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纽带

1933年，托马斯·曼的《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第一卷出版，根据作者的说法，这是一个有关“爱与恨、赐福与诅咒、兄弟相煎与父辈哀痛、荣耀与忏悔，以及人生起落”的故事。一个名叫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年轻德国银行家很早就欣赏这部作品，他是在从汉堡到伦敦的行船过程中拜读此书的——这趟流亡之旅与曼本人在同年晚些时候的经历没什么区别。曾有人说，沃伯格对他自己家族和约瑟夫家族的相似之处深感触动，他在约瑟夫身上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当然，两家的背景不尽相同。不同于约瑟夫，西格蒙德·沃伯格没有亲兄弟；他的流亡也不是家人所致——而是由于一个势必要驱逐，并最终杀戮所有雅各布后代的政权造成的。不过，即便是扫一眼沃伯格的家谱，也能看出为什么他会觉得他们两家有相似之处。

像《创世记》里的亚伯拉罕一样，西格蒙德的曾祖父亚伯拉罕·沃伯格娶了萨拉·沃伯格，并生了两个儿子。像雅各布和以扫一样，两个儿子的关系不太好。一位曾孙被告知，虔诚的老西格蒙德和世俗的莫里茨争吵，“每天都会发生”。“一周两人定期争吵一两次，整条费迪南德街都可以听见。”家族的银行就位于汉堡的这条街上。就像《圣经》里的情节一样，他们的下一代也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1864年，莫里茨·沃伯格娶夏洛特·奥本海姆为妻，后者除了给他生了两个女儿外，还生了五个儿子：亚伯拉罕（通常叫艾比·M）、马克斯、保罗、费利克斯和弗里茨。这五个兄弟——尤其是自信、极具魅力的马克斯——将主宰这个家族和他们的家族企业。家族的另一支却相形见绌。1889年，老西格蒙德死后，他的遗孀带着她最小的两个女儿埃尔莎和莉莉离开汉堡来到法国地中海沿岸。虽然她们的大哥亚伯拉罕（通常叫艾比·S）成为家族企业的合伙人，但二哥乔治斯被认为精神衰弱，以至于被规劝干脆离开汉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乔治斯的儿子西格蒙德没有像其他家族成员一样，生在汉堡繁荣的商业中心，而是生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德国南部乡下。因此，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局外人，他的成长环境与他在汉堡的亲戚们截然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的故事对西格蒙德如此重要的原因。虽然没有像《圣经》里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之间那样的暴力对抗，但西格蒙德总能意识到，在他和他在汉堡的堂兄弟们之间必然有着难以逾越的分歧。

当然，自相残杀式的斗争是永恒和普世的主题。《圣经》里迦得和阿舍对他们同父异母、珍贵得宠的弟弟约瑟夫的仇恨，约瑟夫和他的弟弟便雅悯之间强烈的感情，雅各布第一个儿子流便矛盾的心情，兄弟间的暴力冲突与最终和解——在这些关系中，至少有些和大多数大家族的经历类似。不过，出于各种原因，这样的主题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有着独特的共鸣，尤其在受过教育和拥有财产的中产阶层身上。首先，这一时期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普通家庭成员的数量急速下降。直到1910年，超过40%的德国家庭在5人以上（包括家长），10%的家庭仍在8人以上。但到1930年，4个孩子以上的家庭不到1/5；2个孩子以下的家庭从29%上升至65%。仅仅30年的时间，和兄弟姐妹一起长大从多数人的经历变成了少数人的经历。与此同时，19世纪晚期营养和公众健康得到改善，生在那个时期的一代人享受到这种改善带来的好处。男性寿命从35岁增加到平均55岁。1893年后的20年里，汉堡的死亡率从平均每家25%~35%，下降到15%~20%。富人尤其可能享受更长的生命。婴儿死亡率、斑疹伤寒和肺炎的发病率，在阿尔斯特湖西侧富裕的哈维斯特胡德和鹿特鲍姆区较低，像沃伯格家族这样的富裕家庭往往会住在那里。1892年霍乱肆虐时，高收入（1万马克以上）人群的死亡率是那些收入少于1000马克人群死亡率的1/6。艾比·M在6岁时患伤寒，侥幸存活，他的母亲夏洛特第二年也经历了一场同样严重的大病。马克斯·沃伯格在霍乱期间留在汉堡，他有充分的理由确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有免疫力”。他的兄弟姐妹中只有奥尔加死于分娩。这些兄弟中，艾比·M活到63岁，马克斯活到79岁，保罗活到64岁，费利克斯活到66岁，弗里茨活到83岁。总而言之，他们那代人人数既多、寿命又长，实属异常。作为独子，生于1902年的西格蒙德在诸多方面都属于另一个时代。

