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约翰·洛克悔不当初

避孕药的发明者在女性健康问题上的疏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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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John Rock）于1890年，在马萨诸塞州马尔伯勒市的圣母无原罪教堂受洗，结婚时是由波士顿的红衣主教威廉·奥康奈尔证婚。洛克育有5个子女，19个孙子女，他的书桌上方永远挂着十字架。自成年后，他几乎每天早晨7点都到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的圣玛莉教堂做弥撒。他的朋友都说，洛克爱上了天主教会。

洛克也是避孕药的发明人之一，但他相信自己的信仰与其职业毫无冲突之处。若有人对此有异议，他也仅是重复小时候牧师告诉他的话：“永远坚守自己的良心，绝对不要让别人替你保管良心。我指的是所有其他的人。”即使是当克里夫兰的天主教蒙席弗朗西斯·卡尼指责他是“道德强奸者”，以及长期担任波士顿市立医院产科主任的弗雷德里克·古德，要求当地的红衣主教理查德·库辛把洛克逐出教会时，洛克也未曾动摇信念。避孕药上市一事获得批准后不久，有个愤怒的妇女写信给他说：“你应该没脸去见上帝。”洛克回信说：“亲爱的女士，我的信仰告诉我，天主始终与我们同在。该轮到我去见上帝的时候，是不需要引介的。”

在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于1960年批准避孕药上市后那几年，洛克四处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访谈及纪录片中露脸，也出现在《时代》杂志、《新闻周刊》（Newsweek）、《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等报纸杂志中。他积极走访全美各地，还写过一本引起广泛讨论的书《时候到了：一位天主教医师对结束避孕争端的提议》（The Time Has Come: A Catholic Doctor’s Proposal to End the Battle over Birth Control），此书曾经被译成法文、德文和荷兰文。洛克身高6英尺3英寸，瘦得像竹竿，他待人彬彬有礼，会替病人开门，称呼病人时也一定冠上“太太”或“小姐”。若谈及他与避孕药的关系，更让他显得可敬。美国人口理事会（Population Council）的谢尔登·西格尔博士（Sheldon J. Segal）追述当年：“他为人非常正直，即使是不必打领带的场合，他也一定系上领结，这与他那一撮白头发正好相配。他的姿势始终如箭一般笔直，这甚至到他在世的最后一年都没有变。”

洛克是哈佛医学院产科学的大牌教授，一教就是30多年。他是试管受精和冷冻精子细胞研究的先驱，也是第一位取出完好受精卵的人；避孕药的发明则是他至高的成就。他的合作伙伴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及张明觉负责解决生理机能的部分；他自己则负责指导完成整个临床实验。洛莱塔·麦克劳林（Loretta McLaughlin）在1982年出版过一本精彩的洛克传记，她在书中写道：“避孕药能够让妇女避免意外怀孕，这种说法是凭借他的名字和声誉才终于获得认可。”

在避孕药获批上市前不久，洛克曾经到华盛顿去，就这种药的安全性向FDA做证。FDA的检验官帕斯奎尔·德费利斯也信奉天主教，是来自乔治城大学的产科医生。据说，德费利斯曾一度提出令洛克难以置信的说法：天主教会绝对不会同意开发这种控制生育的药。洛克的一名同事多年后追忆说：“我现在依然忘不了当时的情景，洛克站在那里，脸部表情冷静，眼睛盯住德费利斯，然后以能够把灵魂冻结的声音说：‘年轻人，你别低估了教会。’”

最后洛克的教会当然是令他失望了。1968年教皇保罗六世发布“人类生命通谕”（Humanae Vitae），宣告口服避孕药和所有其他“人工”避孕法违反教义。20世纪60年代有关避孕辩论的那种激情和急切氛围，如今已成追忆，不过洛克依旧值得一提，原因很简单：他在调解教会和本身工作之间矛盾的过程中，犯下一个错误。这并非蓄意为之，而直到他去世后，凭借他难以预见的科学进展才得以真相大白。可是这个错误，影响了他对避孕药的看法：这是一种什么药物？它如何产生作用？最重要的是这代表何种意义？由于洛克是避孕药以何种面貌问世的推手之一，因此他犯下的错误，也影响到从此以后人们对避孕一事的观感。

