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百万默里
游民问题也许很容易就能解决
1
默里·巴尔（Murray Barr）是个前美军陆战队队员，身高足足有6英尺，体格粗壮像头熊，他一旦摔跤（几乎天天都发生），要两三名壮汉才能把他扶起。巴尔有着黑色的直发，皮肤呈橄榄色，街上的人都管他叫“老灰”，他缺了很多颗牙，但总是笑容可掬，人人都喜欢他。
他最喜欢喝的是伏特加，但对啤酒很不屑，觉得喝起来像“马尿”。在他所住的里诺市街道上，1.5美元就能买到250毫升的廉价伏特加。口袋里有钱的时候，他花钱也不手软，会买750毫升一瓶的那种；身无分文时，他就到赌场走一圈，将赌客留下来的酒，一口饮尽。
里诺市市区的自行车车队警察帕特里克·奥布莱恩说：“警察局管治无业游民时，我们一天会抓他好几次，这种事不断上演。巴尔被我们抓到之后，我们帮他醒酒，但几个小时后他又回到街头，旧戏重演。很多游民酒喝多了，就会动粗和破口大骂，巴尔也是这号人物。但他非常有幽默感，我们有时也就不怎么追究。他口不择言时，我们就说：‘巴尔，你知道你挺喜欢我们的。’而他也会说：‘是呀，我知道。’然后还是继续对我们满嘴脏话。”
奥布莱恩的搭档史蒂夫·约翰斯说：“我当警察15年了，这15年里，我们不断对巴尔捉了又放、放了又捉。”
约翰斯与奥布莱恩都劝巴尔戒酒。多年前巴尔接受了一项戒酒治疗，他的行动虽受到软禁般的限制，其间表现却无比良好，后来更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很卖力。但治疗结束后，巴尔又故态复萌。奥布莱恩说：“一旦巴尔结束治疗，就没人可以管束他，而这正是他最需要的。我觉得这大概是因为他曾经是军人吧。他是一个手艺不错的厨师，有段时间存了6600多美元的积蓄，准时上班，该干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他们恭喜他，让他重回社会，结果差不多一个星期过后，他就把钱花光了。”
巴尔通常都醉得不省人事，无法在监狱的酒鬼监禁室醒酒，警察必须先把他送到圣玛丽医院或马绍医疗中心去。圣玛丽医院急诊室的社工玛拉·约翰斯一周中总有好几天会看到他。她说：“救护车把他送来，我们先把他弄清醒了，酒醒了才送去坐牢。我们打电话请警察来接他，其实我就是这样跟我丈夫结识。”玛拉后来嫁给了史蒂夫·约翰斯。
她继续说：“巴尔就像变化环境中一个不变的常数，来时总是笑口常开，他叫我‘我的天使’。我在急诊室走动时，他会说：‘我的天使，真高兴见到你。’我们会不断开玩笑，我求他不要再喝酒了，但他总是一笑置之。有时一阵子没看到他，我会担心，会打电话给验尸局。当巴尔不酗酒时，我们就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工作，我和我丈夫会去他工作的地方吃晚饭。我和我丈夫约会，打算结婚时，巴尔说：‘我能不能来参加婚礼？’我几乎觉得巴尔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半开玩笑地说：‘那你得保持清醒才行，你在喜宴、酒吧上买醉的账单，我可付不起。’我和史蒂夫共组家庭，我怀孕之后，他曾把手放在我的大肚子上，为孩子祝福。他心地非常善良。”
2003年秋天，里诺市警察局开始严格取缔游民在市中心讨钱的行为，报纸大幅报道，警方在当地的谈话性节目中饱受批评，批评者认为扫荡乞讨行为如同人身骚扰，游民又不是要对里诺市怎么样，只是讨生活罢了。奥布莱恩说：“有天早上我听电台的谈话节目，他们简直是把警察批评得体无完肤，痛批取缔游民行动是多么不公平。我当时心想，这些人可没试过在寒冬的陋巷中，去寻找冻死的尸体。”他愤愤不平，在里诺市市区，游民不缺食物，因为福音厨房、天主教服务中心，甚至麦当劳快餐店，都赈济无食物可吃的饥民；游民乞讨是为了找酒喝，而酒却有百害而无一利。他和约翰斯执勤的时间，至少有一半是在处理像巴尔这样的人，而个案社工也跟警察一样多。发现有人在街头昏倒时，人们就会打电话给救护员说“一个倒下”，赶来的救护车中有4个人，而病人往往要在医院住上几天，因为露宿街头又经常酒醉，意味着一定会生病。救护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花钱，而且绝不便宜。
