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破灭

特别是鉴于西格蒙德·沃伯格的叔叔在20世纪20年代的遭遇，西格蒙德可能会被认为是有先见之明的反纳粹的少数派一员，但他不是。事实上，他也受到诱惑，和他非犹太人的商业同辈们一起欢迎纳粹的胜利。早在1930年9月（他赢了对本月普选结果的打赌），西格蒙德认为，“让右翼‘极端分子’进入政府是正确的，就像工党为英格兰带来很多好处一样。他们一旦进入政府，首先将变得头脑清醒，然后会再度失去支持。”西格蒙德认为，“完全有可能使纳粹党人逐渐变得理智。我们的社会民主派也曾是不负责任的煽动者，今天几乎都变成了资产阶层，而且愿意妥协。”他没有轻易放弃这极具误导性的类推。西格蒙德后来承认，虽然他读过《我的奋斗》，但他“认为，书里没有包含一个可能发展德国的方案”。他曾“愚蠢和自满地”相信，这个政权“不会长久”。

西格蒙德清楚，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不只是对德国的犹太人。1933年2月27日——离希特勒宣誓不到一个月，就在这位自封的元首要求再次进行选举的前一周——沃伯格决定开始写日记，“过去几周经历巨大的政治动荡，一定会使犹太裔德国人感慨，对我自己而言，我感到整个人无法与我在大日耳曼的根割裂开来”。那天晚上，一个精神错乱的名叫马里纳斯·范·德尔·吕伯的砌砖工在帝国议会大厦放火，他是荷兰共产党员。纳粹指控这次纵火袭击是共产党政变的开场白，遂迅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逮捕德国共产党多位领导人，同时，禁止所有左翼报纸在未来两周出版，包括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这意味着3月5日的选举远不是自由和公平的。横扫一切的紧急令经兴登堡批准，根据紧急令条款的规定，纳粹党人和他们穿褐色衬衫的党羽能够不受惩罚地恐吓他们的反对者，还能同时主宰德国媒体。西格蒙德深知，希特勒作为总理已经滥用职权。他时刻想着这个关键问题：“新领导集体的反犹主义将使事态如何发展？”但是，他在极大程度上，宁愿对新政权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为什么会这样？

1933年3月4日晚，西格蒙德在广播里收听希特勒的讲话（可能是第一次）。他的反应是明显矛盾的。前半部分讲话给他的感觉是“煽动，攻击他的敌人，卑鄙地论战，到了施虐的地步”；但后半部分“充满纯粹的理想主义、强有力的积极性，话里透着真正的灵感和行动所需的不羁的意志”。从西格蒙德这一时期的其他日记里可以看出，希特勒传递的信息中有一些元素对西格蒙德产生了共鸣，后者一心想着德国需要激进的改革，以解决战争期间资本主义社会的明显缺陷。西格蒙德对纳粹选举胜利的反应也是矛盾的。历史学家倾向于不看重选举结果，因为纳粹只获得了不到44%的普选选票，好像不拿到绝对多数票就不能被视为真正的胜利（特别是鉴于政府党派享有的优势）。但以魏玛的标准，西格蒙德认为，这次胜利“超出所有的预期”。诚然，它是“一个靠许多滥用和恐吓手段，靠谎言和向群众许下邪恶诺言取得的胜利”。但它也是“这样一种胜利，人们必须承认它的理想主义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使选举胜利”。“这股理想主义力量已经证明，它在纳粹运动中比在渺小的人类个体中更强大”：

如果要为选举结果寻找一个更具历史性的解释，那就是动态的一边和静态的一边的较量。年轻和热情站在动态的一边，资产阶级行业工会、战后的官僚体系和商界大亨则站在另一边。懒惰的资产阶层想要保留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舒适。他们有的是谨慎和经验，但他们的对手既没有看见果断的分析，也没有看出自我牺牲的斗志。动态的一边胜利了，现在必须显出他们能做什么。他们的前景是光明的……

换言之，纳粹承诺社会革命，这和西格蒙德的想法相契合，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汉堡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满感到心灰意冷，他的家族的老一辈人就是例子。

不可思议的是，西格蒙德甚至察觉出，新政权有可能允许德国犹太人制定自己的家规，就像新政权整顿德国中产阶级那样。要知道德国资产阶级满足于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它允许资产阶级将“一种倾向包容的能力与……精神上的肤浅和折中主义”相结合；因为它允许资产阶级不用“是”或“不是”回答问题，而是用“也许”。如果犹太人不是这种“腐朽的德国资产阶级”的重要人群，这次政权变更对这些犹太人难道不是一次机遇吗（西格蒙德显然想着自己）？因为这些犹太人能“敏锐地分清‘是’和‘不是’，能分清公开承认和否认”。

也许新上台的这个人现在在雅利安人和犹太裔德国人眼中正是这一类人，这种犹太裔德国人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不是因为纳粹的反犹主义，他也会是一名纳粹。与此同时，他几乎要感谢这种反犹主义，因为反犹主义肃清了他身上的自大、轻浮和推诿，它创造了我们最需要的——一种在民众中的动态感觉，这些民众受够陈年问题的困扰，心力交瘁。

