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旧的经济决定论及其新版
正如歌舞片《酒店》中所唱，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虽是一句老话，但时至今日仍耐人寻味。关于金钱，《旧约》和《新约》中均有提及，我们来对照这两句话：“金钱万能”（《旧约·传道书》10:19），以及“对金钱的执迷乃万恶之源”（《新约·提摩太前书》6:10）。贪欲在摩西律法中固然被视为难赎之罪，可正如上述第二条警句所言，在基督教教义中，即便转转致富的念头也同样会受到责难。基督教中极具震慑力的灌输手法之一，便是断言富人将被摒弃于天国之外。俗语说，一个富人进入天国之不易，更甚于一头骆驼穿过针眼。
幸而这些陈规旧律没有吓退人们赚钱的念头，否则西欧也不能成功完成从封建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当然，这些教条在抑制人们对金钱的追逐方面毫无作为，它旨在安抚那些不名一文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又能让那些腰缠万贯的富人们心怀愧疚。这一石二鸟之法对一个试图网罗人心，又寻求上层精英阶级丰厚捐资的组织而言，无愧为上上之策。
道德与金钱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造就了近代史上一个最成功的“世俗宗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令人厌憎之处在于它所奉行的“赤裸裸的自我利益”以及“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将加速其灭亡的论断，按说也是科学的、客观的。正如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势不可当的崛起推翻了封建制度下的贵族秩序一样，进而言之，工厂里集结起的一贫如洗而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势必也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统治阶级。《资本论》痛斥资本主义的累累罪状，宣告它即将到来的灭亡，预言审判正等着那些无视历史进程和目标的人，他们终将受到历史的清算。
我们也可以把理查德·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解读成对资本主义进行的一次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批判。该剧的核心论点便是金钱，抑或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开采加工过的黄金，即权力。在第一幕中，莱茵河的仙女便告诉侏儒阿贝利希，莱茵河黄金铸成的指环可使他脱胎换骨，赋予他无边法力，全世界财富尽归其有，但有个条件，他唯有舍弃爱情的力量，唯有撒手爱的欢乐，方能获取魔力，将莱茵河黄金幻铸为指环。换而言之，便是财富与情感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阿贝利希起初对莱茵河仙女色胆包天地求爱，已招致断然的拒绝和耻笑，故而此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财富。更意味深长的是，他是靠窃取黄金来完成他第一笔资本积累的。
这还不是唯一一处经济象征。紧接下来的一幕便着重于众神之王沃坦和刚为他盖成沃尔哈拉神殿的巨人发生的合同纠纷。而在第三幕中，经济象征更为明显。此时的阿贝利希已摇身变为冷酷无情的尼布尔海姆之主，在尼伯龙根的巨大金矿里，毫不手软地榨取着他的侏儒同胞们的血汗。正如他同样卑劣猥琐的弟弟米梅所唱，他的同胞们原是“无忧无虑的金匠，为女人们打造细软，为尼伯龙根装点门楣，劳作之际充满欢声笑语，而如今，这个恶棍将我们驱使，在洞穴中为他卖命……无休无止，不得安宁”。阿贝利希高压之下马不停蹄的工作节奏化为锤敲铁砧的急管繁弦，令人过耳难忘，而在稍后齐格弗里德为父亲重铸诺顿剑时，我们再次听到这段组乐：这大概是将武器锻造谱写成曲的先例吧。
当然，如今仍倾向于夸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经济主题的严肃的瓦格纳研究者已经为数不多了，这出歌剧1976年在贝罗伊特上演时，阿贝利希头戴一顶高帽，齐格弗里德身着工人的蓝衣劳动服，但这种在当时来说颇有新意的创造，到了1991年就成了老调了。而从另一方面看，正是瓦格纳本人将当年烟雾笼罩的伦敦与尼布尔海姆相提并论，也正是在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时期，瓦格纳开始了对这出歌剧的首度构思，不久之后，他便跟随现代无政府主义创始人米哈伊尔·巴枯宁前赴德累斯顿的兵营（在此期间，两人勾画了歌剧《拿撒勒的耶稣》，并在剧中设计了一出渎神的十字架场景）。到了1876年8月，谱写完毕的《尼伯龙根的指环》首演时，瓦格纳已然褪去年轻时激进的政治观念，但是对于那年刚满20岁的爱尔兰年轻剧作家萧伯纳而言，瓦格纳歌剧中的经济意象仍是跃然纸上：人们看到萧伯纳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一边研习《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歌谱，一边参看着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法译本。在萧伯纳眼里，《尼伯龙根的指环》是一则影射阶级制度的寓言：阿贝利希是个“贫贱穷困，粗野下流”之徒，企图跻身上流社会，而嗤笑和嘲弄让他认识到，只有成为百万富翁才能将那个社会踩于脚下，此外还能购得一位美丽优雅的如意夫人，他别无选择，只能像其他千千万万的人们每天所做的那样，弃绝爱情，而选择将金钱攫于手中。
瓦格纳这出气势恢弘的歌剧中，关键之处在诸神偷走了指环之后，阿贝利希加诸指环的一道诅咒：
我以金子赋予我的无尽魔力诅咒：
无论何人戴上此戒都将招致死亡，
拥有此戒者将忧烦无尽，
无缘此戒者则嫉妒钻心！
世人皆欲图夺魔戒，
可无人能从中得到欢愉！
占有者的守护终为徒劳，
因为它只会给他招来死神！
在《诸神的黄昏》一幕中，这道咒语终于应验，齐格弗里德遇害，此幕结尾时，布伦希尔德纵身跃入齐格弗里德的火葬堆，她把魔戒扔回莱茵河，并点燃了沃尔哈拉神殿，神殿在熊熊烈火中轰然坍塌。
无独有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中也预言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类似下场——这部巨著虽在美学上逊于《尼伯龙根的指环》，但其意义却远胜之。在第32章中，马克思描述了这样一段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令人印象深刻：