奥布莱恩与约翰斯打电话给救护车服务单位，然后又打电话给当地的医院。奥布莱恩说：“我们列出3个有长期酗酒问题又最常被捕的人名，并从两家医院当中的一家，追踪这3个人的下落。其中一人不久前还在坐牢，因此他流浪街头才6个月，但累积的医疗账单已高达十几万美元，而这还是只算规模较小的那家，因此另外一家大医院的账单金额应该更高。另外一个从波特兰来的游民到里诺才3个月，却累积了656500美元的医疗账单。还有一个人即使没有时时刻刻酒不离手，账单也达到505000美元。”
这三人中的一人便是巴尔，约翰斯与奥布莱恩都了解，如果把巴尔过去10年住院的医疗账单都加起来，再加上滥用药物与酗酒的治疗费用等，他个人的医疗账单之高，不会输给内华达州任何一个人。奥布莱恩说：“要是不管巴尔，要花的费用可能高达100万美元。”
2
15年前，在警察殴打罗德尼·金事件
发生后，洛杉矶警察局深陷危机之中，各方都指责警方种族歧视、纪律松弛和充满暴力倾向，而且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现象遍布警局内各个阶层。在统计学的语言中，洛杉矶警察局的问题属于“正态分布型”；也就是说，如果你把问题依据统计数字制成图表，看起来会是一个“钟形曲线”，一条线两端的警察数目都不大，绝大部分的问题位于中间。这种“钟形曲线”思维，几乎已在我们脑海中定型，使我们自动用它来组织经验。
不过当民权大律师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领导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开始调查洛杉矶警察局时，却发现其中另有隐情。在1986年至1990年之间，该局8800名警察中，有
1800人遭到“过度使用暴力”或“使用不当策略”的指控，显然应该是膨胀的中央地带，却鲜少遭到什么控诉，而且，只遭到两次不满控诉的警察超过1100名。要知道，这些都是未经证明的指控，而且警察被指滥用暴力，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现象（纽约警察局一年约有3300个不满控诉案件）。有180名警察牵涉4件以上的控诉案件，44名牵涉的控诉案件在6件以上，16名在8件以上；有一名警察所遭到的控诉高达16件。如果你要把洛杉矶警察局的难题制成图表，它不会像是一个钟形曲线，倒会像一根曲棍球杆，符合统计学的“长尾理论”（power law distribution）——所有的活动并不集中在中段，而是集中在某一端。
克里斯托弗委员会的报告不断提到，问题集中在少数警察身上。有一名警察遭人指控“滥用暴力”13次、“使用暴力”28次，另外还遭到1次“开枪”与5次其他名目的指控。另外一人则遭到6次“滥用暴力”、10次“使用暴力”、3次“开枪”与19次其他项目的指控。第3名警察有27次“使用暴力”记录，第4人同样被指控有35次。还有一名警察的档案上，写满了诸如“用枪托痛殴跪在地上、双手被铐嫌犯的颈项；毒打13岁少年；将嫌犯从椅子上推下；嫌犯趴在地上双手被铐，他却对其背部与头侧拳打脚踢”。
这项报告让人不禁觉得：如果你解雇这44名有严重问题的警员，洛杉矶警察局不就会在转眼之间，变成一个运作良好的警察单位？不过报告也暗示，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不难解决，但实际上却不然，因为这44名坏警察是这样恶劣，当局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显示警察单位的现行除恶机制已经睡着了。如果你误以为洛城警局的问题属“正态分布”的钟形曲线，你可能会提议，通过加强对中段警察的训练，或是较好的选才方式，来改善警察的表现，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然而，对少数有问题的警察而言，用在中段的温和药方，起不了什么效用。
