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伊朗不只是伊斯兰

主题公园

到处都是领袖像。白胡子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和花白胡子的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看多了，我竟不记得德黑兰街头还有商业广告。繁华路口，有一幅描绘的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场景，尺寸惊人，几乎把相邻的两栋楼都包了进来：惊涛骇浪的漫天怒潮之中，万众坚毅前行，将领袖像捧在胸口。文字说明：“众志成城，劈开大海！”听说有伊朗人从画中看到了自己，但革命那年他还没出生。想来画师真是费了功夫，拿活人相片比照画的。又或许说明，不管生于哪年，今天的伊朗人仍然活在1979年。

当时，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改革已经推行了15年。改革初衷，字面上看都是好的：穷人有地、国家富强、实行民主。但是王室腐败、监督不力、措施过激，良好意愿溃败，民怨沸腾。极具煽动力的布道者和国王最坚定的反对者霍梅尼，在那年2月以革命领袖身份回国，巴列维出逃，伊朗变幻了政教合一、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帜。

今日德黑兰街头，1979年主题的延续是两伊战争。1980—1988年，伊朗和邻国伊拉克打了8年仗，手段惨烈无度，牺牲60余万人，最后以各自宣称胜利结束。近30年过去，首都仍随处可见死难者像——这里称他们为“烈士”，意思是“为真主赴死的人”——电线杆上，房子外墙上，涂料画的，马赛克拼的。画像多为成年男子，也有婴孩，眼睛像无底黑洞，逼视行人。

“两伊战争对伊朗，相当于中国的朝鲜战争。”一名常驻当地的中国记者分析说，都是新生政权第一次遭遇对外战争，必倾性命一搏。霍梅尼曾经流亡伊拉克宗教圣地纳吉夫。迫于伊朗国王压力，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逐他出境。虽转投巴黎，如鱼得水，但革命成功后，霍梅尼没有忘记萨达姆落井下石，而萨达姆更惦记着在邻国政权更迭时乘虚而入。

德黑兰街头，那场战争的绘画生动细腻：伊朗士兵头盔上鲜血殷殷，缴获的伊拉克坦克排开如海滩上的死鱼。去年还有伊朗战士遗骸从边境运回来，提醒人们伊斯兰政权是血与肉铸成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并没有远去。

一

我打算在贯通德黑兰南北的ValiAsr大街上搭巴士，纵览全城。捎我去车站的侯赛因在一家外资机构工作，收入中高。我问他车票多少钱。“这可难倒我了，”侯赛因骄傲地说，“我到哪儿都开车坐车，真的不知道。”

ValiAsr大道笔直如书脊。车行其上，德黑兰就成了一本摊开的书。这条大街最早由巴列维的父亲、老国王礼萨提议兴建，设想它能成为中东的香榭丽舍，直追古罗马的凯旋大道。ValiAsr起初以王室姓氏命名为“巴列维大道”,1979年废除王室之后，改名“摩萨台”，纪念被美国中情局密谋推翻的前总理。但没过一年，“革命教父”霍梅尼抹去了所有国王时代的痕迹，改定现在的名字ValiAsr——第十二伊玛目的一种称呼。伊斯兰教什叶派相信，先知的第十二顺位继承人，暂时隐藏了起来，将在未来某个时刻重临人间。

本该是帝国耀武扬威的大道，却从未迎接过真正的凯旋，而是成了伊朗所有政治运动的中心：集会、游行、庆贺、葬礼，呐喊声、欢呼声、哀号声、枪声……都曾令这条大街沸腾。“革命”在波斯语中的原意为“倾覆、颠倒”。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改革，称为“白色革命”，要把国家原有的生产关系翻个个儿。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又来了一场倒转。也有人说，伊朗的近代历史就是几十年必有一场大变。这种划分虽然算不上细腻可靠，却也可知“倒转”并不鲜见。

平日里，ValiAsr是条普通巴士路线，但也像闲置的舞台，随时等待革命队伍再次浩荡。它的名字又像在期待救世主降临，要挣脱革命的怪圈。

巴士车厢被一条细细的栏杆分成男女区。上来一男一女，手搭在分离栏杆上，含情脉脉聊了一路。车站上下，女士头巾色彩斑斓，流行额前多露一缕，染成金黄或棕红，撩拨风纪警察的底线。或是马尾扎到头顶，拿发卡垫高，头巾松松挂在马尾上，前边的头发空门大开。

初到德黑兰几天，一个风纪警察都没看见。可能因为斋月气氛缓和，也可能因为新任总统鲁哈尼比较开明。当地朋友提醒，这只是暂时怪象——譬如某地暖冬，并不代表那里从来不下雪。但至少可以看到，伊朗人对温暖信号的捕捉极其敏锐。

德黑兰虽不比开罗繁华丰饶，不比伊斯坦布尔开阔洋气，但千万人的都城，也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都市病症也很明显，拥堵、废气、噪声，整座城市灰蒙蒙的，巴士窗外偶尔掠过公园绿地。巴哈广场（Baha Square）可能是个大站，很多人下车，很多人上车。横向街道的名字，往北多见人名：受迫害的教士、反国王的异见者。从这里往南，宗教色彩则越发浓重：“圣城耶路撒冷”、“大马士革”、“伊斯兰革命大街”（原名“国王大街”）……彩色头巾越来越少，直到我身边和站台上几乎全成了黑色。

巴列维国王的父亲礼萨废除了面纱。这位骑兵出身的将军不以伊斯兰教为生活准则，相信伊朗的出路在于全面西化。20世纪初，东方文明国度或主动或被动，认可现代化道路的面貌就是西方化。告别面纱，就是告别过去与落后。

20世纪70年代，在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抗议中，许多城市妇女主动包上头巾——不是因为赞同伊斯兰生活方式，而是表达对王权的不满和对宗教女性的同情。但是她们没有料到，推翻王权之后，戴不戴面纱不再是一个选项——底层宗教热情释放出来，铺天盖地呼应霍梅尼政教合一的设想。

突然，有人敲我的膝盖。对面一个陷在黑色里的伊朗大妈冲我比画：你的领口松了。我微笑感谢她的善意：风纪警察不在，群众高度自律。

一个多小时后，我在“伊斯兰共和国大街站”下了车。不知在哪里付车费，塞给司机，好像才几毛钱。由北到南的巴士线，也是德黑兰由富及贫的渐变线。城南伊斯兰共和国大街比起城北起始站，楼房更密集，商店橱窗更小，满是花里胡哨的廉价小商品，贴满打折的红字。黑袍妇女推着婴儿车进进出出。警车更多了。

墙上标语：“我们永远继续伊玛目霍梅尼领导的革命”、“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国”、“真主保佑领袖永远健康”……领袖像、烈士像、标语口号，把视觉和心灵围在革命的主题公园里，留在对政权的持续记忆中。

可是，我没有看到2009年“绿色革命”的痕迹。那一年总统选举，决战在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和锐意改革的穆萨维（Mir-Hossein Mousavi Khameneh）之间展开。当局宣布，内贾德赢得超过60%选票，穆萨维得票只有他的一半多，但这个结果遭到广泛质疑，8个月里，400万人先后走上ValiAsr大街，高声质问：“我的选票呢？”他们与警方、革命卫队发生冲突，数十人死亡，约4000人被捕。那是1979年以来，伊朗伊斯兰政权遭遇的最严重挑战。

可是，我什么痕迹都没看到。35年前的革命栩栩如生，5年前的，却不见了。

二

我在伊朗的时候，赶上巴西世界杯半决赛。伊朗人酷爱足球，但是政府有令，不得聚众围观。2009年事件以来，“人多”是个敏感词，足球也变得政治起来。2010年南非世界杯，伊朗国家队球员手腕上缠着绿丝带上场，表达对穆萨维的支持。但既然政府有令，大部分伊朗人就在家关起门看电视。基于伊朗人对“暖冬”的灵敏，我相信必有人“聚众围观”图个热闹。果然，朋友介绍的当地青年晚上来电：“找到了。”

米夏在咖啡馆门前等我。瘦长脸，圆眼镜，一抹忧郁，符合关于文艺青年的普世想象。他正在学习电影导演。

米夏转了好几个地方，才确认这家小电影院兼咖啡厅“有戏”。我们在临街小桌前坐下，先点些吃食。咖啡厅菜谱推介意大利菜，米夏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念着菜谱提醒我别期望过高。没关系，我的心思在看人。环顾四周，景象与街头的庄重肃穆迥然不同：四五张长桌，几个散放的小圆桌，火车车厢式座位上，男男女女紧挨着坐，少数勾肩搭背，情侣互喂意粉。女孩们的头巾，显然比街上又退后几厘米。

窗外就是ValiAsr。我来的路上看到不远处摩托车骑警密集，但置身这间咖啡馆，仿佛外面的世界有个后门，精灵们都躲进来了。

投影屏幕光影离合，借来打量咖啡馆里的人。斜对面桌一个女孩，黑头巾歪到一边，露出发髻上的一朵白花。德黑兰女性爱用绚烂的颜色井喷式表达，黑白配却是少见的优雅。她背对屏幕，跟3个男生坐在一起，笑声响亮，手里一支细细的烟。“我朋友圈里也有这样男孩气的女孩，久了忘记性别，不过，漂亮女孩总是知道自己漂亮。”米夏也在打量那个女孩。

这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由荷兰对阵哥斯达黎加。伊朗世界杯转播尽显本地特色。中途插入巴西风景，很可能是切换了袒胸露背的外国女球迷。中场休息不播广告，阿訇诵经接管屏幕。头上戴花的女孩招呼我和米夏坐过去。她叫达拉，24岁，从美国回来休暑假。咖啡馆是坐在她身边的那个光头开的。“她从前讲英国腔调的英语，现在改了美国口音。”光头说起达拉一脸仰慕。“是波特兰口音。”达拉吐了个烟圈。

她从小跟父亲讲英文，正是这个习惯招惹了麻烦。“绿色革命”期间，她几次跟着朋友上街。最后一次是参加一个学生的葬礼。“在我前面，就这么远。”达拉比画说大概有50米，一个男人“嘭”地脑袋开花，“like pink mist”（像是团粉红色的雾）。她和朋友躲进路边餐厅，父亲刚好打来电话，达拉惊魂未定，颤抖着答了一句“I am fine, I will be home in no time”（我没事，马上回家），结果被旁边便衣听见，怀疑她是外国间谍，抓进监狱关了7天，直到他们发现她“谁也不是”。出狱后，达拉跟一个在美国的伊朗人结了婚，不久便定居到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一座200万人口的城市。

光头向我介绍，咖啡馆里都是熟客。身后那桌，一个男生顶着非洲“爆炸头”，茂盛得旁若无人。另一个留长发扎小辫，过时艺术家范儿。第三桌都是德黑兰大学学生，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工商管理的……女生面对面坐在中间，男生围拢在两旁。咖啡馆里的人无一例外都参加了2009年抗议。

绿色革命展区在这里，活的，我心想。艾哈迈迪·内贾德担任总统的8年，于眼前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是漫长的灾难。经历了前总统哈塔米时代的开放，社会气氛突然收紧，更严厉的国际制裁损害了日常购买力，更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其实，内贾德并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最初中意的对象，但他与革命卫队、巴斯基（伊朗民兵、便衣组织）关系密切。内贾德在担任地方官员和德黑兰市长期间，曾把大批建设工程项目承包给革命卫队，当哈梅内伊内定的候选人图谱发生变化时，一束光照亮了艾哈迈迪·内贾德。

从1979年到2005年，伊朗总统全是披着黑袍的教士。内贾德却爱穿廉价夹克衫，经常跑到首都以外的偏远贫苦地区，用大老粗的语言宣讲。执政头几年，幸运地赶上油价上涨，“国家的石油收入应该放到穷人的餐桌上”，而这些“穷人”就包括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家庭。他以分发现金的方式改善了部分贫困人口的生活，但整体经济欠缺章法，通胀、失业困扰着更多人。

艾哈迈迪·内贾德借助打击社会自由风气，扩大了革命卫队和巴斯基的权力，着装要求更严，言论受到空前压制。爱国主义也被用来挑衅反对者。他积极寻回两伊战争遗骸，特别安置在青年男女偷偷约会的公园和大学校园，多次引发抗议。德黑兰人说，别人“种树”，内贾德“种烈士”。

2009年选举来临，气氛明显有利于改革派代表穆萨维。但是计票过程出现了各种怪象：空白选票、突然禁止逐省统计、一场大面积停电。当街头骚动起来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态支持内贾德。

达拉被便衣当作“外国间谍”抓进去后，单独羁押。囚室很窄，四周都是高墙，只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小铁窗透进来一点空气。室内总是亮着灯，令她难以入睡。走廊里通宵传来凄厉的哭号，伴随鞭子抽打的声音。“那很可能是放录音，来制造恐怖气氛……我宁可相信是那样的。”

走出囚室，她的眼睛必须被蒙上，双手也要绑在身后。狱卒们咆哮、辱骂着，还有人狠狠踢她的腿肚子，因为达拉穿了一双美国军靴。“那阵子伊朗黑市时兴美军军靴，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阵亡的美军身上扒下来的，伊拉克的比较多。”她招惹革命卫队的另外一大嫌疑是，包里有很多香烟，不像好姑娘。其实，那时候达拉还不会抽烟，她和另一个同去抗议的女孩，听说“抽烟可以中和催泪弹烟雾”。

几天后，审讯者改变策略，以“可疑的亲切”姿态盘问：“我们知道你不是伊斯兰革命的敌人，究竟谁派你来的？”在她即将崩溃的时候，审讯者给她点上一支轻万宝路——那是一个星期以来最好的待遇，后来竟戒不掉了。

达拉说起这些事，近乎平静。有时她瞪大眼睛，表现出“怎么可以这样”的愤怒，但大部分时候，更像是讲述一件时隔久远、细节在记忆中固定下来的事情。达拉记忆中绿色革命的终结，是人们“用光了力气”。第二年2月，一场密集警力保护之下，盛大的35周年国庆，荡平了抗议的余勇。

“死亡、监禁、抓捕、殴打，所有这些耗尽了我们的能量。”达拉说。即便是2011年阿拉伯抗议风潮骤起，伊朗也没有重演绿色革命。桌上其他人纷纷点头。人心疲累，现在学生们在一起不大谈论政治。瘦黑寡言的萨满是德黑兰大学的学生，他明天要在这个小电影院，为他的观念摄影展揭幕。宣传单上印着几幅照片：防毒面具、断裂的身体、沼泽中的手臂，逼人的隔离与困惑。我问这些照片的含义，他反问：“有没有注意到街上女孩子戴头巾的方式？”伊朗官方发布的标准方式是盖住头发、脖子和胸部，但姑娘们的日常抗争，就在两三厘米的头发上。警察不管，就往后退，管了就往前拉。“还有，她们会把上衣弄得特别紧。”这下我想起来，曾经在城北商店试一件当地女式衬衣，深蓝色，长袖、及膝，样子很保守，穿上身照镜子却差点笑出声：细细的腰带高高系在胸下。

