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失语
文/许知远
[一]
手上的这一本《染匠之手》，1968年版的旧书，黑色的封皮已脱落，内页均匀地泛黄。奥登的随笔集，一个诗人的勉强之作。当他需要金钱或是面对难以推辞的邀请时，他暂时放下分行的诗歌，写下这些连贯的段落。
“攻击劣书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对品性不利，”他在第11页写道，“如果我发现一本书真的糟糕，而仍去评论它……一个人不能不带炫耀地去评论一本坏书。”我坐在克莱尔堂的阳台上读到这句话，想为自己即将要写的文章寻找某种启发。
我还记得八月中旬，临行前和朋友们坐在北京世贸天阶，谈论着中国现实的种种，一种空前的庸俗感，让我们倍感窒息。电视上无穷尽的选秀节目，互联网空间的谩骂和煽情，名为海德堡花园的楼盘，书店里积压的成功学，从《货币战争》到《明朝那些事》、《中国不高兴》的畅销，再到山寨手机的扩音器中放出的流行音乐……
“这几年的变化太大了。”一位朋友感慨说。我清楚她的意思。我们大多2000年前后从大学毕业，接着都成为新闻记者，算是半吊子的专家、不够深刻的知识分子。我们都相信人生具有某种意义，精神世界应该是丰富和开阔的，而事物也有其标准。尽管对于这意义和标准，我们也说不太清楚，但我们都感受得到，眼前的社会正给人一种压倒性的印象，昔日的意义和标准都失效了，同时一种更强大的标准到来了。
作为一本书，它不需要精致的写作和富有逻辑的结论；作为一位歌手，她不需富有创造力，只要善于摹仿；作为一位导演，他只要画面惊人，不要引人思考；作为一家电视台和一份报纸，只要能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和读者，它可将所有的节目和版面都变成娱乐……只要获得了成功，没人在乎它的不择手段和臭名昭著。所有的界线也都模糊了。你分不清文化和娱乐，高雅和粗劣，创造和摹仿，秩序和混乱，公共与私人，可爱与幼稚，它们的区别到底何在，或者这种区分是否还有意义。
这是每个时代都共有的问题，还是在此刻的中国尤其突显？我记得那种批评的快感，我们列举了种种现象，然后为它们都加上了粗鄙的标签，在两杯咖啡之后，带着满足离去，似乎刚刚与一头怪兽搏斗一番，然后扬长而去。
这些年来，尽管写过很多对当下文化的批评，但我觉得自己很难再超出前几年的描述与分析水准。我仍旧习惯排比与铺陈，将庞杂的现象罗列在一起，然后给予它们一个整体性的结论。似乎也正是从那篇文章开始，我越来越习惯在写作中强调姿态和立场。是的，在这个时代敢于宣称“知识分子”和“精英”立场的人实在太少了，以至于这姿态和立场本身就构成了某种内容。
但是姿态也能吞噬很多。在此刻的中国，那种公然的愚蠢和丑陋太多了，它们不断重复地出现，你可以不断地表明对它们的批评态度。但是在批评背后，却一直使用着同样的逻辑、甚至腔调。是的，你可以从芙蓉姐姐批评到小沈阳，从东莞的白宫谈论到北京的CCTV大火，你可以对各个热门话题进行理性的分析，你却经常发现自己成为了批评对象的俘虏，“理性”变成了偏执，“冷静”退化成固执，而你批评的对象仍层出不穷，傲慢地犯着同样的错误。正如有人评论李敖，他一辈子和蒋氏父子斗争，结果也被局限于这种斗争，他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而终其一生，他的学识、思想与想象力被笼罩在斗士的阴影之下。
抗争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但关键是你抗争的对象是否是强有力的，而你抗争的方式是否具有独特性。与中国传统的紧张感，造就鲁迅的锐利，但它又不仅仅是锐利，他还用无穷诗意来面对绝望。那个传统强大、绵延，很多时刻仍富有无穷的诱惑，他成长于此，想摆脱它，又时常被它吸引，而且在孤独的时刻，它又总是能够提供慰藉，他精心地延展开内心的恐惧、焦虑、依恋和绝望……
那我试图抗争的是什么？庸俗的社会现实吗？我的方式又是什么？仅仅是为它们贴上庸俗的标签，表明自己的立场吗？
[二]
我从那座像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厂房一样的图书馆里借到了的文选。当写作发生障碍时，我总是去寻找某种参照。面对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方面，帝国蒸蒸日上，全英国都陶醉在富强的情绪中，认定钢铁和煤的产量，是国家的荣耀所致；另一方面，整个社会面临剧烈的变革，民主改革业已开始，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仅改变了政治的面貌，也改变了文化的标准，人人都在谈论一切都是平等的，再没有美与丑、高与低之分。