洛克认为，避孕药是一种“自然的”节育法。他所谓自然，并非指感觉上自然，因为有许多妇女显然并不这么觉得，特别是在早期，避孕药的激素含量甚至是今天的好几倍。他说自然的意思是，避孕药发生作用的方式是自然的。女性排卵后，体内会大量分泌一种叫黄体酮的激素，此种黄体酮属于炔孕酮的一种，它使得女性只有在每个月的某一段期间才会怀孕。黄体酮让子宫为受精卵着床做好准备，并使卵巢不再排卵，以怀孕为优先。洛克曾经写道：“健康女性体内，是黄体酮在阻止排卵，并决定经前和经后的‘安全期’。”女性怀孕后，体内基于相同原因，会持续分泌黄体酮，以免再排卵而威胁到已经在进行的妊娠。换句话说，黄体酮是大自然的避孕药。那避孕药呢？避孕药就是药丸式的黄体酮。在妇女开始服用避孕药后，这些激素自然就不会于排卵后突增，也不只是在月事周期的特定时段才会分泌，而是持续以一定的剂量进入体内，让排卵暂时停止。另外药物中还要加一剂雌激素，以强化子宫内膜，而我们现在也已经知道，雌激素有保护其他组织的功能。可是对洛克而言，激素如何组合和何时出现并非问题的症结；重点在于，避孕药的成分是复制人体内自然存在的东西。洛克在这自然的本质当中，看到了重大的神学意义。

举例来说，教皇庇护十二世在1951年，赞同天主教徒利用安全期避孕，他认为这是节制生育的“自然”方法，不会像杀精剂那样杀死精子，或像子宫帽那样破坏正常生殖过程，也不会像结扎那样伤及器官。洛克对安全期避孕法再清楚不过；20世纪30年代，他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妇女义诊医院（Free Hospital for Women），开设了美国第一家安全期避孕诊所，教导天主教夫妇使用自然的避孕法。然而安全期避孕法之所以能使女性避免怀孕，就是限定人们只能在黄体酮分泌的那段日子期间发生性行为。那避孕药又是如何产生避孕作用的？它是利用黄体酮，把安全期拉长为一整个月。这不会伤及生殖器官，也不会影响任何自然过程。洛克写道，口服避孕药“确实可以说成是‘以药物建立的安全期’”，在道德上与安全期避孕法似乎没有两样。对洛克来说，避孕药只不过是“师法自然”。

教皇庇护十二世在1958年容许天主教徒使用避孕药，但仅限于避孕效果为“间接”的状况，也就是只为了治疗痛经或“子宫疾病”等症状而服用。这个决定更使洛克勇气倍增，他知道短期使用这种药，可以让月经周期不规则的妇女把经期调顺。既然安全期避孕法的成功有赖于规律的月经周期，而这种避孕法又为罗马教廷所允许，那么经期不准的妇女用避孕药来辅助安全期避孕，不是也应该获得准许吗？如果这个推论可以成立，又为什么不更进一步？联邦法官约翰·努南（John T. Noonan）曾写过一本书，阐述天主教会有关节育立场的历史，书名为《避孕术》（Contraception）。他在书中写道：

倘若利用安全期抑制排卵来避孕是合法的，那么不通过安全期避孕法而抑制排卵为什么就不合法？倘若用药丸加安全期可以避孕，那为什么不干脆只用药丸？这两种情况都是以抑制排卵为手段。怎么加上规律的周期就出现了道德上的争议？

以上论点看似复杂深奥，却对口服避孕药的发展极为重要。是洛克和平卡斯决定了服用避孕药应以4星期为周期：吃3周停1周（或是吃安慰剂），以便行经。但这个规律的利用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医学上的理由。育龄妇女一般的月经周期是28天左右，取决于卵巢分泌的一连串激素。起先是雌激素，再来是雌激素加黄体酮，这能让子宫内膜变厚，准备让受精卵着床。如果卵子没有受精，激素浓度陡降，导致内膜剥离，便形成了经血。女性服用避孕药后，因为药物能抑制排卵，体内就不会有卵子产生。于是卵巢的作用减缓，可使促成子宫内膜增生的雌激素和黄体酮分泌大减。

洛克和平卡斯知道，避孕药里的激素对子宫内膜的作用极其轻微，所以女性服用后，想必几个月都可能不会有月经。平卡斯在1958年公开承认：“只要服用这种化合物就能够阻止行经，那任何长度的周期应该都不成问题。”但是他和洛克认为，让月经持续每个月都会来，可以使女性安心，于是他们决定避孕药的服法为：每吃三星期，要停一星期保持行经。更重要的是，假使洛克想要证明，避孕药只是安全期避孕法的自然变体，那还是让女性保持来月经比较好。安全期避孕法需要“规律性”，所以避孕药也必须有规律性。