“In Iran, we don't say it, but show it.”（“在伊朗，我们不说，只秀出来。”）萨满得意地笑了。

政治抗争平息，他们只为生活中的一点点自由辩护。“爆炸头”不止一次被警察拦下，以致发明了标准回答。警察问：“干什么的？”答：“话剧演员。”“演什么？”“一棵树。”有次一个年轻警察跟他聊天，说不喜欢这份工作，月收入不到100美元，还觉得爆炸头蛮好看。

扎小辫的舞台剧导演，为这过时的艺术家发型蹲过几天监狱。最近他排了一出剧，按达拉的说法，“分明是舞蹈”，但不能叫“舞蹈”，因为伊斯兰政府严禁跳舞。“小辫”改了名字叫“韵律活动”，希望掩人耳目通过审查。当他们议论政府管制的愚蠢时，脸上会露出兴奋之色，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苦闷和无奈，但也夹杂一丝游戏的快乐。

我问光头为什么敢聚众看球，他指指角落里一个背对大伙、逆着光吃比萨饼的老头：“他负责跟警察搞关系。”咖啡馆惹过很多次麻烦，关门，抓人，久了却打通了警民关系，缴点保护费，互守默契。光头说，今年世界杯期间，新任总统允许公共场所经营时间从午夜零点延长到凌晨4点。“4点，球赛刚好结束。”他迅速领会政策。

看球，本来也不是目的。咖啡厅里的人玩手机，玩填字游戏，聊天取乐，为的是享受凌晨不回家的自由。当比赛越来越精彩，他们才放下手机，停了游戏，“哎呀——”“哦——”，惊叹声像只气球，在人们头顶掂来掂去，此起彼伏。

最后，荷兰点球淘汰哥斯达黎加。米夏和“爆炸头”高举双臂唱起歌来，光头提醒他们小声点。本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拥抱道别。到门口，女孩们各自整理头巾。街上的车，比我来的时候更多了。

三

达拉和米夏是德黑兰艺术学院的校友，但不同级。达拉念的是“大型纪念碑”专业，如果不出国，可能要为伊斯兰政权设计“丰碑”。到了美国以后，她被波特兰的西北太平洋艺术学校录取，研读艺术批评与研究，还兼职为初到美国的伊朗难民做翻译。

美国人介绍达拉时爱说：“这个姑娘为了信仰勇敢斗争，终于抵达美利坚。”可是达拉并不认同自己是什么“英雄”，只是“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被便衣听到电话）。以美国公民身份出入德黑兰并非难事，她说，好多伊朗毛拉（泛指“宗教学者”）、政客、富商的孩子都持有美国护照，国籍不会成为不能入境的理由，只要你“不惹事”。

自2011年离开后，她曾两次回国，这里有她爱的父母、弟弟和朋友们。这次她回来住两个月，我们见了好几次面。其中一次，应我的要求，去Golestan商场转转。那里离达拉父母家很近，有她少年时的回忆，也是伊朗经济发展地标。商场的波斯文名字，中文译作“玫瑰园”，一度是德黑兰乃至伊朗全国最出名的消费场所。

玫瑰园正式竣工还是在两伊战争之后，但“商场”概念的引入者，却是末代国王巴列维。他希望借此打击巴扎商人与伊斯兰教士的势力。“巴扎”指的是中世纪以来中亚、北非的集市，不仅仅是贸易场所，更是当地商人、手工制造者和银行（或借贷者）的一张关系网。在伊朗，巴扎控制着国内三分之二的批发销售，也把持着本地毯子和坚果的出口。巴扎商人自然不喜欢外国商品进来竞争。国际封锁伤害了伊朗产品外销，但实际效果又保护了巴扎商人在国内的垄断。

几个世纪以来，巴扎商人捐钱给教士，教士们负责将伊斯兰教义解释得有利于他们的生意和生活模式。很多清真寺就建在巴扎里面。“金钱与教义”结盟，在1891年发起“烟草抗议”，抵制吸食英国商人专营的水烟，在1905年参与立宪革命，削弱国王特权。而在1979年反对国王的革命中，这种联盟的效果更是决定性的。

生活在瑞典的伊朗学者沙赫拉姆·霍斯拉维，大约10年前曾考察过玫瑰园商场，他指出这个商场与巴扎在任何层面上都是对立的：商场里卖的是外国时尚，没有礼拜场所，有的是西式咖啡馆、翻版洋快餐厅和网吧，消费者也是“西化的中产家庭”。玫瑰园经营者倾向于伊斯兰政府中的改革派，2001年改革派总统哈塔米连任时，整个商场还打折庆贺。总之，商场卖的是跟传统割裂的生活方式，赚的是不经巴扎商人之手的钱。

我和米夏到得比达拉早，便四下转了转。商场是一个4层的土黄色建筑，内里装饰、墙砖还有几分巴扎的影子。中庭有一个小喷泉，水柱指向霍梅尼与哈梅内伊的标准挂像。米夏一进门就撞见熟人，那个女孩的彩色头巾下是齐耳短发，还大胆染成了白色。中庭也有不少黑纱遮盖全身的女性和她们的丈夫，在围观索尼手机和电视机的演示。看起来，这里与霍斯拉维10年前所见，发生了一点变化：伊朗整体经济在发展，所谓“西化”和“传统”生活方式不再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这家商场里，变成了统一在伊斯兰领袖监管之下的“莫非王土”。

连排的名表店门口，商业世界更加和谐：乔治·克鲁尼为欧米茄做的广告海报，尺寸跟领袖像差不多。美国影星和伊朗神学领袖，在消费主义屋檐下奇妙共处。

2012年，新一轮制裁出台，欧洲和美国企业全面停止了与伊朗的生意，玫瑰园里看到的任何西方舶来品都来路可疑。名表店门面很小，我撇下米夏自己走了进去。一名蒙黑纱的妇女面前摊开一排金表，左挑右选。店主热情招呼。我问：“这些表是从瑞士来的吗？”“当然。”他手指关节轻叩玻璃，指点着琳琅满目的货品。

我的好奇战胜了理智：“不是有制裁吗？手表怎么来的呢？”老板笑意冻结，直视着我。我知道该走了。

推门出来，达拉正站在喷泉前等我们。她穿着湖蓝色的长袍，配同色耳环。听说了表店经历，她瞪大眼睛：“你去问店主？他当然不会告诉你都是走私来的。”

走私在今天伊朗经济的比重难以计算。后来我渐渐发现，iPhone手机在德黑兰很普遍，街上还有苹果专卖店，仿佛整个从美国加州钻地道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店员穿的也是蓝色T恤，胸前悬挂白色卡片。但谁都知道，苹果和伊朗尚未“建交”。倒卖外国产品的走私生意，经手者很可能是掌握特权的革命卫队，也可能跟巴扎商人有关。钱，令政治界限模糊，利益图谱变得复杂。

走私生意满足了封锁之下的伊朗人对外来物质的极度渴望。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些人制造了封闭，再从封闭中牟利。他们要证明自己比国际制裁更聪明。玫瑰园满眼熟悉的国际品牌，从日常用品到奢侈品。一家皮具店橱窗，醒目摆着路易威登最新款大红色皮包。我鼓动达拉问价，小贩眼露金光：“两百美元，最好付美金。”显然这个价格不可能是真货。

在这里，原装品牌、仿冒货混杂呈现。事实上，在德黑兰，钱几乎能够买到一切，禁止的不禁止的，合法的违法的。来伊朗前，我问一个刚刚生了孩子的当地朋友，是否需要从香港买婴儿用品。谁知她家对面就有两家欧洲名牌婴儿用品店。那位酷爱中国的朋友，只请我捎了瓶酱油。

两伊战事消停后，伊朗经济开始复苏并不断增长。在内贾德执政期间，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也是到了2012年西方猛下制裁后，才第一次出现负增长。过去20年，领袖画像没变，伊朗人的物质生活与时俱进。

米夏记得，真正把伊朗人和世界拉近的是卫星电视。几乎每个家庭都花不多的钱（100美元左右）, “违法”装了卫星电视。法不责众，当局似乎放弃了追查。有一次，社区警察不知怎么知道了米夏的父亲会酿私酒，暗示要来尝尝。父亲心领神会，把他领到家中。“警察直奔酒坛去了，旁边就是卫星天线，他视而不见。”伊朗人对外部世界的信息并不陌生，但这更激起了他们真实地去触摸世界的欲望。

“你想不到他们会托我从美国带什么。”达拉每次回国，朋友们点名要的是“真的星巴克纸杯、原装可口可乐”。玫瑰园商场有店铺卖仿制的星巴克马克杯，被当作高档工艺品摆在黑丝绒软垫上展出。而伊朗的可口可乐，来自1979年美国人落跑时留下的配方和工厂。“见过世面”的米夏讲了一个更好笑的故事：他在意大利的时候，接待过父亲的同事和他的儿子。这对伊朗父子每天都点名要吃麦当劳。“我劝他们意大利菜好吃，但他们只想吃麦当劳。”一次去乡村，没有麦当劳，不得不吃了一回当地餐。伊朗父子承认非常美味，可是第二天回到城里，他们又要求吃麦当劳。米夏很生气，当真实世界摊开在眼前，伊朗老乡竟执着寻找臆想中的那一个。他们对那个世界的想象相当狭隘，缩小到美国，缩小到美国流行文化，缩小到芝士汉堡。

我们跟着达拉转到玫瑰园二楼，身后传来一阵上海话。我喜出望外，上去用乡音跟3个中国人搭讪，他们竟有些警惕，点头哈哈，边说话边后退。后来听说，这一区附近有一些中国国有企业。欧美公司撤出伊朗后，市场自有人填补空白。目前伊朗石油出口的主要买家是：中国、印度、土耳其、韩国和日本。

国企的中国人喜欢在伊朗买手表，水货价格有时比欧洲原产地还便宜。美国制裁伊朗银行对外交易，地下钱庄应运而生。伊朗巴扎还撞上了中国小商品冲击：市场里花花绿绿的紧身裤袜，林林总总的小家电，摊主会用中文告诉你：“义乌。”制裁下的伊朗人，还在臆想美国，而一回头，中国已近在咫尺。

达拉父母住在商场附近一个富裕社区，名字叫“小西方”，是巴列维国王时代建的，有意仿造了美式住宅风格。1979年，伊斯兰政府将其改名为“小圣地耶路撒冷”，但民间叫法怎么也拗不过来，还是“小西方”。达拉的父亲是材料工程师，早先为一家英国公司工作，发明过一项专利技术。1979年革命后，伊斯兰政权要求他提供这项技术，他起先拒绝了，还因此坐了几年牢。达拉的母亲生于优渥家庭，从小跟着外婆去柏林度周末。改朝换代之际，旧时代精英很快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能保全生活已是幸运。

少年时，玫瑰园是达拉的乐园，“因为容易逃跑”。风纪警察追过来的时候，钻进某个店铺衣架背后，或者飞跑上四通八达的楼梯。当时，社会上所有地方都成功实现了男女隔离，唯独在西式商场里，很难控制异性接触。达拉还记得这一区少男少女开着家里的汽车出来，摇下车窗相互扔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或是去商场网吧，说好时间一起上聊天室。

现在，商场二楼正对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画像的地方，贴着“免费无线上网”。几乎所有人都能娴熟地使用捷克产的翻墙软件，越过政府在互联网上设置的障碍，连最高领袖本人都在“被屏蔽”的海外社交媒体上开了账号。技术的发展似乎站在了反抗者这一边，但当局并不打算放弃。如果没有特殊软件，直接在伊朗互联网上搜索西方歌曲、电影或敏感政治，都会被立即链接到“伊斯兰政府网站”的主页。有时你觉得伊朗人与外面的世界就隔了一层纸，但那层纸是铁打的。

达拉认出一个穿制服的保安，指着他对我说：“这是个好人！”“哈，我认得你。”保安穆罕默德说起话来左摇右晃。他常替孩子们望风，见到风纪警察进来，就提醒他们“小心”。现在，警察仍然搞突击检查，或敦促保安“自查”。

我们离开玫瑰园的时候，迎面来了一群样貌惹眼的孩子。十四五岁，女生头巾的颜色用刺目的荧光橙，男生头发上似乎打翻了整瓶发胶。擦身而过时，达拉有些嫌恶地说，一看就是来自“小西方”高速公路另一头的一个新社区，大半是革命卫队的新富家庭。内贾德当政后给予革命卫队很多好处，客观上制造了新的富人和中产阶层。

但这些“革命的下一代”，面貌也变了。

走出玫瑰园，天色渐暗。商场外的气氛变得更加认不出来。侧门空地停着一辆崭新的玛莎拉蒂。两人乐队在拐角演奏西方歌曲——平克·弗洛伊德的《愿你在此》（Wish you were here）。这首歌的年纪比伊斯兰革命还大4岁。几米开外，两个女孩的笑声一浪一浪传来。她们化着浓妆，倚在电线杆上，手伸到长袍底下，脱去平底鞋，换上尖细的高跟，不知要去哪里。她们飘过时，空气中留下了浓得化不开的香水味道。

四

仅仅从德黑兰街头宣传画看，这个国家自1979年以来只有两个领导人：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事实上，他们的头衔是最高领袖，集宗教与政治权威于一身，而负责国家日常运作的，是选举产生并获得领袖认可的总统。哈梅内伊自己曾经在1980—1989年间担任总统。霍梅尼去世后，他接任了“最高领袖”。

霍梅尼的学生和长期追随者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成了哈梅内伊的第一任总统，被称为“伊朗邓小平”。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邓小平”是“市场经济启动者”的代名词。两伊战后百废待兴，拉夫桑贾尼推出两个“五年计划”，对超过1000家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伊朗出现了股票市场、自由贸易区，农业国家开始向工业化转变。

但是，经济转型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企业私有化只进行了一年，就因丑闻频发而暂停，政府介入后，以“革命贡献”分配股权，结果引起一阵混乱。热钱涌入房地产后，德黑兰房价飞涨。拉夫桑贾尼执政后期，又遭到美国克林顿政府经济制裁，改革成果有限。

拉夫桑贾尼奉行的是市场经济，但政治上不做任何开放的打算。1981年，伊朗法律规定可以组建政党，但是在拉夫桑贾尼与哈梅内伊这对组合执政时期，没有一个政党注册获得批准。相反，言论大胆的报纸被纷纷关停。1993年油价急跌，石油工人暴动，拉夫桑贾尼毫不犹豫地以武力镇压。哈梅内伊还支持保守派人士掌握情报、文化、宗教、官方媒体等重要政府位置。

