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彩云

一

中国之大，各地风俗风貌大不相同。“陕北”一处，便让你走不完，看不够。在延安，是大河谷，延安市区和安塞县城都是狭长的地形。一路可见二十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机场不远，便有宝塔山、清凉河。地形所限，这些“边远”而贫瘠的区域难以发展。然而，近代以来，这些农民蹚不过去的河谷，这些民歌飘过去、腰鼓打起来的河谷，一跃成为“红河谷”“金河谷”，朝圣者熙熙攘攘，掘金者车来车往。

往南是八百里秦川，有关中学派、秦王帝都和贵妃醉酒。往北是比兵马俑更古老的陕北高原。同受帝家的“恩宠”，朝代不同，文明大相异趣。那边厢雍容华贵，庄重威严，这地界黄土黄，杏花粉，窑洞苍凉。山羊和毛驴黄土间漫步，绿皮火车高原上穿梭。当然，最不能忽略的是处处可见的延长石油采油厂、加油站、运油车，黄色的石油工服替代羊肚肚手巾和花棉袄，成为陕北人的一道新景观。

从历史、文化和地理上，陕北都是中国非常独特的区域。行政区划上，陕北辖榆林和延安两市。榆林十二县，又分为北六县、南六县。北六县是定边、靖边、横山、神木、府谷和榆阳区；南六县是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和子洲。吴起、志丹、安塞、子长等地属延安。陕北人看来，北人豪爽，南人精干。比如，子长“鬼”。榆林的北六县又有东三县和西三县之分。不入乡土，确不知这乡土里的种种讲究。

那么，通地理、懂乡土的是什么人？

也许除了乡村教师、地理学者、司机和卖货郎，便是说书人了。说书人四处行走，满地界地串，哪里有活去哪里，没有车马代步的时候，一走大半年回不了家。怎么走，怎么住，全靠腹中的记性和积攒的交情。

延安十三县都被他们编成了段子。

皇帝陵坐落在乔山巅，

蒙蒙地出了一个黄河水，

黄土高原划下一块文明地，

革命的圣地在延安城。

首先说吴起本是一个好地方，

待亲戚肯吃荞面饸饹羊腥汤；

子丹、吴起紧相邻，黏米的油糕山杏仁；

子长县的麻辣煎饼醸皮四季有，咬一口煎囎囎、辣生生、咸唧唧、酸溜溜叫把人的酣水流；

延长的梨就是一个美，咬一口没有见豁豁尽是一包水；

延川县紧靠黄河畔，狗头枣大的像颗鸡蛋；宜川县好比柿子塬，吃一口比豆腐绵来比糖甜；

……

说陕北，话陕北，书匠贺改明满肚子自信。他说：“陕北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他身材挺拔，方方正正的红脸膛，标准陕北汉。原本生在延安，婚后随婆姨牧彩云去了安边。18岁学艺，四十年说书，几乎走遍了陕北地界。出陕北，北上长春，南下广州，西行西宁，全国一半的省份他都去过。

这一次，他和婆姨牧彩云、搭档卢响铃到了安塞。书里唱了：“安塞县的腰鼓把美名传，奥运会打出了个全世界。”这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山高、坡陡、沟深，相对高度有二三百米，是红军打游击的地方。

三人来参加化子坪镇杨庄科的庙会。根据场合不同，陕北说书分庙会书、家书和地摊书。家书用以辟邪、庆生、祝寿、迎亲，庙会书则用以请神、敬神。陕北人识字者少，农民业余最大的消遣就是听书。说书像乐会一样，夏天在树荫底下，冬天在窑洞炕头上，说书人或怀抱琵琶，或一把三弦，弹奏起来，摇头晃脑，说古论今，嬉笑怒骂，把在场农民听得如痴如醉。

说书人来得古老。秦汉时，在宫廷已有了管理说书的“稗官”，这是皇帝专门设立用来搜集民间“街谈巷语”“里巷风俗”的官职。1957年四川成都市郊的一座汉墓中曾出土一个汉代说书俑，它袒露上身，左臂掖鼓，右手握锤欲击，好像正在讲故事；大唐年间佛教兴盛，和尚们为求经书通俗，将佛经改为“俗文”，依韵编排，化导大众。讲前以歌开场，讲后唱歌才散。到了俗讲，演唱增多，于是“道”场变“歌”场。

