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伊拉克 不安的现代化

检查站

一，二，三，四，五，六……

每次数到20左右，我就忘记了。在巴格达，数一数每天经过多少个检查站、多少次被盘查，雄心很容易被疲惫和厌倦取代。

数不清的检查站和临时增加的关卡，把交通变成一场噩梦。汽油又是那么便宜，一升约合人民币两元。日本车，韩国车，中国的奇瑞、长城、吉利，还有阿拉伯人最爱的烧油大户美国越野车，常常蜿蜒成串，在地面升腾的蒸汽中喘息。

巴格达交通遭遇的最大诅咒，是绿区（Green Zone）的设立。在市中心稍稍偏南的位置，横向撕裂出一片7平方公里的禁行区。里面集中了伊拉克政府机构、西方代表处，以及跟伊拉克政府沾亲带故的有钱人。车辆进出绿区需要特别牌照，人员也要申请许可证，否则一概莫入——这大概相当于在北京封闭了二环。2009年采访总统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的时候，我住在绿区。5年后重临，里面的外国人已撤走，日渐萧条，大路朝天，汽车可以任意加速。在外面憋坏了的司机，一有机会开进绿区，就报复性撒野，把车开到飘起来。虽然武装人员有时拿火箭筒守候在防爆墙背后，但比起外面，绿区终究安全得多。

问题是，美国没有能力把巴格达全城变成绿区，更不用说整个伊拉克了。

于是，伊拉克人默默修建自己的绿区。一些什叶派、逊尼派混居的区域，各自用防爆墙圈起来，防止汽车炸弹冲击。我们的司机穆拉德常常边开车边嚷嚷：“怎么这里又围起来了？前两天还没有！”

为了安全，源自恐惧，在伊拉克，每个人都为自己修一座监狱。社区防爆墙也是隔离墙，限制与人交往。民选总理马利基（Nouri Maliki）很少离开绿区到首都其他地方活动。2014年2月，我在巴格达的时候，当地正举办“阿拉伯文化首都”活动，邀请几十个国家的文化人士到场。巴格达大学文学专业毕业的马利基，一手促成了这项活动在伊拉克的举办，还答应了要来闭幕式。可最终，他只给绿区外的闭幕会场送来了“总理关怀”的大横幅。

有钱人大多移民了，离开了伊拉克这个大监狱。留下来的，不管平民还是高官，都在坐牢，不知道刑期多少年。

街头，比商业广告更多的，是反恐宣传画。画上有全副武装的伊拉克士兵单人像，也有士兵站中间，各族各派群众分列两厢。最多见的，是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总理马利基周围。马利基的长脸看上去有些疲累。捍卫什么，就是什么快不行了。

什叶派杀逊尼派，什叶派杀什叶派，逊尼派杀什叶派，基地组织杀西方外国人，外国基地杀伊拉克人，已经说不清楚每一次爆炸都是为了什么。有一阵，医生律师是主要目标。过一阵，聚在一起踢足球的小孩又成了目标。为什么？去问谁？据“伊拉克点尸网站”（Iraq Body Count）统计，包括2003年阵亡的士兵在内，开战10年来，伊拉克因暴力失去了18万6千条人命。

没有安全保障，伊拉克特色的民主选举是这样的：不搞拉票，没有大范围公开讲演，候选人在军警保护之下，能够活到投票日已经大吉大利。2013年省级议会选举前，20个候选人横死。

安全缺失，一切无从谈起。在我所来处，在中国，人们谈论伊拉克往往一叹一笑，感叹暴力猖獗，命如草芥，然后又嘲笑这一切源于美国人一声炮响，给伊拉克送来了民主。约翰·邓恩（John Dunn）在《民主的历程》（Democracy:The Unfinished Journey）序言中提到：“俯瞰民主2500年的历史，非常之有戏剧性，它时而使人鼓舞，时而让人寒心。”那么，在战后伊拉克，民主干脆被描绘成杀人犯。

为什么“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挡不住那些爆炸？在巴格达一星期，每天都要穿行密密麻麻的检查站，可我越来越怀疑它们的有效性。

检查站水泥防护墙下，通常站着四五个人，穿着不同制服。美军迷彩给了军警，一身黑衣戴夜视仪的是反恐警察，蓝色制服是内政部派来的。武器大多是老式苏制或中国制造，绿区才多见美式装备。检查没有标准程序，有时挥挥手就让过了，有时停下来查护照，有时问你去哪里，有时只查司机驾照。关键是，他们并不在乎答案。

一天，中国公司职员小张开车接送我们。他讲非常地道的伊拉克阿拉伯语。

“去哪儿？”检查站一个军人问。

“中国大使馆。”

对方带着笑容挥挥手放行。

“不是去你们公司吗？”车再次发动，我问小张。

“他才不管我去哪儿、这条路对不对呢。这里所有中国人被拦下来，都说是去使馆。”

接下来一个检查站，被问到为哪家公司工作，小张也是随口报了一个。警察不怀好意地笑笑，探头进来。我想，这下大概起疑心了。警察问：“你听什么CD呢？”

小张向新来的中国人传授经验：“别搭话，越说越多，伊拉克军警就爱找人聊天。”检查站的工作紧张苦闷，常常看到军警们在水泥墙缝隙里插上塑料花，或者在执勤时抽烟。

有些岗哨地上装了一盏灯和摄像头，可以拍到车盘底下有没有炸弹。但是，连接摄像头的监视器前，却常常没有人值守。一次，手检人员接过我的背包，拉开第一层是空的，第二层鼓鼓囊囊还没打开，他竟说：“可以了，走吧。”

可能因为对象是外国人，伊拉克守卫才特别放松。但就算是专门针对外国人的检查，也并非那么严密。我们的行李中有大量摄影器材，事先请伊拉克驻北京使馆开具通关证明。证明总共3页纸，巴格达机场4个检查人员，一人拿一页，最后一个脑袋凑过来与人合看，翻来倒去足足研究了10多分钟，最后跟我们握手放行。

我冷汗都快下来了。因为证明上摄影师的护照号码完全错误，没有一个数字或字母是对的。当时在北京已经发现证明有误，但因为赶飞机，没来得及改，所以我准备好了在机场好好争辩一番。

长期专制统治下的人们，不那么偏爱思考，不善独立处理问题，做事最稳妥的办法是“走程序”和“请示长官”。看完器材清单后，机场抵达出口的一个检查人员说，摄影机要拉到专门查货物的地方再做安检。拖着行李走出大厅，他突然回过身问我：“你有车吗？”

“没有。我刚飞到巴格达，怎么会有？”

“那我们怎么过去呢？”

“多远？”

“不远。”

“走过去？”

“走过去又太远。”

“机场没有车吗？你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吗？”

“也不是。”