在20世纪80年代，当游民现象首度成为问题时，大家也都以为问题属钟形曲线：绝大多数的游民几乎长期处在生活没指望的状态。这种想法引发的结论是，如果有这么多游民、这么多问题，问题怎么可能解决？15年前，波士顿学院一名叫丹尼斯·卡拉汉的研究生，在费城一个难民聚居的地方住了7周，搜集论文资料。几个月之后他回到老地方，没想到几个月前见过的游民全不见踪影，他说：“我那时明白，其实大多数游民都想好好活下去。”
卡拉汉成立了一个数据库，去追踪在游民收容系统中，来来去去的都是哪些人，这也是美国首次产生这类数据库。他的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游民问题的认知；游民问题并非“正态分布”，而是“长尾分布”。他说：“我们发现80%的游民进出得非常快，多数只会在收容所待上一天，或者通常是两天，且出了游民收容所之后就永去不回。若有人非得住进收容所，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死都不要再回来。”
另有10%是卡拉汉所谓的“定期游民”，他们每次会定期来住3个星期，尤其是冬天；这群人多半很年轻，极为依赖毒品。最后那10%是卡拉汉最感兴趣的，也就是曲线最远一端的群体，他们是住在收容所中的长期游民，经常一住就是好几年。这群人年纪较大，许多有身心上的疾病，也是我们经常会想到的，睡在人行道上，到处行乞，醉倒在公共场所，在地下道或在桥下栖息的那些人。卡拉汉的数据库显示，纽约市在20世纪90年代前5年，大约有25万游民，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不过其中只有2200人长期居无定所。
这一批人的医疗保险与社会成本超出许多人的预期。卡拉汉估计，纽约市政府花在这2200名游民身上的钱，每年至少为6600万美元。卡拉汉说：“收容所的安置床位，每年的花费为242400美元，我们说的是挤得水泄不通的行军床。”波士顿地区一项最尽力照顾游民的波士顿游民医疗计划（Boston Health Care for Homeless Program），最近追踪190名长期游民的医疗花费。在5年的时间里，有33人死亡，7人被送到疗养中心，但该组织发现，5年中仍有181834次的紧急送诊记录，每次急诊最少要花1100美元。加州大学圣迭戈医学中心追踪15名酗酒游民后发现，在18个月内，这些人被送急诊的次数总计高达417次，平均每人的医疗费用达10万美元。圣迭戈有一名跟巴尔情况相似的人，被送急诊次数为87次。
圣迭戈市紧急医疗主任暨游民观察计划的执笔人詹姆斯·邓福德说：“如果是住院治疗，通常都是患吸入性肺炎的人。这些人喝醉了，呕吐物进入肺中，演变成肺气肿。另外他们还因为雨中露宿，导致体温过低；这群人有多重感染，住进重症监护病房，也有许多人是在被车撞倒的情况下被送进医院。他们的神经脆弱，动不动就跌倒摔破头，造成内出血，如果不及时止血，便会送命。最后一种情况至少要耗去505000美元的医疗花费。他们在酒瘾发作时会感到极度不适，且通常患有严重肝病，抵抗感染的能力因此大为降低。问题没完没了。我们要为这群人做化验，花费极大；护士看着同样的病人不断上门，不堪折腾，嚷着要辞职。而我们能做的，也只是把他们照料到能够站起来走一段路的程度。”
游民问题就像洛杉矶警察局的坏警察问题，症结只出在几个麻烦的个案身上。这算是个好消息，因为当问题集中时，你可以集中精力来思考如何处理，而坏消息是，这些麻烦的个案实在麻烦；他们是身上带着肝病，有精神疾病或有多重感染，随时随地会倒在街头的人，这群游民需要社会为他们投入时间和精力，更要花不少医药费，而政府与慈善机构已经为长期游民花费无数。卡拉汉认为，正视与解决游民问题所花的钱，远比漠视问题要少。巴尔消耗掉的医疗费用，绝不亚于内华达州任何人，即使聘请一位全职护士照顾他和给他一间公寓，恐怕也要不了那么多钱。