在清朝《延绥镇志》中有关于陕北说书的最早记载：“刘第说传奇，颇靡靡可听。闻江南有柳敬亭者，以此伎遨游王公间。刘第即不能及其万一，而韶音飞畅，殊有风情。无佛称尊，不即江南之敬亭乎？”

江南多文人雅士，敬亭说书，与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秦淮名妓等多有交游。而陕北说书一度曾是“下贱”的行业。说的书都是口语，“琵琶”不叫琵琶，叫“蝎子”；二片木板不叫“快板”叫“楞子”。说书的不叫“说书人”叫“书匠”，木匠、铁匠、泥瓦匠的“匠”。但书匠的地位还不及工匠，工匠卖的是力气和技艺，书匠靠的是口活。说书是老天爷给盲人留下的饭碗，凭一双腿跋山涉水，凭一把三弦一张嘴，谈古论今。明眼人看不起、不愿意学，盲人也“不让明眼人说书”。据说，一代说书大师韩起祥的师兄马步云，为了能够学说书，甚至不惜用剪刀剜掉一只眼睛。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说书大师张俊功开始，才招收明眼人说书。三人都是张俊功的徒弟。卢响铃46岁，人长得瘦削，有文人气。牧彩云从艺晚，但她是陕北女人说书的第一人，凭这一点就是书匠中响当当的人物了，声名盖过很多师兄。

从艺以来，夫妇二人先是步行，后骑摩托、搭公共汽车，开面包车。婆姨牧彩云现在出了名，一场书1500元起，一年能有十多万元的收入。两三年前贺改明买了一辆桑塔纳，出行方便许多。贺改明豪爽又心细，出行的大小事宜都由他来安排。牧彩云随身带iPad，路上无聊时看看段子，发发微信，打发时光。

从定边到安塞，两百多公里的路，雨天湿滑，他们开了四个多小时。一路上春雨绵绵，杏花如烟似雾，给粗犷的高原添了几分诗意。一路放着陕北大唢呐。过了一道道山，再走一道道梁。我爱这样的高原景象。贺改明也很兴奋。陕北可不都是黄土高原，安边镇在沙漠边缘，红柳滩、盐碱地，看不见山，一年到头黄沙漫天。

安塞是延安的下辖县，这里离他的老家延安晋塔村很近了。山中有野物，他说，十几年前就跟书匠们一起扛着猎枪在这里打野兔呢！一到镇上，贺改明便四下里寻找弹弓，没有野兔，还可以打打麻雀。

山上的猎物越来越少，政府收缴了农户手中的猎枪，封山育林。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有了新玩意儿，山里的孩子玩弹弓的也少了，贺改明跑了几家玩具店、五金店竟然都没有卖的。他有些失望。

“有点这个心思用到正经事上，得能挣多少钱哩。”牧彩云来了一句。

“我就是爱玩。”贺改明说，“玩玩不行？”

两人都是急脾气，说话有时戗戗着好像要动刀枪，闹将起来斗离婚的时候也有。

不过，“爱玩”让贺改明交下了不少朋友，大家管他叫“二哥”。书匠一家亲，在江湖上行走，全得靠一帮书匠们互相帮衬。他与这里的杨书匠认识十几年。老杨带着四五个人到镇上迎二哥，杨庄科在更深的沟里。

隔着车窗，两个婆姨弯着腰使劲往里看，她们是书匠的女儿。

“还没见过女书匠哩。”她们笑嘻嘻地说。女书匠在陕北也稀罕。

牧彩云下了车。她很容易把人的目光吸引过来。不仅因为妆扮：大红风衣，鲜艳；黑色长靴，锃亮；圆当当的脸上一抹红唇，一头短发精明利落；更因为派头：她走起路来永远是昂首挺胸的，仿佛骑着一匹马，很有“陕北第一女书匠”的味道。

传统的陕北婆姨心灵手巧的多，抛头露面的少。牧彩云的豪爽之气接近塞外女性。说书人走南闯北，很多学书的女人遭不了罪，吃不下苦，不肯下功夫，女书匠仍不多见。像牧彩云这样，会说古书、唱腔形象俱佳的女书匠更是凤毛麟角。

书匠们一番寒暄，接着往山沟沟里开。盘山公路一道道弯，老杨家位于公路一个拐角处的平台上，屋后就是几十米深的大深沟。屋里坐满了一炕的人。老母亲盘腿吸着烟袋，爽快利落；老父亲寡言，蜷在墙角。庙会是村里的大事，两个女儿也带着老公孩子回家来。她们穿着牛仔裤，烫了波浪的卷发，跟城里人一样的打扮。陕北人早婚，不到四十岁，她们已经是十七八岁孩子的妈了。