开出租的凑上来问要不要车。检查员在原地想了想，决定返回找领导。回大厅要穿过四五道安检。我们如此往返了两次，又押着我去银行兑换伊拉克第纳尔，预付出租车费。大概我满脸乌云伤害了他的善意，一番折腾之后，检查员强调：“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机场的错。”这下我不生气了，只感到熟悉亲切。

新华社驻巴格达首席记者梁有昶告诉我，他曾经问一个熟悉的军警“发现车上有炸药怎么处理”，对方回答：“赶紧让他通过啊！”这些军警大多来自巴格达郊区农村或外省，每月800美元工资，不算低，却也没有高过他们对自己性命的估价。关键是他们的家庭大多不在巴格达，他们也分什叶、逊尼。每个人都可能自我安慰：也许是去炸另一边的呢，我何苦当炮灰。

跟许多阿拉伯国家相似，伊拉克人首先忠诚于信仰派别和部落宗族，“国家”的概念仍在发展中。美国推翻萨达姆之后，“国家”更成了支离破碎的虚名——尽管马利基政府在官方典礼上首先奏响的是国歌，然后才是宗教祝祷。

当然，正如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所有问题一样，伊拉克的安全黑洞最终可以归咎于“外来势力作乱”。几年前，英国媒体经科学家试验后揭露，一家英国公司卖给伊拉克的ADE-651型炸弹探测器，根本查不出爆炸物，其中的芯片只有超市防盗功能。伊拉克政府可是花了8500万美元引进的设备，如获至宝地分发到各检查站。《纽约时报》跟进调查，找人开车载两支AK-47步枪和一些炸药，结果顺利通过9个检查站。另一个机构再做试验，车载火箭和导弹通过23个配备ADE-651探测器的检查站，没有受到阻拦。调查报告指出，ADE-651探测器“未能阻止伊拉克境内炸弹袭击，应该为平民丧生负责”。

1920年，英国人取得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预见到统治成本太高，只要了10年委任期（美军或许早该料到自己的驻扎期限）。英国人临走前划定伊拉克、科威特边境，以各自的椰枣林终点为界。结果当天夜里，伊拉克、科威特两边都开始疯狂补种椰枣树。边界争议，正是萨达姆后来入侵科威特的理据。

2013年，制造伊拉克人一切苦难的英国黑心商人被判入狱10年，伊拉克安全部门官员则因涉嫌收受75%的回扣遭逮捕，却没了下文。

更无法解释的是，直到现在，ADE-651仍然在巴格达检查站广泛使用。每天回到曼苏尔酒店，保安都一本正经举起这种手持探测器，绕汽车一周，然后信心满满地为我们打开铁门。问他知不知道这玩意儿不管用，他说记得新闻报道过，还曾经有个住酒店的英国人指着探测器上的“Made in UK”告诉他是假货，但保安自己说不好这是真是假，也没有人通知不能用，那就这样吧。另一个保安悄悄爆料：伊拉克内政部曾经下文“必须继续使用”。

我也只能依赖他们的检查。每次看着保安用探测器庄重绕车一周，铁门吱吱嘎嘎打开，我不知道应该放声大笑还是使劲痛哭。十几米外，就是原安全部大楼，多次被炸，焦黑一团，好像蔡国强在那里做了永久展览。

民主的斗篷

刚到伊拉克，我很难启齿询问人们对民主的看法。跟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扑面而来的首先是生活。伊拉克人习惯了在不安全和不方便中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一个星期四夜晚（星期五是阿拉伯人的休息日），我住的酒店里举行婚礼。台阶上一阵鼓乐喧天之后，新娘挽起白色婚纱长长的拖尾，踩着细尖的高跟鞋，侧身低头，走过窄窄的安检门，进入宴会厅。来宾们虽然得挨个接受搜身检查，脸上依旧带着喜庆。

但伊拉克人对民主并不陌生。当我提及它时，每个人都乐于发表看法。而且让我稍稍意外的是，伊拉克人很少直接批评民主本身。

我到巴格达的两天前，两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先后在卡拉达大街上的什叶派聚居区被引爆，目标是路边超市门口的人潮。两天以后，除了死伤者被移走外，现场没什么变化：到处都是一片焦黑，碎玻璃碴在地上铺了一层，泊在附近的小汽车扭曲成一团。清理工作要靠住户们自己慢慢完成，政府管不过来。鲜花和蜡烛，围着死伤者相片，49张。7年前这里发生过一次一模一样的袭击。

12岁的穆塔兹住在二楼，被气浪弹起，脑袋撞到了玻璃上。我见到他的时候，头上还缠着纱布。聊了一阵之后，我惴惴不安地提到民主之祸，不知道这个小男孩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没想到，他看了我一眼：“跟民主有什么关系，这是恐怖主义。”一个中年男子说起当时的情形，眼里泪光闪动。上一次爆炸父母受伤，这次5岁的儿子手背上一大块皮肤被灼伤。他把这一切归咎于政府的漠视：“他们只在乎党派争斗，根本不管我们死活。我们没有民主，首先连人道都没有。”议会选举即将举行，他毫无兴趣。我想起“阿拉伯文化首都”闭幕式上，一名伊拉克官员致辞时说，“伊拉克人每天都在为民主付出血的代价”。而在这些爆炸受害者看来，分明是政府不作为，还让民主躺枪。

“民主不是不好，是伊拉克人不懂得用它。”美联社驻巴格达记者穆罕默德·卓里（Mohamad Jori）说，“对我们来说这是新的，从来没试过。”在伊拉克公开场合拍摄，必须有一张官方许可证，但申请程序复杂耗时。短期进入当地采访的媒体，通常会雇一名已经获得许可的外国媒体记者。穆罕默德就这样连人带证加入了我的队伍。

“素质论”在这里也有信徒。“东方国家都不适合搞民主。”伊拉克摄影师维萨姆在一次官方活动中遇见我。一见中国人，他主动聊起这个话题：“民主对于伊拉克人来说，就是见到红灯偏要过马路，民主了嘛，我爱怎样就怎样。”

也有人说，民选出来的伊拉克政府，就是问题本身。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存在对立，即便什叶派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伊拉克政治家们等不及选票分胜负，试图在投票前从肉体上消灭对方，或者在对方选区制造恐慌。国际媒体多有报道，总理马利基看似温暾，但8年来屹立不倒，靠的是在正规军之外组建的御林军，不惜以暗杀、爆炸摧毁对手，法庭也是他打击异己的工具。2010年议会选举，马利基党派本来以两席之差落后于另一个政党——党首是属于什叶派但与逊尼派关系密切的阿拉维。但马利基前往伊朗寻求支持，最后反败为胜，连任总理。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令逊尼派穆斯林普遍失望。“基地”组织原本在伊拉克沉寂了一段时间，但从它裂变出来的“伊斯兰国”组织突然壮大，与逊尼派民众对马利基统治的憎恶不无关系。