美国总统小布什在2002年任命菲利普·曼加诺（Philip Mangano）担任跨部会游民问题委员会（U.S. Interagency Council on Homelessness）执行长，监督全美国20个联邦计划。曼加诺身材瘦削，华发盖顶，所到之处均像磁石一般，他致力解决游民问题是从马萨诸塞州开始，不遗余力提倡“长尾理论”。在过去两年中，他穿梭于美国的各城镇之间，向各地的市长与市议会解释游民问题的真正成因，强调兴建施粥厨房与收容所，到头来只会使得长期游民一辈子都是游民。如果你认为游民问题是中间曲线宽广、无法处理的问题，就会觉得只能用兴建施粥厨房与收容所来了事，但是如果这是一个边缘问题，就能找到办法解决。截至目前，曼加诺已说服两百多个城市，大规模重新评估现行的游民政策。
6月中旬，曼加诺在前往爱达荷州首府博伊斯市途中，曾在纽约停留，他说：“我最近到圣路易斯市，跟当地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交流意见。他们碰见一群非常难缠的游民，什么方法都不管用。我听了之后便建议说，何不拿些钱租几间公寓，带着钥匙去跟这些人说：‘这是公寓钥匙，如果你现在愿意跟我走，我就给你这把钥匙，你可以住进公寓里。’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后来愿意住进来的游民越来越多。我们的意图是，舍弃老旧的观念，不要再给游民计划当冤大头，源源不断地提供经费，改而投资在可以实际结束游民现象的办法上。”
曼加诺是历史迷，有时听马尔科姆·艾克斯的演讲，听着听着便睡着了。他在谈话中经常会提到跟民权运动、柏林墙有关的事，他更是经常把美国的反抗黑奴制度史挂在嘴边。他说：“我主张废除奴隶制，我在波士顿的办公室，就设立在波士顿公园第54军团纪念碑的对面，离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发表演说，主张立即废除黑奴制度的帕克街教堂，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发表著名演说的特雷蒙教堂都只有咫尺之远。我深信对社会不公现象不能只是处理，而应予以终止。”
3
丹佛市中心的老青年会（YMCA）位于城中商业区的第十六街东边，建筑物主体是一栋美观的石材建筑，一共六层楼高，于1906年落成；与其相连的建筑物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扩建的，一楼是健身房与运动场所，二楼以上的楼层则是数百间单人房公寓，每间都有微波炉、冰箱与中央空调，过去几年间，这些公寓由科罗拉多游民联盟持有与管理。
即使是从大城市的标准来看，丹佛的游民问题也极为严重。丹佛的冬天比起其他地方来不算太冷，夏天远比邻近的新墨西哥州或犹他州凉爽，因此丹佛对穷人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市政府的估计是，市中心约有1100名长期游民，其中的300人沿十六街中段的购物走廊，或在附近的公民中心公园栖身。城中许多商家担心，这些驱之不去的游民会吓走上门的顾客。此外，北边几条街有一个外观普通的戒酒中心，每年收容的人数多达282800人，其中许多是醉倒在街头的游民，有些更是因为喝一种被称为“提克医生”的漱口水而昏醉。丹佛市社会服务经理罗克萨纳·怀特说：“你可以想象这会对肠胃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18个月前，丹佛市也跟曼加诺签约，在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经费支持下，科罗拉多游民联盟推出的这项计划，迄今已帮助了106人。这个计划是以巴尔那类人，也就是对丹佛财务系统最具危害性的游民为对象。游民联盟寻找流浪街头时间最长，有犯罪记录，以及有滥用药物或精神病史的人。处理禁药问题的主任拉切尔·波斯特说：“我们收容了一位60岁出头，可是看起来好像是80多岁的女性游民。她长期酗酒，每天早上起来的例行公事就是找酒喝，摔跤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另外还有一名我们第一周收容进来的人，他嗑止痛药就像吃饭，而且得一直接受心理治疗；他一共坐了11年的牢，出狱后流浪街头3年。如果这听起来还不够惨，再告诉你，他的心脏有一个破洞。”