像沃伯格这样庞大而且富有的家族——艾比·M在作品中自觉地流露出——可以把他们自己比做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他们是以朝代的观点想问题，他们的基因可追溯至16世纪，他们的业务可上溯至17世纪40年代，那时他们的祖先——当换钱人的雅各布·塞缪尔从沃伯格镇移居至汉堡。多年来，沃伯格家族开发出一套家族组织形式，其核心原则是，无论家族成员多寡，无论对家族成员的个人偏好如何，一部分男性家族成员总要把他们继承的财富合并在一起，将它视为家族企业的资本金。兄弟间以合伙制经营家族企业，这更加深了和谐的兄弟关系——这一传统追溯至雅各布·塞缪尔（卒于1668年）的三个儿子，延续至塞缪尔·摩西（卒于1759年）的四个儿子，再到冈普里希·马库斯的两个儿子，到他的弟弟伊莱亚斯·塞缪尔和伊莱亚斯的孙子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正像冈普里希·马库斯在给两个儿子摩西和格尔森·马库斯的遗嘱中郑重敦促的那样，重要的是他们要“保持兄弟间的和平、团结与合作”。当两人起草一份正式的合伙协议时，他们强调这条兄弟纽带的重要性：“我们两兄弟希望彼此说话算数，不要求一方向另一方以某种形式发誓”。一代人以后，老西格蒙德和莫里茨兄弟之间的关系，同样被一份详尽的契约所规定，该契约由他们强势的母亲萨拉制定。所以，夏洛特·沃伯格努力向她的5个儿子灌输一种兄弟和睦感就不足为奇了。当马克斯、保罗和费利克斯在5~9岁时，他们被要求在阅读和写作上互相帮助。在马克斯书桌内，夏洛特刻了《圣经·诗篇133》的开篇几句：“看，兄弟和睦共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兄弟阋墙的风险因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规避。塞缪尔·摩西·沃伯格的儿子们，一个搬到毗邻的阿尔托纳，另一个迁到伦敦，留下年轻的弟弟们接掌他们父亲的生意。伊莱亚斯·塞缪尔·沃伯格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后来定居瑞典。当保罗和费利克斯·沃伯格移民美国时，这一模式在20世纪初期还在重复。如此的分布，为在其他战略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建立家族分支提供了额外优势。

强调兄弟纽带的一个结果是，资产阶级家长这一传统人物没有多少空间。权力在每代人中分配，老一代人所要做的就是确保与下一代人平稳过渡。一个人主宰家族银行的唯一时期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是母系家长萨拉。这段短暂的时间说明维持家族和企业延续第二个关键机制的重要性：即，在商界内联姻。格尔森和摩西·马库斯兄弟连一个儿子都没有，首选的方案是让后者的女儿萨拉嫁给他们的堂兄塞缪尔·伊莱亚斯的儿子亚伯拉罕——这种同族通婚的形式在19世纪商业家族中较为普遍。更多联姻在下一代成为可能：萨拉的女儿罗莎嫁给保罗·希夫，他后来成为维也纳信贷的一名董事，罗莎哥哥西格蒙德的新娘泰奥菲·罗森堡是俄国金茨堡家族的亲戚，罗莎和西格蒙德的弟媳夏洛特·奥本海姆是法兰克福奥本海姆家族和戈德施密特家族联姻的产物。身体不好的乔治斯·沃伯格与考拉家族的一员结婚，继续着这一传统。与此同时，他的妹妹莉莉嫁给了奥托·考拉。考拉家族事实上比沃伯格家族更显赫，它在沃伯格家族于汉堡起家前早已崛起于德国南部。当儿子结婚时，这样的联姻带来诸如嫁妆和商业关系等好处，但当女儿出嫁时，联姻可能也带来沉重的负担。