伊拉克的现实政治，发生在民主的斗篷下面。《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刊文指出，“新生民主必须抵挡‘多数暴政’的诱惑，不能上了台就为所欲为”。但也许就像看见红灯要过马路一样，掌权之后“为所欲为”的诱惑极难抵挡，尤其对于曾经受萨达姆压制几十年的什叶派。

美国前驻伊最高文职长官布雷默（Lewis Paul Bremer）鲁莽实施的“去复兴党”和解散伊拉克军队计划，打断了社会运转的链条，从另一个方向推进了新上台什叶派的“为所欲为”。待到发现反美武装中高层大多是失去工作的原复兴党人后，再推行帮助他们就业的政策，为时已晚。

民主在伊拉克，正如那些形同虚设的检查站，不是没有看得见的制度——选举、议会、法庭，而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决定了它是否有效：执行者在想什么，怎么做，他们手里的工具是不是真货。

一些改变还是发生了。

萨拉丁是美联社摄影师穆罕默德的朋友。几年前，他租下一间办公室，5个职员，办起新闻网站。萨达姆时期，他在官方报纸工作，因言获罪逃出伊拉克，战后才重返故国。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电视上只有两个官方频道，现在光伊拉克本地电视台就有几十个，家家户户随便装卫星锅。“言论是很自由的，批评总理马利基，太正常了。”萨拉丁接着做了个奇怪的表情，“但批评完了不保证你没事。更可恨的是那些武装分子，批评他们不会坐牢，但可能被干掉”。当时，从“基地”分裂出来另立门户的极端宗教组织，刚刚渗入伊拉克安巴尔省费卢杰，宣布成立“伊斯兰国”。萨拉丁写文章斥责他们为“新萨达姆”，随即有人在他家门前放上一颗子弹。畅所欲言的时代来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仍然缺席。

在巴格达期间，我们赶上过一次示威抗议。街头小广场上，几辆坦克围住20多名示威者，不让其他人靠近。一名士兵告诉我，示威者要求处死监狱里的“基地”组织成员。“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西部突然冒起，与一年前的一次越狱有关。他们成功营救近500名囚犯，逃离号称“全国最牢固”的阿布格莱卜监狱。这批人加入“伊斯兰国”，壮大了它的实力。什叶派示威者要求杀死囚犯，但实际上，国际人权组织不断批评伊拉克政府“随意处死在押武装成员”，其中绝大部分是逊尼派。

伊拉克军警打算驱散抗议者，不是因为集会内容，而是因为事先没有申请。伊拉克新宪法赋予公民“集会、抗议的自由”，但必须提前向内政部申请，以便布置警力，维持秩序。我向萨拉丁求证这件事，他说审批程序不是特别复杂，如今，抗议议员、抗议政府，上街游行喊口号，理论上并不困难，但有些行动注定不会被批准，比如2011年受到“阿拉伯之春”影响，伊拉克当地逊尼派抗议马利基政府，还是遭到了军警拘捕打压。

“跟我说说，言论自由了有什么好处？”

没想到，这一问萨拉丁竟哀伤起来：“我们说什么都行，但解决不了问题。”

“那没有行吗？”

“我想只会更糟。重要的是，今天每个伊拉克人看待自己不同了。”

一个在当地的中国商人曾经告诉我，明显感觉到伊拉克的企业文化在变。过去，领导说一不二，现在内部会有不同意见。

“对你们是好事还是坏事？”我问。

“对能源等垄断性行业来说，也许不是好消息，但对于其他商业活动，游戏规则若变得更公平更透明，长远来看当然是好事。”

在东方

底格里斯河既不宽阔，也不特别清澈，但是偶有小船漂荡，摇曳生姿，在神经紧绷的巴格达，能予人难得的平静。每天早晨离开酒店前，我都会在窄窄的露台上站一站，望着底格里斯河出一会儿神。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小时候熟稔的两河流域。不知因为音节，还是想象，一些地名念起来格外销魂，多少年都牵引着脚步。忘记暴力与战争的代名词“伊拉克”，这里是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巴比伦，是《一千零一夜》——尽管街头那尊山鲁佐德给国王讲故事的粗糙铜像毁坏了我所有的想象。

巴格达是沙漠里的绿洲，并不缺水。夸张一点说，喷泉的密集程度，仅次于检查站。伊拉克烤鱼是阿拉伯菜系中罕见的淡水鱼菜肴，鲤鱼硕大肥美，活蹦乱跳，一棒活杀，由腹部剖开两扇，架在直径一两米的炭火炉边，以温火慢慢烤熟，需要一个多小时。摆上桌香气四溢，黄油滋滋。佐以新烤大饼，手撕包鱼肉食之。带我去的小张说，那些顾虑安全而遣当地雇员买回去吃的中国人不懂，这是值得以命相许的美味。

伊拉克人会认同这个说法。在卡拉达大街爆炸现场，两天后，街对面烤鱼的炭火正红，人群又聚集起来，完全不记得密集人流是自杀式爆炸的目标。

星期五，底格里斯河上回荡宣礼的声音，悠长肃穆。讲经的声音铿锵，像质问一个沉默的对手。萨达姆世俗权威的统治，无意躲在宗教权力身后，所以伊拉克社会风气相对开放，跟同处阿拉伯半岛的海湾国家不同。

午夜至凌晨4时的宵禁，随2011年美军撤离而结束。安静了10年的巴格达夜晚重新喧闹，市中心底格里斯河边彩灯闪烁，乐音缕缕，间或传来跑车的轰鸣声。有天晚上，我正站在临河一家酒店楼前小广场，一辆白色跑车箭一般射进来，轮胎摩擦地面声音刺耳——刹那间我坚信这是自杀式爆炸。但汽车在我眼前戛然而止，退后，转弯，又飞速离去了。原来是开进酒店掉头的！满街检查站，“飙车一族”不可能撒欢跑起来，就在河边大道上打几个来回，折腾些动静。

美军已经撤走，再不见灰绿色迷彩。10年治后，巴格达地面上看不出明显的美国痕迹。虽然美式快餐在中东非常普遍，但巴格达没有麦当劳。所有人相信，它开张的第一天会被炸成“ground zero”（核爆点，亦指“9·11”废墟）。一般餐馆里依旧没有咖啡，只提供“伊拉克茶”，阿拉伯人爱喝的红茶。

但是你也会看到，很多伊拉克人用最新款iPhone手机。由于免税（或者走私），这里的售价跟美国本土几乎一样。初次见面，我问美联社摄影师穆罕默德，能不能找张巴格达全图。“谁还用纸质地图，用谷歌地图吧。”他边说边在苹果手机上给我演示，“伊拉克用的全是美国卫星，上美国网站快着呢。”