个人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使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靠自己劳动挣钱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此处“小财产”与“大财产”颇有些暗示性。另外，和瓦格纳一样，马克思也预言了清算的这一天：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之后德国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在提出“资本主义世界之诸神的黄昏”论断时，也作了一个类似的阐述。
《资本论》中预言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走上沃尔哈拉神殿的毁灭之路的提法并非马克思首创，套用瓦格纳的术语，这一提法实为19世纪文化的主流旋律之一。从小处来说，这种经济现代化导致社会秩序分崩瓦解的主题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在西奥多·冯塔纳出版于1899年的怀旧小说《施泰希林》中，格罗布索夫当地一家玻璃厂即象征了勃兰登堡公地古老乡村秩序的逐渐没落和消亡，正如老容克贵族杜勃斯拉夫·冯·施泰希林所哀叹的：
他们……把（他们生产的蒸馏器）送到别的工厂去，然后他们就立刻用这些绿瓶子蒸馏器装各种可怕的东西：盐酸、硫黄酸、发烟硝酸……不管是亚麻布、棉布还是皮革，什么东西沾上一滴就会烧个小洞；什么都会被烧坏烧焦。一想到我们格罗布索夫人也参与进去了，欢天喜地地为这场世界大火添柴加薪，啊，先生们，我就痛苦万分。
这类表现资本主义与伴随而至的道德秩序的分崩朽坏的文学作品也并非局限于德国。在狄更斯的小说《董贝父子》中，那些穿越伦敦的铁路象征着毁灭和死亡。在左拉的小说《金钱》中，一家银行的兴衰隐喻着路易·拿破仑第二帝国的朽败。莫泊桑在小说《漂亮朋友》中，也以类似的笔触描写了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一位有着漂亮外表的年轻人的卑劣行径——在这本小说中，一切人际关系都屈从于股票交易。
今天历史学家们仍在探讨一个核心问题，这也是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激进分子提出来的：为什么资产阶级倾向于专制贵族统治，而摒弃工人和手工业者的运动？（在理论上）他们与后者的利益是共通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给出了一个答案：只要中产阶级的经济抱负不受阻遏，他们就乐意放弃他们的政治抱负，让旧政权掌握实权，以换取保护，免受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的侵害。这一剖析模式影响深远。此后即便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会沿用这种马克思主义方式对历史进行解读，其中一典型例子即是将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时大部分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脱离自由贸易主义而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经常被看做一种资本主义的“世界大火”，是帝国主义竞争不可避免的后果。根据死后影响颇大的德国历史学家艾克哈特·柯尔的见解，魏玛时期德国之所以两面受敌的原因是：普鲁士重农主义者要求提高关税，从而激怒了俄国；而重工业者渴望获得更多的海军战舰订单，从而激怒了英国；而这两派都想通过“社会帝国主义”战略来反击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从而同时激怒了这两个国家。虽然这种剖析方法尚有欠完善之处，但其影响至今仍可见一斑。
马克思主义模型的最大优势在其简单性。兰克曾劝导历史学家们应在每个时代的自身范围内逐段理解当时的历史，而利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历史学家们能够驾驭更大的课题和更长的历史时期。不得不提的是，在过去半个世纪内，最为宏大的两部历史学巨著均出自马克思主义者之手：伊曼纽尔·华伦斯坦的《现代世界制度》，以及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四卷现代世界历史，后者至1994年才得以完成。在最后一卷的《极端时代》中，霍布斯鲍姆论证道，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免于自身的崩溃，全赖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经济、军事力量；而90年代苏联解体也仅仅是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暂时性挫败。霍布斯鲍姆承认，国有制度和计划经济在苏联可能是失败了，但无可怀疑的是“马克思将作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而永垂千古”；并且，“无限制的自由市场”学说同样被公认为是撒切尔主义的“经济失败”。更进一步说，人口和经济加诸全球环境的压力，也在催生着一场“无可逆转的危机”。此外，全球经济建立于企业对利润的无节制的追求之上，这与可持续发展亦相抵触。但所谓企业就是要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在全球自由市场上开展竞争。再者，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隐患“蓄势待发”，而发达国家个人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将导致国家最终收回对经济的控制：“资源不再由市场分配，或至少对市场分配进行严格控制……这样才能预防即将到来的生态危机……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公共权威的恢复。”
霍布斯鲍姆以19世纪40年代惯用的末世论调为他的著作做了结束语：
造就那个世纪的历史力量仍在推动着时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科技的迅猛进程将我们所处的世界俘获，这个世界被连根拔起，发生蜕变……我们知道，或者至少可以理性地推断，这不会永远继续下去……有迹象表明……我们到了历史性的危难时刻。经济、科技所产生的力量如今已经足以摧毁……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体系自身……到达了毁灭的边缘……我们的世界面临着外爆与内爆的双重危机……等待它的将是黑暗。