书匠们各自闯江湖，也难得一见。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聊着天，几个书匠凑在一起便能唱一台戏。老杨从橱柜顶上取出一把新做的板胡，卢响铃拉了一段，声音还有些涩。他善吹拉，弹唱也有一手。一会儿书匠们就开始唱上了：

你给谁做了一双牛鼻子鞋

你的心思我猜不出来

麻柴棍棍顶门风刮开

有了心思就把鞋拿来

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沟

见不上妹妹我不想走

远远看见妹妹不敢吼

抓了一把黄土风刮走

山遮不住云彩树挡不住风

神仙挡不住个人想人

长不过的五月短不过的冬

哎

难活不过人想人

你在那山上我在沟

拉不上话儿招一招手

捞不成的米饭熬成粥

谈不成恋爱咱交朋友

书匠们各有所长。有的乐器更好，有的喜欢弹唱，有的书词最通。这一帮人里，牧彩云嗓子最好。她一边唱一边打着拍子。声音甜美洪亮，音调如沙梁般有高有低，众人连连鼓掌叫好。陕北人唱的歌词“土”，可这“土”里带着热烈奔放，直接表达爱意，陕北人称为唱“酸曲”。说书人走村串巷，常唱些酸曲来招徕听众。那《延安十三县》里唱陕北婆姨是这么唱的：“哎，延安府的女人们实在美，把一朵红花盖脑心，夏天大女子不穿裤子系些裙裙，把大腿撩的一满白生生，风刮的裙裙忽碌碌转，把七十几的老汉爱的都把牙疵转……”

女人们笑说牧彩云应该去上星光大道。然而2009年陕北书匠崔苗在央视有过一场表演。崔苗是书匠里的后辈，再加上电视表演的限制，两分钟的说书小段不足以展现说书的魅力，书匠们觉得很遗憾。但是，其他书匠也很难再有机会登台了。“人家毕姥爷说，你们陕北说书已经表演过了，观众已经不稀罕了。”书匠们七嘴八舌地说。他们很珍惜、也很愿意有走出去的机会。

庙会上他们要唱三场，每场两三个小时。热闹一阵，大家起身去庙会排练。庙会在一个山坡的坡顶，开车还有七八里路。越往山里走，路越窄。都是土路，下完雨坑坑洼洼，山路的一侧就是几十米的深沟，另一侧零零散散有几户人家。大家在车上坐得提心吊胆，贺改明紧皱着眉头，这么个破地方。

这个陕北的小庙，刚好在一座山头上。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墙面斑驳，彩绘两只猛虎，仿佛马上就要扑过来。“佛莫老爷”头戴珠帽，披一件黄色斗篷。满墙都是八卦和祥云。门口一副对联：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书匠们在寺庙檐下一角摆上书案，装好扩音设备。一个黝黑的男人走过来，厉声说道：“说书的，你们要好好说！去年我们请了戏班子，今年想做点不一样的。说好了明年还请你们，说不好没得活干！”他是庙会的“会长”，掌管庙会上的大小事宜。

牧彩云没有接话，呵呵笑了笑。庙会她跑得多了，更大的场面她见得多了，这还能难得住她？

庙会开始前先要进行请神仪式，要由一个书匠陪同进行。牧彩云不说神书，仪式都由卢响铃出面。会长嘱咐卢响铃，庙里供奉的是“佛莫老爷”，可别唱错了。会长面对佛像下跪，点上香，地上洒些酒，卢响铃单膝跪地，朝神灵叩拜之后，一边快拨三弦一边念念有词。