人们常说，没有别的药像避孕药这样，从外包装看一眼就能认出来。然而这种圆盘式包装，除了配合28天一周期之外，还有什么特殊用意？按照这种包装发明者的说法，那是为了能够装进与粉饼盒一样大小的纸盒里，这样携带起来“就不会露出蛛丝马迹”。时至今日，避孕药仍然常以圆盘式包装出售，并以28天为服用周期。换句话说，避孕药依旧是罗马教会支配下的产物：因为洛克想要让这个新避孕法看起来越自然越好。但是洛克错了，他被师法自然的观念所误导。他以为合乎自然的机制，实际上一点也不自然。他带给世人的避孕药，后来也被证实了并不是他以为的那种东西。在洛克的想法中，宗教的要求与科学的原则相互混淆了，而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解开其中纠缠不清的关系。

2

1986年，年轻科学家贝弗莉·斯特拉斯曼（Bevery Strassmann）前往非洲，与马里的多根族（Dogon）一同生活。她进行研究的地点是萨赫勒的桑圭伊村庄，位于廷巴克图南方约120英里处。萨赫勒是个大草原，雨季时呈现一片翠绿，其余季节则是半干旱状态。多根族的主要农作物有小米、高粱和洋葱，族人也饲养牲畜，他们住在邦贾加拉崖壁上的泥砖屋中。他们不避孕，且许多人仍坚守着祖先留下来的习俗和宗教信仰。多根族农民在许多方面，沿袭着当地人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斯特拉斯曼想要探索多根族妇女生殖系统概况，以便了解距今一千年前的女性生物学是怎样的一番面貌。就某方面而言，斯特拉斯曼是想解开一个谜题：什么才叫“自然”？这与洛克和罗马教廷在20世纪60年代争议不休的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她想了解的自然，并非神学上，而是演化上的自然。在人类的演化史上，诸如女性一般多久生育一次？多久来一次月经？几岁时进入青春期，几岁时进入更年期？哺乳对排卵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过去都有人研究过，可是研究得不够彻底，以致人类学家没有把握能提供确切的答案。

斯特拉斯曼任教于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她身材苗条，一头红发，语气温婉，追述在马里的日子时，带着几分自嘲的幽默。她在桑圭伊村庄住的房子原本是羊圈，后被改建成猪舍。斯特拉斯曼原本打算顶多在桑圭伊村庄住一年半，可是由于在那边的体验实在太丰富、太令人激动，所以她待了两年半。她说：“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就是舍不得走。”

斯特拉斯曼一部分的研究，偏重在多根族隔离那些经期妇女的习俗上，她们必须待在村子附近的特别小屋里。桑圭伊村庄有两间经期屋，那是阴暗狭小、只有一个房间的泥砖屋，里面以木板为床，每间至多可容纳三人。斯特拉斯曼说：“那里可不是打打闹闹、轻松愉快的地方，只是一个晚上的住处。妇女在黄昏时来到这里，清晨即起床去打水。”斯特拉斯曼会取尿液样本，以确定待在小屋里的妇女正值经期，接着把这些相关记录做成列表。她待在马里的期间——总共736个晚上，一直记录着所有到过小屋的女性的情况。她发现多根族女性平均的初潮年龄是16岁，会生育8胎到9胎。她们从月经初潮来临到20岁时，每年平均有7次月经；其后的15年，即20岁至35岁的大部分时间不是怀孕就是哺乳（多根族女性因哺乳而不排卵的时间段平均达20个月），所以一年平均只有略多于一次的月事。再来从35岁到更年期（50岁上下），随着生育能力快速下降，每年平均有4次月事；整体来看，多根族妇女一生总共大约行经100次（凡是幼年时未夭折的族人，通常都能活到六七十岁）。比较起来，现代西方女子的一生平均行经次数，在350次到400次之间。

斯特拉斯曼在密歇根大学的办公室，设置在一个改装过的地下室，旁边是校内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她的办公桌后面是一排老旧的档案柜，她一边说话，一边转身取出一堆发黄的图表。每一页图表的左侧，写着桑圭伊村庄妇女的名字和代码，上方画着一条时间线，分为30天一格；每个妇女的月经以X作为记号。斯特拉斯曼解释说，桑圭伊村庄里有两名女性不能生育，她们由于无法怀孕，所以是经期小屋的常客。她翻阅那些图表，找出那两个人。“你看，她在两年内有29次月经，另外那个是23次。”在她们两人的名字旁边，是满满一列X记号。