拉夫桑贾尼以革命元老的威信和个人的实干主义风格推行经济改革，难免会遇到意识形态的瓶颈，当私有化触动保守派人士利益时，他们就拿伊斯兰教义来批评改革，但改革也鼓舞了另一部分人。中产阶层正是在那个时候装上了卫星电视，社会风气也逐渐开放。记者顶着言论禁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减少保守派对社会的干预。他们本来会成为拉夫桑贾尼对抗保守派的帮手。

1997年，拉夫桑贾尼任期结束时，伊朗似乎走到十字路口：继续经济开放，同时松开意识形态管制，还是要回收随经济改善而渐渐流失的政治权威？

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从没说过改革的步子是不是太急，但当1997年总统选举决战在两个候选人中展开时，他公开支持保守派纳泰格·努里（Ali Akbar Nategh-Nouri），努里倾向回归巴扎商人与宗教的结盟。在哈梅内伊的支持下，努里获得了最多的电视宣传时间，一早便开始以获胜者的姿态演说。

另一名冲入决赛的候选人哈塔米，曾经是霍梅尼“钦点”的清真寺伊玛目，同时也是西方哲学学者，担任过记者、报纸编辑，撰文批评伊朗处于10世纪以来的保守，赞扬西方的进步。哈塔米在竞选中，大胆释放政治改革梦想，经常提到“公民社会”和“自由”。他走遍全国与民众见面，青年和妇女都成为哈塔米最忠实的支持者。投票结果是，哈塔米意外大胜，比努里得票多出近5倍。最高领袖接受了选举结果。这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伊朗将要进入政治经济齐头改革的时代。

米夏最后一次见到哈塔米，是在德黑兰艺术学院讲演时。台下学生嘘声四起，温文尔雅的总统面色难堪。米夏记得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在我卸任之后，下一个总统只会更糟。”

哈塔米1997年上任之初，气象一新。他缓和报禁，热烈讨论妇女权益、法治与宽容。哈塔米时代，街上的头巾有了颜色，款式越戴越松。电影人重新开始活跃。米夏记得当时有部电影，男主人公扇了女主人公一个耳光，电影院里有人轻声喊起来：“啊，他们碰到了！”那很可能是伊朗电影史上第一次出现两性接触。

哈塔米还积极改善对外关系。他是1979年革命以后第一个收到欧洲各国邀请的伊朗领导人。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呼吁“文明对话”，两国随后还互相派遣摔跤队进行交流。美国结束了对伊朗经济的制裁，除了关乎巴扎利益的毯子和坚果，伊朗产品也可以出口到西方。

然而，巴扎商人不愿放弃经济特权，保守教士仍然把持高位。哈塔米欢迎外资，但外国公司到伊朗投资困难重重，因为最高法院不肯放松对宪法的解释。与此同时，哈塔米的支持者受到更猛烈的攻击。报纸被关，记者入狱，异见作家被杀。在相关案件审理中，哈塔米向保守势力低头。一家改革派报纸被封，触发学生抗议。警察杀死一名学生，打伤无数。哈塔米起初还谴责警察暴行，但当示威扩大，要求“媒体自由和实行民主”时，哈塔米又改口宣布游行非法了。

哈塔米鼓励人民追求自由，但支持他的人却认为遭到了他的背叛。哈塔米开启了政治改革，但最后却在过于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败下阵来。等到2005年他任期结束的时候，改革派支持者早已心灰意冷，纷纷拒绝投票。投票率的低迷，加上选举委员会的刻意筛选，混合着保守和民粹主张的艾哈迈迪·内贾德登上了政治舞台。

五

如果说那家看世界杯的咖啡馆是“后门”，达拉带我去的公园简直就是个“黑洞”——不仅因为天光已暗，而是公园一角，达拉的朋友们面貌奇异。头发染成绿的、红的、紫的，佩耳钉鼻环，还有张开嘴露出的舌钉，胳膊上刺青连片。这个角落，是少年时他们被警察追出商场逃逸的目的地，现在也是他们碰头的老地方。离开这里，他们会披好头巾，穿上外套，尽量扮回“正经”样子。

达拉也发现朋友们的扮相越来越夸张。“可能是社会气氛越来越偏激。”她说最近两次回国，感觉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友善，“经济变差，你必须踩着其他人，才能给自己找条路”。

两个玩滑板的男生迎向达拉左拥右抱，他们是10多年的朋友了。其中一个叫范尔西的男生告诉我，德黑兰第一个玩滑板的人是自己用木头锯出了一块板，但“现在有了好几家进口滑板店”。没什么好奇怪的，想想那家苹果商店。滑板有了，范尔西他们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训练。“德黑兰不是没有滑板设施，但都叫革命卫队的人占了，他们自己玩，不给我们这样的人用。”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联络方式，还工整地附上他理解的滑板运动精神：“爱与和平，尊重全世界。”

这些年轻人都来自中上收入阶层，甚至是保守派家庭。比达拉小几岁的霍尔芭，父亲是牙医兼宗教学者，兄弟姐妹都是“正经人”。但她的黑袍更像是一件女巫的斗篷，头发全部染成绿色，大半露在外面，嘴角一颗小圆钉。几年前，她想在德黑兰组建一支女子朋克乐队，但是凑不齐人。后来她打算去德国学动漫，学了德语，拿下签证，什么都办妥了，但最后父亲却切断了她的经费。在伊朗，得不到父亲或者兄长的批准，女性不得单独出国。飞出去的梦想被一刀剪断，霍尔芭跌落到水泥地上，变成了一棵浑身带刺的仙人掌。为这身打扮，她无数次被风纪警察拦下。在妈妈劝说下，她曾试着穿戴得规矩些，结果浑身不舒服，“那就不是我了”。霍尔芭和男友站在一起让我拍照。男友手臂上爬满刺青，黑T恤衫上印着白色骷髅。他们望向镜头，眼睛里有种奇怪的确定感。伊斯兰革命发生时，这些人的父母还是中学生，而等到他们降生后，睁开眼睛打量周围时，革命与战争都已结束，自己在主题公园与外面的世界之间。

跟达拉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我尽量忍住不要问“下面做什么”、“确切几点钟见”。他们时间概念很淡，不做计划，有时站着闲聊一两个小时，等我问了，他们如梦方醒：“啊，我们还在等人。”德黑兰没有都市生活的紧张感。

这天最后一个到的，是达拉在玫瑰园扔纸条结识的朋友“外星人”。他本来的名字是什叶派救世主“马赫迪”，但他更乐意自称异类。“外星人”的主要时间都用到了滑旱冰上。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他钻进汽车换衣服。我以为要换成轻便运动装，没想到他走出来的时候，仿佛是赶去参加婚礼的新郎——白衬衫、小硬领、黑色领结、西裤笔挺。

蹬上旱冰鞋，耳机里播放着《婚礼进行曲》——没别的，他说仅仅是好玩。他喜欢飞快从女孩们身边掠过，引起阵阵惊呼和欢笑。他随时拐进窄巷子，警察也追不上。“外星人”打算出国，可又不清楚出去干什么，英语也不过关，所以只得暂时靠父母度日。他带我们到一条小街，见证他如何在车流中快速穿行。出发前，趁着夜色，他对附近一个监控摄像头伸出中指。

天完全黑了，街道成了真正的乐园。“外星人”踩着旱冰鞋御风而行，汽车头灯在他身后打出金色的轮廓。这一代人早就学会了在革命主题公园里，玩自己的游戏。

站在朋友们中间，达拉的外表是最正常的。没有染发，没有文身，在德黑兰穿着规矩的长袍。可能因为她身在美国，不需要过分表现自己。我问她，留在伊朗会怎样？她笑了：“如果我是个同性恋，就来伊朗住。因为这是最大的禁忌，也就会有最大的快感！”

“嘿，听着，我们要搞派对！”达拉转头对大伙儿喊。她上一次回来的时候，参加了一场（关起门来搞的）比基尼派对。德黑兰没有海滩，但派对着装之火辣，她在美国从未见过。德黑兰的派对比波特兰酷多了。

米夏临时充当我的翻译。当达拉和她的朋友们用英语跟我交谈时，他就在旁边看着，并不介入。米夏衣着简单干净，仔细看，才发现每天都在用心搭配。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住在时尚之都米兰。米夏坦诚相告，回伊朗来，是因为他在国外过得并不好。从德黑兰到米兰，他换过3个专业：采矿工程、工业设计、传媒设计，每个都没能念完。在石油公司做工程师的父亲，威胁要切断经济来源，所以他必须返回伊朗。姐姐原先做一份翻译工作，因为照顾孩子，介绍米夏顶替。虽然未必是兴趣所在，27岁的他总算有了稳定收入。电影是他新的尝试，也是最后的坚持。他迄今为止唯一的作品，是在一个免费视频网站上，发表了一段7分28秒的旅行短片，题目是“Fly there, stay”（《飞去那里，住下来》）。他的老师这样评价：“里面缺少hero（主角）。”

我以为米夏跟达拉都在国外生活过，是相似的人。但是米夏纠正我：达拉离开了伊朗，是个“局外人”，而他接受了必须在这里住下来的现实。

达拉斗争经验不足，米夏更像是在抗议洗礼中长大。在德黑兰艺术大学念书时，他崇拜一个高大壮实的学长——差不多有两米高。米夏说起来的时候，还要向上仰望。学长是政治活跃分子。一天午餐，学长突然来到食堂，说不要吃今天的肉，那是国王时代就存在冰箱里的。肉怎么可能保存30年？学长拿出从食堂偷来的一条牛后腿，一看印章，真是巴列维时代的。不管怎么说，大家发现那天午餐的味道确实古怪。学长号召绝食，敲盘子绕着校园游行。坚持三天，校方道歉承诺改善伙食。那一次，米夏看到了反抗的力量。

后来，米夏领导过一次抗议——一场无预谋的即兴反应。他和一个女生坐在校园里聊天，风纪女警冲过来，气势汹汹地责问女生的头巾为什么用花色。女生悻悻从书包里掏出一条灰的——通常都会准备一条黑色或灰色的头巾，以备这样的时刻。米夏抢过灰头巾，包在自己头上。周围路过的男生哈哈大笑，纷纷向女生们讨了备用头巾戴上。面对几十个戴头巾的男人，中年女警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收拾——她从未遇到这样的状况，更没有权力指挥男性，只得掉头离开。

2009年选举结果一出，米夏站到ValiAsr大街上，以静默抗议。“喊口号不是我的风格。”他说。学校附近人潮汹涌，却不见大个子学长，“至少，我不记得见过他，但那时，我也不需要再跟着谁出来”。

在我们的相处中，米夏对现实的不满显而易见。有一天见面时，他刚刚从上司办公室出来，满脸羞怒。上司好意提醒，在同事面前说话要小心，担心会有人向情报部门打小报告。办公楼走廊灯管散发绿光，米夏指着灯管对我生气：“为什么连灯光都是伊斯兰的？”（伊斯兰教推崇绿色。）

我问他2009年的抗议会不会再来一次。他说“不知道”，至少新任总统鲁哈尼带来了善意和希望。不过，米夏没有忘记在哈塔米时代，人们的希望是怎样落空的。他最怕反抗与镇压的轮回，希望与失望的重复。

六

收到费耶兹回复，约我在霍马酒店（Homa Hotel）吃早午餐，颇感意外：斋月里，一个来自保守派家庭的女孩公然邀我破戒。见了面后，费耶兹澄清：“我的亲戚是巴扎商人，不等于我是保守派！”她的父亲是影视制作人，母亲家庭与巴扎相关。

霍马是德黑兰最有名的酒店，眼下却因为生意不景气，一片颓唐和沉闷。偌大一个餐厅里，自助餐餐桌在中间缩成一圈，仿若孤岛。大概只有四五个客人。侍者的制服夸张得像典礼上的军装，他们举手投足保持着高傲，讲起话来拿腔拿调。肉尚能吃，虾似乎登陆很久了，我尝了一口，悄悄将它埋在餐巾里。

我想了解巴扎商人的想法，朋友推荐了费耶兹。我问有没有可能见见她的商人舅舅们，费耶兹果断拒绝：“他们不会跟你说话的，你是外国人，外国女人。”有一种观点认为，2009年绿色革命失败，是因为没能获得巴扎商人的支持，他们与掌权教士的联盟牢不可破。费耶兹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在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总统之后，情况起了一些变化。

伊朗政府在核问题上表态强硬，2012年国际制裁陡然严厉。伊朗货币突然贬值70%，没有什么生意能够幸免。巴扎商人罢市，抗议内贾德政策失调。怨气甚至指向了允许内贾德连任的最高领袖。但也有流言说，是最高领袖默许他们迁怒总统。

2013年总统选举，巴扎商人有没有转变态度？“我认识好多巴扎商人投票给鲁哈尼，也有不少投给其他候选人的，也有人根本没去投票。”费耶兹说，“过去‘巴扎商人’也许有一个整体意见，现在不见得有了，至少最近这次选举我看不出有什么统一的意向。”

“那你亲戚投了哪个？”

“最保守的那个——”费耶兹似乎替他们不好意思，低头说得很轻，还扑哧笑了。“最保守那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贾利利。他曾经是革命卫队成员，负责跟西方的核武谈判。他还有一些教学经验，授课名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外交政策”。2013年投票结果，贾利利在3名主要候选人中得票最低，予人温和开明印象的鲁哈尼当选。

说起来自巴扎商人家庭的表姐表妹，费耶兹摇头：“她们想法跟我不太一样。”忽然她又想起了什么：“但是，我最近参加表妹的婚礼，没想到听到了禁歌！”那是伊朗“孩子”乐队的《苏珊·卡农》，把一个女孩子从头发歌颂到脚趾。官方禁止传播这首歌，但是卫星电视、网络上都能找到。“居然她们也爱听。”她又扑哧笑了。

德黑兰当代艺术馆正举办一场罕见的展览：国王时代西方艺术收藏。

末代王后法拉赫豪掷石油收入，购买了大批西方美术珍品。伊斯兰革命后，“西方艺术”被关进地库闲置，几十年来只展出过一两次。艺术馆入口摆上一张木桌售票，对面摆了张一模一样的木桌，背后坐着一名戴头巾的妇女，头上挂着牌子“革命委员会”。

展品包罗万象：梵高、毕加索、莫奈、米罗……这样的展出，有人解读是伊朗向西方示好，或者缓和国内社会气氛。在一幅达利的画作面前，米夏认为允许夸张的生殖器描绘挂在墙上，仅仅是因为“革命委员会”没看明白。在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劳申贝格高度抽象的作品前，一个年轻人指指点点，自信地向朋友们解释。他在大学念天文专业一年级，对作品中密若星空的线条很感兴趣。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年轻人说新任教育部长很开明，这让他感到乐观。他笑起来露出满嘴牙套。

