基督囚徒;又一次,大量基督徒在刽子手的刀下血流成河,然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戴克里先在绝望中放弃了皇位,退隐至位于达尔马提亚海岸达尔马提亚海岸(Dalmatian coast):克罗地亚东南部和南斯拉夫南部沿海。——译者注附近的家乡索罗那索罗那(Salonae):现今克罗地亚的索林。——译者注,专心致志地在自家后院从事起更有趣的消遣——种植卷心菜。

他的继承人上任后,发现无法单以武力铲除基督教,于是便挖空心思地想通过收买讨好,赢得敌人的好感。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首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的合法性。

君士坦丁大帝

如果说要从皇帝、国王、教皇、总统、市长或其他享有高位的头目中,评选出“最具历史影响力的人物”,那上述的这位君士坦丁大帝便值得我们仔细研究。这个野蛮的塞尔维亚人挥舞着长矛,活跃在从英格兰的约克郡约克郡(Yorkshire):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郡,是英国的“纺织之乡”以及重要的文化、农业之乡。——译者注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Strait of Bosporus):又称伊斯坦布尔海峡,是沟通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一条狭窄水道。——译者注那边的拜占庭的各个欧洲战场上。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七岁的侄子和其他一些地位低贱的亲戚,而在与毕生劲敌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公元278年—312年,罗马皇帝,公元306年10月28日—312年10月28日在位。马克森提乌斯统治期间,在意大利和非洲推行暴虐统治,不得人心。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率军攻入意大利,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郊区的米尔维安桥之战中兵败被杀。——译者注作战时,为得到基督徒的支持,他开始信奉基督教,并因此博了个“摩西再世”的美名,甚至在亚美尼亚亚美尼亚(Armenia):一个位于欧洲东部外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制国家,是东欧的一部分。——译者注和俄国的教廷里被奉为圣人。虽然他表面上侍奉上帝,内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野蛮人,还会用蒸煮过的祭祀用的羊内脏卜算未来。然而这些行为都被无视了,原因就是他颁布了《米兰敕令》,保证了“可敬”的基督臣民拥有“自由表达思想及集会”的权利。

就像我在之前章节提到的,4世纪初叶的教会头目都是很现实的政治家,他们费尽心思,终于让皇帝签下这样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法令,使基督教从弱小的行会一跃成为国教。然而,成功的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龌龊交易,主教们知道,君士坦丁大帝的后裔也知道。尽管他们舌灿莲花地想把事情圆过去,但事实就是事实。内斯特主教曾对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狄奥多西一世(Theodusius Ⅰ):约公元346年至395年,罗马帝国皇帝,公元379年—395年在位,392年统治整个罗马帝国。他是最后一位统治统一罗马帝国的君主。——译者注说道:“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把教会的敌人交给我,我给你天堂。和我一起,把反对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和你一起,消灭你的敌人。”

在过去2000年里,帝国和教会类似的交易不胜枚举。但只有这一次,这绝无仅有的一次,使基督教从此大权在握,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