斯特拉斯曼顺着那一页往下指并继续说道：“这个妇女快到更年期，她仍然有月经，但是周期有一点不规律。这边又有一个正值生育年龄的女性，两次月经，然后怀孕；我从此没有再在经期小屋看过她。另外这名女子生下孩子后，因为哺乳，有20个月不曾去过小屋。她来过两次月经之后再度怀孕，但不幸流产，接着有过几次月经，又怀孕。再来这个女子在我研究期间总共有3次月经。”斯特拉斯曼手上那些图表里没有几个X，大部分的格子是空的。她又往回翻，翻到那两个每月均有月经来潮的异常女子的记录：“如果是密歇根大学女学生的月经图，那每一排都会像这个样子。”

斯特拉斯曼并不是说，这些数字适用于所有的工业化之前的社会。不过她相信，女性一生月事的总次数，受饮食、气候或维生之道（如畜牧对照农耕）的影响不大，而其他的人类学研究也支持她的主张。斯特拉斯曼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哺乳或不孕的普遍程度等。但是整体来说，她认为初潮晚、怀孕次数多、密集哺乳导致长期无月经，这种模式原本几乎是普遍现象，直到一百年前“人口形态转变”，生育率由高转低，才有所改变。换言之，我们现在认为的正常，就是经常来月经，而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反而是不正常的。斯特拉斯曼说：“很可惜，现今的妇科医生认为，女性应该每个月有月经。这些人根本不了解真正的月经生物学。”

对斯特拉斯曼和其他演化医学的专家而言，女性从一生100次月经演变为400次，具有极重大的意义。这代表女性的身体不得不承受一些变化和压力，而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她们的身体却又并未发展出应付这一切的能力。有一本写得很精彩并引起热烈讨论的著作《月事已经落伍了吗？》（Is Menstruation Obsolete?），该书作者艾尔西玛尔·库提何（Elsimar Coutinho）博士及谢尔登·S·西格尔（Sheldon S. Segal）博士，是享誉世界的两位避孕学研究专家。他们认为，近年来这种转向“不停排卵”的变化，对妇女的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这并不是说女性月经次数少，必定就对健康有利。有时候，特别是针对某些疾病而言，女性如果不来月经，是需要多加留意的，例如肥胖的女性如果没有月经，可能意味着得子宫癌的风险增加；女性运动员如果没有月经，则可能意味着得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变高。不过古丁赫与西格尔指出，对大多数女性来说，不停排卵并无任何意义，只是徒然增加腹痛、情绪起伏、偏头痛、子宫内膜异位、子宫肌瘤和贫血发生的概率。他们说，其中贫血属于“世界上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之一”。

最严重的是，这会大大增加罹患某些癌症的风险。毕竟在细胞分裂和复制的过程中倘若出现错误，导致防御细胞增生的机制遭到破坏，便可能诱发癌症。这便是通常随着年龄增长，患癌风险会升高的一个原因：体内细胞有更多时间犯错。可是这也表示，任何会促进细胞分裂的改变，均有可能增加患癌的风险，而排卵似乎就属于这类变化。女性在排卵时，卵子会从卵巢壁挤出；为了愈合这个破口，卵巢细胞必须进行分裂、复制。而女性每怀孕生子一次，一生中得卵巢癌的风险便降低10%。原因何在？可能是在怀孕的9个月与哺乳期间，女性约有12个月会停止排卵，使得卵巢壁减少12个回合的细胞分裂。类似的理论也可套用在子宫内膜癌上。女性在经期中，散布于子宫内的雌激素，会刺激子宫内膜增生，引起可能带来危险的细胞分裂，而月经来潮不频繁的女性，便使子宫内膜降低这方面的风险。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是典型的现代疾病，这有部分是起因于近百年来，女性演化为一生会有400次月经的结果。

就这一点而言，避孕药确实有一个自然效应，亦即避孕药里的黄体酮会阻止新的卵子排出，从而减少卵巢细胞分裂的次数。黄体酮也会抵消子宫内膜中激增的雌激素的作用，从而遏制子宫内膜的细胞分裂。服用避孕药10年的女性，得卵巢癌的风险可减少约70%，得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可减少约60%。不过这里所谓的自然，跟洛克想的不一样。他以为避孕药是人体运作过程的一种变体，不具侵犯性，所以其特性是自然的。事实上较新的研究发现，避孕药的自然之处，其实全在于它产生的激烈作用：它在现代生活中拯救了卵巢和子宫内膜。而洛克坚持认为，服用避孕药必须以28天为一周期，更证明他对此的误解有多深：避孕药真正可能发挥的作用，不在于可以维持20世纪的经期韵律，反而在于可以打断这个韵律。

