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双水并流 此消彼长
尽管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包罗万象，但主要还是围绕一条主线展开。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不但贯穿这条学术主线，而且贯穿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
经过百家争鸣，大浪淘沙，儒、道、墨、法胜出，成为一时的显学。秦朝统一以后，以法家思想治国，并通过“焚书坑儒”对其他学说进行清除，法家率先登上了历史的巅峰。可是好景不长，秦朝仅仅维持十六年就轰然崩塌了，以法家为主流价值观的时代也随之结束。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秦朝的残酷统治和秦末的连年战争，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国家经济几近崩溃。统治者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需要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刘邦问政于陆贾，陆贾全面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并给出了解决方案。陆贾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从黄老思想中汲取营养，在《新语·无为》中提出“事逾烦而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的观点，主张“道大于无为”。刘邦采纳陆贾的建议，以黄老之学为治国理念，实行垂拱而治，以清静无为的方式与民休息。具体措施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状况大为改观。至景帝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此时道家彻底战胜了法家，成为汉初的主流价值观，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七十年。尽管黄老之学，是道家学派中的一支，与原始道家有所不同，但其核心部分还是老子的思想，至于黄帝，只是战国学者假托黄帝之名来弘扬道家思想而已。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好大喜功的武帝迫切希望从思想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度。丞相卫绾趁机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他的提议立即得到武帝的赞同。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举荐儒生王臧等人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但由于遭到窦太后的强烈反对，未能立即实行。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第二年，武帝把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召集到长安，亲自询问政治改革事宜。儒生董仲舒在策论中说，春秋一统乃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而现在师不同道，人不同论，思想不一，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建议立即被武帝采纳。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全部罢黜，提拔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儒生数百人，还批准博士官五十人，选拔精通六艺者担任重要职务。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从此成为统治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正统思想。
随着东汉政权的瓦解，统治两汉四百多年的儒家思想也开始凋零，士大夫对两汉时期的三纲五常等陈词滥调普遍感到疲惫厌倦，为了寻找精神栖所，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老子和庄子。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相聚竹林，以《老子》《庄子》《周易》（时称三玄）为话题，谈论玄道，号称玄学。玄学是道家之学在魏晋时期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所以又叫新道家。玄学作为魏晋时期的思想潮流，一直持续至宋代中叶。虽然在魏晋时期还不能取代官方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是玄学是除儒学以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派。
公元67年前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刚开始翻译佛典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佛教的真谛，往往比对中国本土的道家学说。直至鸠摩罗什、真谛等高僧翻译经典时，佛学真义才逐渐清晰起来。到唐朝的玄奘法师去天竺数十国取经，取得最高成就圆满归唐后，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的主要经典才逐渐翻译到中国。在此过程中，佛教为了方便中国人接受，也适度地将儒家的忠孝观念吸纳其中。可见，即使在隋唐两代佛教最盛行时期，也都有儒道两家文化参与其中。
在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冲击下，儒学再度呈现衰落趋势。宋明理学正是儒学在宋明时期的一次复兴运动。这次运动最早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开启，唐代韩愈、李翱、柳宗元等人继续发力，至两宋时期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儒学运动。宋明理学是当时的学术界对外来佛教文化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佛道两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两教展开了文化攻势，以求拯救儒学，解决信仰危机。宋明理学大致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个阶段。程朱理学是指程颢、程颐、朱熹所代表的以“天理”为立论基础的理学学派，陆王心学是指陆九渊、王阳明所代表的以“心即理”为立论基础的理学学派。无论是“天理”，还是“心即理”，都是为儒家所主张的伦理道德寻找理论依据，让儒学重振雄风，所以宋明理学本质上就是“新儒学”。
清人入关以后，出于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对汉人知识分子实行思想禁锢政策，但又不想彻底得罪天下读书人，所以引导读书人由思想探索转向知识研究。在这种背景下，许多读书人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做一些考据与训诂的工作。但是此时的中国从上到下依然没有偏离儒学主流。同时，道家思想依然暗流涌动，像袁枚等人营造私家园林、写诗作画以娱平生的做法正是道家逍遥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纵观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与道家是贯穿始终的，基本呈现双水并流的局面。平时以儒家为主，以道家为辅；遇到天下动荡，道家就开始发挥作用，此消彼长，相随相依。从另一条线索看，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与精神寄托，也主要体现在儒道两家上。“凡事我皆努力，成败不必在我”，是中国人一贯的处世态度，前者是儒家，后者就是道家。“向往美好生活，渴望心灵自由”，是中国人普遍的精神追求，前者是儒家，后者就是道家。“外儒内道”四个字基本上可以概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儒道两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但是，儒道两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许多流派，各派之间多有分歧。要想真正了解儒道两家学说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还要回到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回到他们的典型代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孔、孟、老、庄的思想就是国学的基础，但至少可以说它们是构成国学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最主要的因素，抓住它们，就抓住了国学的核心与要害。事实上，近年来以国学命名的《国学入门》《国学通论》《国学讲座》《国学常识》等一批著作无一将孔、孟、老、庄排除在外。这也正是本书以孔、孟、老、庄思想为核心构建国学基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