一条小走廊上，挂满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披黑头巾的女子站在梦露前，一名男子正用手机给她拍照。

“你喜欢她？”我问。

女子说：“不是我要拍，是我老公叫我站过来的。”

“你知道这是谁吗？”

丈夫答：“玛丽莲·梦露。”

“你看过她的电影？”

“当然，她的形象很性感。”

“为什么叫你妻子跟她合影呢？”

“我觉得金发很美。”

意识到这是测试伊朗人世界知识的好机会后，我指着走廊另一侧安迪·沃霍尔的作品问：“那你知道这是谁吗？”

“一个独裁者。”

我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你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独裁者吗？”

他眼神淡定，毫无异样地又报出两个外国人名。

“你们经常来美术馆吗？”或许转换话题比较安全。

“当然，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喜欢文化。只是这样的展览不多。”黑纱女子拽拽老公的胳膊，两人耳语着离开了。

等他们走远，米夏鄙夷地说：“知识分子？谁还会自称‘知识分子’? ”由于言论受制，“知识分子”在伊朗早就沦为了贬义词，有时还会用来专指官方喉舌。“还有，看他穿的蝙蝠侠T恤，哪个知识分子穿蝙蝠侠？”

我不在意知识分子穿不穿蝙蝠侠，但关键在于，这位“蝙蝠侠”并不认为本国政治体制归于“独裁”类。其实不少西方学者也认同这一点。伊朗民众广泛参与选举，一定程度上疏导了社会情绪。更妙的是，最高领袖在不同候选人中左右逢源，两只手主导政策松紧：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的改革接力之后，由艾哈迈迪·内贾德改道而行，社会转回保守。

但是，这种“顶层设计”在2009年遭到了抵制。所谓的“左右逢源”，在那时更像是“逆潮流而动”。伊朗政府虽然足够强硬，扑灭了抗议，但到了2013年选举时，还是稍稍做了让步，允许中间派掌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做过统计，比较拉夫桑贾尼、哈塔米、艾哈迈迪·内贾德执政头7年（3人都连任两届总统）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两个指数的最高位，都出现在政治较开明的哈塔米时代。艾哈迈迪·内贾德时代经济增长最慢。

然而，最高领袖很清楚，若任由经济与政治同时开放，统治者的权威终将失效。实际上，伊朗的“顶层”并不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个人说了算——霍梅尼式的绝对权威早已不在，代表各种利益的教士、商人、军人、专业人士都左右着最高领袖的判断。有时，他们并不固定在一个阵营，立场、主张、利益都在变。

快离开美术馆时，我发现地下一层有日本艺术家原口典之1977年的作品：钢材打造的水池里，灌满石油。当我探头张望，不由浑身一震：艺术馆大厅中央，高悬的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画像，倒映在平滑如镜的石油上。

这是一个巧合。作品在伊斯兰革命前就完成了。但这投影，无意间赋予作品新的象征：石油成就了伊斯兰政权。就算国内政策不符合客观规律，只要能把天赐的能源卖出去，伊朗政权就能两手不空：把现金分发到贫困选民手中，买回军队和核实验室的装备，或是支持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石油，能为这个政权换来时间和空间。

石油是最强大的武器，却也是最脆弱的缺点。它可以满足伊朗的地区雄心，但禁运、价格波动、新能源的出现，也会令它陷入被动与孤立。面对外部世界，伊朗高度依赖，却又深深疑惧。

七

赛义德·雷拉兹在2009年抗议中被捕，判刑9年。他是名经济学家，常给国际媒体写文章、接受采访。伊朗政治光谱的划分，自1979年以来变化得让人眼花缭乱，比如带头冲击美国大使馆劫持人质的学生，10多年后疾呼民主、人权、改善对外关系。而霍梅尼的孙子公开反对伊斯兰共和国，还跑去美国跟巴列维王室的后裔会面。48岁的雷拉兹则一直待在“改革派核心圈子”里。他在不同的改革派媒体当过记者、总编，做过前总统哈塔米的顾问，2009年时，还是穆萨维的竞选幕僚。美国《时代周刊》形容他“总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绿色革命期间，他遭逮捕的罪名除了“非法集会”，还有“窝藏机密信息”、“里通外国”。

我到他位于城北的公寓见面。半年前他出狱了——2010年德黑兰上诉法庭准他减刑至3年。雷拉兹个子不高，神采奕奕，唇上一抹短髭像毛笔字里浓重的“一”。一见面，他就透露了最新消息：新任总统鲁哈尼邀请他去吃开斋饭。

“这是要跟改革派和解吗？你会跟他谈什么呢？”我问。绿色革命领导者穆萨维还在软禁之中。

雷拉兹决定摆摆架子：“我还没答应去呢。”然后又笑笑，“再说，去了也肯定是很多人一起。”他对鲁哈尼上任以来的经济表现感到满意：前10个月，通货膨胀下降了三分之二。

雷拉兹从未停止过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批评：“石油收入拿去喂人民，这种一味讨好贫穷人口的民粹主义手段，破坏了投资和生产。”他认为伊朗“最多只有两三年时间”与西方周旋了，因为“必须要有正常的外资进来，不能再等了”。

雷拉兹的妻子在客厅里准备了酸奶、葡萄干待客。我们说话的时候，戴蓝色头巾的她，待在开放式厨房里忙活，也不过来说话。雷拉兹被带走的那天早上，便衣闯进家里，妻子还平静地给他们上了茶。

抓走头两个月，家人完全不知道雷拉兹的下落。当时，他18岁的儿子对媒体说，觉得父亲“不值”，生活应该比政治更美好，他打算出国。我来的时候，雷拉兹的两个孩子都不在家。

监狱经历令他疲累，但并没有打击他的乐观和坚定。雷拉兹说，他经常跟狱卒聊天，鼓励他们不要恐惧权威。有些狱卒爱听他讲话，待他不错。

在他记忆中，绿色革命的结束，不仅仅因为政府的铁腕镇压，还因为“抗议者和政府都惧怕国家动荡，上下一起停了”。

也许我流露出了些许惊讶，他接着说：“伊朗人和中国人一样害怕国家动荡。”雷拉兹曾经是一家国有企业厂长，很早就到广州考察过，对中国这些年的情况很熟悉。他仰慕中国经济成就，10年前就预言中国应该在国际关系中领头。

雷拉兹不满前任总统，同时，又是伊朗利益坚定的捍卫者。他写文章批评国际制裁伤害了伊朗中产和低收入者，而不是少数权贵。在英国《卫报》的专栏文章中，他呼吁“20国集团”（G20）邀请伊朗参加，扩容为G21。“20国集团”指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俱乐部。可见，在伊朗，无论哪一派政治家，都把伊朗的国际地位看得很高。

“是这样。”他直言，“说到底，安全比自由更重要。看看我们的邻居，我们不想伊朗变成叙利亚、伊拉克或者阿富汗。2009年，改革派只是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从没说过要推翻政权。”

他承认现在的管治手段很有问题，“什么都管，权威就越来越弱”。谈话间，我不时拉高滑下来的头巾，雷拉兹终于忍不住了，伸出胳膊阻止我：“拜托，别管它了！”

我问他出狱后有没有见过哈梅内伊，提前获释恐怕得有最高指示吧。“我可没说想见他，”雷拉兹眼镜背后闪过调皮的表情，“他也未必想见我。”

八

最后一次见到米夏，是在玫瑰园小广场。我们坐在那里等待开斋，讨论去吃商场里的意大利餐馆，还是隔壁蒙古排档。广场石头台阶上，错落着坐满了人。挨着广场是一家叫“Boof”的本地快餐连锁店，漆成麦当劳一样的红色，卖的也是汉堡包、薯条和可乐。

我向米夏说起我的困惑。上一次斗争的疲惫、对稳定的共识、物质生活的改善，还有新任总统吹拂的希望，糅合一处，像一大团松脂包裹了“绿色革命”这只寻觅方向的甲虫。它渐渐停止了挣扎，变成一块琥珀，装饰了人们的记忆。与此同时，你又看到社会不可阻挡地发生着变化，技术、观念、人心、权力关系，什么都在变。这个国家将近一半的人口在25岁以下，主题公园里的游戏会一直玩下去吗？挣扎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与繁荣稳定的国家之间，究竟怎样是最好的平衡？

正说着，那群“惹眼的孩子”又出现了。他们占据广场一角，喝水、抽烟，大声说笑，男女手牵手。米夏竟不反感那些孩子，反而羡慕他们，异性间从小便没有隔膜。“我这么大的时候，社会上男女完全隔离，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女孩打交道。可你看他们，谁也不怕……”

突然，一个手持对讲机的保安出现，大声呵斥，挥舞拳头，赶鸭子一样轰他们走开。那群孩子竟瞬间没了声音，不作反抗，三三两两悻悻离去。米夏怒了：“他们犯了什么错？我真想去揍那个保安！”他没有。他只是冲着我喊。

孩子们离开后，我才发现，他们刚才坐的地方，头顶正对着一盏硕大的监控探头。

我曾电邮米夏，告诉他我在写他的故事，希望核实几个细节。过了好几个月，才收到回复。原来，他辞去了翻译工作，专心学习电影，很长时间没上网。“我是一个不断放弃的人，不过我挺开心的……关于绿色革命，哦，也许我没有告诉你，我是在什么时候停止的。当最高领袖在电视上呼吁停止游行，我就再没有上过街。不是我听他的话，当时我是个桀骜的小孩，而是，在这里长大，你就明白，他们真的有能力叫你停……”

他接着写道：“幸好游行没有变成真正的‘革命’，如果我们推翻了政权，相信余生将不得安宁。还记得那个麦当劳的故事吗，我其实跟那对父子一样狭隘。人们看到我不停换事情做，其实正因为我害怕新鲜事物。不知道这样解释你能明白吗？……”

那一大团松脂里，也许还有一种成分：与生俱来的恐惧。在主题公园里长大，他们自然看懂了底线在哪里，看懂了顺从的必要。

离开伊朗前，我参加了一次派对——不在“海滩”，而在臭水沟边。没有谁组织，达拉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Blenz咖啡馆门口见，但是这些人到齐大概用了3个小时，只好取消晚餐，但也没有人不高兴。两个“海归”女孩，从瑞典回德黑兰休假。穿梭两个世界之间，她们体验其中的乐趣。

“明天去德黑兰北部山上露营吧，那里没有警察。”

“可是会有狼或者熊。”她们笑作一团。

我在德黑兰没喝到过这么像样的拿铁。可是达拉说，这家咖啡店“所有一切都是非法的”。Blenz是加拿大一个连锁品牌，有点像星巴克，但是在海外没有分店。一个在加拿大的伊朗人，拿到当地分店特许经营权，偷偷搬了一套到德黑兰。所以，这里从店内装饰到纸杯，全是走私的。而伊朗人从来没有“coffee to go”的概念，那是给忙碌都市人设计的。Blenz的咖啡要拿到店外面喝，反而成了时髦，卖得比普通咖啡更贵。Blenz还推销另一种时髦饮品：中国产“人参蜂王浆”，英文介绍写的是“皇家人参”（Royal Ginseng）。我上一次看到这种红纸包装、插吸管喝的小瓶子，大概是10多年前的事了。

咖啡店门口有条水渠，窄窄流过，尽头是个垃圾桶，臭气徐来。没有人在意，两边坐了30多个人，好几个派对在这里举行。一个保安负责张望。

达拉指给我看，街对面比玫瑰园高出许多的一座新建商场。Tandis（意思是“美丽的雕塑”）全身玻璃幕墙，霓虹灯招牌，在夜空里凄迷闪耀。“玫瑰园过时了，Tandis的东西更贵，去的人更时尚。”

想到很快要回美国，她竟有些伤感。“你知道吗，在美国的时候，有时我会想戴头巾，毕竟我是这样长大的。”美国人很友好，但这个伊朗女孩敏感察觉，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包藏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美国人听说你是中东来的，以为你还骑着骆驼，他们会问‘那里有干净的水吗？'……”我问她，伊朗会不会有一天改变，变得她愿意回来生活？她坚定摇摇头：“这个政权的本质是自私的、教条的，这不会改变。”

道别时，大家拥抱。达拉转身离开，我忽然想起来：“嘿！我还从来没问过你们对核问题的看法！”臭水沟派对的人面面相觑。

“这个我们很少谈，就像我们从来不会讨论要去清真寺一样。”瑞典回来的女孩说。达拉想了想说：“我只能祷告他们别造核武器。谁说有了核武就安全了？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伊朗三面都是美军，我们也没觉得危险，现在，以色列成天嚷嚷着要炸我们……”

“伊朗还是不应该有核武器？”

“谁都不该有，美国和伊朗，难道不是吗？”

爱在德黑兰

一

背后脚步急促。来不及回头，后腰被人重重推了一把。一个黑影，迈开两条长腿，飞身弹开。朋友追过去用波斯语呵斥，黑衣少年竟在街角停下来，扮个鬼脸，一闪就不见了。

我和朋友都穿着长袍，自然跑不过他。一辆汽车戛然停在我们面前，中年男人探出头，问要不要帮忙。少年已不见踪影。这样的事情在德黑兰每天都会发生，朋友和车里的男子齐声骂了几句不良少年，也就作罢。“因为你是外国人。”朋友说，虽然本地女子也会遭黑手，但外国人是过客，更容易被欺负。

“伊朗35%的男子性压抑。”贾维尔这样向我解释这件事。他坚称是官方统计数字，但又找不到出处。反正，这情况很普遍就是了。

找贾维尔聊天，起初是为了了解德黑兰地下音乐。很快我发现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地下”。他的四人乐队，常在一个展览馆门前演出。那里有一片草地，参差几棵树，天气好的晚上，路人聚拢来听歌，还可能留下一点钱。乐队有一杆银笛，两把吉他，有时玩爵士，有时由贾维尔唱些欧美流行歌曲。他自己也写歌，还在练习吉他。

他们在这里演出已经3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禁止音乐创作和表演。宗教音乐的演奏者要躲在布帘后面，不让观众看见乐器。30多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法律表述没有松动，在德黑兰见到街头乐队、海外唱片的概率还是很高。一些异常生猛的波斯乐队跑到欧洲或者迪拜出唱片，再走私回伊朗。风向时紧时松，贾维尔他们跟地区警察混熟了，警察就不专门找碴儿。用他的话讲，伊朗街头音乐表演是“非法而公开”。但今年他们惹怒了附近一个新住户。这位高等法院法官冲下楼威胁：“太吵了！信不信我把你们关起来！”乐队答应小点声。“法官也不能直接抓走我们，还是得交给警察。”贾维尔说起来满不在乎。