如今生殖学专家越来越大力推动的一项运动，就是反对标准的28天避孕药服用周期。欧加农公司（Organon）已经推出一种新的口服避孕药，名为Mircette，把停药7天缩短为两天。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医学研究员帕特里夏·苏拉克已经证明，大多数女性可以连续服用避孕药6周到12周，然后才会有出血或点状出血现象。苏拉克最近更以真凭实据证明，每个月“停用”避孕药一周的代价会是什么。她和同事在《妇产科》（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学报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大多数服用避孕药的妇女都经历过的事实：在停用的那一星期，发生骨盆疼痛、胃胀和水肿的人数多出两倍以上，出现乳房疼痛的人数多出一倍以上，出现头痛症状的人数也多出将近50%。这也等于说，有些服用避孕药的女性，仍然会出现像正常行经时的那种副作用。苏拉克的报告不长，是写给少数专业人士看的枯燥的学术论文。然而看过之后，报告令人对于洛克为了取悦天主教会而如此行事所导致的结果，不免感慨万千。过去40年来，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妇女，经医师指示服用避孕药的方式，反而加深了她们的痛苦。这些都是为了什么？难道只为了假装避孕药不过是药剂版的安全期避孕法？

3

1980年至1981年，南加州大学的医药统计学家马尔科姆·派克（Malcolm Pike），到日本去待了半年，在原子弹伤亡委员会做研究。派克对于原子弹产生的辐射效应不感兴趣，然而这个委员会曾经针对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费尽苦心地搜集医疗记录，他打算仔细加以研究。他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妇女罹患乳癌的概率，仅为美国妇女的1/6？这个问题会跟10年前斯特拉斯曼所研究的一样，最终会扰乱我们对避孕药的理解。

世界卫生组织自20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搜集和公布世界各地的健康比较数据，而美日之间在乳癌罹患率方面的差异，引起癌症专家极大的兴趣。这个问题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日本妇女似乎受到基因的保护，所以较不易罹患乳癌。可是这在道理上说不通，因为移居美国的日本女性，罹患乳癌的概率几乎与美国女性不相上下。于是过去的许多专家以为，这必然是起因于某种西方国家所独有的，但是目前还不清楚的化学物质或病毒。派克在南加州大学的同事——也是他固定的合作对象——布赖恩·亨德森（Brian Henderson）说，在他1970年进入这一领域时，“病毒或化学物质致癌的理论十分盛行，成为相关学术著作的主流论调”。他还记得：“乳癌被放在一个未知的大框架里，这个框架就是说乳癌与环境有关；而环境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可能指饮食、吸烟行为，或农药。”

但是亨德森及派克对几个统计学上的特殊现象尤其感兴趣。其中一个现象是，女性得乳癌的风险，在她们三四十岁这段时间显著上升，到更年期即开始趋缓。假设癌症是由某种外在有毒物质造成的，那照理说，随着基因突变和出错的次数累积，每年长一岁，得病的概率就应该持续增大。然而相形之下，乳癌似乎是由与女性生育年龄相关的某种东西所引起的；还有就是曾经切除卵巢的年轻女性，得乳癌的风险却明显降低。当她们的身体不会每个月分泌雌激素和黄体酮时，发生肿瘤生长的情况就少很多。派克与亨德森相信，乳癌也像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一样，与细胞分裂的过程有关。毕竟女性的乳房对激素含量变化的敏感程度不亚于生殖系统。当乳房受到雌激素影响时，乳腺组织的乳腺导管末枝小叶——也是大多数乳癌发病的地方——会进行一个回合的细胞分裂。到月经周期的中段至末段，卵巢开始分泌大量黄体酮，此时细胞分裂的速率更会加倍。

因此符合直觉的推论是：女性得乳癌的风险，跟乳房在一生当中受雌激素及黄体酮影响的程度有关系。由于青春期的开始会引发女性身体各处的激素激增，而少女的乳房细胞似乎极易受到那些因“叛变”而诱发癌症的细胞的影响，所以女性初潮的年龄十分关键。（更复杂的因素是，生育子女被证实可以降低妇女得乳癌的风险，原因可能是怀孕期的后6个月，乳房细胞变得成熟，对细胞突变的抵抗力大增。）女性更年期开始的年龄会有影响，每个女性的卵巢实际分泌多少雌激素和黄体酮同样很重要，甚至更年期后的体重也有关系，因为脂肪细胞会把别的激素转换成雌激素。