丹佛市吸引游民上门的策略，跟曼加诺在圣路易斯市推行的策略一样：你想不想免费住进一间公寓？登记的人将来不是住进YMCA的单人房，就是住进市政府在其他地点承租的建筑里，条件是只要符合游民计划的规定即可。目前在YMCA过去用来打壁球的地下室中，设立了一个指挥中心，负责游民个案的人员就在此办公。每周5天，每天早上8点半到10点之间，社工会跟参加计划的每一位游民接触，细心评估他们的情况。会议桌的墙上挂着几面大白板，上面写满了医生的看诊时间、上法院的时间与服药时间。波斯特说：“我们会探望这些游民，并评估他们住进来后的生活情况。有时我们跟某些人每天都有接触，理想的状况是，我们希望每隔几天就与这些游民接触一次。现在真正让我们担心的人有15人。”
这种服务的成本大约是：每名游民每年101000美元。丹佛的单人公寓，每月平均要376美元，每年约4400美元；这表示收容与长期照顾一名游民，最多要花151500美元，大约是此人流浪街头会造成政府负担的1/3的费用。而这项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一旦此人安定下来并找到工作，便更有能力自行负担房租，因此政府每年需要支付的金额可减至6600美元。加入此计划的公寓户数越来越多，政府希望未来10年可以再增加800户。
当然在现实上，解决问题并不是这样干脆利落。这项计划的设立初衷是，让贫病交加的游民能够安定下来，最后能够就业，但这只是一个希望而已。对有些人来说，这根本是缘木求鱼，毕竟这些人是最棘手的案例。波斯特说：“游民中有一个年轻人，才20几岁就有肝硬化，有次大出血，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得离谱，酒精含量测试值为0.49，足以致命。在我们安置给他的第一间公寓，他把所有的朋友都邀来大开派对，把公寓搞得一塌糊涂，还打破了窗户。当我们给他第二间公寓时，他又故态复萌。”
波斯特说，那个年轻人可以几个月滴酒不沾，但一旦破戒就会大肆破坏，把公寓搞得不成样子。社工们对他非常伤脑筋，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做。波斯特刚跟纽约市的同事通完电话，他们谈到一次又一次地给游民机会，等于变相鼓励这些人不负责任。对某些人来说的确如此，但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如果这些人重回街头，政府就要花更多的钱。
目前政策的背后思考逻辑是，政府的一切协助都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避免让受助游民产生依赖。但一个嗜酒如命，才27岁就有肝硬化问题的人，协助能不能产生效果，以及能有什么效果，都令人存疑。波斯特说：“最难搞的是那些老油条，他们觉得再流浪街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夏天来临时，他们就会说：‘我哪需要遵守那些规定！’”对付长期游民的对策，必须与“正态分布型”的社会政策相反，让适用的对象产生依赖感是最好不过，因为你希望那些流浪在外的人进入系统之内，在YMCA地下室的社工人员监督下，重新建立生活。
“长尾理论”的游民政策令人焦虑的症结也在此。从经济观点来看，这个办法非常有道理，但从道德角度来说，却有失公平。丹佛无疑有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要兼做两三份工作才能勉强度日，这些人才是需要帮助的一群，却没有人给他们一把公寓的新锁匙；得到救济钥匙的，反而是那些饮“提克医生”漱口水与满口粗话的人。对于依赖救济金度日的单身母亲，在救济额度满了或遇到经费不足的时候，我们会立即停掉她的救济金；可是对破坏公寓的酒鬼游民，我们却屡屡给他机会。社会福利本应具有某种道德正当性，应受照顾的是寡妇、残障老兵与低收入或失业的单亲妈妈。让醉倒街头的游民有免费公寓可住，在道理上很难让人心服口服，它的出发点完全是着眼于效率。