第一次见贾维尔和他的乐队时，刚聊了一会儿，一个当地摄影师急匆匆赶来，拉我去看一个“地下乐队”排练，说是只此一次机会。贾维尔和我们同去。汽车七拐八绕，40多分钟后仍不知身在何处。就在我开始紧张时，摄影师指着一扇居民楼铁门：“到了。”按门铃响，里面的人警告：最多两个人进去，停留不超过10分钟。

贾维尔留在外边。我和摄影师转上三楼，厚厚的门板背后，整个房间隔音良好，还有一间调音室。其中一位老家在阿富汗，用传统乐器演奏。问他们唱的内容，“鱼乐队”主唱说，只是乡村生活。大概是我问了两遍歌词内容，主唱有些敏感：“你是想问政治吗？我们不唱政治。”

他们急着要走，不是有什么风险，而是要赶去看世界杯球赛。走出来的时候，贾维尔倚在车上吃冰激凌，带点嘲讽地问我：“怎么样？”他说给其他搞音乐的朋友打了电话，了解到这支乐队的背景：“他们是有钱人，不愁吃喝，现在玩音乐的都管自己叫‘地下’，时髦罢了。”

贾维尔写下他的歌词：

如果我们没钱/打倒美国

如果我们吸毒成风/打倒美国

如果梨树结不出苹果/打倒美国

“不管伊朗发生什么，政府都会迁怒于外来势力。”他还写过一首《狼与狗》，讽刺伊朗总统选举候选人都差不多，“他们只是俄罗斯的马前卒”。正当我惊讶于他犀利的政治批判，贾维尔又转入伊朗式阴谋论：“世界不过是由100来人统治着，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微不足道。”

我们在乐队经常演奏的草地上坐着，吉他盒摊开在旁边。贾维尔嫌自己弹得不够好，不像乐队另一个成员阿拉达旺，玩吉他14年，技艺纯熟。“他自己就是把乐器，而我的武器是想象力。”贾维尔非常享受和乐队在一起。

同一片草地，几年前，他曾捅下大娄子：一个巴斯基跟弟弟发生口角，向他喷胡椒水。贾维尔过去打成一团。巴斯基落跑后，贾维尔情绪失控，沿着公园高声叫骂霍梅尼和哈梅内伊。警察闻讯抓人，关到深夜，直到爸爸过来领人。他还记得警察说：“赶紧回家吧，别出来闹了。”贾维尔很感激，警察也有好人。

“为什么要骂精神领袖呢？”

回忆那天的突然崩溃，他说是因为多年和父母弟弟挤在狭小的房间，逼仄难忍。“那年我21岁，从来没交过女朋友。”

“如果没有女朋友/打倒精神领袖。”我替他续了一句歌词。

贾维尔笑了：“这真得怪他们。”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顶层是“自我实现”，最底层是“呼吸、食物、性、住房、健康”。他在“性”上画了个叉：“我们的政权非常聪明，管住人最基本的需求，于是我们满脑子就剩下这些，其他什么都不想了。”

伊朗禁止公开恋爱。尽管女人戴面纱、男女授受不亲等伊斯兰习俗，在1979年革命之前就在伊朗社会存在，但是革命之后才写进法律，出动风纪警察监管。性禁忌还常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异见者不管做了什么，对他们的谴责首先跟性丑闻扯上关系，并迫使他们向公众忏悔。“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保守，一提‘性丑闻’，大家马上觉得这是个坏人。”贾维尔说。

性有时比政治还危险。贾维尔有一本乔治·奥威尔《1984》——这本书刻画了一个处处受到监管的虚拟社会，在伊朗翻译并出版的波斯文版，删去了几处温斯顿与朱丽叶温存的性描写，其他都保留了下来。

“我的生活全在上面，可是竟然在伊朗出版了。”贾维尔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发行日期是在1979年革命之后。

跟巴斯基打架之后没多久，贾维尔有了第一个女朋友。他们“找来一本书”才知道该如何亲近，经常更换约会地点，出门走在一起要非常小心，说不好什么时候警察上来检查身份证。非正常交往令贾维尔焦虑，“女朋友像毒品一样，越交往越空虚”。他的女友换了好几茬，最后认定一个人清净。“在这里什么都是不自然的，笑话也不能乱讲。爱情，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需求，因为得不到，我们只想要它。”

他说自己追求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就像上星期乐队表演的西班牙语歌——他们不懂西班牙语，只是从网上下载不知谁的歌来模仿。晴朗的夜晚，树下人越来越多，最后聚集了两三百。贾维尔从手机里翻出录音，放给我听：乐队重复一句歌词“哈比落罗罗罗、鸟哪儿多多”，所有人跟着唱，录音里传来年轻女子银铃般的笑声，水波一样荡漾开来。没人知道唱的是什么，只是不知所谓，只是纯粹的快乐。“那是我最美好的夜晚。”他嘴角带着笑意。那晚，法官没有出现。

二

有天我经过车站广场，3个中年人在街边演奏。唱的是波斯语，舒缓曲折。主唱有时放下吉他，盯着过往的人放声，肩膀微微震动。对面石护栏上，坐着一个年轻人，全神贯注地听着，手里攥住一叠广告传单。

乐声暂停。他转过头来，满面光彩，对我说：“我喜欢街头乐队，他们把人内心的情感释放出来。”

21岁的赛义德，翻译刚才那首歌的结尾，反复唱的是“我感到很假，就像你说你爱我”。“可是我的爱情并不空洞。”他的眼睛亮起来。他想跟陌生人聊聊爱情。

“你知道，这里不能公开谈恋爱。”他没有犹豫，甚至没有问我想不想听。有天他跟女朋友约在商场碰面——赛义德平时在伊朗北部念书，放假才回德黑兰，俩人3个月没见了，赛义德激动得抱起她亲吻。“你猜怎么样？周围竟然响起了掌声！商场里的人为我们鼓掌！不过我赶紧拉着她逃走，这会惹麻烦的。”

说到恋爱的惩罚，他的一个朋友带女友回家，遭邻居举报。在伊朗，比警察更危险的是邻居，所以很多人家白天都拉着窗帘。警察冲进来抓走两人，验身发现女孩不是处女，各判150鞭。结果，女孩在家庭压力下，上法庭指证男孩蓄意侵犯她。男孩受了鞭挞，遍体鳞伤，3个月下不了床。

“那恋情当然无法继续，他只记得他喜欢的人满嘴谎言。”赛义德和女友萨巴见面非常小心。他对她一见钟情，那时女孩才16岁。3年来，他们密会的地点，在一个咖啡馆顶楼废弃的天台上，只有一次被人撞见训斥，两人迅速逃脱。他们情感的障碍在于，女友家庭不能接受。“我只是个穷小子，她家很富有。”

为什么愿意告诉我这些呢？“你是外国人。”他相信我会把这些故事带走，像一个装了秘密的漂流瓶。他也不介意我写他们的故事，只要不用真名，相爱的人有宣之于世的冲动。这真是难得的信任。在伊朗，我感受到当地人热情待客的传统，但同时，他们的担惊受怕又是那么强烈。有时他们向你敞开心扉，又慌忙合拢，那是高压底下形成的自我保护。我建议赛义德下次带女朋友一起来，他说萨巴一定很高兴跟我交谈。

三

“打倒美国”的宣传画并不容易找。走了很久，再打了一趟车，才找到朋友推荐的这一幅，它已经成了德黑兰人民反美意志的标准像：居民楼水泥外墙上，刷出星条旗，“条”的尾端挂上炮弹，“星”变成骷髅。“条”的间距，尺子量过一样齐整，配上横向标语“打倒美国”。马路斜对面，是更大的一幅，奥巴马穿着闪亮蹩脚的西服，跟一个穿中世纪头盔铠甲、临时演员模样的人靠在一起。寓意解释起来很曲折，跟什叶派宗教故事有关，讽刺美国总统言而无信。而“反美宣传画”大展，就是美国大使馆门前了。1979年11月，伊朗人冲击美国大使馆，抗议卡特政府允许流亡的巴列维国王去美国治病。2012年奥斯卡获奖影片《逃离德黑兰》讲的就是这段故事，不过电影细节与真实情况多有出入。现在，美国大使馆还封存着，围墙上国徽模糊，有斧凿痕迹。原本插美国国旗的地方，换上一面黑色方布，画着星条旗包裹的老鹰在燃烧，下面“USA”3个字母冒起白烟。左上角和最底端各有一行英文字“伪善终将消亡”、“终结独裁”。德黑兰的反美宣传总是做得那么细致。使馆外围，每一片水泥墙都是一幅16×9的美术作品：自由女神的脸变成骷髅、伊朗国旗覆盖倒下的士兵、霍梅尼在鲜花丛中。颜色鲜艳，可能定期涂抹。每一幅都不像是愤怒的野火喷发，而是精心修饰的成果。闲置30多年的美国使馆，看上去像个来自1979年的纪念品。

除了特意寻找的这几个地点，我还在一家西饼店老板的T恤衫上看到前后两面印着“9·11”事件飞机撞大楼的画面。问他为什么穿这个图案，老板伸出大拇指朝下，“打倒美国”。但实际上，伊朗政府在“9·11”事件之后是支持北约的。这家是全城最出名的西式曲奇店，卖得很贵。

当地朋友说反美标语不只我看到的这些，还有直白朴实些的，比如“我们把美国踩在脚下”等，但终究没有我想象中满街“反美话语的海洋”。10多年前伊朗学者搞过一次民意调查，74%受访者愿意跟美国谈判，64%支持跟美国复交。结果，组织调查的人被关起来了。

伊朗的“性禁忌”常跟“西方文化渗透”联系在一起。霍梅尼说：“公共场合男女混杂，是外国人的阴谋，用来瓦解穆斯林青年的意志。”“外国”很多时候单指美国。

街边居民楼屋檐下，凹进去的门洞里，站着一个小伙子，两只手抱在胸前，眼神空空望向前方。我和女伴走过的时候，扫了我们一眼。擦肩而过，在我回头的瞬间，他的右手从左臂下抽出，手里光碟一闪，又迅速塞回。我拉住女伴转回去，小伙瞬时笑容满面，一把光碟塞进我们手里，“稍等——”他跑进看不见的角落，回来时多了一麻袋光碟。这时，旁边两个蹲在地上的路人甲乙，也好像被吹了一口气似的，忽然活了，不知从哪里变出自己的光碟麻袋。

最新最热门的好莱坞片，应有尽有。我帮朋友选了几张，自己留下一张《华尔街之狼》，封面上莱昂纳多高高举起红酒杯，波斯文写着：“高清、配字幕。”

小伙子阿富辛，19岁，平均每天能卖出50张碟，赚十几美元。他抱怨盗版影碟业竞争激烈：“你看这扇门里头就有3个。”伊朗人对电影的口味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女生喜欢言情片，男生爱看动作片。正说着，两个戴头巾的女生走进屋檐下，左挑右选。

盗版业服务周到，甚至可以“点播”，小众电影价格会高一些。阿富辛说，这几年卖得最好的，是《欲望都市》，成套成套卖疯了。挑光碟的女生不愿跟陌生人讲话，听到这里却“哧哧”笑起来。伊朗政府禁播的《斯巴达300勇士》（丑化波斯历史）、《逃离德黑兰》（丑化伊朗人民），一时间需求大增。“因为禁了，很多人想看看怎么回事。”

近来阿富辛自己中意的片子是2013年好莱坞言情片《安全避风港》。塑料封套背后，一对男女在碧海蓝天下拥吻。“我喜欢美国，年轻人可以自由恋爱，但伊朗没有‘safe heaven'。”阿富辛有些得意地提到，自己有“好几个女朋友，不过最近都断了”，他一心赚钱准备报考人类学。

四

贾维尔始终没找到“35%性压抑”数据的出处。倒是伊朗议会在2014年夏，发布一份82页的正式调查报告，承认80%伊朗未婚女性有男友，中学生谈恋爱都十分普遍。受访的14200名学生中，17%承认同性取向。本地媒体对这份报告不做讨论，我是在《经济学人》杂志网站上读到的。

贾维尔中学时在伊朗全国数学比赛中拿第一。家里需要他挣钱，所以他没念大学，先后从事的工作有：旅行社职员、货车司机，服完兵役后，现在是一名正骨按摩师。

草地演出收入微薄。解囊最多的不是年轻人，而是上了年纪的父辈、祖辈。“他们经历过国王时代的开放，未必欣赏爵士乐，但是会怀旧。”贾维尔说年轻人反而麻木了，也没什么闲钱。

他抱怨做机械工的父亲成天在电视前消磨时间，供养弟弟上大学的担子就落在自己身上。最近几年家里经济条件稍有改善，租了个稍大些的房子。可是他看不到这么工作下去能有什么前途。“你看看我国的总统们议员们，到现在还是伊斯兰革命第一代元老。”贾维尔今年28岁，正是伊朗全国男子平均年龄。

跟贾维尔交谈很愉快，但有时也会被他的“伊朗式阴谋论”刺到，比如他忽然问：“你不是为伊朗政府工作的吧？”伊朗人普遍对外国人既热情又猜忌。“一切由外国势力操纵”甚至贯穿伊朗人对近代史的认知。整个19世纪，伊朗在英国和俄罗斯之间任由摆布，20世纪“外国势力”的主角换成了美国，就连获得华盛顿支持的巴列维国王，都常常觉得阴谋无处不在。“美国被秘密势力控制了。”他跟大臣们说。贾维尔写歌讽刺伊朗政府什么都怪罪美国，可是他自己也难以摆脱这种思维。还好，他热情的一面多一些，猜忌多疑只在不如意的时候冒出来。

五

再见赛义德的时候，萨巴没来，跟来一个不相干的男亲戚。赛义德还是想保护女友。男亲戚作陪，避免单独跟外国女人交谈的嫌疑。本来要坐下来说话，但交通拥堵我们都迟到了，当时我正要跟贾维尔去找其他采访对象，于是边走边聊。赛义德和贾维尔站在一起，外貌上完全是两种人。贾维尔留着长卷发，穿T恤牛仔，怀抱吉他，浪漫愤青。赛义德发型规矩，方格衬衣，西裤笔挺，脚踏实地。我知道赛义德不想别人听他的故事，就同他走在前头，男亲戚和贾维尔跟在后面。

赛义德没出过国，英语却极好，都是从盗版好莱坞电影学来的。“我要怎么跟你说呢，我要怎么跟你说呢，我们的故事太曲折了……”走了一段，我们决定搭地铁。4个人一起上了普通车厢。可能因为是工作日下午，人不多，只有我一个女人，乘客的眼光扫过来扫过去。德黑兰每趟地铁都有女士专用车厢，外界误解是“必须跟男人隔开”，实际上女人可以选择坐在普通车厢，或者女士车厢。