派克来到广岛，为的是检验这个细胞分裂的理论。他与当地医疗档案库的研究人员合作，先是分析日本女性的初潮年龄。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日本妇女，初潮平均在16岁半；同一时期出生的美国女性，初潮年龄是14岁。照他们的推算，单单是这个差距，已经足以说明美日女性罹患乳癌概率之差40%的原因。派克说：“他们从当地妇女那里，搜集到令人惊叹的记录。你可以精确地追踪到自20世纪这么多年来日本女性的初潮年龄变化，甚至可以看出‘二战’造成的影响。日本女孩的初潮年龄，就在那段时间因为营养不良和生活困苦而延后；到战争结束后，初潮年龄又恢复提早。这便是这些资料太可贵的原因。”

派克、亨德森和其他研究人员接着把其他风险因素也纳入研究范围内，诸如更年期开始的年龄、首次怀孕的年龄及子女数，但这些因素与乳癌罹患率的关联性，美日两国之间的差异不大，因此不具意义。可是体重则不然，日本女性在绝经后的平均体重是100磅（约45公斤），美国女性是145磅（约65公斤）；这个因素能说明两国女性乳癌罹患概率差距的25%的原因。最后研究人员分析日本及中国农村妇女的血液样本后发现，或许由于她们饮食中的脂肪含量低，所以她们卵巢分泌的雌激素量，也仅有美国女性的75%。这3项因素加起来，似乎已足以解释美日之间的差异。甚至这似乎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亚洲女性移民美国后乳癌罹患率会增加：亚裔女子转为美式饮食，初潮的年龄提早，体重增加，雌激素分泌也较多。有关化学物质、毒性物质、高压电和烟雾致癌的说法被束诸高阁。派克断然说道：“有人说，我们对乳癌的认识，只能解释这个问题的一小部分，或说它仍是个谜，但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派克是南非人，60几岁，头发与胡子都已经花白。他与亨德森在癌症研究领域具有崇高地位，没有人会指责他宣布的研究结果尚不成熟。“我们对乳癌了如指掌，且认识乳癌的程度，正如我们了解香烟与肺癌的关联。”

派克在日本的发现，使他开始思考避孕药，因为只要剂量控制得宜，这种抑制排卵——以及每个月带来雌激素和黄体酮的药丸——显然有成为抗乳癌药的潜力。可是乳房又跟生殖器官有一点不一样，黄体酮因为能抑制排卵，所以可以防止卵巢癌的发生，又因为可以抵消雌激素的刺激效应，所以能够预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然而派克认为，对乳房细胞来说，黄体酮并非解决办法，因为黄体酮是会引起细胞分裂的激素。研究人员在研究避孕药多年以后得出一个结论：避孕药对乳癌的影响无所谓好坏，关于这一点，派克以上的主张正好可以用来解释，无论避孕药对乳癌有什么好处，均会被它引起作用的方式所抵消。

洛克曾经大肆宣扬避孕药利用的是黄体酮，那是人体本身的避孕剂。派克却看不出，让乳房受制于这么大量的黄体酮，有什么“自然”可言。在他看来，形成有效避孕作用所需的黄体酮和雌激素剂量，比维持生殖系统健康所需要的量多出许多，以致那多出来的部分，反而不必要地增加了罹患乳癌的风险。真正自然的避孕药，应当是不必用到黄体酮，仍然有办法抑制排卵。派克忆起整个20世纪80年代，他始终不曾忘记这个想法：“我们大家都在思考应该怎样改良避孕药。我们是日日夜夜苦思不已。”

4

派克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使用一种名为GnRHA的药，这种药已经存在多年。在脑下垂体试图制造性激素时，GnRHA会阻断它发出的信号；GnRHA的作用是“切断电路”。派克说：“我们对使用这种药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对于罹患前列腺癌的男性，医生有时会给他服用GnRHA，以使其体内暂停分泌丸素，让肿瘤不致恶化。有发育过早问题，即七八岁甚至更小就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医生有时候也会用GnRHA来推迟性早熟的发生。若是给育龄女性服用GnRHA，则可以让卵巢停止分泌雌激素和黄体酮。如果说常见的避孕药是让身体以为即将受孕而停止排卵，那派克提出的这种药，是借着让身体相信自己处于更年期，而产生避孕作用。

派克想要采用的方式是，把GnRHA放在盐罐大小的透明玻璃瓶里，上方有一个白色塑料喷头，使用时用鼻子来吸。药剂在进入体内后很快就会分解，早晨吸上一剂能让女性维持短暂的“更年期”。当然更年期有其风险，女性需要雌激素来保持心脏和骨骼健康，也需要黄体酮来保持子宫健康，因此派克打算再加进这两种激素，只是剂量刚好足够维持健康即可，比妇女经由避孕药吃进体内的剂量相对低很多。派克说，服用雌激素理想的方式是可以调整剂量：由女性自行尝试不同的剂量，然后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黄体酮则是在一年内服用4次，每次连续12天。当采用这种避孕方式的女性停用黄体酮时，每年就会有4次的月经。