问美国人给他的生活留下了什么，只讲阿拉伯语的司机穆拉德，吐出一个英文单词：“nightclub”（夜总会）。

萨达姆时期虽然不像海湾六国那样保守，但娱乐形式仍有限定。穆拉德说像巴勒斯坦这种五星级酒店，里面有夜总会，通常是女子歌舞表演。“看得见乳沟”，他这样形容开放程度。喝酒的大多是男人，也有年轻富家女孩。把持着拍摄许可证的美联社记者穆罕默德，坚决不陪我们去夜总会体察民情，因为“太容易成为袭击目标”。于是，穆拉德开车时指给我看路边连排小店：“这些也都是nightclub，零星级的。”它们看上去就像普通的杂货店，冰箱里冻着成排酒精饮料。店门口横幅随风摇摆，预告某个歌手将来现场演出。男星居多。

刚见面的时候，穆拉德有些拘谨，后来才渐渐打开话匣。他是什叶派穆斯林，老家不在巴格达。父母还在家乡，守着大片土地和几座小工厂。开工第一天，穆拉德请我和摄影师吃饭。在外出差这些年，从没碰到过司机请吃饭的。“伊拉克人好客，第一天必须我请。”穆拉德坚持。

“穆拉德可是有钱人，开车是兴趣罢了。”穆罕默德提醒我。在随时可能发生爆炸的城市里开车玩？这样的兴趣简直不可思议。后来，我竟好几次听说给外国人开车的伊拉克司机都是“有钱人”。

什叶派掌权之后，穆拉德离开家乡跑到首都“发展”，希望能攀上点关系。我问他是否认得什么人，他说有，但不肯点名。不管怎么说，一两年了，“京城中人”还没有好好提携他。穆拉德身无长技，于是买车，找点事来做。他的丰田SUV簇新锃亮，更像是中上阶层出来兜风。

初到巴格达，穆拉德被这里的房价吓了一跳。地球上最不安全的地方，房价在过去10年里竟涨了3倍多。我请穆拉德带路，去地产中介所询问详情。

地产中介所没有招牌。一间临街小铺，玻璃门上贴满了样板公寓照片。旁边是家裁缝店，隔两间，又是一家地产中介。街对面正在起楼。

经理人图法塔指着还没盖完的毛坯房说，楼花已经卖出去了，60平方米一间，合9万美元。

“萨达姆时期盖的楼不够住吗？”

“他只盖宫殿。”图法塔轻蔑一笑。当时伊拉克实行计划经济，不存在活跃的房产交易。

中介所没有电脑。图法塔一手转动念珠，一手指着墙上手绘巴格达房产全图，点到卡拉达大街：“这一带市中心，一平方米3000到3500美元，最西边，一平方米1000美元……”

“爆炸对房价有影响吗？”

“有些地方价格会波动，交易量会减少，比如巴格达新区，但是卡拉达，很安全……”

“可是几天前这条街刚刚被炸过。”

“很少发生，算不了什么。”图塔法四指和拇指并在一起，意思是“小事”——我在现场看到的焦黑废墟，49人死伤，对地产业来说不值得一提。“卡拉达，有没有爆炸，房子都这么贵，市中心啊。”“位置至上”的房产普世价值，同样适用于巴格达。

说到推高房价的原因，图法塔列举：政权更迭，好多什叶派跑到首都来，“比如穆拉德这样的”；此外，国民收入比萨达姆受到国际制裁时期高了不少，再加上战后人口剧增，25岁以下的人目前占全国40%，年轻人买房刚性需求旺盛。

“还有一个原因。”他两手一摊，“钱太多了——”

“什么意思？”

“腐败。我们谈论的是百万千万热钱流进来。”图法塔说，伊拉克银行不给房贷，交易都是现金。

腐败推高了巴格达的房价。伊拉克、叙利亚的复兴党，都被西方学术界贴上“kinship party”（裙带关系党）标签。而腐败像是个魂灵，即便复兴党没了，它还是会依附在新的统治者身上。2013年，伊拉克在全球177个国家的腐败排行榜上位列171名。超过七成的公众相信，最近几年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

20世纪70年代发现石油之前，伊拉克社会阶层以“工人农民”为傲。石油财富“芝麻开门”之后，伊拉克人一下子成了中东阔佬，挥金如土。但是1990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之后，整个国家遭到国际制裁，国民生活陷入困顿，要靠“石油换食品”协议的救济度日。十年禁运十年战乱，伊拉克剩下了极少数权贵和大多数穷人。中产阶级消失了。

但近些年，市场开放、薪酬提高、中小企业兴起，新的中产阶级正在回归，只是他们的成分相当复杂，其中包括那些与特权阶层有关的新富——穆拉德正盼着成为其中的一员。

如果伊拉克能够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稳定的中产阶层，对未来政治的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以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为代表的质疑之声认为，在伊拉克，宗教派别的鸿沟，抹杀了中产兴起的意义：生活水平相似者，未必彼此认同。萨达姆统治时期，教派之见并不明显，当时以“亲复兴党”或“反复兴党”给人贴标签。如今，标签换了名称。

在我离开伊拉克4个月后，ISIS武装逼近巴格达。城西中产聚居社区的逊尼派穆斯林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宁可ISIS打进来，也不愿再忍受马利基的压制。他们中有医生、教授、萨达姆时期的军官，自称并不喜欢宗教极端主义者，但寄希望于ISIS推翻什叶派统治。

跟穆拉德、穆罕默德相处的日子里，他们带我打交道的人，全部是什叶派。穆拉德自称“现代什叶派”，排斥“阿舒拉”等旧习俗，但即便如此，他也很难跟逊尼派共事，“不是我不愿意，而是社会成见已然如此，逊尼派如果跟我共事，也要前思后想”。他又用更加浅显的例子说明教派矛盾不可调和：听说就连色情行业，都分了逊尼派和什叶派。

我曾经以为，在伊拉克很容易分辨一个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只要问问他对萨达姆的态度。萨达姆在位的时候，扶持全国少数人口的逊尼派统治多数人口的什叶派。今日伊拉克，怀念萨达姆的还有人在。逊尼派穆斯林欧麦尔是给一家中国公司开车的司机，在他看来，萨达姆当然是清廉的，因为他一共只有4辆汽车，现在个别议员有100辆车。萨达姆作为总统，还在红灯前停下来，“显然是个好人”。他把伊拉克椰枣产量高也归功于前总统。

穆拉德认为萨达姆最大的罪过，是连年征战毁了两代人的教育机会。1980年两伊战争打了8年，1991年入侵科威特欠下的债务，到现在都没还清。他自己出生于1976年，该接受教育的时候国家在打仗，继而又封闭起来。他只会简单书写，相当于小学水平。

但是，身为什叶派，他对萨达姆竟然也有一丝怀念：“那时候，邻国都怕我们。”