莫里茨和夏洛特·沃伯格的5个儿子在履行兄弟和睦的家族理想上做得如何呢？5个兄弟在脾气秉性上非常不同，他们各自对立且特点鲜明的座右铭表明了这一点，但毫无疑问，他们之间有紧密的情感联系，尤其在马克斯和保罗之间。弟弟们对大哥艾比·M的情绪不稳定和有时的强词夺理，似乎有着无限宽容，同时，兄长们和不太英俊、不太自信的小弟弗里茨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怜悯的关系。然而，像过去一样，持续的和谐依靠令人满意的责任分工，在这里离心倾向初露端倪。艾比·M在13岁时决心放弃进入家族企业的机会，转而选择追求他对艺术史的热爱。弟弟费利克斯实际上对经商没兴趣，他将生命投入休闲和慈善。马克斯想成为一名骑兵军官，所以他非常享受在巴伐利亚服兵役。偏重学术的保罗考虑研读科学。他和马克斯被父母煞费苦心地劝说走上当学徒，最终成为家族企业合伙人的传统路线。弗里茨顺从地遵照父母的建议，收起他对德国文学的热爱，改学法律。当哥哥保罗移居美国后，他成为家族企业的一名合伙人。

关于5个兄弟（和两个姐妹）的婚姻大致类似。马克斯娶了瑞典远亲家族的女儿艾丽斯·马格努斯，他的妹妹奥尔加嫁给伦敦金属公司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的保罗·科恩。弗里茨娶了一位瑞典堂妹安娜·贝娅塔·沃伯格。但是，其他兄弟的婚姻或多或少都遭到家族的反对。费利克斯追求德美银行家雅各布·希夫的女儿，这明显遭到了两家的反对，虽然证明两人的结合是互利的，雅各布·希夫是投资银行和铁路融资专家库恩–洛布公司的负责人。保罗爱上弗丽达·希夫的姨妈尼娜·洛布，更加深了这一冒犯，保罗是在费利克斯的婚礼上遇到尼娜的。最离经叛道的是大哥艾比·M，他娶了一位信养新教的汉堡船东的艺术家女儿玛丽·赫兹——这一结合似乎助长了他少不经事的叛逆，倒不是反叛犹太裔的背景，而是与汉堡资产阶级集体价值观背道而驰。不过，如果他们的家长认为有些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那些婚姻倒并未给家庭关系结构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相反，尽管五兄弟对职业和配偶有不同的选择，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融洽。每年夏季，五兄弟、两姐妹和他们的配偶及孩子会聚集在莫里茨和夏洛特具有田园风光的别墅科斯特堡，它位于易北河北岸布朗肯内泽市中心以西14公里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会表演精心设计的业余戏剧，一艘艘大型货船在他们身边驶过。

尽管如此，当然，沃伯格家族离卓越还很远。无论在创业初期，还是之后开始分道扬镳，兄弟们在犹太家族里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这种家族的名单很长：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莫里茨·多伊奇的4个儿子、萨洛蒙·贝内迪克特·戈德施密特的5个儿子（更不用说贝内迪克特·萨洛蒙·戈德施密特的6个儿子和贝内迪克特·海亚姆·戈德施密特）、迈耶·考夫曼的3个儿子，以及蒂茨5个儿子。近亲结婚和家族间联姻这样类似的模式在其他犹太人家谱中也可以发现：戈德施密特家族的6代人和其他至少12个知名犹太家族有联姻，不仅是他家，赫希家族同族结婚更多，还有奥本海姆–门德尔松–华沙–西姆森家族网。事实上，似乎可以肯定，这些家族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尤其强调兄弟间和睦相处——沃伯格家族非常有自知之明地仿效迄今为止19世纪最成功的罗斯柴尔德犹太家族。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比莫里茨·沃伯格的5个儿子早两代，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创造了传奇般的财富，沃伯格的5个儿子也继续着财富传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像兄弟帮和联姻这样的模式不限于犹太人。它们也常见于非犹太裔家族，尤其在“汉萨同盟”的各个港口。相关的例子是阿姆辛克家族，家族成员于16世纪从荷兰到达汉堡。接下来的后代中，一个儿子通常被训练成为律师，为进入市政府铺平道路，其他的儿子将经商，或偶尔从事其他专业。阿姆辛克家族几乎只和其他实力对等的商贾人家联姻。施拉姆和奥斯瓦尔德家族也出现相似情况。珀西·施拉姆这样回忆1900年左右汉堡的社交生活：“你和别人有怎样的关系，父亲公司的名字叫什么，母亲出身如何——人们很自然地必须要知道这些事情。”