这段话让人不难联想到《边缘之外》这出短剧，剧中彼得·库克和他的追随者周复一周徒劳地等待世界末日。
新的经济决定论
我们无须再去质疑金钱（或称经济）推动着世界进程这条基本原理，我们所要做的是摒弃《圣经》中对世界末日到来的假设，并将现代经济发展史重塑为市场经济胜利之路。
在《20世纪史》一书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龙所撰写的内容可能会成为新的经济决定论的关键性文本。这本书无疑是对《极端时代》的修正。德龙所述的20世纪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由与繁荣的故事”，而极权主义的极端行径像是两个全球良性增长时代之间巨大的错误历史转向。然而，书中的基本假设——经济变革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与霍布斯鲍姆的差异不大。根据德龙所说：
20世纪的历史总体来说就是经济史：经济是事件与变革的主要竞技场，经济变革也是生活中其他领域变革的推动力……经济变革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从根本上改变了其他领域的历史。也许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制造与使用日常生活必需品及生活便利设施，以及生产、消费和分配领域的变革，成为整个世纪历史的推动力。
即便是20世纪中期的独裁政体，也都“起源于经济上的不满，并在经济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人们互相残杀，死者无数，为的就是要决定该如何组织经济生活”。德龙甚至用经济理论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不分析希特勒那疯狂的偏执念头——德国人若要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就需要更好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即更多‘生存空间’——我们就很难理解二战为什么会发生。”但是，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的，是大萧条时期经济管理灾难性政策的畸形产儿。只是在20世纪最后的10年里，随着苏联解体和自由化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历史才得以继续1914年前上升的轨迹。
德龙宣称，现代历史主要的政治事件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这种观点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也会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尤其是在美国，这种经济决定论几乎就是俗理成规。我将在之后的篇幅详尽地阐释这一思想的不同版本；在此阶段，概述一下三种典型的假设就足够了：
1．经济增长促进民主化（经济危机则产生相反的效果）。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家赛穆尔·马丁·利普赛特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著作，而且在像罗伯特·巴罗等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做的众多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巴罗发现，“经济繁荣与体验民主的倾向之间呈明显的正比关系”。用另一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就是“若一个社会中公民的生活水准上升，那么这一社会就有可能变得更开放、更宽容、更民主。而生活水准如果停滞不前，那么情况就相反”。大多数读者首先想到的最明显的负面例子是：大萧条、希特勒上台、法西斯的普遍兴起与二战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此，数不胜数的教科书中皆有叙述。下面是该论点的一个典型例子：
欧洲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内政治与社会紧张局势加剧，使得希特勒在德国当权，并鼓励了法西斯运动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是，经济危机也是一场世界危机……特别是丝绸出口的损失给日本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日本农民及小农场主面临的窘境促使日本军队采取了新的扩张政策。
2．经济成功保证竞选再次成功（拙劣的经济业绩则导致竞选失败）。根据一个政治学学派的理论，选民在选举时的取舍主要基于他们自己的经济体验和预期。用赫尔穆特·诺泼斯的话来说，就是“基于经济考量的投票……在民主国家的公民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使得很多政客把连任希望寄托在“富足感因素”上，即认为一个政府是否得民心，在于其经济业绩如何。这一理论的一个流行版本正好解释了克林顿为什么在1999年的弹劾案中没有下台，原因就是美国股市一路走高。1992年克林顿的竞选口号——“蠢货，经济才是硬道理”——成为该理论的一种简略的表达。
3．经济增长是提升国际地位的关键（但是过于扩张的国际势力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在《强国的兴衰》一书中，保罗·肯尼迪认为经济学为解读国际关系史提供了钥匙：“世界军事强国之间平衡的变化都是继生产力平衡的改变而产生……胜利总是属于物质资源最雄厚的一方。”考虑到两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盟国所具有的绝对压倒性优势，这一假说初看起来具有说服力。即便是肯尼迪随后的话——所有强国最终都会因扩张无度而衰竭，因为它们日益增长的军事开支开始削弱它们的经济实力——也没受到很大程度的挑战。当人们忍不住嘲笑肯尼迪关于美国会在苏联解体后扩张无度和经济增长过速这样的警告时，他却言之凿凿地说，美国听从了他的建议，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他的分析也没有排除苏联因扩张过度先垮台的可能性。而《强国的兴衰》刚出版时，细心的读者可以推断出苏联将最先接近垮台的边缘这种论点。换言之，虽然马克思主义在1989年也许遭受了挫折，但经济决定论却没有。所发生的一切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与克林顿的成功都是经济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