派克和两位肿瘤科专家——一位是达西·斯派塞（Darcy Spicer），另一位是约翰·丹尼尔斯（John Daniels），三人联手成立了“平衡制药”公司（Balance Pharmaceuticals）。公司设在圣莫尼卡，地点位于高速公路旁的一排白色工业区。该片区其中一个租户是油漆店，另一家看起来像外贸公司。“平衡制药”的办公室设在一间特大号的车库内，大门又高又宽，地面则是水泥地。走进去之后是个接待区，摆着小茶几和沙发，后方挤满了办公桌、书架、档案柜和计算机。“平衡制药”正在对一小群乳癌高危人群测试避孕法，假如结果不错，公司就会申请FDA的许可。

派克在“平衡制药”所在的车库里，坐在很靠里面的一张会议桌前，做了这番解说：“两年前我遇到斯派塞，他说：‘我们何不就来试验一下？透过乳房X光摄影，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使用这种避孕药的女性其乳房有什么变化，就算再加一点雌激素回去以避免副作用，也没有问题。’于是我们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女性乳房有很大的改变。”派克拿出一篇他和斯派塞合著，刊登于《国家癌症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论文，文中提供了3名年轻女性的乳房X光片。他说：“这些是她们在研究开始前照的片子。”在黑色的乳房轮廓当中，有大块大块的白色纤维丛。派克和斯派塞认为，这些是代表有演变为乳癌风险的细胞无节制分裂的迹象。在这几张X光片旁边，是这3名女性服用GnRHA一年后所照的片子，那些纤维丛几乎完全消失。他接着说：“这意味着，我们确实阻止了乳房内部的活动。白色代表细胞增生，而我们让乳房活动慢了下来。”

派克从桌旁站起来，转向他身后的黑板架，拿起架上的草稿簿，快速在上面写下一连串的数字。“假设有一名妇女自15岁开始初潮，到50岁进入更年期，乳房受到刺激的时间总共是35年。如果把受刺激的时间减半，那她得乳癌的风险不止会减少一半，而是减至一半的4次方或5次方。”他用自己设计出来的乳癌风险统计模型进行计算，他说，“结果是1/23，她得乳癌的风险仅有原来的1/23。算出来绝对不会是零，那不可能。如果采用这种避孕法10年，风险至少减半；5年，至少减1/3。那就仿佛让乳房年轻了5岁、10岁，而且效果是永久性的。”他说，这种避孕法应该也能够防止卵巢癌的发生。

派克说这番话时，给人的感觉是他好像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对同事、家人、朋友和投资人都说明过。他此刻已然明白，自己的主张在别人听来，是多么怪诞而难以置信。他就坐在这里，在圣莫尼卡工业区一间寒冷、老旧的车库里诉说着，他知道如何拯救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妇女。他打算采用的方式是，每天早上从瓶子里吸进一些化学药物，使年轻女性处于更年期状态。这是个大胆的构想，他这种方式能够在让女性保持拥有健康所需的激素含量，以及其体内激素含量久而久之会有害身体之间取得平衡吗？黄体酮对乳癌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吗？目前仍然有癌症专家对此抱持怀疑态度。最关键的是，女性会怎么想？

