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五帝事迹

第一节 炎黄之争

《庄子·胠箧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业，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盗跖篇》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君书·画策篇》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战国· 赵策》曰：“宓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擅杀篇》曰：“今足下以汤、武为不义，然则足下所谓义者，何世之君也？则答之以神农。”若是乎，自古相传，咸以炎黄之际，为世运之一大变也。案《战国·秦策》：苏秦言神农伐补遂，《吕览·用民》谓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说苑·政理篇》同。则神农之时，亦已有征诛之事。盖神农氏传世甚久，故其初年与末年，事势迥不相同也。然此等争战，尚不甚剧，至炎黄之际，而其变益亟。

炎、黄二帝，实为同族。《国语·晋语》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贾子· 益壤》曰：“黄帝者，炎帝之兄。”《制不定》曰：“炎帝者，黄帝之同父母弟。”说虽不同，必有所本。《史记·五帝纪》曰：“黄帝者，少典之子也。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既云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诸侯，其事弗类。《史记》此文，略同《大戴礼记·五帝德》。而《五帝德》只有与炎帝战于阪泉之文，更无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事。《贾子·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制不定》曰：“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然则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史记》自“炎帝欲侵陵诸侯”，至“三战然后得其志”，凡五十六字，殆别采一说，而夺一曰二字；抑或后人记识，与元文相混也。《周书·尝麦篇》曰：“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四疑当作西。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命之曰绝辔之野。”《史记篇》曰：“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盐铁论·结和篇》曰：“轩辕战涿鹿，杀两、蚩尤而为帝。”褚先生《补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田千秋上书曰：“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叛父，黄帝涉江。”然则《周书》之赤帝，即《史记》之神农氏，为炎、黄二帝之共主。炎帝盖即蚩尤，初居阪泉，故号阪泉氏。后与赤帝争于涿鹿之阿，亦即独鹿，盖逐赤帝而攘其地。其后又为黄帝所灭。蚩尤初为少昊，为两之一。两者，《礼记·月令疏》曰：“东方生养，元气盛大；西方收敛，元气便小；故东方之帝，谓之太；西方之帝，谓之少皡。”其说当有所本。两又一，当为太。赤帝时不知谁为之，蚩尤既代赤帝，当别以人为两，涿鹿之战，与之俱死，《盐铁论》所云者是也。据田千秋之说，蚩尤似即赤帝之子，然则赤帝岂即少典乎？书缺有间，难以质言，然炎、黄之必为同族，则似无可疑也。

予昔尝谓神农为河南农耕之族，黄帝为河北游牧之族，阪泉、涿鹿之战，乃河北游牧之族侵略河南农耕之族。由今思之，殊不其然。昔所以持是说者，乃因信阪泉、涿鹿在涿郡；又《史记》言黄帝教熊貔貅虎，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类于游牧之族故也。其实迁徙往来无常处，好战之主类然，初不必其为游牧之族。若齐桓公，其征伐所至之地，即甚广矣，又可谓齐为行国乎？教熊貔貅虎，乃形容之辞，非实有其事，《史记》固亦云黄帝艺五种，时播百谷草木矣，亦可据其文而断黄帝为耕农之族也。《易·系辞传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谓神农人身牛首。《述异记》云：“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觝。汉造角觝戏，盖其遗制也。”《淮南子·原道》《天文》，皆云共工氏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缺，《山海经·海外北经》云：“共工之臣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津溪。”蚩尤、共工与神农俱姜姓。予昔因此，谓神农之族农耕，故重牛；黄帝之族游牧，游牧之民，必兼事田猎，故有教熊罴貔貅虎之说。然古无牛耕；农耕之族，亦并不斗牛；此说亦殊牵强也。阪泉，《集解》引皇甫谧云：在上谷。又引张晏云：涿鹿在上谷。此自因汉世县名附会。汉涿鹿县属上谷，即今察哈尔涿鹿县。服虔谓阪泉地名，在涿郡，今河北涿县。自较谓在上谷者为近情。然以古代征战之迹言之，仍嫌太远。《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曰“《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今江苏铜山县。实最为近之。《战国·魏策》云“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起；禹攻三苗，而东夷之兵不至”；此为涿鹿在东方之明证。《集解》又引《皇览》，谓蚩尤冢在寿张，后汉县，今山东东平县。其肩髀冢在巨野，汉县，今山东巨野县。亦距彭城不远也。