地铁隧道又深又广，战时也可作防空洞。末代国王时期做了规划，承包给一家法国公司，可还没动工，革命就爆发了，于是被迫搁置下来，直到伊斯兰共和国也长出现代交通的烦恼，国王时代的地铁图纸才被翻出来，请中国长春和上海的公司来参与建设。

德黑兰地铁电子味道少，金属碰撞声重。咣当咣当的车厢里，赛义德压低声音，急促地讲述他的爱情故事。萨巴的姐姐知道他们的恋情，但不支持，她自己嫁给了国家排球队队员。伊朗男排近几年在国际比赛中表现出色，也被政府用作爱国主义新燃料。姐姐的婚姻是旧富新贵结合，“而我只是个穷小子”，赛义德不断重复这一句。3年了，女友的父母不可能一直蒙在鼓里。女孩报名参加一个培训课程，其实只是为了溜出来约会。两人在商场闲逛，被萨巴母亲撞见，悄悄尾随。虽然她没有当场揭穿，但回家后却要求女儿断绝来往。“其实我也去过她家，趁父母不在的时候，他们一定知道我的存在。但是，一个穷小子，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能逾越的。”

列车到站开门。一个男人背着鼓鼓囊囊的袋子上车，四下张望，忽然掏出一个玻璃瓶，举到我面前，堆满了笑：“黑海鱼干，两美元一罐，只要两美元！”我谢过，摇摇头。他叹口气，苦着脸：“祝你今天愉快！”转向其他人。整个车厢无动于衷，他在车门关上前离开。

“他的英语不错！我有点惊讶。”赛义德说。确实，那人讲得很流利，没什么口音。“他们很少有外国顾客，大部分伊朗人不会讲外语。伊朗有许多有天分的人，但他们的天分没什么用，只能用来吆喝鱼干。”

赛义德在巴博尔省科技大学学习机械工程。“我会很努力，但是还有一年才毕业，毕业找个工作，也不可能马上达到萨巴家人的要求。”赛义德的父亲原先是施工队队长，心脏接受手术之后，丧失了劳动能力。他劝儿子放弃恋情，儿子不答应。这对小情侣违反习俗，在没有父母同意的情况下，私下订婚了。赛义德给我看手机照片，求婚时他用红白玫瑰花瓣，从废弃的天台一路铺到咖啡馆门口。女孩从此便一直戴着戒指，不过，全家人都假装看不见。

赛义德要回去工作了。我们走出车厢，在月台上又聊了几句。他意犹未尽：“德黑兰是座不忠的城市。因为公开恋爱不允许，人们有机会‘就干点什么’，这里充满了谎言。我在外地的学校有很多机会，身边朋友都那么做，可是我爱萨巴，非常忠诚。你知道，忠诚的恋爱，在这里非常痛苦……”

他假期推销的传单，是一所技术学校的广告。每天工作9小时，一小时赚一个美元。我重新上车，地铁咣当咣当在深邃的地下前行，车厢空荡荡的。我分明感到，随着赛义德的离开，空气里有些东西也被抽走了，剩下一团浑浊。贾维尔从车厢另一头踱回来。过了一会儿，我问他怎么看待“忠贞”。“也许每个人看法不同，在德黑兰，我不相信任何人。爱情是低智商的表现。”

马斯洛需求层次倒数第三层：“爱与归属感。”

“如果伊朗人不相信爱情/打倒美国。”

我脑海中蹦出这一句。

六

传说马兰迪博士是美国公民，家里还有少年时加入棒球队的照片。现年48岁的他，是德黑兰大学北美研究所成员、国际关系系主任，经常用美式英语在国际媒体上为伊朗政府辩护。

上午11点，马兰迪办公室门外已是一片忙碌，很多人等着见他。楼下门卫看见我，眼神一变，转向我的男性陪同说：“叫她把头巾戴整齐！”他甚至不愿跟女人说话。

我和马兰迪的谈话从伊朗与六国核谈判开始。他认为西方对伊朗制造核武器的指控拿不出证据，“如果有人袭击伊朗，我敢保证，伊朗人只会恨袭击者恨美国人，而不是伊朗政府”。

我慢慢把话题引向他的个人经历。国籍，似乎不是让马兰迪最舒服的问题。“您持什么护照呢？”“这么说吧，反正我很久没更新美国社会保险了，我要是走进美国使馆，他们不会欢迎我的。”

他肯定自己没参加过棒球队，美式足球队倒有可能，“那时候男孩只有两种运动可以玩”。他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学校里每天早晨对着星条旗唱歌”。他哼了几句，停下：“听着，别试图找出什么心理问题——不是因为我在美国受了什么气，才回伊朗说反对美国的话。”过了一会儿，他提到，20世纪70年代，父亲在美国散发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传单时，被抓了。1977年巴列维应卡特总统邀请访美，美国警察向抗议者释放催泪弹驱散。当时他11岁。“我很小就知道美国的言论自由是谎言。”马兰迪最近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上发表3篇“驳斥主流意见”的文章，结果编辑被降职了，“这世界充满了不公正”。还有一次，他应邀去美国的学校讲演，在海关被请到一边单独检查，这更令他愤怒。

我问他怎么看，实际上德黑兰到处都可以买到美国光碟，年轻人喜欢美国文化。“不，你看到的只是个别情况，你说的不是主流。”他又说，“我们并不是‘反美主义’，而是反对一种文化霸权。”

马兰迪与人印象随和，我便问起关于面纱的强制。“美国人过去也穿很多衣服。”这个问题难不倒他，他强调着装要求是伊朗的传统文化。

临走，我习惯性伸出手，马兰迪用眼神制止了我。合影照片上，我们都是双手下垂。走出大楼，陪同告诉我：“你和他说话的时候，有段时间头巾完全掉下来了，我很担心马兰迪的反应，但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有异样的表情。”

马兰迪博士后来发给我一些链接，有他写的文章，也有其他人的新作，多次提到“伊朗模式”。2011年以来，中东一些国家持续动荡，伊朗的情况相对稳定。伊朗政权于是有信心让自己的管治模式成为效仿对象。

我请教一位长期生活在德黑兰的外国学者，如何理解“伊朗模式”。她在邮件中这样回答我：“伊朗强调的‘有限民主制’，让自由有生存的空间，同时让宗教领袖的权威统治具有合法性。”这位女性学者不希望公开她的名字，“但是，你接近这个体制的时间越长，就越能感受到其中的压抑和前途渺茫……结果更多年轻人失去了信仰”。

七

伊朗议会2014年夏天发布的报告，对“自由恋爱泛滥”给出解决方案：申请临时婚姻——什叶派教义允许的一种变通，时间可以短则数小时，长则几十年。我拿这份报道给贾维尔看，他不屑一顾：“人们每天都在做，不需要教士批准，没人会去申请什么‘临时婚姻’，教士们只是想主导社会上的变化而已。”

夏天快结束时，警察终于冲击了乐队演奏，收走所有乐器。相熟的警察夺走贾维尔的吉他时留下一句：“你惹了什么人吧？”贾维尔心情很糟。他在脸书上留言：“我脑子里一片空洞，冒出些危险的主意。”“统治世界的那些人决定让世界崩溃了……不只伊朗，全世界……”

我在电话里劝他不要“冒什么危险的主意”，比如又去草坪上骂人。他终于笑笑，转而说要介绍新朋友给我：“跑酷，听过吗？”

跑酷（Parkour），一种源于法国的运动，在城市里攀墙走壁，有点像传说中的轻功，强调突破身体与意念的极限。这在伊朗遭到禁止，更何况是女生跑酷。贾维尔住在城南，认识这样一群女孩，“她们现在被政府招募当消防员了”。

和萧贝尔说好在广场转盘见面，贾维尔有事没来。到了时间，电话响，叫我转身看街对面有人招手。那女孩的荧光绿跑鞋很是扎眼，她使劲挥手却不过来：“你站的旁边就是警车。”

跑酷队伍有男有女，十几个人走到附近一个儿童乐园。他们飞身越过石墙，才想起要把我拽上去。抽起地上软垫，叠成半人高，攀爬跳跃练习开来。他们大概每隔两星期在户外训练一次，平时各人在健身房练。女孩居多，其中萧贝尔年纪最大，21岁，其他的都是十七八。萧贝尔也是领头的，做些示范动作。她个子不高，弹跳轻盈。一会儿爬上五六米的石墙，凌空后翻。

空中翻身的时候，她一只手捂在棒球帽上，帽子下面是头巾。训练跑酷已经“非法而公开”，她们不想再为头巾招惹路人报警。

不一会儿，又来了两拨女孩，各自带着男教练。不同跑酷群组间认识，却不见得亲密，各练各的。她们都是从一部电影《13区》中师承了跑酷创始人法国人大卫·贝尔。现年42岁的大卫，从小在房顶上跑跳，长大后糅合体操、田径和武术技能，开创了这项运动。大概他不会想到，影像把跑酷传播到了世界的这个角落。这些伊朗年轻人跟着电影自学。他们没有多少运动底子，只是在消耗体力和冲动。

一个穿黑袍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来儿童乐园。玩了一会儿秋千，发现下面软垫都抽走了，眼前人体横飞，也就推着童车走开了。

男生的先天优势更明显。他们在女孩的掌声中，沿着矮墙顶箭步流星——刹那间，我怀疑拍我后腰的那个黑影练过跑酷。还有人爬上电线杆纵身而下。跑酷与街舞相通，休息时间他们把手机放在地上，音乐开到最响。男孩里领头的那个，是萧贝尔的男朋友。“爸爸知道肯定会打死我。”她说。听贾维尔说过，这些孩子的家庭大多保守，对她们的限制很多。“为什么喜欢跑酷？”“它让我浑身上下快乐起来，比其他运动更刺激。”她说玩跑酷的女孩居多，因为男孩的运动选择更多。

萧贝尔这时告诉我为什么不去警车边见面——不是因为她扎眼的鞋子，而是跑酷女孩好几次去那个广场，就在警察眼前，交通高峰时间，跳跃汽车顶。“那是最大的快感。”警察在后面追，她一路飞过车流。有人从汽车里钻出来，停在路边张大嘴看。也有人鼓掌加油。“我必须专心跑，不能盯着看人们的反应。”有一次她从车顶摔下来，被警察按住了，“那些警察认得出我们，所以不能去那里见面。”

她们约定，不在警察追赶的情况下爬建筑物。4年跑酷中，有人摔下来过，死了。

我问她们一般什么时候会去挑衅警察。我的意思是“白天还是黄昏”，戴面纱的女孩子齐声答：“闷了的时候！”笑声震天。18岁的阿蒂法姗姗来迟。她从头到脚都是粉红，假睫毛好几寸长。一来就跟大家拥抱，还拉我进去团抱：刚刚训练完的女孩们，身体滚烫，心脏剧烈跳动着。

跑酷是禁止的，但萧贝尔们当上了政府消防队义工，教儿童防火知识。她给我看手机照片，一群女义工穿着黄色制服黑色横条，有点像蜜蜂。“男消防队员救女人不方便，所以需要女义工。”

天快黑了，萧贝尔唱着歌送我上出租车。走到公园外，她忽然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嗯，你是外国人，没关系——我也许会改信基督教。我相信基督教更宽容，我们这个，太压抑了。”说完，她把我塞进汽车，关门，挥手。

我什么也来不及说。当禁锢变得有弹性，权威也在权衡，但是在谎言与现实之间，年轻人选择转身离开。

话语迷航

一

我手里攥着一块巧克力饼干。斋月正午，饥肠辘辘，出租车后座上，犹豫着要不要送进嘴里。

在德黑兰住了几天，我发现这个处处飘扬着宗教革命标语的地方，时而会闪现世俗智慧的灵光。斋月每天日出之后、日落之前禁食，但小卖店全日开张，主营报纸杂物，夹售饼干饮料。职员们中午“出去转转”也可能提着大饼回来。没有餐馆敢在守斋时间生火，但当地人总能找到热食。正当我试图放松约束，常驻此地的友人告诫“小心为上”。

出租车上，我无从揣测司机的反应：不理，痛骂，也可能停车把异教徒扔在半道。稳妥起见，我一只手拉高头巾遮住嘴，另一只手从头巾底下把巧克力饼干送进去，然后放开手安静咀嚼。一会儿，司机扳了扳后视镜——我看见镜中那个女人两腮鼓胀，嘴角一圈深褐色。

他向后伸过手，勾勾手指——我也要。不早说！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分食饼干，仰头喝水。上车前，给他看过当地人用波斯文写的地址，就没再讲过一句话。这时，我有心揶揄：“Ramadan（斋月）? ”刚获宽恕，就想探知人家为何不守教规。

“斋月，阿拉伯；伊朗，居鲁士。”他左手还在方向盘上，右手紧着比画，省却谓语的句子，竟从一小块饼干，穿越2500百年，直奔他对本国历史的看法：伊斯兰教，以及随之而来的斋月等规定属于阿拉伯人；伊朗文明的源头早于伊斯兰教，居鲁士缔造的波斯帝国，才是伊朗人的骄傲之源。

居鲁士二世，一般称“居鲁士大帝”，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那时东亚的中原大地正处于春秋中叶的疲惫与僵持。无论东亚还是西亚，王国版图都像是细胞裂变，大的吃掉小的，小的合并成大的。居鲁士用了30年时间，吞没西亚所有文明之邦，包括巴比伦，囊括了南亚和高加索，建立起史上未有之第一大国。之后1000多年里，波斯帝国几经兴亡，终为阿拉伯人所破，崇拜“火与水”、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人，逐渐接受“真主是唯一的神”。

想不到一块饼干，会引发这么一大段历史。“斋月，阿拉伯；伊朗，居鲁士。”出租车司机最直接的意思是，伊朗人不必理会阿拉伯人的规矩。普通伊朗人很少掩饰他们对阿拉伯邻居的反感。那么，随阿拉伯人“舶来”的伊斯兰教，何以成为当今伊朗信仰与政治牢牢共生的根基？而伊斯兰教信徒认为先知穆罕默德受天启之前，都是“蒙昧时期”万古黑夜，又怎么解释璀璨的波斯文明？

宗教学者早就体察这层尴尬，1979年掌握国家大权以来，刻意回避伊斯兰之前的伊朗历史，而高歌确立伊斯兰什叶派为国教的萨法维王朝，试图把集体记忆的开端拉回到16世纪。据说今天伊朗教科书中读不到“居鲁士”的名字了。但没想到，古代史还在这名40来岁的出租车司机心头澎湃。