洛克曾经用他的老派行事作风、显眼的白发以及神学诉求为避孕的理由正名；他想方设法让避孕药看起来像是干预程度最轻微，最合乎自然规律的避孕剂，可以悄悄放进女人皮包，不致引起别人注意。而派克则是打算把40年来所谓的“自然”神话摆在一边。“妇女会觉得受到操纵，她们这么想是理所当然的。”派克的南非口音，在说到激动处变得更重了一点，“可是现代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女性生物学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妇女纷纷走出家庭，变成律师、医生，甚至总统。她们必须了解，我们正在尝试的事情并不违反自然规律。这跟数百年前，女性初潮17岁来，一生会生育5个孩子，月经次数比现今大多数妇女少300次一样正常。现在的世界和以前不一样，妇女受教育和不必经常怀孕虽有好处，但罹患乳癌和卵巢癌的风险往往也伴随而来，我们需要面对事实。我有3个女儿，第一个外孙出生的时候，我那个女儿已经31岁。现在很多女性都是如此，她们十二三岁就开始排卵，直到30岁出头，连续20年不间断排卵后才生第一胎，那是一种全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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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不断为他的避孕药请命，迫使教廷不得不重视起来。1963年春天，就在洛克的书出版后，梵蒂冈召开了会议，出席的有罗马教廷的高官和非营利的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会长唐纳德·施特劳斯（Donald B. Straus）。后来这项高层会议又再次召开，地点在圣母大学。1964年夏天，在圣施洗约翰节前夕，教皇保罗六世宣布，将请教廷官员组成委员会，重新检视梵蒂冈对避孕的立场。这个委员会首次在罗马的圣何塞学院开会，会上大多数委员显然赞成认可避孕药。《美国天主教纪事报》（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有一份未公开的委员会报告证实，洛克的辩解看来会获胜。洛克很兴奋，因《新闻周刊》还用他当封面人物，把教宗的照片放在内页。相关文章的结论是：“自16世纪哥白尼派主张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以来，罗马天主教廷从未遭遇过可能与新知识体系严重冲撞的情况。”

不过教皇保罗六世不为所动。他采用拖延战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却迟迟不发布最后裁决。有人说，他受到了梵蒂冈内部保守派的影响。就在这期间，神学家们开始揭露洛克论点中的漏洞。1964年，天主教期刊《美洲》（America）有一篇社论即指出，安全期避孕法“以禁欲‘防止’怀孕，亦即在受孕期不要有性行为。而避孕药是借着抑制排卵来防止怀孕，这等于废掉受孕期。再多的文字游戏，也不能把抑制性行为与抑制排卵混为一谈。”到1968年7月29日，教宗在“人类生命通谕”中打破沉默，宣布所有“人工”避孕法均违反天主教教义。

事过境迁，我们才可能看出洛克所错失的机会。假使他早知道我们到现在才了解的事，从而避免把避孕药说成是节制生育的药，而说成是预防癌症的药；避免把它说成是阻止生命而说成是拯救生命，那教会很可能会点头。教皇庇护十二世不是已经准许为了治疗而使用避孕药吗？洛克只需要像派克那样去看待避孕药：避孕作用，只是一种吸引服用者的手段，而且是为了让年轻人吃下原本他们不会吃的东西。

可惜洛克活得不够长久，没有机会认识到事情后来的演变。反而他亲身经历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那段可怕的日子，避孕药突然遭到错误的指控，说它会引发血栓、中风和心脏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服用避孕药的妇女人数减少了一半。同时哈佛医学院也接管了洛克创办的节育诊所（Reproductive Clinic），并且把他逼退。而他从哈佛拿到的退休金，一年才不过75美元。他的银行账户里几乎没有存款，最后不得不卖掉布鲁克林的房子。1971年洛克离开波士顿，退隐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山间农舍里。他在屋后的溪流中游泳，常听美国作曲家约翰·菲利普·索萨的曲子；黄昏时分他会坐在起居室，与一大杯马丁尼鸡尾酒为伴。他最后一次接受公开访问是在1983年，从他那次的表现看得出来，过去的成就仿佛令他痛苦万分，以致他完全不愿再想起。

当被问到他觉得一生中最满意的时刻，这位避孕药的发明者不可思议地答道：“现在。”他穿着利落的白衬衫，打着领带，坐在壁炉旁读着《起源》（The Origin），那是讲述达尔文生平的小说，作者为欧文·斯通。“我常在想，天啊，自己实在好幸运。不必负责任，想要的东西也都有了。每20分钟我都能稍微沉淀一下，不会被世俗的事物所干扰。”

洛克过去曾经每天一早就去做弥撒，还在书桌上方挂着十字架。最后这次采访他的是作家莎拉·戴维森，她把椅子挪得更靠近洛克，然后问他还相不相信死后复活。

洛克断然答道：“我当然不信。”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可是理由不难猜测。教会无法摆平天主教信仰的要求与洛克医学的研究结果之间的矛盾，而教会若是无法让这两方面和解，那又怎能期望洛克办得到呢？洛克向来秉持良心，到头来良心却逼迫他不得不放弃自己最心爱的东西。这不是洛克的错，也不是教会的错。错在科学的偶然性本质，这经常使得科学进展超越人类的理解能力。倘若在我们探索自然规律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那些事件的次序可以颠倒，那洛克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都会很不一样。

洛克说：“天堂、地狱、罗马、所有天主教的东西，是一般老百姓的心灵慰藉。”他只剩下一年可活，“我跟你说，我当了虔诚的天主教徒有很长一段时间，当时我真的相信那所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