我们也认为社会福利的分配方式不应该随意，我们不单是抽样性地救济一些贫穷的家庭或残障居民，而是只要达到正式认定标准，或在道德上具备可信度的弱势族群，都应该一视同仁给予协助。丹佛的游民计划也不是来者不拒，目前等候住进公寓的游民多达600人，有些人恐怕要等上好多年才有屋可住，有些或许更是永远都住不上。问题在于经费不够充裕，无法人人都分一杯羹，因此不如帮助几个人的成本效益大。要公平，成立施粥厨房或收容所最公平，但两者都不能解决游民问题。我们的道德本能，对解决难缠个案无济于事，“长尾分布”的问题，迫使我们做出不愉快的选择。我们要不就坚守既有方针，要不就真正着眼于解决问题，这是无法两全的事。
4
在丹佛市中心的YMCA老楼西北方向几英里外，在25号州际公路出口匝道的斯皮尔街旁，有一个巨大的电子指示牌，它连接到一个检测行经车辆废气排放量的仪器上，废气污染控制良好的车辆经过时，电子指示牌会打出“良好”的记号；超过标准量很多的车辆，它则会打出“不良”的记号。站在斯皮尔街出口观看指示牌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几乎每辆车的测量结果都是“良好”。一辆奥迪A4如此，一辆别克“世纪”也是如此；对行经的丰田卡罗拉、福特Taurus与萨博9-5等车的反映也都是“良好”。也许20分钟过后，一辆福特Escort老爷车或一辆保时捷改装车经过时，指示牌上会打出“不良”的字样。在斯皮尔街上观察空气污染问题，跟听YMCA里的社工讨论如何解决游民问题，两者的结论是一样的：我们花了许多力气想解决这些问题，而问题却集中在少数几个严重案例上。
大多数的汽车，尤其是新车，引擎都极为干净，一辆2004年的斯巴鲁如果性能良好，仅会排放0.06%的一氧化碳，几近于零。但在几乎所有高速公路上，车龄长、保养不良或车主刻意改装……形形色色的原因加起来，就能使少量汽车制造出超过10%的一氧化碳，比标准量高出近200倍。在丹佛，正是这5%的汽车在道路上制造了55%的废气。
唐纳德·斯泰德曼（Donald Stedman）说：“跟人一样，汽车年龄越大，越容易出问题。我们指的是各种机械故障，例如计算机系统有问题，喷油门瓣关不上，以及接触器失灵等，造成了高排放量。”斯泰德曼研究化学，是丹佛大学的汽车排放检测专家，他说：“在我们的数据库中，至少有一辆‘黑乌贼’，每行驶一英里要喷出70克的碳氢化合物，足以抵上一辆本田思域的废气量。不只老车有问题，高里程的新车，例如出租车，一样是问题车。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一名地方法院检察官，发明了一套成功的监测与管控办法，但知道这套办法的人却不多。洛杉矶地检处发现，所有来自贝尔车行的出租车都是乌贼车；其中一辆每年喷出的废气量，甚至超过该车的重量。”
在斯泰德曼看来，现行的废气检测制度意义不大，丹佛有100万驾驶员每年须去验车，检查汽车排放量，而车主得从工作岗位请假，去排队等候，还须缴交15美元到20美元的验车费，去做一个他们90%的人都不需要的检验。斯泰德曼说：“不是每个人都去做乳癌筛查，也不是每个人都做艾滋病的筛查。”定点的废气排放检验，其实不太能测出问题来，对解决少数车辆所造成的问题也无关痛痒。跑车迷开的高性能引擎跑车最容易造成污染，但他们往往会在验车当天，换上一个干净的引擎。也有人跑到没有正规检验设施的穷乡僻壤去验车；或在高速公路风驰电掣后，引擎尚热时去验车，因为受污染的引擎此时看起来仍是干净的；还有人不应该通过检验，却被放行，因为肮脏的引擎变化极大，有时可以短时间内干净燃烧。斯泰德曼说：“丹佛那套新的检测办法，对治理空气一点作用也没有。”
斯泰德曼提议以机动检测取而代之。20年前他发明了一个手提箱大小的仪器，在车辆行经高速公路时，利用红外线即时监测与分析车辆废气的排放情形；斯皮尔街的废气检测指示牌即可安装一个斯泰德曼设计的仪器。他更表示，丹佛可把六七个侦测仪器安装在面包车上，让面包车停在高速公路的匝道，并出动警车驻守，只要有车辆未通过标准，交通警察便可当场将可疑车辆拦下。6辆面包车每天可以监测303000辆汽车。斯泰德曼估计，丹佛当局目前要花2200万美元对汽车驾驶人做实地检测，但这笔费用却足以让市政府当局找出那252500辆真正的祸首。不出几年，丹佛都会区的汽车废气排放量，可减少35%到40%，丹佛市政府当局不用再处理废气问题，而是可以终结它。
