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徐爱录(4)
评析
此段以文豪韩愈和贤儒王通之间的对比作为开篇，引出下文关于王通仿作经书而没有别立著述的行为对错的探讨，意在说明天下人务虚词而不重实质，已经背离大道越来越远了。王阳明对王通这种做法是非常赞许的，他认为韩愈虽然文章写得好，但在真实的操行上，韩愈比王通差了很远很远。想必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韩愈，而不知道王通是谁，这正说明了天下由来已久的重文辞而轻实质的倾向。但用文辞教化天下，必然使人舍本逐末，忘却天理，最后只会扰乱天下。所以，王阳明反复强调要务本尚实，反朴还淳，崇尚先圣经典的宗旨，将“理”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
原文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代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要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译文
徐爱说：“有些时候，著述是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这本书，如果没有《左传》作为它的注解，人们大概也是难以读懂的。”
先生说：“《春秋》必须有《左传》才能明白，这样，《春秋》不就成为歇后语、谜语一样了吗？圣人作如此艰深隐晦的文章又何苦呢？《左传》大多是《鲁史》的原文，如果《春秋》要凭借《左传》才可读懂，那么，孔子删削它又有什么必要呢？”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认为‘《传》是案，《经》是断。’比如，《春秋》上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大概也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先生说：“程颐先生这一句话，差不多也是承袭后世儒生的说法，没有理解圣人作经的本意。比如《春秋》写‘弑君’两字，弑君是罪过，为什么还要问弑君的经过呢？征讨的命令该天子发布，写‘伐国’，就是说征讨有罪的国家，为什么还要问伐国的经过呢？圣人传述六经，只是端正人心，只是存天理，去人欲。对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孔子会常常依据人们的问题，对每个人能够理解的程度做出相应的回答，但也不愿多讲，只怕人们在言语上过分投入，所以他才说：‘我不想说什么了。’如果是些灭天理纵人欲的事详细地告诉别人呢？那样等于是助纣为虐呀！因此《孟子·梁惠王上》讲道：‘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这就是孔门家法。世俗的儒者只讲霸道的学问，因而他们要精通许多阴谋诡计，这完全是出于功利心态，与圣人作经的宗旨南辕北辙，他们怎么想得通《春秋》的道理呢？”说到这里，先生感叹道：“如果不是诚达天德之人，我很难与他谈论这个问题！”
他接着说：“孔子曾说：‘我还见过史书中有不明确的地方。’孟子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除《尚书》，即使是尧、舜、禹这四五百年间的历史，也仅存数篇。除此之外，难道再没有值得称道的事吗？之所以仅留下这些，圣人的意图再明了不过了。圣人只是要删繁就简，后儒则要雪上添霜。”
评析
这节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相当深刻的。相信后世很多治学的人都会觉得《春秋》晦涩难懂，必须参照《左传》和相关史书才能明白里面究竟说了什么，但王阳明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看法，他认为那不过是后世的儒者画蛇添足的做法，《春秋》的微言大义已经很明了了。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看不懂，现在人们常说自己看不懂，是因为他们想了解事情发生的细致过程。但孔子和王阳明都认为没必要对具体的事件展开深入细致地描绘，后世的学者之所以喜欢在这方面下功夫，正是因为他们崇尚霸道的学问，喜欢探究人犯罪的过程，对狡诈的心理做出深入剖析。孔子作《春秋》只是为了明大义于天下，至于作恶的过程则闭口不提，因为那是有悖于圣道的。
原文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必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译文
徐爱说：“圣人著经，仅为了去人欲，存天理。春秋五霸之后的事，圣人不肯详细地告诉人们，就很好理解了。那么，尧舜之前的事，为何统统省略而丝毫不可得见？”
先生说：“伏羲、黄帝时代，太过于久远，流传下来的很少。这也是不难理解的，那时民风淳朴，没有喜欢追逐华文的现象。这就是上古社会，非后世所能比的。”
徐爱说：“《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也要删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