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报道(3)
事实上，民主在印度经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进行辩护的借口，正如中国把印度的民主制度作为必须坚持一党专政才能获得（相对）高效的借口一样。在中国，印度总是作为民主缺陷的样本；同时在印度，那些羡慕中国经济成就的人也会哀叹，如果以民主为代价，印度也能取得中国的成就。
但这正是让我觉得争论出了偏差的原因。民主强调建立共识，或许它在印度延缓了决策过程，但同时，它所维护的制度基础应该使得一个国家的治理更为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媒体自由意味着新德里比北京拥有更有效的反馈机制。最高法院、选举委员会等独立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意味着印度有着更强的抗突发性事件的能力。
正如隐瞒SARS疫情以及接下来民众中所发生的恐慌所证明的，中国处理与健康或者环境灾难有关的突发危机方面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是一个极高明的杂耍演员，但他们把太多的球抛到空中，使整个体系过于紧张，而印度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尽管远非完善，但印度在建立一个可持续性和实用性的民主制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尊敬的。民主不应该遭到滥用，成为政府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无能表现的借口，而是应该用来证明印度面临着比修建购物中心和公路更为艰巨的挑战。
印度的政党能够从北京的技术官僚身上学到的，就是不要只盯着选举结果，而要把经济增长和提供公共设施作为最终目标，至少作为第二个目标。
指望印度的政客们能够大公无私、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想法太天真，但这恰是从中共那里所能提炼出的最珍贵的经验。
应该是印度向世界证明公路和民主可以并存的时候了——哪怕是在发展中国家。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了评论家认为在低收入国家民主会不可避免地阻碍经济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
但遗憾的是，印度的这种新增长相当程度上并非因为政府。引发全球关注印度经济的，是那些私营部门。类似IT这样的行业把印度放在了国际版图上，这些行业一开始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视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够提升在完善基础公共设施方面的表现，比如教育、公共卫生、饮用水以及电力等方面，他们就不仅能创造出一个真正促进经济腾飞的平台，而且这种发展将是可持续性的、有着坚实基础的。
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主要优势在于，其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文化水平、平均寿命、妇女权利以及对待劳动的态度方面，都优于印度。
30年后，尽管中国在后改革时代社会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缓，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这些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仍然有着很大差距。
印度要“赶上”中国，仅仅修建基础设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够的。只要有半数的印度女性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吹嘘印度即将“赶上”中国（正如印度一些人惯于这么做的）不过是在说胡话而已。
[六]
当我坐在四合院里写下这些话时，心中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时间好像在同时加速和放慢。我看看外面，“豆腐”正在悄悄地靠近停在竹丛上的一只蜻蜓。与竹丛成对角线的位置有一棵石榴树，树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粒果实。年初的时候树上长虫，所有的石榴都没有了，但它活了下来，希望来年成熟的果实能再次挂满枝头。
我听见李阿姨正在厨房大声地打着电话，不知道在教谁做三角包。我感到惊讶，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妇女，在北京掌握了印度料理的秘密。“多放辣椒，”她大声喊到。“喂？听得见吗？好了！多放辣椒，印度人喜欢吃辣的，”她继续说道。