那么为什么没有人采用斯泰德曼的方法？这又不涉及道德议题，我们对警察拦截违规车辆的做法早就习惯，加一个污染防制仪器，应不会招致反弹。然而我们出自本能的社会倾向却反对我们这样做，因为大家心里都认为，污染问题“人人有责”，是大家共同造成的。我们早已发展出一些办法与制度，不会纵容或坐视问题变大。美国国会通过了相关立法，环保署也制定了若干规定，汽车行业制造车辆的环保标准比以前更高，因此空气也改善了。但斯泰德曼并不在乎华盛顿或生产汽车的底特律做了什么，要防制空气污染固然跟立法有关，但跟遵守法律更相关。这是一个政策执行与否的问题，而不是政策制定问题。
斯泰德曼的提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他希望用装有检验仪器的6辆面包车，解决丹佛的空气污染问题。但这么大的问题，能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吗？
正因如此，克里斯托弗委员会的发现不能令人感到满意。我们每遇到普通官僚机制不能解决的大问题，便成立特选的高级委员会，希望拟出全面的解决办法。但该委员会最深入的发现是什么？上司在评估一个有殴打羁押嫌犯习惯的警察时，只轻描淡写地评论道：“该名警察平时的行为均相当守法，公众亦对其有信心。”上司不阅读下属实际档案时，就会做出这种乌龙报告，克里斯托弗委员会的报告暗示，只要身为上司的警官仔细阅读下属警察的档案，洛杉矶警察滥用暴力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因此问题不在于政策，而在于执行。听起来，洛杉矶警局只需要遵守现有的法规，不过这却不是希望警方能有大幅度改革的社会大众所乐于听见的；解决“长尾分布”性质的问题，不但违背我们的道德本能，也与我们的政策本能相悖。因此我们很难不下这样的结论：长期以来我们把游民看成没有希望的群体，原因不是不知如何是好，而是不想知道怎么做会更好。老方法的确简单多了。
“长尾理论”的解决方法对右派没有太多吸引力，因为它涉及要对不值得受到特别照顾的一群人给予照顾。它也对左派缺乏诱惑力，因为它强调效率多于公平，充满芝加哥学派冷冰冰的成本效益观点，即便可以解决游民问题，减少空气污染或改良警察纪律，这些崇高的目的都不能完全让社会大众心动。丹佛那位大名如雷贯耳的约翰·西肯鲁普（John Hickenlooper）市长，过去曾把解决游民问题视为政府第一要务，2006年夏天他在丹佛年度的市政重大演说中，对游民问题的关注度超过对其他任何议题。他选择在丹佛的公民中心公园发表演说，这也充满象征意义，因为这里是游民的群聚之地。他曾多次在当地的谈话性节目中，谈到丹佛市是如何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也曾委托专人研究，游民群体是如何损耗丹佛的资源，但是他也透露：“还是有人在我走进超市时，把我拦下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会帮助这些游民与无赖。’”
5
一年前的一个清晨，玛拉·约翰斯接到她丈夫打来的一通电话。史蒂夫已经到办公室了，玛拉说：“他的电话把我吵醒了，而且他在电话中泣不成声，我以为是哪位同事出什么事了，想不到他告诉我说：‘巴尔昨晚死了。’”他死于胃出血，那天，警察局的一些警员曾经为他默哀以示悼念。
玛拉继续说：“我几乎每天都会想到他。以前每到圣诞节时，我总是会替他购置一份圣诞礼物，确定他有手套可戴，有毯子可盖，有外套可穿，我们彼此关怀。有次某个酒醉的病人从病床上跳下来，向我冲过来，巴尔见状立即从他的病床上跳下，挥拳对那人说：‘你别想动我的天使一根毫毛。’如果定期追踪巴尔，他的表现好极了；他会有固定的地方住，有工作，每天定时上班，绝不碰酒，所有该做的他都照做。有一类人，如果有人盯住，他们本可以成为社会良好的一分子。巴尔就需要有人看住他。”
然而，里诺市当然无法提供一个合乎巴尔需要的环境，一定是有人认为此举的成本太高了。玛拉说：“我告诉史蒂夫，如果没有人认领巴尔的遗体，我可以去领。我不会让他就这样被送到无名墓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