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一版序言

本书是以我从事儿童精神分析的观察实践为基础写成的。我原先的计划是，在第一部分介绍我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所用的技巧，在第二部分阐述我在临床工作中所积累的理论成果，目前看来这些理论正适合于作为我分析技巧的基础。但是在我撰写此书时（这本书拖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完成），第二部分的理论却大大超出我的预期。对成人的精神分析实践，加上对儿童的分析经验，使我能够将我对儿童最早期的发展阶段的观点应用到成人心理学，并得出个体早期发展阶段的精神分析理论。这些成果我将在本书中进行详细阐述。

本书的所有结论与贡献，都基于弗洛伊德所传授的知识体系。正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我才得以进入幼童的心灵，尝试分析和治疗他们。除此之外，我也通过直接观察儿童的早期发展，获得现今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充分验证了弗洛伊德在成人精神分析领域的发现，也代表了我致力于将他的理论在儿童精神分析等领域的应用与深化。

倘若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倘若这本书能够为精神分析学大厦的建设添砖加瓦，那么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弗洛伊德本人，他不但盖起了这座大厦，并使其具备了持续发展壮大的根基，而且引领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新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开展新的工作。

我必须提及我的两位老师，桑多尔·费伦齐医生（Sándor Ferenczi）与卡尔·亚伯拉罕医生（Karl Abraham），他们在我精神分析发展生涯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费伦齐是第一位引我走进精神分析世界的人。他帮我了解到精神分析的真正本质与意义。他对“潜意识”与“象征”等概念强烈而直接的感觉，以及他和儿童心灵进行沟通、建立联系的能力，对我理解儿童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使我意识到我在儿童分析领域的禀赋。他本身对儿童精神分析兴趣甚浓，并鼓励我致力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这个领域在当时还鲜少有人涉足。他尽其所能鼓励我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并在我开始上路之时给予我许多支持。正是费伦齐，奠定了我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的基础。

卡尔·亚伯拉罕医生是我的第二位恩师。我很幸运找到这位老师，他具备一种能力，能鼓励他的学生将最好的潜能用在精神分析上。在亚伯拉罕眼中，精神分析的进展完全倚赖于精神分析师本人，倚赖于他的工作质量、人格特质以及学术造诣。我一直将这些高标准放在心里，在这本关于精神分析的书中，我尝试归还我欠这份精神科学的情。不管在临床实践还是理论上，亚伯拉罕很清楚地了解儿童精神分析的巨大发展潜力。在1924年于德国乌兹堡（Würzburg）召开的第一届德国精神分析师年会中，他提及了我的一篇论文，那篇论文写的是一名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儿童[1]对此他说了一番令我永生难忘的话，他说道：“精神分析的未来，在于分析技巧。”对幼童心灵的研究，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或许乍看起来有些奇怪，然而当时亚伯拉罕对我工作的信心，鼓励我继续沿着我开始的道路前进。我的理论成果，其实只是亚伯拉罕思想的自然延伸，这一点我希望在本书中能有所呈现。

过去几年中，我的工作得到了恩斯特·琼斯医生（Ernest Jones）真心诚意的慷慨支持。在儿童精神分析刚刚起步之时，他已经看到它未来在精神分析发展中的角色。正是在他的邀请下，我才得以于1925年在伦敦的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上，以客座身份做了第一次讲座。这些讲座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来自于1927年我在伦敦的一些演讲，主题是“儿童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成人心理学”。琼斯医生作为儿童精神分析倡议者的坚定信念，开启了英国研究儿童精神分析的道路。他本人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多重要贡献，例如早期焦虑情境的问题、攻击性对于罪疚感的意义，以及早期阶段的女性性发展。在所有关键点上，他的研究结果都与我的研究联系紧密。

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其他的英国同事们，感谢他们对我的工作设身处地的理解和热诚的支持。与我有着共同信念与私人友谊的妮娜·塞尔（Nina Searl）小姐，对英国儿童精神分析事业的发展，以及在儿童精神分析师的培训方面做出了长足的贡献。斯特雷奇先生和太太（Mr.&Mrs.Strachey）对本书的付梓功劳卓著。他们不仅精准地翻译我的文字，而且在写作上给了我非常宝贵与富于创见的建议。我也要感谢爱德华·葛罗夫医生（Edward Glover），感谢他对我的工作始终如一的兴趣，以及他的仁慈批评对我的帮助，特别是协助指出我的理论与现存广为接受的精神分析理论相类似的地方。我同时也非常感激我的好友琼·里维埃夫人（Joan Riviere），她积极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准备在各个方面随时给予帮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真心感激我的女儿梅莉塔·舒米登堡医生（Melitta Schmideberg）。她为本书的付梓倾注了许多心血，也提供了相当宝贵的帮助。

梅兰妮·克莱因

1932年6月于伦敦

注释：

[1]本书第三章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