伏羲道香，德香五味香，五清净自然香，灵宝惠香，庙童真香，朝山见香，

此香满把上在金炉之内，上朝天门下落地府，中插人间祸福，

有香者感动天地神君，无香者不敢举动诸神。

请神之后还要参神。说书场子安在寺庙檐下一角。卢响铃唱完参神，牧彩云手拿快板，唱了一段《鸿雁捎书》。

白云朵朵遮住天

说一段烈女王宝钏

宝钏女清早吃罢了饭

武家坡前把菜剜

先剜一拨曲麻菜

后剜一拨刺榴酸

曲麻菜好比薛平贵

刺榴酸好比王宝钏

……

庙会考验人。要说神书、说古书、说新书；说长书，说短书，还要能说小段段。以前佳县白云山庙会上还有赛书会，书匠们要一决高下，评出个书圣来。

两人又合作一段《珍珠倒卷帘》：

正月里来是新年，

秦彭马武夺状元，

状元夺在秦彭的手，

马武倒打九环连哎九环连。

二月里来龙抬头，

王家小姐上绣楼

王侯公子千千万，

绣球单打薛平贵的头。

三月里来三月三，

桃园结义兄弟三，

三战吕布虎牢关，

张飞怒打紫金冠紫金冠。

四月里来四月八，

梨山老母把山下，

下山不为别的事，

单为弟子樊梨花樊梨花。

五月里来五端阳，

白蛇黑蛇命不强，

三杯药酒显真身，

吓的许仙一命亡一命亡。

《珍珠倒卷帘》说的都是历史人物，王宝钏也是古代人物。她不顾父母之言，下嫁贫困的薛平贵为妻。被父母赶出家门，薛平贵入伍后，王宝钏独自一人在寒窑中苦度18年。后来薛平贵成为朝廷功臣，将王宝钏接入府中，夫妻团聚。京剧《红鬃烈马》、秦腔《五典坡》、越调《王宝钏》等都有关于她的故事。

传统说书段内容主要有历史演义、爱情故事、侠义故事、公案故事等，大多出自古典戏曲、小说以及鼓词等通俗文化作品。这些以忠义等为主题的故事，承载着社会教化的功能。而说书人口传心授，在演绎时为了加强效果常常加入自己的所见所得，于是就有了“纪录历史”的功能。

陕北说书人被视为东方式的“游吟诗人”，行走路上，所见所想，张口即得。以前盲人说书，还兼有打卦、算命的营生，盲人要靠着村民牵引进山、出山。吃百家饭，住百家炕，盲人对村人的家事了如指掌。自从有了手机，书匠们不用再挨家挨户地串。有庙会人们就打电话过来提前定下，书匠们按约定的日子到来。演出完毕，各自回家，也不再多逗留。书匠和乡亲们的熟悉程度淡了许多。

牧彩云穿了一件玫红色毛衣，在这个小庙里非常醒目，像站在台上的一个演员。她不爱跟乡亲们热闹，手拿耍板，眼睛看着前方，心思都在书里。她的女高音通过扩音喇叭传遍山野。雨后的山路泥泞难行，但村民们仍三五成群走上山来。婆姨们照看着娃娃，男人们蹲在檐角，继续听书匠们唱已经听了多少遍的故事。小小的破庙竟容纳了几十人。

杨书匠一家也来了。两个女儿因为家里穷，一天的学都没上过；书匠寡言的父亲十几年前打工落下一点纠纷，心结难解，一直想去北京上访。会长说，“佛莫老爷”有求必应。对于这些村民来说，无论是远在北京的“万众创业”，还是近在陕北的石油开发，他们都难以泽被。在这座偏僻的小庙，拜一拜“佛莫老爷”，求一世平安；听一听陕北说书，得一时慰藉，这恐怕是一年中最安心的时刻。

二

说书人走南闯北，行踪不定，加上牧彩云名气大、活路多，要找到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第一次见她是在3月的青岛。那时的北京柳絮飞舞，阳光明媚，是温暖的春天。而青岛海浪大，风凛冽，把穿短袖的游客冻得瑟瑟发抖、牙齿切切。而陕北天气寒，说书人出门多，他们就从容了许多。鲜绿色的毛呢大衣穿在身上，下高原、进城市，牧彩云的打扮仍不过时。

那儿的舞台比杨庄科大。他们受邀作为表演嘉宾参加靖边人高玉涛发起的“路遥文学奖”活动。农村听书的人少了，但商业演出多了。政府的推介会、当地的商业展览、节庆、开幕，都喜欢请民间团体来助助兴。在北京，牧彩云曾与董卿同台演出；在广州，他们参加过全国曲艺团长高峰论坛。

女书匠的到来，已被写在活动的新闻通稿上。3月中旬的时候，定边县文化馆给牧彩云打电话，告知这个活动。当时他们还在志丹演出，第二天两口子就赶回了定边，跟组织者见了面、录了像，很快就得到演出邀请。榆林航班少，四个人的说书班子干脆开车到西安，从西安飞青岛。演出只有一个晚上，而算上路程书匠们花了四天，油钱、饭钱都出了不少。四个人往返的机票就要七八千元。然而她跟主办方说，钱不是最主要的，看着给。