对沃伯格而言，“国民革命”似乎对德国犹太人中的某类人是一次机会，他们“针砭时弊、主张革命，充满活力和理想”，他们要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会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后者似乎在德国犹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重要的是，沃伯格难以抵御的是希特勒在国家救赎上许下的狂言。纳粹很明白如何把希特勒包装成俾斯麦的继承人，甚至追忆德国历史，以新改革时代的预言者自居。德意志帝国晚期民族主义如火如荼，对任何成长于那个年代的青年，包括西格蒙德·沃伯格来说，它带有极强的吸引力。在大选后的日子里，西格蒙德赞许地拜读了阿图·莫勒·凡登布鲁克写的开创性著作《第三帝国》，他同意书中主张的“弘扬国民道德思想，使之作为所有生命的基础，而不以个人或人类整体意志为基础”。他迫不及待地推测，法德关系的难题需要“法西斯式而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解决办法。那么，纳粹的反犹主义又如何解决？他思忖道，纳粹是政治的暴发户，“即使是最得体的暴发户，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一开始就彬彬有礼，他有的不过是朝气、力量和前进、建设的意志”。希特勒的种族主义与暴发户的粗俗一样，一阵子就过去了。在这一点上，沃伯格（他和他亲戚圈子的人都如此认为）本质上误解了新政权的性质。他希望充满活力的年青一辈可以反抗臃肿的老一辈，但德国年轻人在希特勒脑海中的主要角色其实是炮灰。沃泊格希望在平衡的实力基础上建立欧洲和平新纪元，而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决意发动战争，决意驱除1918年的“魔鬼”。沃伯格希望反犹主义是纳粹主义的附带现象，但是种族仇恨却是纳粹主义的核心。多年以后，当西格蒙德指责别人“异想天开”时，他不能忘记他自己对希特勒也有过自欺的行为。

其他人将在这种幻象中再过上5年时间。然而，直到接近1933年3月末，西格蒙德·沃伯格突然领悟到第三帝国的真相，鉴于他早前矛盾的态度，反思如此迅速是不可思议的。“德国有法西斯主义了，”他在3月21日的日记里写道，“一个大大的问题是，它是否会是好的法西斯主义，换言之，它是想要秩序和公正，类似意大利实行的，还是接近莫斯科实行的，后者导致专断，导致残暴和不容异己。”起先，他还对此保持乐观，现在他视自己是悲观主义者。在接下来的数天、数周乃至数月里，沃伯格愈加悲观，以至于他不久便开始考虑彻底离开德国。

是什么使他突然改变？简单地说是一系列事件。重要的是记住，1933年年初“国民革命”是如何真正的革命。从这个角度说，纳粹运动中最激进的分子——尤其是穿褐色衬衫的冲锋队成员——攫取了胜利带来的机会，他们不但和左翼的政治对手算账，而且和他们长期最暴力敌视的对象犹太人算账。2月6日晚，冲锋队和其他右翼民兵团体，举着火把在汉堡游行，嘴里喊着“让犹太人去死”。根据一位目击者回忆，游行队伍里有人公然“唱，让犹太人的血从他们刀下的伤口喷出”。虽然汉堡发生了几起袭击犹太人生意的事件，但这样的口号并未立即被付诸行动，即使在4月1日下令全德国抵制犹太人之前。但是，在公共、公民和经济生活中排斥犹太人却是即刻开始。早在3月14日——即使在国家通过立法开除所有犹太公务员以前——马克斯·沃伯格被新任市长卡尔·文森特·克罗格曼从汉堡财政代表团罢黜，后者是国家党人、船东理查德之子。一些汉堡的公司步克罗格曼后尘，请求马克斯辞去公司监事会的职务。这之后汉堡发生了政变，当地的纳粹借助柏林新政府的支持，要求参议院把汉堡警察的控制权交给纳粹，这是把帝国的地方政府进行“一致化”的一部分，这个过程预示着议会统治作为政治中心的终结。随着重要的《使能法》最终在3月24日——为取得2/3的多数票，该事件被放缓——被帝国议会通过，希特勒最终被“松绑”，他将完全依靠法令统治，无须理会帝国议会或兴登堡。独裁统治的第一批“成果”是一连串限制犹太人公民权利的激进措施。1933年4~10月，他们被禁止从事公务员、专利律师、国有保险机构的医生或牙医、任何岗位的公职、文化机构的董事，或者记者。

正是出于这一背景，西格蒙德突然决定离开德国就可以理解了。暴力加上系统性的歧视，几乎一夜粉碎了他对纳粹统治性质缥缈的幻想。他不是唯一有如此反应的家族成员。西格蒙德流亡后，弗里茨的女儿英格丽德也随之仿效。其他人觉醒后，则有更加绝望的反应。1933年，卡尔·梅尔基奥死于中风，可能是害怕被国家秘密警察逮捕。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保罗·沃利克生下来是犹太人，但后来接受洗礼，并娶非犹太人为妻。他因无法再忍受歧视，于1938年自杀，他只是1933年后席卷德国犹太人社区自杀潮中的受害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