她的做菜指示被同样大声的“晚报，晚报”声所打断，一个卖报纸的小贩骑着车从门外经过，加入到胡同生活的大合唱中。我感到一阵忧伤，因为这一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我又感到高兴，因为我经历过那一刻。
我再一次把目光落在明亮的电脑屏幕上，突然意识到引发我写下这一大堆文字的那三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用在无需宏大叙事的事情上——也就是那些貌似平淡，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
中国和印度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而且世界也能从这两个国家身上学到很多。但我从过去五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中又学到了什么呢？
脑海中涌入了许多琐碎的事情。但我所学到的，往往很难用语言进行归纳。确切地说它们融入在那些姿势、表情或者味道中：吴女士微笑时眼里流露出的一丝悲伤；老太太把裹过的小脚从身上放下来时的样子；麦当劳番茄酱甜丝丝的味道混杂着臭豆腐的味道……
总之，过去五年的经历教会了我对立的东西也可以共存。这句话与政治无关，也不是说矛盾必须得解决，我更多是在说吴先生。我们曾经对这位房东一点办法都没有——从一大早跑来打扫院子的卫生，到不久前用青蛙内脏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一些玩意儿“毒害”我们。
然而，吴先生是个好人。他热情地修好了堵住的厕所，更换了烧坏的灯泡，修好了厨房漏水的地方。他甚至勉强认同我挑选的芒果黄涂在院子里“也不是那么难看”。最后他还慢慢同意了早上九点之前不会不请自到。
简而言之，当我想到要离开北京时，脑海中出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位六十岁的退休铁路官员，骑着一辆嘎嘎吱吱的自行车——这幅画面总能让我哽咽。
我还学到哪怕是来到最陌生的地方，你也会爱上它。回头看刚来北京的那几个月，当时一想到别人要用像狗吠般的语言跟我说话，就害怕；从那时到现在似乎过了不止五年的时间。
想到我曾经那样看中国人，让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他们的食物和深不可测的表情曾经让我害怕。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看来变得温和？是在邻居闲聊时的普通话听起来不仅不再刺耳，而且成为了我后来所珍惜的一种生活令人宽心的背景声时吗？
后来我知道了，不去了解就盲目厌恶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哪怕是一些表面上看来陌生、让人害怕的东西，亲近感的获得也会比你想得容易。转个弯你就能找到它。
最后一点，我重新学到了大学时代哲学教授们说过的话：匆忙得出的结论以及人云亦云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真相总是难以触及，而且真相很少只有一个。
这些年里，许多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对我所经历的事情进行妖魔化或者颂扬美化。但随后，我又会突然不敢确定之前所得结论的道德基础。
我意识到恰如桑卡兰教授说过的，我很擅长“质疑”，却不擅长得出肯定性的结论。或许这是一件好事，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它或许不是。
【帕拉维·艾亚尔】
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 Aiyar）女士曾是印度Hindu报业集团驻北京记者。她先后就读于新德里的圣史蒂芬学院、牛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主修哲学、历史和传媒社会学。2008年，她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五年经历，出版了《烟与镜：亲历中国》（Smoke and Mirrors， An Experience of China）一书。本文摘自该书的最后一章，标题为编辑另拟。
图书帝国
文/丁小牙
他是诗人，也是超级畅销书的制造者，他一度承受着内心的分裂。
[一]
2009年8月15日，上海展览中心的书展上，一本新书的签售会正在举行。这是那天最喧闹的现场，秃头的老爷子和几岁的小孩都拥挤在人群中排队，等待这本书作者的签名。主席台背后的广告牌上，几个红色大字：“掀开全民学史新潮流！”旁边，是一个更大的黑色标题：“《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作者：袁腾飞）”。
磨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沈浩波当天也在现场。他不是这本书的作者，不是那天的主角，但他是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继《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之后，沈浩波又一次站到了大众图书市场的尖端。当天晚上，他在博客上写道：“传播历史的工作是无止境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当年明月和袁腾飞。”