独裁者似乎有个通病，跟邻居的关系都不怎么样。两伊战争、吞并科威特，跟同宗同党的叙利亚也闹翻过，沙特自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便中断了两国外交。土耳其也因库尔德问题跟萨达姆政权关系复杂。待美军坦克开入中东沙漠后，周边国家或明或暗纷纷让路。孤家寡人萨达姆兵败如山倒。

但穆拉德觉得，“让邻国害怕”就是伊拉克人挺直腰杆的底气。他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常常示威，叫白宫不要出兵，“不打，谁听你的？”

“打了，国民不就没机会接受教育了？”

“这倒也是。”穆拉德挠头，“但是萨达姆只在海外搞恐怖主义，现在，伊拉克弱了，伊朗、沙特、叙利亚、土耳其，都跑到我们这里搞恐怖活动。”

穆罕默德很少参与这些讨论。他的观点总是比较中立。我一直默认他是什叶派，不然不会找穆拉德做搭档。当我问他：“逊尼？什叶？”他笑笑：“我是个穆斯林。”

观察了好几天，还是不能肯定他究竟属于哪一派——他没有在我面前做过礼拜，无法从仪式上分辨，着装又完全现代。

一天拍摄间隙，穆罕默德终于说出答案：

“我是美国人。”

“啊？”

“我的移民申请刚刚获得批准，几个月以后全家就去美国了。”

伊拉克人申请移民美国并不容易，但美国政府有一项政策，照顾为美国机构工作的伊拉克人。在中文里，穆罕默德会被称作“伊奸”。

“去美国干什么呢？”他的英语不是很好，除了扛摄像机，我想不出他可以做什么生计。

“去了再说吧，我有亲戚在那里。”他考虑先把妻子和两岁的孩子送过去，哪怕自己继续在伊拉克做记者，也会安心很多。

“为什么不申请周边阿拉伯国家国籍，拿着美国护照在中东多危险啊！”

“不，不，你错了，拿着美国护照在中东才威风！”穆罕默德直摇头，“上次我在约旦转机，因为持伊拉克护照，他们让我站在角落里，单独盘查了我好几个小时！要是美国护照，阿拉伯人都会毕恭毕敬，不敢拿你怎么样！”

在东方，强权仍然受到推崇。而那些憎恨强权的，往往只是憎恨自己没有成为强权。

跟穆拉德合作一直很愉快，唯一见他拉长了脸，是一次拍摄时间超出预期，耽误了他约会女朋友。我和穆罕默德上车时，一支红玫瑰已经买好摆在方向盘前：“我又得去送花了。”

“看来伊拉克妇女地位真是提高了。”我调侃他。伊拉克妇女不但在议会中取得四分之一席位，在私人关系中也起到主导作用。送花，似乎也是新时尚。

我们向穆拉德讨女朋友照片看。他在一个红灯前停下，从手机中翻出相片。跟街上看到的时髦女性差不多，她们不以黑纱遮面，恰恰相反，包起头发，突出了面孔。平时，巴格达青年女性脸上化着浓度恰好的妆，仔细刷过睫毛，唇膏从不忘记。头发不是草草包起，前后都有塑料片从头巾里撑出一个圆鼓鼓的形状，发型丰满。

虽然地位提高，男女还是有别。当天稍早我们吃饭时，餐厅里分了男区和所谓男女混合的“家庭区”。因为有我一个女人，一起来的人都被请到家庭区。隔着半拉玻璃，男区和家庭区彼此都能看见。大概这里很少出现外国女性，不断有人从男区走进来，友好地要求与我合影，说要放到脸书上。

一天在市中心拍摄时，灰头土脸的小公共开过，一个包着黑色头巾、彩妆极其美艳的女子脸贴在车窗上，正好看见我。当时我被几个要求看拍摄许可的警察和一队举着手机等待合影的伊拉克男人从两边围住。美艳的女子对我眨了眨眼睛，心领神会地一笑。

我离开巴格达之前的夜晚，穆拉德的朋友，另一个以开车为乐趣、家庭富裕的司机带我们去他的冰激凌店尝鲜。这位司机的家族除了餐厅之外，据说有一万多平方米的果园，衣食无忧。而他本人却没有别的事做，就给外国人开车。

店门装修得有点像美国的“31冰激凌”，门口一大片空地，被修剪整齐的低矮小树丛围着，男人们吧嗒吧嗒抽水烟，噼里啪啦打牌，11桌全部满座。阿拉伯肉串烤得滋滋作响。

本来令人松弛的场面，却叫我紧张起来：这地方不正是爆炸的好目标吗？——路边，人多。一辆出租车开过，尾盖明显被炸过。盖不起来，似乎也没钱修理，一路撅着屁股跑。

我向穆拉德和穆罕默德使眼色，意思是拿上冰激凌，赶紧开车走。穆拉德笑我慌张，四指并住拇指：“概率很低的，真主自有安排。”

这样的巴格达之夜，想多了确实叫人伤感。《一千零一夜》发源地，智慧宫所在地，今天却叫人不敢久留。公元8世纪阿巴斯王朝的“外文翻译局”智慧宫，据说遗址仍在，但参观要事先向文化部申请，拿着钥匙开门进去。当时，在阿拉伯人主持下，外族人和新近穆斯林把无数希腊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无意中为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留存了火种。但是，阿拉伯人对希腊著作的翻译有选择，取舍标准是教育性，或者说实用性。所以，他们孜孜不倦地在哲学和科学书籍中寻找真理，却懒得理会希腊诗歌、戏剧和历史。最遭忽视的，是地理和政治。有学者认为，就在这里，伊斯兰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分野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译，但巴格达的阿拉伯人禁止引进他的《政治学》。这本书论述了国家的性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个概念没有厘清，导致伊斯兰至今没有做到政教分离。

一本书的缺失，阻碍了中东民主化进程，这个说法未免夸张。曾经向欧洲输出文明的伊拉克，如今迎来了美国人的nightclub，却还没有真正的民主。“现代性孕育稳定，但现代化过程却滋生动乱”，亨廷顿的后半句，恰恰是今日中东及伊拉克的现实。

中国人在伊拉克

工地

“你安全吗？”离开伊拉克4个月，我看到消息说，“伊斯兰国”武装围攻中部城市萨马拉（Samarra），赶紧给小白发去邮件。

很快，竟收到她爱人发自河南的回复：

多谢关心，我是小白的爱人王俊。小白那边情况安好，网络中断，可以打电话，刚刚我们还通了电话。她们建设电站地点位于萨马拉南郊，属于战区范围。因去巴格达的交通道路安全问题，第一批人员未顺利撤离，只好返回电站。目前现场物资食品还足够两周吧，不过听说个别分包公司好像已经开始吃面汤了……

遇到小白是2014年2月。我去巴格达报道中国政府团访问，也想拍摄当地务工人员。那天过关不顺利，71名工人比平时晚了两个小时出现在我们眼前。从抵达大厅到接载巴士，3公里路程无遮无盖无运输工具。工人们拖着行李出来，尘土飞扬。走到车前，嚷嚷着口渴，其中一个不介意我喝了一半的水，拿起来咕咚咕咚灌下去。