《史记》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同，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丸山，《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凡。”《汉书·地理志》作凡，在琅邪朱虚县。今山东临朐县。岱宗即泰山。空桐，《集解》引应劭曰：“山名”，韦昭曰：在“陇右。”鸡头，《索隐》曰：“山名也。后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一曰崆峒山之别名。”《正义》引《括地志》曰：“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今甘肃固原县。又曰：“空桐山，在肃州福禄县东南六十里。”今甘肃高台县。熊、湘：《集解》引《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召陵，今河南郾城县。《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今湖南益阳县。《正义》引《括地志》，谓“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西十里。今陕西商县。齐桓公登之，以望江、汉。湘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今湖南岳阳县。釜山，《括地志》谓在怀戎县北三里。今察哈尔怀来县。泰山本古代登封之处。琅邪自非黄帝所不能至。陇右、巴陵，则相距大远矣。《路史》云：“空同山，在汝之梁县西南四十里。今河南临汝县。有广成泽及庙，近南阳雉衡山。在今河南南召县东。故马融《广成赞》云：“面据衡阴。”其说是也。《殷本纪》，殷后有空桐氏。古所谓江，不必指今长江。熊、湘虽不能指为何地，要不能西抵上洛，南至巴陵。釜山之在怀戎，则又因涿鹿在上谷而附会，其所在亦不可考。然三代封略，北不尽恒山，则其地必在恒山之南也。邑涿鹿之阿，则仍蚩尤之旧居耳。此可见黄帝经略所及，不过今河南、山东；其本据，则仍在兖、徐之间也。

《史记》又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故黄帝曰有熊。”《白虎通义·号篇》亦曰：“黄帝号有熊。”《集解》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今河南郑县。案郑为陆终之后，、郐人之所居。陆终之先曰吴回，为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后裔孙曰鬻熊。鬻熊之后熊丽、熊狂等，咸以熊为氏。鬻熊盖仍祝融异文，单呼则曰熊。黄帝之称有熊，似不应以此附会也。《史记》又云：“黄帝崩，葬桥山。”陕西亦非黄帝所能至。《封禅书》载公孙卿之言曰：“黄帝郊雍上帝，雍，汉县，今陕西凤翔县。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今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汉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所谓寒门者，谷口也。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黄帝采首山铜，今河南襄城县南。铸鼎于荆山下。今河南阌乡县南。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明明极不经之语，偏能引地理以实之，真俗所谓信口开河者也。《遁甲开山图》等，将帝王都邑任意迁移，皆此等伎俩。《史记》之文，不知果为史公元文与否。然《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今陕西安定县。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王莽自谓黄帝后，使治园位于桥山，谓之桥畤。见《汉书· 王莽传》。悠悠之说，遂成故实矣。史事之不实，可胜慨乎？

《易·系辞传》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暌》？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疏》言此九事者，皆黄帝制其初，尧、舜成其末，此难遽信。《疏》云：“《帝王世纪》载此九事，皆为黄帝之功。”《书序疏》则云：“垂衣裳而天下治，是黄帝、尧、舜之事。舟楫，服牛，重门，臼杵，弧矢，时无所系，在黄帝、尧、舜时以否皆可通。至于宫室、葬与书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后世圣人易之，则别起事之端，不指黄帝、尧、舜。”《书疏》此说，乃为强伸《伪序》文籍起于伏羲时，虽不足论，然就《系辞传》文义论之，自为平允也。然黄帝以降，文物日臻美备，则可知矣。此史事之传者，所以至黄帝而较详也。

《吕览·荡兵》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始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亦剥林木以战之一端。《越绝书》言“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外传记宝剑》。玉亦石。盖未知用铜之时，兼用木石为兵，肃慎氏楛矢石砮其征也。《管子·地数》曰：“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五行篇》言黄帝得六相，蚩尤为其一。盖蚩尤之后，有服属于黄帝者也。南方之知用铜，早于北方，已见第三章。蚩尤之技，盖亦受之于南，观五刑始于蚩尤可知。北方铜与锡皆少于南方，故穆王及管子，皆有赎刑之制。《尚书·吕刑》、《管子·中小匡》。管子言美金以铸戈剑矛戟，恶金以铸斤斧夷锯斸，盖以铜为兵器，以铁为农器也。《左氏》僖公十八年，“郑伯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吴越春秋》《越绝书》皆盛称南方兵甲之利，可见北方之用铜，至东周时，尚远在南方之后。然《管子》已有盐铁之篇，则北方之农器，已甚精利矣。此河域生业之所由日盛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