沈浩波所指“我们”，也许说的是全中国的读者，但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指他所拥有的磨铁文化。在中国民营图书出版的版图上，个字不高、白面书生气的诗人沈浩波——极负争议的诗歌创作曾给他带来麻烦——以眼光独到、擅于挖掘草根作者著称。当年明月在成名之前，是广东顺德海关的一名普通公务员。而袁腾飞，是北京海淀进修学校的一个历史老师。
这两名作者最早都成名于网络。2008年，袁腾飞的教学视频出现在国内一家视频网站上，随即引起轰动，网友称其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磨铁文化的策划编辑苏静，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他认为如果将袁腾飞的讲课内容，变成一本书出版，也许将缔造第二个“当年明月”畅销神话。
在和袁腾飞初步接触后，苏静回到公司对沈浩波说：“目前已有几个比较强的对手在谈，我们进入的不算早。袁腾飞已经准备上央视‘百家讲坛’，他之后只会越来越红。”
“你感觉我们给多少钱合适？”沈浩波问。
“我们的优势只有钱。”苏静提出一个数字，“50万如何？”
“这样吧，”沈浩波停顿了一下，“我感觉50万也可以——要不，我们出200万。200万可以必杀，可以破局。”
苏静非常震惊。他知道磨铁有钱，但他从不知磨铁有钱到什么地步。袁腾飞似乎也很震惊。原本一直是他的经纪人在出面交涉，但现在，他亲自出面谈判。他们签了4年的创作权合同，每年创作不低于3本书，还包括袁腾飞的视频使用权和其他衍生产品使用权。
磨铁到底有多少钱？到目前为止，沈浩波最大的一笔资本交易，是2008年，他们用一千万签署了台湾漫画家朱德庸的三年著作权。首付六百万后，朱德庸说，和大陆的民营资本合作，真的很愉快。这一年，磨铁的码洋（图书定价×销量）达到3.7亿元人民币。
由沈浩波一手创办的磨铁文化目前是中国民营出版界公认的图书制造基地。最近5年，他们先后出版了《北京娃娃》、《诛仙》、《盗墓笔记》、《明朝那些事》等多部畅销书。在以小巧、灵活为原则的民营出版业，磨铁如同一艘急速前进的巨型航空母舰。
8月29日，《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登上了豆瓣网的排行榜。苏静在其博客中惊呼“意外”，他以为“这么大众的玩意儿入不了豆瓣网友的眼睛”。一个月后，这本书的销量达到40万册。而站在市场最前沿的盗版商，已经奇迹般地拿出了续集。
[二]
在中国出版界，沈浩波的名声并不好——诗人和逐利商人的结合体。他还是一个彻底的市场决定论者。什么东西最好卖，他就卖什么。他似乎总能抓住大众的心理期待，并及时提供他们需要的精神读物——而在另外一部分人眼里，许多读物都是垃圾。
“有一次，我对沈浩波说，我们这些工作到底算什么？咱们有一天扔掉好了。”陈江——磨铁的一名编辑中心经理——告诉我，“他说确实是这样，但咱们做事要‘职业’。”陈江曾经在另外一家出版公司策划过许多畅销书，沈浩波连续多年邀请他加入磨铁，但都没成功。最终，沈浩波关于“做事要职业”的说法打动了他。
33岁的沈浩波也许是这个行业最年轻又最具野心的出版人。他的公司位于北京北三环内一个安静的大院。起初，他们拥有一栋独立的两层小楼。但很快，那已经满足不了迅速发展的公司规模。在旁边的大楼，磨铁开辟出第二个办公场所。这使得那里像个迷宫，而沈浩波的办公室位于迷宫深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
我们见面的那天，屋外炙热。沈浩波没开窗户，也没开空调。他提供两杯滚烫的热茶。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上，裤脚揪起来漏出白色的袜子，上面绣着两个大字：安踏。套在袜子外面的是一双设计精美、做工细致的褐色软牛皮鞋。
2001年，沈浩波拉来朋友的20万元投资，成立了“铁虎”文化传播中心——名字由广东朋友请人算过——4年后，沈浩波将其改为“磨铁”。他在北京小西天租了一栋居民楼的两居室，办公室一共四个人。
公司的第一本书，是他模仿市面流行书“攒”出来的《蜡笔小新宝典》，总共卖掉几万册。这让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认为自己把握了“攒”书的核心。但紧随其后的三、四本书，让铁虎迅速一亏见底。
一个叫春树的女孩，在此时成为铁虎起死回生的救命草。春树曾是沈浩波的笔友，她曾写信给沈浩波，还把自己的小说手稿给他看。这本小说描写一个高中少女辍学、叛逆、早熟，还有她眼中五光十色的社会万千。“这是最后的机会。”沈浩波把借来的五万全都投了进去。在绝境中，沈浩波第一次被逼出了商业意识。
他首先把原名为《冰的世界》的手稿改名为《北京娃娃》——为了和当时已经火爆的卫慧《上海宝贝》相呼应。随后，他将春树的写作类型定义为“残酷青春”，听起来即挑逗又耸动。
2002年6月，沈浩波带着春树全国巡回签售。抵达成都的那天下午，春树在街上买了一个红色的肚兜，沈浩波不动声色的说：“明天不如穿这个去现场吧。”第二天签售会现场，春树17岁白皙、瘦弱的身体，在薄薄的肚兜遮掩下，调起了所有到场媒体和公众的兴趣。《北京娃娃》一夜之间火了。沈浩波天生的商业敏感开始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