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中国劳工团到来。行前，我去北京的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办签证，吃惊地发现要排队。前面几位，每人拿一个大牛皮信封，装着十几二十本护照，是帮企业招募的劳动力代办。伊拉克使馆签证官乔哈尔·哈桑·阿明说，平均每月发1000多个中国劳工签证，多的时候两三千。官方记载，目前在伊拉克的中国工人总数超过1.5万。

等待伊拉克军警护送的时候，工人们自觉以地域分了组。东北人一车，山东人一车，江浙人一车，陕西人一车，总共7辆。河南南阳人小白，胳膊倚在打开的窗户上，有些不安地等待汽车发动。

那辆小巴上女性最多，五女九男。领队说，大部分都来过伊拉克。“有新来的吗？”我问。“小白——”大家齐刷刷转头，看着末排的她。

小白30岁左右，中原人常见的圆脸，下颌尖溜，五官小巧，朴素纯净。她被招募到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MEC）电站项目做会计，工期10个月到一年。

工地后勤的工作一般由女性承担。曾经听当地一名中国工头说，作为领导他不喜欢女人来，怕惹麻烦，可是女的来了又特别受欢迎。几千个男人里面十来个女人，大家轮流请她们吃饭。只求坐一坐，不说话都行。

小白的女儿3岁，留在了老家。“领导做工作了嘛。”她说，一开始家人有些犹豫，后来自己“传达”了领导的意思。更何况，这个工程已经开展一年半，去过的同事说，不出去，里头挺安全。

“肯定会想女儿啊，还好工地上有网络，可以视频。”小白微笑着，眼睛眯成两道月牙儿。一个年长些的男工友接话，之前他在巴基斯坦工作，邻居逗他儿子：“爸爸去哪儿了？”孩子必答：“爸爸在电脑里。”小白交代家人了，如果女儿问起，就说“妈妈挣钱去了”。说着，她咬咬嘴唇，视线转向别处。

3个东北老乡，叉开双腿，蹲在地上抽烟。其中一个20来岁，头发用摩丝喷得老高，像一盆火。但是由于长途飞行、经济舱不舒服的睡姿，“火焰”耷拉下来。他姓孙，准备干10个月回家结婚。“要不是这儿工资高，谁来呀？”提到工资他眼睛发亮，“我不能告诉你有多高，反正高很多，很多。”

第一次来伊拉克的工人，抱怨说：“太远！”他们大多来自县城或者农村，先赶到一个大城市，北京、上海、成都或广州，再坐10个小时飞机到迪拜或阿布扎比，此时离目的地巴格达还有3小时航程。加上中转候机时间，他们大多在路上奔波了三四天。

中国唐朝高宗皇帝曾经以“路远”为批示，拒绝出兵伊朗拯救萨珊王朝。现代中国也从来没有把中东划归为地缘战略的重点。但是到2013年，中国在伊拉克所有外国投资中，占到70%，再也不能回避自己的分量了。伊拉克人不无夸张地说，今天阿拉伯半岛上，“除了麦加（穆斯林朝觐圣地），都是中国制造！”

工人们要去萨马拉，在巴格达北部130多公里。工地上平时900多人，最多的时候达到过两千人。网上资料介绍，CMEC“成立于改革开放的1978年，是中国第一家大型工贸公司”，在安哥拉、巴基斯坦、刚果都有电站项目。但我没有找到伊拉克营地的消息，后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CMEC官员证实“在建工程不上网”。

小白一行出发前，巴格达办公室的同事上车，说这两天工地水质不好，泥沙大，发黄，正准备买聚氯化铝来净水。

“水经常不好。”以前来过的人说。

其他人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有人问：“药够吗？”

“够。”小白前几排坐着郭大姐，50多岁，工地医护。她说卫生所备了治感冒、腹泻、中暑、轻度外伤的药，“尽量在工地治，不出去，工人们身体都挺好的，没出过什么大事。”

郭大姐第二次来伊拉克，但是待多久都是“机场—工地”两点一线，没见识过这个国家。“如果没有禁令，你会愿意四处走走吗？”我问。郭大姐严肃的表情不见了，有些腼腆地笑笑：“可能也想吧，毕竟算出国了嘛。”

领队一再告诫大家，工地上有少数伊拉克人，不谈宗教，不谈政治，就不会惹出麻烦。绝对不能碰侯赛因旗。侯赛因是什叶派先知，萨达姆倒台之后，什叶派崇拜的热情释放出来，到处挂上绘有这位先知头像的旗帜。曾经有家法国公司雇员不知情，捡起一片侯赛因旗当抹布，结果惹了大祸。

来过的工友们一致认为“伊拉克人挺友好”。“不管认识不认识，一见就‘哈喽哈喽’。”有人说。另一个人说，中国人午睡的时候，伊拉克人对着太阳礼拜。

老刘跟我聊起局势。他说，伊拉克的问题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争利益。“伊拉克比叙利亚太平多了，叙利亚有狙击手。”我问他怎么看所谓“美国输出民主”，他摇摇头：“那是大的政治背景了，我们老百姓不好评论。”

巴格达办公室的人又上车，送来几台iPad。伊拉克“某些渠道”买美国产品便宜，有经验的工友出发前就预订了。

军警护卫迟到了很久，终于两辆车开到。一部蓝色警车，一部皮卡。皮卡上架着轻型机关枪，警车敞篷，站着蒙面枪手，只露出两只眼睛。

警车“呜啦呜啦”鸣笛，头前开道。皮卡忽前忽后，左右护驾。一车人沉默着，只听见警笛撕心裂肺。小白拍拍心口，小声对我说：“之前不害怕的，看到他们耍枪，还戴着头罩，现在特别害怕呢！”

中国在伊拉克的大型项目很难招到本地工程师。高级技工集中在巴格达，不愿离开家人去外省。而中国工人们，无一不是跋涉两万多公里，把家人留在身后。

在伊拉克的中国人，几乎人人背负这样的故事，无论使馆官员，还是建筑工人。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全馆上下只有大使夫人一名异性。常驻当地的一对中国记者夫妇，办公室摆着儿子一岁时的全家福，而他现在已经两岁，由亲戚照料。

人人都以暂时的牺牲换个好一点的将来。为了将来，眼前什么是可以牺牲的呢：自由？欢乐？亲情？爱情？青春？矛盾的是，这些牺牲，往往是为了家庭的共同未来，而放弃的，首先是与家人共处的欢愉。中国人的幸福，似乎不在眼前。

外国媒体常常感慨，中国人好像“怪物”，不惜抛家舍命。我向一名在伊拉克工作3年的中国企业领导提起这种评论，他不否认：“我也认为这样不好，因为是被迫的。但是，过去30年，中国能够实现超常发展，定是因为有人付出了代价。”