一些最保守的心灵，比如托马斯·卡莱尔，对这种新趋势嗤之以鼻，他认定只有恢复贵族传统才能保持文化的水准，而另一些最乐观的人士，比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则相信，只要保持自由精神，价值观念上的混乱自然会在争论中寻找到一个新的秩序。而马修·阿诺德站立在这两者之间，他承认新的现实已经到来，混乱不可避免，但也强调某种更高标准的指引作用，他将希望寄托在希腊与罗马文化中的追求完美的精神。
不过，这一次他没给我太多的鼓舞。我厌恶那无处不在的中国现实，是因为它们机械地重复、毫无个性，它们缺乏内在的生命力，只是由一些既有的元素组成。它们一方面无序和喧闹，另一方面又连结成一个强大的秩序。你在深圳的山寨手机市场和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的选拔现场，发现了某些相似吧；你在网络聊天室感受到的情绪，和你观察中国的城市建筑的感觉也颇有相同的吧……中国社会令我们很多人愈发感到压抑的最重要原因，不仅是来自于外在的政治或者经济压力，而是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既定思维和秩序，人们觉得除去加入它、迎合它以外，似乎找不到别的出路。
而我似乎也在陷入相似的逻辑。每当在理解中国现实遭遇的困境时，我就求助于一位或是很多位思想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过去，大多早已死去。他们也构成一个既有的秩序。历史经常重复自身，而人们也经常遭遇相似的困境，发出的忧虑和寻找的解决方案，也经常是共同的。谁能说马修·阿诺德的判断，不适合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但是，我的思考也经常在这精彩引用的瞬间，嘎然而止。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理解现实社会的某种捷径，却很少想象这捷径是否真的能顺畅地进入到中国庞杂的道路上。在我排列出的无穷捷径中，我却找不到那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了。
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每个人都找不到自己的道路，甚至放弃了去寻找的努力，那么这个社会最终就会充斥着陈词滥调，而人们在其中长久的生活，以至于失去了判断力与感受力，最终产生更多的陈词滥调。
[三]
我终究不能依靠阿诺德、奥登与奥威尔来面对我的现实。他们的精妙语言，有时还遮蔽了我的视线，放弃了自我发现的可能性。我需要耐心、需要更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需要重新在每一个现象之间寻找内在的脉络、建立联系。
此刻中国社会的粗鄙化与1993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有着内在的关联吧？1990年代初的中国，也是个旧秩序死亡，而新秩序尚未降生的年代。空气中飘荡着厌倦、无奈、不确定还有强烈的饥渴。想想那个时候的繁多文化现象与此刻是多么相似？那些身穿印有“别理我，烦着呢”的T恤衫的青年，与今日网络上的草泥马们，不无类似吧；商业化的浪潮，诱惑着作家们关心销售的数量而不是作品的质量，人们不谈理想了，只关注眼前的利益，生活似乎不存在着更高的意义……正是在这种焦虑之下，一场“人文精神”的讨论展开了。
那是一次喧闹却失效的讨论，论辩的双方成为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姿态的俘虏。经历种种“伪崇高”的作家们，放弃了对真崇高的渴望；而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者们，很少有自己独特的理想，他们所渴望的仅仅是一种集体式的理想，真正的个人无足轻重。
但接下来的16年中，我们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滑落的呢？1993年，人们面对一个新的商业秩序的兴起，它试图将每个人都弱化为经济人，知识分子没能回应这场巨大的变化；而在过去的10年中，人们则又目睹了一场技术革命席卷全社会，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参与，也重塑了社会情绪。但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回应的能力，连一场热烈的争论都没有。一个更加强大的系统形成了，而且它看起来又是如此自由和喧嚣，牢固控制和无政府状态，可以并行不悖，更多的时刻，人们乐在其中，人们也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是这个系统的受益者、参与者还是受害者，或者三者都是。
该怎样将这些模糊的感受变成更清晰的言说呢？一场大雨刚刚过去，空气里有草和泥土的清香，我仍毫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