我搭车去旅行社，正是要买一张南飞的机票，去看设拉子古城和波斯宫殿遗址。最后，这名信仰不坚的司机，为人也不囿于原则：车到旅行社门前，非要在说好的价格上追加两成。

伊朗人出国签证困难，国内游愈加兴旺。航空公司柜台前，国内景点介绍成堆摞起。来伊朗前，很多人劝我不要搭国内航班。多年国际制裁下，伊朗飞机零件无法及时更新，事故率偏高。就在我离开一个多月后，一架国内航班刚从德黑兰起飞便坠毁。

眼前，旅行社的气氛没有任何不安。除了收银的是位男士，整间办公室都由女性打理。蓝红两色制服、空姐船帽、同色头巾，个个妆容艳丽。唯一令人不悦的是，机票价格比原先查到的上涨了两倍，航班座位爆满。很多人选择在斋月外出旅游。

我挤上了当天下午的航班。机场角落里，一块颜色发暗的标语用英文在说：“霍梅尼是全世界革命的领袖！”建国之初，霍梅尼雄心万丈，要把伊斯兰政府模式输出到全世界，结果两伊战争之后元气大伤，从此很少提“输出革命”。可没想到，他的话在某个角落里还倔强着不肯沉默。

老式飞机座位挨得很近。邻座是一名从头到脚包裹严密的妇女，看样子50岁上下。我们语言不通，只能彼此微笑点头。我翻开《孤独星球》查看伊朗旅行信息，其中一张彩照上，一名老者手捧经书。邻座妇女突然戳着这一页说：“Mulla, no good.”（“毛拉，不好。”）我一惊，指着图画确认：“No good? ”她点点头，冲我一笑，无法解释更多，众目睽睽也不便多说。我再次领教，你无法猜透伊朗人的心向。

走出设拉子机场，穿白色制服的出租车司机们蜂群一般涌上来，手中晃着汽车钥匙。布赫瓦兹以英国口音和庞硕的身材脱颖而出。他原先在威尔士一家比萨饼店工作。旅英多年无甚进展，家人劝25岁的他回来成亲，“但我还是喜欢英国，好玩”。我们商定第二天包他的车。

我住的设拉子大酒店，刚刚落成两年，设施比较新。酒店十几层高，俯瞰下去，整个设拉子城小了。城里没什么高楼，新酒店似乎承诺着旅游业的前景。前台小伙子执意要留下我的护照，我不肯，他翻出一叠护照给我看：科威特、埃及、韩国……最后我留下一个复印件。

房间电视频道都是波斯语，终于转出一个英文台。一个几乎掉光头发的男人，敞开西服，不系领带，站在简单的背景布前滔滔不绝。电视台的名字非常有创意：Press TV（新闻台）。滚动字幕说明，这是一个直播call-in节目。听了一会儿，打电话进演播室的，全部讲英语，来自欧洲、美国、马来西亚等，问题大多和国际事务中穆斯林的角色有关，光头男人现场解答、评论。我正纳闷，何以在伊朗收看到这样的节目，听到光头男子不断重复“当今穆斯林世界，真正的英雄只有伊朗的哈梅内伊和黎巴嫩真主党的纳斯鲁拉”，便释然了。演播室电话号码以“+4420”开头，是英国伦敦的固话线路。

第二天一早，布赫瓦兹打电话说有事不能来，交给朋友马赫迪。我有些失望：刚找着个讲得通话的，又坠入未知。德黑兰很多年轻人英语流利，但出了首都，就只能靠运气，再加上一点我的阿拉伯语：字母跟波斯文大体相同，不少单词发音相近。

马赫迪20出头，温和友善。他的英语不太连贯，辅以手势，凑合沟通。我们商定两段行程：先看设拉子城内古迹，再去70公里外的波斯波利斯遗址。

如果你生在十三四世纪的亚洲或者欧洲，设拉子远比德黑兰闻名。波斯商人是丝绸之路上的搬运工，也把波斯文明带去了远方。设拉子诗人萨迪在诗作《玫瑰园》中提到，他曾经旅行到中国新疆的喀什。在一所学校，他看到年轻学者在读一本阿拉伯语语法书。萨迪请年轻人将其中一段翻译成波斯文。年轻人得知他从设拉子来，问知不知道“萨迪”，还随口背诵他的诗句。第二天，萨迪临走时，年轻人得知相遇的就是萨迪本人，喜出望外，恋恋难舍。

世界流行的葡萄品种“设拉子”，中文译作“西拉”的，是不是源于这座伊朗古城，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萨迪时代，设拉子葡萄架碧绿漫野，欧洲商人络绎往来，把设拉子葡萄酒卖到印度。今天在设拉子博物馆还可以见到泥塑，还原了当时场景：波斯贵族们围坐议事厅，表情傲慢狐疑，一个穿西式礼服、黄头发的人站在中间，深深鞠躬，标签注明：法国商人。到了17世纪，设拉子以东500公里的克尔曼（Kerman）开始仿制中国青花瓷器，通过东印度公司，当作真品卖到欧洲各地。18世纪伊朗人模仿的中国单色釉，几可乱真。

萨迪时代，伊斯兰教在伊朗已经传播了几百年。他和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中，仍充满了“美酒、姑娘、鲜花、歌唱……”

萨迪的花园还在，他的灵感之源金鱼池，剩下一条翻了白肚的死鱼。周围满是游客为求好运，扔进池子里的纸币硬币。没人能够解释其中的关联。

有些东西却是几百年都不会死。曾经的文化首都、政治中心，设拉子遍布花园和学堂。这些景点常常挨得很近，感觉不是你徒步穿行，而是它们接踵而来：棕榈、橘树、鸢尾花、池塘、满墙波斯细密画。暑气静谧，蜜蜂嘤嗡，婆娑树叶在地上漏下斑驳光影。置身其间，欲歌欲舞，欲辩欲思。1979年前，设拉子亚洲学院还有美国学者教授考古学。那是一个更加包容的过去。

我希望能够猜测马赫迪的心向：保守还是开明。这决定了我是否偶尔可以建议喝点水。他车里端正地摆着《古兰经》，他的名字是什叶派救世主。

我们转到120年前设拉子富商的“家庭接待前厅”。玻璃可能在当时相当昂贵，可这家偏偏用无数碎玻璃，包裹起整个回廊，来客一定先被这份阔气震住了。抬头望顶上漆画，竟是欧风汹涌：袒胸少女、山地教堂。我吃惊地向马赫迪比画，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村妇，四下寻找风纪警察。“Old。”他说，停了一下，脸上涌起一个复杂暧昧的表情：“Good! ”

“过去的东西好看。”我忽然获得了安全感。到底是设拉子人。于是，跟马赫迪聊了起来。他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父亲有点钱，还肯养他。开车不是专职，所以不穿白制服。他的蓝衬衣黑色长裤，干净得体。

马赫迪不太担心挣多挣少，有种气定神闲的派头。我的伊朗货币里亚尔花光了，星期五兑换所不开，要等日落之后才能找到地方换外币。马赫迪也不紧张，大方替我刷卡。制裁之下，伊朗不通行国际信用卡，只能用国内发行的借记卡。他为一个外国游客开车，还替人付钱，我相信天底下不会有更善良的人了。

既是他垫付，马赫迪似乎掌握了主动，带我一个接一个去他认为值得看的景点。这里也有巴列维国王的避暑山庄。像德黑兰一样，年轻人躲进警察看不见的地方弹吉他唱歌。恋人们在落满石榴的树下小憩，男孩的头枕在女孩大腿上。20世纪30年代，伊朗贯通铁路后，设拉子丝路驿站的地位逐渐失落。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古迹保护得并不好。眼下显然有重振旅游的迹象。马赫迪推荐我去一家新翻修的花园：莲花池、喷泉，二层小楼拱顶画着长翅膀、神格化的居鲁士。古迹外壳下是一家餐馆。对面乡村手工地毯店，分店开到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中国上海。

设拉子街头保留着各种文明共存的痕迹。街道一角，墙壁上画着大幅圣诞老人驯鹿拉雪橇，大概附近住着信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再一查这条街的名字：“烈士街。”十足伊斯兰的标签。

尽管碎玻璃耀眼迷目，你的眼睛不会错过街道上的领袖巨像。一栋气派非凡的白石头建筑上，金光闪闪刻着英文字——“法尔斯省司法部”（设拉子是法尔斯省会），顶上垂下霍梅尼与哈梅内伊画像。门洞里站着几个持枪军人。

司法部也要高挂领导人画像，这大概正是霍梅尼所谓“领袖绝对权威下的三权分立”。他以此解释，伊斯兰政府的律法来自无谬的真主，宗教学者是律法的监护人，这有别于西方式“三权分立”。

我下车拍张照片。马赫迪稍显紧张。环岛不容易停车，他绕个圈子再来接我。军人见我举起相机，并不阻拦，还摆姿势嬉笑。司法部正门太大了，我不断往后退，想收进全景。这时，一个白胡子路人斜刺里冲过来，嘴里高喊：“哈拉姆！”发音跟阿拉伯语一样，意思是“禁止的”——不是“随地吐痰”那种小错误，而是冒犯教法，“天理难容”。还好马赫迪的车及时赶到，我跳上去关门升窗。

“巴斯基。”马赫迪说。巴斯基是伊斯兰革命时代留下来的民兵组织。他们有制服，但通常着便装，人数难以统计，平常就是普通人，有“巴斯基教授”“巴斯基学生”“巴斯基工人”等。他们宗教信仰坚定，效忠最高领袖，随时跳出来主持正义。马赫迪脸上有些不舒服：“我不喜欢他们。”我连声道歉。

设拉子也有不少宗教学校。路过的这家，建于17世纪，大概在什叶派伊斯兰教确立为伊朗国教之后100年。

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歧，概括来说，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归真之后，谁有资格成为继任者。什叶派推崇先知的女婿阿里。阿里遇刺，他的儿子侯赛因全家也遭主流派伏击，惨遭灭门。此后什叶派无论从人数还是影响力，一直处于弱势，演化出一套自己的信仰与智慧，与逊尼派有共识，也有差异。“侯赛因的血”、千年的冤屈和复仇，构建了什叶派的情感共同体。萨法维王朝立什叶为国教，一个原因是为了对抗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与那里的逊尼派割离开来。但立教之初，伊朗国内教法学家不够，要从叙利亚、黎巴嫩借，填充清真寺和学校。

学校正在装修，迎面是混凝土搅拌机和一张鲜血淋漓的烈士像。可能因为正午，学校空无一人。校园小巧幽静，绿树高缈。英文说明：“按照教义中的神圣数字‘5'，学校建了5间教室。”现在教室都安上了落地玻璃门，天花板高挑。

走廊里一个画面吸引了我：一部插卡电话，一盏电灯，背后是霍梅尼和哈梅内伊合在一处的画像，周围罂粟花艳红如血，还有一挺象征革命卫队的机枪——本不该惊讶，电器、武器，现代化商品的“西方性”，在伊斯兰信徒中或许有过争议，但大部分时候还是被舒舒服服接纳了。奈保尔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来到德黑兰，虽然满街都是反美反西方口号，但他看到毛拉通过电视宣讲，出租车司机靠收音机祝诵经文——“拥有现代化商品，也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荣耀。伊朗人一般相信这些物品是中性的，无关乎特定的信仰或文明，这些东西就像大型国际市集里的库存品一样。只要用钱，就买得到……”

霍梅尼本人也是拜当时先进科技磁带所赐，灌录了无数煽动革命的演说，偷运进伊朗，效果不亚于今天的社交媒体。推翻国王之前，虽然霍梅尼声望高涨，但大部分人相信他在革命胜利后不会直接治国，而是隐退为精神领袖。

1979年霍梅尼回伊朗之前，世俗革命者代表到巴黎与他会面，最大两股反国王的势力商定合作。他们发出联合声明，未来伊朗将以“伊斯兰”和“民主”为治国的两大基础。霍梅尼拒绝使用“民主”字眼——他认为那是“西方的”——而改为“共和”。当时，无论在公开声明，还是私下交谈中，霍梅尼都给世俗革命者这样的印象：他无意直接掌权。

所以，等到霍梅尼执意推行伊斯兰政府，并举行公投时，很多人感到吃惊。后世学者解释，世俗革命者只研究霍梅尼在巴黎讲了什么，对他的著作《伊斯兰政府》（Islamic Government: Governance of the Jurist）并不熟悉。实际上他早就有了以教治国的想法，还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也有人认为，什叶派信仰中有“塔基亚”（Taqiya）一说，危急时刻可以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霍梅尼的做法在教义上讲得通。但是，霍梅尼本人曾经在革命中呼吁信徒放弃“塔基亚”，打破沉默，勇敢诉求。

以1000多年前的教义治理现代国家，早晚会遇上难题。霍梅尼在去世前一年，再次展现了一种话语智慧：暧昧，却尖锐如刀锋。他宣布：“伊斯兰共和国的需求比伊斯兰教法更重要。”很多人不明白，连哈梅内伊都一时转不过弯。霍梅尼要求修改法律，其中一项规定最高领袖治理社会、把握政治的能力，应该和宗教资历一样高，甚至更高。政权存亡比主义更要紧，一刀劈开执政困境。继任者哈梅内伊果然就是这样的人选：他的宗教等级本不够格成为“精神领袖”“效仿源泉”，但他曾经担任总统，治国经验充足。

宗教学校的电灯电话，霍梅尼与哈梅内伊，这样的组合前，我看到模棱两可、充满弹性的话语空间。如果可以为执政所用，什么都可以拿来说。但又不能对这种灵活性抱太多期望。霍梅尼去世，“绝对权威”不复存在，哈梅内伊的宗教权威和世俗威信不断受到挑战。还有什么样的话语可以为执政合法性浇灌新的混凝土？反美？经济？古代历史真的不能借来充实国家主义？

二

该去波斯波利斯了。一路上，马赫迪总是大声为我吵架，抱怨纪念品商店小贩开的美元兑换价太低。我一路都没有换成美元。但是，他对我一个外国人，又是那样宽容，准我饮食，自己却坚持不吃饼干。车上有瓶装水，太阳底下晒得发烫，他直接从头上、脸上灌下去，却也不喝一口，最多舔一舔嘴唇上的水珠。

这一路眼福饱足，沿途有公元1世纪留下的古迹，罗马皇帝瓦勒良匍匐在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脚下。瓦勒良战败他被掳到波斯，很快死去。但刻在石碑上的羞辱，两千年后仍栩栩如生。沙普尔一世每次翻身上马，都命瓦勒良跪倒充当脚垫。那是罗马皇帝第一次被劫持，震动欧洲，属国纷纷独立。今天的人看起来，那是波斯睥睨欧洲的时刻。但当时的波斯国王们并没有拿欧洲当回事。希腊城邦顽抗波斯国王薛西斯的进攻，以少胜多，欧洲千百年来为之欢呼：“文明抵抗了野蛮！”但这段历史在波斯的记忆中不算什么，庞大帝国边缘发生了一次小坍塌而已，虽然那也是波斯扩张的终点。那时波斯人的心态傲慢泰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也出奇地宽容。