简而言之，大家族是19世纪晚期资产阶级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沃伯格家族的例子说明，这一时期给予犹太和非犹太家族同样的独特机遇。五兄弟都有很长的寿命，他们可以在众多的工作和国家中选择职业。他们作结婚的决定可以比上一辈更自由。通过兄弟这层关联，他们可以在不同领域和睦发展——这种和睦在多张照片中都有所体现，每年夏天家族在科斯特堡聚会照相，那是名副其实反映资产阶层成就的画面。

然而，这一切具有短暂的特点。新世纪伊始，至少有些人意识到，滋养像沃伯格这样家族的特殊环境无法持续——托马斯·曼在他1901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完美地捕捉到这种意识。小说部分是根据他自己在吕贝克的亲戚所写，布登勃洛克家族是汉萨同盟一个商贾家族的原型。该家族在18世纪发迹，小说中第三代的长子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入选吕贝克参议院，家族成就到达巅峰，但家道没落的种子已经成根。家族中儿子太少，家庭中有两个以上儿子时，兄弟们开始争吵。兄弟阋墙的程度在小说开始的部分就被清楚地细述：“对我弟弟的仇恨……好像房子上的裂痕……一家人应该团结……一家人必须凝聚在一起。一个四分五裂的家终将没落。”（书中，兄弟间发生最激烈的争吵后，家族房产被变卖。）与此同时，家族中婚姻不成功到达悲惨的境地。托马斯的妹妹冬妮先嫁给一个破产者，后又嫁给一个巴伐利亚的乡下人，她的女儿和一个骗子结婚，甚至托马斯自己（和一个荷兰小提琴家）的异国婚姻也不幸福。曼不光写出这些失足，更指名这种病态的本源。布登勃洛克家族的企业随着家族创业精神的削减而衰亡。当时，社会上也存在一丝对商业精英的威胁，以1848年约翰执政官与革命暴徒对峙为标志。最重要的是，家族中出现哲学层面上的倒退，从老约翰强烈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到他孝顺、沉溺于浪漫主义的儿子托马斯，最后到汉诺凄惨的沉沦。这些更深层的主题解释了为什么这本书到1911年卖出了6万册，并且进入了马克斯·施拉姆和西格蒙德·沃伯格的个人图书收藏的原因。小说不仅描写了一个家族的衰亡，而且暗示这类家族的衰亡——这一入木三分的指控遂引起公开否认，比如珀西·施拉姆形容他母亲的家族是“反向的布登勃洛克家族”。沃伯格家族也不能对曼的观点置若罔闻。马克斯首次尝到企业责任的滋味，包括援助他堂妹罗莎濒临破产的亲戚们。与此同时，他的大哥读叔本华的著作，折服于艺术，并患了伤寒侥幸存活。总之，甚至在20世纪的“暴风骤雨”来临前，大商贾家族已经察觉到他们的脆弱。西格蒙德·沃伯格毕生是曼的忠实读者，他自己也不是没有颓废的症状：尤其是他有着极度的书卷气。他对沃伯格这个名字的崇拜总是奇怪到模棱两可的地步。这个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带有这个名字的分布更广的“部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