他们对这次演出很珍惜。“这是个机会，”牧彩云说，“来参加活动的都是名人，能宣传宣传自己。”

书匠们把全部家伙都用上了。以前一个书匠、一把三弦就能开始说书，右腿上绑“耍板儿”—这是打击乐器；手腕上还系一个“蚂蚱蚱”，让三弦的声音一下子热闹起来。现代人喜欢热闹，书匠们用更多的乐器来吸引观众。贺改明把平锣、鼓、木鱼等四五种乐器焊在一个铁架子上，相互牵引，用踏板来操控。卢响铃拿出一把板胡，板胡红色漆身，发着油光。另一个搭档陈孝斐负责笛子演奏，这排场，像一个小型演奏会。

会场在青岛崂山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休息片刻，书匠们就叮叮咣咣地开始操练。他们说，咱得跟人家好好演，演好了不挣钱心里也舒服，演不好拿了人家钱心里也不爽气。

这种场合不能说古书。时间短，观众没耐性，得说应景的新书和段子。有时，需要书匠临场发挥、即兴创作。牧彩云初中毕业便辍学在家，没读过路遥作品，但知道，清涧有个路遥纪念馆。主办方提供了一些会议材料，有路遥作品和纪念文章，牧彩云一边仔细翻看着，一边问我路遥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讲了路遥的创作故事，并告诉她《平凡的世界》激励了很多人，几乎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坐标。她翻看着主办方提供的纪念文章，感叹路遥去世太早。

晚上演出的时候，四个人都穿上了唐装。牧彩云红衣红裤，对襟上衣和裤脚各绣两朵大牡丹。这是她自己亲手做的。

弹起三弦我定神听

站在舞台上我真高兴

我们都是路遥的家乡人

为这路遥文学奖颁奖来助兴

陕北说书开场前一般要先说唱“书帽”，然后开说正本。书帽通常为吉庆套话或带有劝世意义的唱词，起到安定书场、静慑听众的作用。在正本中，对常见的故事类型、人物形象、故事情节都有基本的套路，俗称“书套”，书匠在改编时可以借用。比如，讲人物，一般都从童年开始讲起。

黄土高原黄土情

小米饭哺育我们陕北人

陕北人杰地又灵

黄土高坡上出能人

单说咱们文学界

天上黄河九十九道弯

有一位世界的大名人出在清涧

人品好来本领高

他的名字叫路遥

这曲《路遥赞》让主办方很开心，也赢得了很多掌声。这次评奖从初评开始便在一片争议之中，或许是为了印证评奖的权威性，组织者邀请了四十多位文学界的作家、研究者参加，观众是从青岛当地组织来的学生和工人。民间评奖组织不易，为了照顾周到，主持人花了冗长的时间来介绍每一位到场的嘉宾。另一位主持人则利用这个机会述说了她目前遭遇的版权纠纷、文坛的论战，工人们似乎并不感兴趣，三三两两聊天、玩手机。

牧彩云又上台了。观众的眼光齐齐望向台上。她更加生猛，唱了一个关于“酒”的传统小段。

逢年过节亲戚朋友坐在一搭搭，不喝上几杯就不回家……

老汉喝得酒一多，麻柴棍棍当厕所；

小伙子喝得酒一多，分不清小姨子和老婆……

领导干部不喝酒，一个朋友都没有；

坐台小姐不喝酒，一点小费都没有……

比起乏味的致辞和颁奖环节，这太精彩了。观众兴奋地哈哈大笑，鼓掌，叫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牧彩云的风头完全盖住了其他的表演嘉宾。一个中年男人跑过来说：“你说得真好，不喝点酒真是一点生意都没有。”她很满足地笑了。演出结束后，男人们收拾乐器回房间，牧彩云拉着我，说，走，你帮我去跟主持人照张相。这种场合，是认识人的好机会。在青岛的酒店，牧彩云似乎比在庙会上更游刃有余。

回到房间，贺改明却把她劈头盖脸一顿骂：“你唱啥呢？能瞎唱吗？什么坐台小姐都出来了！”

牧彩云反驳道：“怎么不能唱？人家都说我唱得好呢。不这么唱谁爱听？”