居鲁士允许被征服者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只要肯纳贡赋税。大英博物馆收藏着“居鲁士铭筒”：公元前539年攻克巴比伦后，居鲁士宣布，所有俘虏，不问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均重获自由。这份铭筒被后世一些学者称为“第一份人权宣言”。那一场大赦中，有在巴比伦为囚的犹太人。他们趁此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历史与现实对照，今日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南辕北辙。

波斯波利斯始建者大流士一世，是居鲁士的女婿。两者都孜孜不倦地开疆拓土，而大流士似乎比居鲁士留下更多个性：诡计谋位、大胆夺权，又是精明的管理者，设立波斯23个行省。他最喜炫耀，波斯波利斯宫殿建在山崖上，纳贡者的景仰之情，可以由远及近，烽火相递般燃起。

宫殿在高台之上，台阶间距极小，专供曳地的长袍翩然而上。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焚烧了波斯波利斯，残垣没了顶棚和围墙，反似专供游客远眺似的，一目了然。也有细节值得走近观赏：一片片岩石浮雕，时间吹匀了凸起面的墨色。特别精美的几处，与游客视线持平，用透明防护罩罩住：对称排开的皇家侍卫，浓眉深目，虬髯高冠，手持长矛，腰挎箭囊，宽大的袖子下垂，如水波吹皱。

一对伊朗夫妇带着10岁的女儿，在浮雕前指指点点，女孩频频点头。他们住在德黑兰，父母是第二次来波斯波利斯，女儿放暑假，头一回来看古迹。我们的英语交流十分有限。当我问起“教科书”如何讲解这段历史，他们似乎听不懂了，告辞离开。

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天，波斯波利斯遗址上也有游人往来，还有外国游客团，跟着伊朗英语导游。景点前配有英文说明，透出悉心维护，而不像是抹杀历史的做法。但是，一名长期生活在伊朗、精通波斯语的学者曾经告诉我，维修古迹的动力是“钱”:“我在20世纪90年代和两年前看到的波斯波利斯全然不同，那里曾经很荒凉。伊朗政府加大对设拉子城和波斯波利斯的投入，是为了推动旅游业，增加（制裁之下的）非石油收入。”

他认为，古迹维护程度充分体现国策。“当你去过马什哈德（Mashhad）的伊玛目圣寺，和同在一座城市的菲尔多西陵园，就能很好地比较，它们受到政府礼遇有天壤之别……难道什叶派史上第八伊玛目对波斯民族的意义，会比复兴波斯语最大功臣菲尔多西更大？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他要求不提到他的名字。

马赫迪也仔细看那些浮雕，还请我帮他照了相。问他怎么看居鲁士和大流士，他只能简单回答：“两个我都喜欢。”波斯波利斯荒漠里暂时看不到霍梅尼与哈梅内伊的画像，但旅游警察也会举起皮鞭一声吼，命令我整理头巾。马赫迪赶紧打哈哈。波斯波利斯洗手间标志上，女士头像都是蒙头巾的。

波斯波利斯在巴列维国王时期，曾受到空前礼遇。他的父亲武将谋逆，终结了外患频仍的恺加王朝，借来古波斯国王巴列维的名字当家族姓氏，黄袍加身。巴列维国王是西方技术的崇拜者。20世纪70年代伊朗石油美元滚滚，现代化革命初期释放出的生产力，让伊朗国库溢满。这位国王豪掷石油收入，大笔购入军舰炮弹，要求全民学习西方生活方式和艺术品味，高声颂扬“民主”。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伊朗经济蓬勃发展，巴列维国王却开始强调民主的伊朗特色，在国王绝对权力之下实现自我监督。

巴列维没有霍梅尼的宗教权威，他披上缀满宝石的斗篷，对波斯帝国做了生硬的联想：1971年，在波斯波利斯举办“伊朗君主制”2500年盛典，宴请各国使节。“居鲁士，安息吧，因为我们已经醒来。”他在致辞中如是说。越过波斯亡国、外族入侵的所有过程，仿佛从居鲁士到自己，一脉相承。虽然伊朗人的文明自豪感以年份丈量，但国王的盛宴却是一场公关灾难：受邀的全是外国人、排场过分奢侈。当时宴客的白色帐篷，今天仍保留在波斯波利斯一排松树和流动厕所的背后。

人们看到国王所谓的现代化，无非是王室更加糜烂，社会更加不公。首先是民间掀起怒潮，宗教后来才踏上一脚，一场革命注入另一场革命中。

“宗教权威下的三权分立”, “国王绝对权力下的自我监督”。

我又在伊朗的话语中迷航了。

经那位学者介绍，我找到2010年的一则故事：在“宗教统治”与“历史荣耀”两极之间，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曾经用最简单的动作，抹杀了两千年的距离和复杂逻辑。那年伊朗从大英博物馆借来“居鲁士铭筒”到德黑兰展出。揭幕仪式上，内贾德把一条巴斯基民兵标志性黑白格围巾，套在居鲁士雕像的脖子上。伊朗半官方通讯社相关新闻标题是：“居鲁士当上了巴斯基！”仪式结尾，一名打扮成居鲁士时代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士兵和一名巴斯基民兵“关公战秦琼”，一起接受内贾德授勋，通讯社稿件称他们“都是抵抗外部侵略的伊朗卫士”。

这荒唐的一幕也无情地指出，伊朗人的情感共同体，承袭了居鲁士大流士的傲慢与宽容，注入了什叶信仰的鲜血和复仇。但时至今日，曾经包容的文明却遭到国际孤立，伊朗学者把这局面称为“冤屈”。

波斯波利斯旅游商品店，也是英语导游办公室。其中一位英语非常流利，刚刚买了一兜子大饼回来。我问了问巴列维庆典帐篷的保留情况，然后绕到“怎么看伊斯兰前的伊朗文明”这个话题。

导游突然换了波斯语，转向我身边的马赫迪，两手一摊，问了一句什么——我听到一个词：“Seiyasi（政治的）? ”

我忙解释，不，我问的是历史问题。“政治的？”他还是问马赫迪。马赫迪示意我赶紧走，导游随时有权找警察来。

这究竟是历史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呢？

驶离遗址群落，路边竖着一人高的广告铁牌：象征永生的波斯波利斯神鹰，驮着可口可乐的标志。

居鲁士当上巴斯基，神鹰喝美国饮料。印度学者阿席斯·南迪（Ashis Nandy）写过：“过去150年间，亚非的改革者及思想家们都在努力协调三组基本矛盾：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但这些看似对立的要素有时相互交融，在伊朗，不是只有一种主义或者信仰的来源，能够唤起人们的凝聚力，相反，一碟“混炒”，各种因素混杂发酵成近乎迷信，最能引起国家主义的共鸣。

淡化古代文明的伊朗当局，仿制波斯波利斯“皇家侍卫”浮雕，放大几十倍刻在外交部办公楼前。

伊朗朋友说，网上有个论坛，罗列伊朗对世界的各种决定性影响，伊朗人为之陶醉。比如，西班牙某个城市的名字照搬伊朗城市名。阿拉伯人曾经统治西班牙近800年，帝国中一个属国的要素传到另一个属国，当然有可能。但这究竟是阿拉伯帝国框架下的交流，还是西班牙对伊朗直线的敬仰？论坛上还说，意大利通心粉是马可·波罗从伊朗带回去的，足球是伊朗人发明的……

“足球是中国人发明的。”我笑着纠正那个伊朗人。一位知名伊朗学者还向我提起更惊人的传说：伊朗人拯救了中国。看着我如遭电击的表情，他娓娓道来：“当年蒙古大军统治中国，为了继续打仗，有大臣提出杀光中原人，腾出地方来放牧养马。但是，成吉思汗帐中一名伊朗大臣站起来说，可以交给他管理，以赋税代灭城……”

追问故事出处，他却答不上来，只说伊朗人都知道。在两位朋友帮助下，我们找到最接近的典故，见于《元史·耶律楚材传》，说保住中原的主人公是耶律楚材，生在北京的契丹人。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巨万，而官无储偫。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辛卯秋，帝至云中，十路咸进廪籍及金帛陈于廷中，帝笑谓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对曰：“在彼者皆贤于臣，臣不才，故留燕，为陛下用。”帝嘉其谦，赐之酒。即日拜中书令，事无巨细，皆先白之。

契丹人耶律楚材提出新的治理方法，而启用的人才都是汉人。耶律楚材有一个出逃的远亲耶律大石，曾经在中亚，包括今日伊朗一部分的疆土上建国。这大概就是整个“伊朗人拯救中国说”的唯一凭据。

混杂的语言。迷信般的爱国。

三

距离日落还有些时间，马赫迪建议我去哈菲兹墓。原本我对墓地没什么兴趣，但又想到这位诗人在伊朗人日常生活中的指导作用，便欣然答应。这种作用是其他文明中罕见的：哈菲兹写于600多年前的诗作，今天分段被印在薄薄的纸片上，装在封套里，伊朗人可以花一个土曼（大概一元人民币），在街头买一张，以诗句占卜“今日时运”：从升官发财到恋爱求学。粉红的算命纸上还附带广告。

一名直接参与伊朗核谈判的英国外交官，也曾私下对我说，伊朗人有时在谈判中引用哈菲兹的诗句，“虽然我们能听明白，但伊朗人事后还是抱怨我们没有会意，或低估了它的深度”。

这是怎样的语言呢？

日头偏西，暮色温暖。哈菲兹墓前白色大理石台阶上，一群男子放声合唱，歌声婉转柔沉，斜阳在他们年轻的脸上映出光彩。他们是放假的设拉子军人，来自全国各地。伊朗军人都在异地服役。我问他们唱的是什么？“Love（爱情）。”年轻人异口同声。其中一个摇头：“Seiyasi（政治）。”一伙人自己争论起来。

说“政治”的那位难以用英语完整表达，就在我的笔记本上用波斯文写了一段。后来我请人翻译出来：

过去，统治者们不允许对社会事务直接批评，所以诗人们借用比喻暗讽现实。比如，当诗人描写晨鸟，其实是指用歌声把人从禁锢中解救出来。

我在哈菲兹墓抽了一首“占卜诗”：

不要依赖物质世界，要仰赖精神和神的恩赐，然后物质世界才会对你有利。相信神，从经书中寻求慰藉。

我在哈菲兹礼品商店买了一本诗集，其中一部分附英文翻译。打开见到这样的句子：

And wine! Bring me the wine, the giver of mirth! Today the beggar may boast him a king.（酒！拿酒来！酒是欢乐之源！今朝乞儿要把自己吹嘘成皇帝。）

The hunter she, and I the helpless prey; wounded and sick, round me her toils she drew.（她为猎人，我是绝望的猎物；被她的绳索缠绕，又伤又病。）

为我翻译“占卜诗”的，是德黑兰一名文学系学生，他相信赞美宗教与歌唱爱情美酒的诗，全都是哈菲兹的原作。“哈菲兹的诗很暧昧，酒，可以被解释为‘神’，对美女的爱恋，也可以看作‘对神的崇拜’。”

千百年不能畅所欲言，于是有了阵阵迷航。

开斋时间还没到，马赫迪坚持我一定要去光明王之墓（Shah-e-Cheragh），第八伊玛目的17个兄弟之一葬在那里。除了第八伊玛目，什叶派尊崇的伊玛目都葬在了阿拉伯境内，所以与之有关的遗迹格外珍贵、神圣。马赫迪脸上充满自豪，“命令”我将两部相机统统留在车上。我争辩说可以藏一部小的，“不可能”，他做出搜身的动作，最后允许我带上手机。

他知道一条去清真寺的捷径。看得出，马赫迪因自豪而步履轻快。当我们穿过小巷来到门前，却发现这里变成工地了，侧门暂不开放。马赫迪稍稍失望，不过，他当然也知道如何穿过紧邻清真寺的市场，绕去正门。市场热闹拥挤，我们不断被铁丝衣架上的内衣、睡裤碰到头，女性花色紧身裤正流行，套在氢气球扎起来的人形上，飘来荡去。土路一侧墙壁上，粗黑笔写着英文：I love you。黑袍妇女在墙边走来走去，深一脚浅一脚。

清真寺入口，男女分开。女部不但搜身，还要领一件恰多尔从头遮到脚。我已经戴了头巾，上衣长可及膝，但这著名的圣寺，总要分外严格些。恰多尔像一整件床单，可能太多人用过，而洗过的次数太少，布质僵硬，披在身上轻微瘙痒。

寺内广场浩瀚，信徒赤脚磨得光亮的石板地，泛着日光，仿若湖水。一时间竟宛如天上景象。马赫迪从男部入口穿过，找到我，一句话把我打回人间：“小心你的手机，有人偷东西。”

清真寺有真正黄金包裹的圆顶，里面的碎玻璃从地面铺到穹顶最高处，那个富商的回廊瞬间暗淡如铁。女信众全藏在黑袍下，少数年轻的和我一样披着借来的黑褐色恰多尔，相视一笑。她们排着队，走向伊玛目兄弟的棺材，从栏杆和墙上，一路亲吻、触摸过去，脸颊贴上去，栏杆有菱形镂空的地方，她们伸手进去，尽量触摸棺材，手撤回来，按在额头、脸、嘴唇上，据说这么做能离天堂更近。地上坐着一名妇女和两个小孩儿，眉眼竟有些像中国人，一问，是来自阿富汗的哈扎拉族，蒙古骑兵后裔。中亚更近了。

寺内小书架上堆着无数圆形小陶土，不知做什么用的。观察周围，才发现什叶派祷告磕头的时候，额头触及放在地上的一块小陶土。这是与逊尼派祷告仪式细微处的分别了。

从女部出来，打电话给马赫迪，没接。找了一圈，他正在广场上朝麦加方向礼拜，头磕在小陶土上。他很高兴，带我看了清真寺，自己也在开斋前做了礼拜。

赶到机场，终于兑换了伊朗货币。我要给马赫迪多些酬劳，他像受了重大的侮辱，坚决不收。一直送我换领登机牌，才挥手告别，我们互留了WhatsApp——伊朗极少数没有被屏蔽的社交媒体。到登机口，我想发条感谢的信息，才发现他WhatsApp的签名是英文“soldier”（士兵）。

“为什么叫士兵？”我忍不住好奇。

“为伊朗作战。”

“敌人是谁？”

一个多小时后，飞机抵达德黑兰我才收到回复，可能他写英文很慢：

“一切敌视伊朗的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