营地伊方业主不许外人进现场，我和摄影师中途下车。两天后，收到小白电邮：

从检查站到项目部一路上，亲眼目睹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心灵很震撼！我是第一次因为工作需要来到这个国家。一路上虽然也有一部分建造完好的民居，人们的生活看上去祥和安乐，但更多的是战争遗留下来的大片废墟和满目荒凉。大量报废的汽车推挤在路边，任凭风吹雨淋，只有路旁的野枣树见证着这个国家曾经的辉煌，如今的荒凉。

当地民众对我们很友好，一路上换了3个检查站，每到一个地方接我们的警察都是快乐地跟我们打招呼，护送我们返程的警察也是微笑着挥手再见。伊拉克人民真是快乐地、充满信心地开始战后重建，对参与国家建设的国际人士也是很友好的！

结尾，她祝我“阖家欢乐”。

我和王俊几乎每天通信。从他那里了解到，萨马拉南部营地有1300多人，伊拉克军方刚开始打算空运，不知什么原因取消，随后改用汽车陆路撤回巴格达，但道路安全情况多变，两次尝试无功而返。

CMEC还没有建立发言人制度，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告诉我，高层非常重视，“一直在开会”，总裁或副总裁已经赶赴伊拉克。“不好办，不好办。”他说在其他地区作业，也遇到过险境，这一次似乎格外困难。不过他也表示乐观：“中国人搞的是民生设施，不管怎么打仗，谁都不想把造福老百姓的电站毁了。我们不会有损失的。”

王俊的邮件不像妻子那样抒情，从来都是简洁明了的信息。虽然一直没跟妻子通上电话，但他似乎有自己的消息渠道，掌握的情况有时比我更快更准确。其他工人家属们在微博微信上互通有无。终于，前方传来了第一张工人抵达巴格达的照片：拂晓时分，深蓝的天幕透出一丝光线，路灯仍然亮着，几百名工人站在那里，脸上交织着疲惫和欣慰。有人鼓掌。

小白是最后一批撤离的。撤离名单不按性别来分，第一批撤出的是一线工人，后勤财务得留守到最后。一个多月后，她才回到河南。她说，回家很开心，再也不想去伊拉克了。

富贵险中求

反恐宣传画背后的小巷，走到头就是黄老板的院子。

宣传画一人多高，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站中间，各族人民男女老幼分列两厢，大红字写着“齐心协力”。

走进院门豁然开朗，典型的海外中国人聚居地：一片菜园，一间鸡舍，一面国旗，时间久了褪成粉红。中国人养鸡的嗜好，在伊拉克人看来有点奇怪，以至一见到中国人就喊：“卖小鸡！卖小鸡！”我在利比亚还见过中国企业养孔雀。

黄老板刚巧回国出差。在伊拉克没见到他本人，但每个我交谈过的中国人，都提起黄总和他的后勤公司——负责各种联络、安排住宿、机场接送、包办饮食，俨然是许多中国人来这里接触到的第一个“组织”。

这是家私营企业。黄老板来自浙江金华附近农村，不但自己来了，儿子从浙江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也来到巴格达扎根。黄少20出头，可能在巴格达待太久了，胡子拉碴，风尘仆仆。

在伊拉克这样凶险的地方，能看到中国人特有的对商机的敏锐嗅觉，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扎根甚至开花结果枝繁叶茂的能力。大多数人并不讳言，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赚钱。有人向我提起一个中国穆斯林，在此讲经授课，名动巴格达。问起万里传道的初衷，回答竟然是：“他在北京买了房，要还房贷！”

在黄老板的院子里，有三四名员工在装货。方便面、八宝粥、纯净水……准备发给巴格达的其他中国人。菜地两侧是办公室，窗上装着窄窄的防盗铁条。对面是宿舍楼，办公住家都在一个院子里。

带我们来的小张，娶了个伊拉克老婆，是这里的“名人”。办结婚证的时候，使馆证实他是头一号，过去只有中国女人嫁给伊拉克男人。小张从前在埃及学习阿拉伯语。准备回国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问愿不愿意来伊拉克工作。在巴格达，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皈依了真主。

下午4点，小张的妻子下班回来，院子里平添生机。中国同事们聚拢过来。娇小秀丽的伊拉克姑娘，在使馆当文秘，灰色套装，淡彩头巾。进了院子，礼貌地点头微笑。男人们聊天的嗓门忽然高了半度。

“伊拉克这个地方啊，要是没有爆炸，可比国内好。”同样来自金华的大个子发话。他刚刚登记完车载货品。

“怎么说？”我问。

“没有雾霾，食品质量还有保证。”大个子曾经持续观察对面一个炸素丸子的小店，发现每天炸完之后的油都倒掉，第二天保证又是金黄金黄的新油。“还没人把他们教坏！”大家哄笑起来。

小张附和说伊拉克好，被老婆瞪了一眼：“你要是上街问伊拉克人，愿不愿意到中国生活，10个里有10个愿意马上走！”中国多一点安全，伊拉克多一点诚信。

小张出去送货的时候，曾远远见过几次爆炸。那天送我们离开的时候，天快黑了，他显然紧张起来，因为他在夜里是绝对不上街的。而且即便是白天，巷子里也常有个“神经病”伊拉克女人晃悠。美军空袭巴格达的时候，她受了刺激，每次见到中国人走出院子，就凑上来傻笑。

“别的地方没有商机吗，为什么一定要扎在伊拉克呢？”我忍不住问。黄少吐了个烟圈，抢在小张之前悠悠道来：“富贵险中求。”

长城与飞毯

曹力军爬上50多米的电塔，指给我们看工地全景。“见到水边那个碉堡了吗？顺着下去就是墙。”

底格里斯河边，一道三四米高的土色防爆墙，蜿蜒7公里，把整个10平方公里工地，还有进出道路，死死围住。隔上三四公里，墙上凸起一个碉堡，观测周围动静。

防爆墙用来阻挡汽车炸弹。墙内，生活着3000多名中国工人，高峰时期人数达到过6000，绝大部分是男性。他们由上海最大的国营电力企业和分包商招募，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周边发电。去年巴格达一天仅限4小时供电，今年增加到一天20个小时，再过两年就可以保证24小时供应。这直接影响着伊拉克重建进程。

务工的10个月到一年时间里，工人们不得走出防爆墙半步。用一堵墙围住自己抵御风险，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修建长城的初衷，就是抵挡游牧民族骚扰。而在墙内，古代中国向来以自给自足为傲，现代中国人也不例外。

2009年曹力军作为项目经理来的时候，这里一片荒漠。接下来的几年里，发电机组、宿舍楼、食堂、足球场，还有一个喷泉，拔地而起。更想不到的是，这些统统都是从中国运来的，包括脚手架上的铁管、木板、涂料、工人骑的自行车和食堂里的所有调料——要照顾到上海湖南天津山东不同的胃。

“工地上，只有水泥和沙子是在当地找的。”曹力军说。

“也就是说，除了脚下这条水泥路，我现在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从中国来的？”

“连水泥路里的钢筋都是。”曹力军得意地笑了。当地市场货品不全，质量参差不齐，交货周期又长，而中国什么都有。

墙内服务周全，包括中国理发师。曹力军曾经请伊拉克人剪头，最后干脆剃光了事。当地理发师善治卷发，中国人头扁发直，实在不好照抄照搬伊拉克模式。所幸食堂做饭的中国师傅，好几个曾在发廊打工，可以兼职。做饭和剃头，是中国农民进城打工快速掌握的两项基本技能。

医务室也体现了自给自足。墙上视力表来自江苏苏宏，注明“儿童用”，图标是鸭子、花朵和雨伞。地上储物旧纸箱印着“泸州贡酒”。

除了国内捎带，中国人还自酿葡萄酒。曹力军说工地上有化工专家，“什么人才都有”。当然，他们不当着伊拉克人的面喝。

发生在伊拉克的神话故事《一千零一夜》，提到过“飞毯”——乘上有魔力的飞毯可以抵达世上任何地方。中国人大概就会这种魔术吧，带着一座小城市飞进了沙漠。

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人来了》，暗批到非洲开矿的中国人，宛如新殖民者，很少与当地人交流，也不给当地提供就业机会。曹力军对这些偏见不以为然。在险象环生的伊拉克，用长城自我隔离，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更好的办法”。欧美公司只有少数人员到现场，大多只贩卖技术和设备。所谓“美国打下伊拉克，中国公司成了最大赢家”，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企业很少有人愿意到伊拉克冒险。21世纪全球版图上，中国人成了“西部牛仔”。

但是，就像古代长城不能完全阻挡外族渗透，随着中国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上升，防爆墙内的工地上也开始不时见到伊拉克人。他们大多从事最简单的体力活，搬砖运瓦，称为“力工”，或在中国人指导下操作机械。中伊工人语言不通，靠肢体动作沟通。刚刚在这里上工两个月的伊拉克人穆罕默德说，工作报酬高，跟中国人相处“很简单”。

近年来，由于工地对伊拉克劳工的需求越来越多，有人干脆办了培训班，结业还发证。毕业证很吃香，伊拉克人拿着它可以到其他公司应聘。但这令曹力军烦恼：“中国人适应围在墙里的集体生活，伊拉克人却受不了，一拿到资格证书，马上跑了！”

还好，伊拉克门卫忠心耿耿，多年不变。阿里·扎希尔穿的蓝灰色制服有点眼熟，凑近一看，左臂章两个中文字“保安”。曹力军说中国人顾情面，什么人都不敢阻拦。伊拉克人倒尽职。“一次我没带证件，他居然连我都不让进！”

我跟扎希尔交谈几句，深信曹力军选对了人：

“这边工作怎么样？”

“好！”

“跟中国人相处怎么样？”

“很好！”

“适应中国公司吗？”

“非常好！”

曹力军是上海人。龙应台写上海男人给全家洗内裤，宣判了这个群体形象的绞刑。曹力军大概只有两个特征符合外界的固有想象：普通话多平舌音、行事周全细腻。他个头挺拔，浓眉细目，戴斯文的细架眼镜，很难想象他曾在伊朗、印度常驻，是个不归家的流浪汉。新年回家几天，还惦记着工地。小孩快考试了，自己却帮不上他的功课。

5年来，曹力军把工地看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这个上海男人费了很大工夫栽花种树，最后，只长出一棵及腰高的棕榈树，足球场上青草稀疏得像一大群羊刚刚离开。办公楼入口摆着塑料花。

工地少不了中国海外工人的标准娱乐设施：书报阅览室（大多是去年刊物）、卡拉OK厅、乒乓球台、健身房。最受欢迎的业余活动是打拳桩和唱歌，涉及不同程度的发泄。春节保留节目，是全体涌上舞台高唱《我的祖国》，然后有人跑到房顶大喊或大哭。

那是长城外的小镇里那些伊拉克人唯一听到中国人声音的时刻。平时，他们是静悄悄送来电力的邻居，是出20万美元为小镇捐了一条水泥路的邻居。我问祖拜迪镇上的一个年轻人，他说知道附近有很多中国人，没怎么见过，他们买了很多蔬果食品。小镇以前连市场都没有，现在很像样子了。

现代中国不可能生活在长城背后了。劳动力到海外寻工作，大公司四处挖石油，满足能源饥渴。修筑长城仍是自我保护的首选动作，但是与外界的交流、融合已经挡不住。

工地之行结尾，曹力军带我们到宿舍区。一排排蓝白色简易房，有几户精心贴着春联、窗花。“少数人是带家属来的。”围观我们采访的人说着，脸上一片艳羡。大部分房间，住4个男人，睡上下铺。人到齐后，转身都有些困难。头上吊着汗衫，桌上堆满“老干妈”。有当地人问中国男人怎么能忍受不带家属的生活，曹力军和同事在印度的时候，就发明了统一回答：中国男人靠打针解决生理寂寞。

嫁给体制

小鲁一上车，就跟我谈起伊拉克的言论自由。这让我很意外。在伊拉克的中国人，目睹安全缺失、社会动荡，多半会怀念萨达姆式的强人统治。

“可是我觉得言论自由还是很重要的，你看伊拉克人。”他指指车窗外街上的人，“现在一个个特别自尊，特别有自豪感，跟他们说话时能感觉到的。言论自由不解决从坏到好，但可以把‘好’变成‘更好’。”

许多在伊拉克的中国人，从穿着上你就能看出他是在挨日子，过一天算一天，从第一天就是离开的倒计时，不担心要给这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可在一家电讯公司跑公关的小鲁不一样，干净时髦，皮鞋锃亮，仿佛随时会有“天将降大任”，一万个闪光灯聚焦。

在伊拉克的年轻中国人，爱上国内论坛，以亲历者身份，发表自己对伊拉克局势的看法。小鲁却不屑在网上作战：“那些人不读书，不开化，跟他们辩论是浪费我的生命。”

他对伊拉克的未来表示乐观，坚信民主道路之漫长之曲折之复杂，而自由则是人之天性。他告诉我自己在看什么书，思考什么样的问题，真诚坦荡。

忽然，他换了一口气说：“不过，我娶老婆一定要找体制内的。”

“为什么？”

“体制内的好办事。只有进了体制，将来我才有改变它的可能。”

“哦，你找到了吗？”

“再过几个月，我就回国结婚呢！”他如意娶到了一位“体制内”，父亲是某宣传部门干部。

离开伊拉克之后，我仍时常想起，这位与体制共眠但一心想改变体制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