“你得看场合！这是颁奖呢，底下坐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贺改明对婆姨的小得意很不满。

牧彩云说书盖过男人，嘴上也不饶人，两口子吵架是家常便饭。她还想回嘴，被卢响铃拉住了：“来，喝酒，喝酒！”

书匠们出门在外，无酒不欢。房间里已经买回两箱青岛啤酒。一为演出圆满庆功，二为招待在会场偶遇的榆林学院教授吕政轩。吕教授也是安边人，长于陕北民歌研究。他说，陕北说书历史很悠久，然而现在说书、听书的人越来越少，说书的精华正在渐渐褪去。牧彩云夫妇现在都很少说长篇的大书了。陕北说书的真正传承需要把古书重新整理。他建议牧彩云把古书段子都能录像留存，将来能有很好的资料价值。

就着吕教授的话头，贺改明又批评婆姨太懒，不动脑筋。他说，你比张俊功还差得远呢，还得好好用功！两口子为琐事吵，也为说书吵。贺改明把说书当艺术，总觉得师傅去世后再没有说书大师，还得在基本功上下功夫；牧彩云觉得，说书是为了过日子，也是个挣钱的门路，还得想想怎么吸引观众。

这家酒店专门为2014年的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而建。世园会结束后，并没有多少游客，房间阴冷。卢响铃很体贴地把唐装给我披上。他喜好钻研，对说书的由来、流派懂得最多。

他们喜欢这种演出，因为“苦轻、接触面广、钱多”。然而卢响铃又说，他喜欢古书。现在的新书段子，以赞颂为主。“‘四人帮’在的时候就赞颂‘四人帮’。‘四人帮’倒了，还能唱吗？古书是会一直流传的。”

他随口念了几句古书：

混沌初逢不记年，

相传女娲曾补天。

补了三千六百载，

还有西北角上一块没补完。

我说此话你不信，

西北风一刮阵阵寒。

先有三皇后五帝，

神农伏羲把道传。

卢响铃说，这古书里都是历史呀！

说书说书，其实很多唱段没有书，都是靠书匠们口口相传。书匠们必须得会三弦，但是过去的书匠没有人懂曲谱，都是跟着师傅模仿着学，一个曲子一个曲子地弹。

卢响铃年轻时喜欢拉二胡，后来张俊功火了以后就跟着录音机学唱张派眉花调。后来张俊功真的来村里演出，那时他缺徒弟，村里人一牵线，卢响铃就开始跟着张俊功搭班子说书。第一年一场书五块，张得四块，卢得一块。到第二年开始挣得多。

贺改明赞卢响铃在陕北书匠中数一数二，艺术只在牧彩云之上，不在其下。他说卢响铃的说唱，“像流水一样，干净利落”。

卢响铃又张口唱上了：

风吹着树叶，哗啦啦响。

听说这里，有一位好姑娘。

姑娘长得真漂亮，

又会说来又会唱，

就是不能跟我配成双。

就这样一边拉话一边说唱一边喝酒划拳。书匠在哪儿，哪里就是书场。

陕北人豪爽，喝酒连下酒菜都不需要。牧彩云的酒量极大，喝酒划拳，贺改明都得靠边儿站，她从来没有醉过。

三

从青岛回来，三人又去了延安的甘泉县，离安塞七十公里路，那里是陕北说书大师张俊功的家乡。他1932年出生在横山县，8岁的时候爷爷带着全家逃荒来到延安地区，在桥镇乡安家坪村落户。少年时患有眼疾，于是便拜师学艺，最终成一代说书大师。2006年因病去世，亲传弟子有三十多个仍在说书。

在三人当中，贺改明学艺最早。他也是陕北有名的书匠。父亲是老红军，在延安的育幼园当过保姆兵，跟邓颖超、康克清等人都很熟。战争胜利后留在延安。农村人养儿防老，家里六个兄弟，老父亲不愿因为家事麻烦政府，一家人举步维艰，困难的时候，出门都得换裤子穿。

年轻力壮的贺改明早早开始为家里挣工分。他学说书，也为了赚钱。“那时候，我是我们大队的保管。张俊功说书正火着哩。他一来，村里人都喜欢听说书，给他拿大米、白面，好吃好喝地招待。那时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工分才两块，张俊功一场书下来能挣四块。我寻思说书能挣钱，就跟上张俊功走了。”

1980年师徒来到安边镇，在镇上的人民礼堂安营扎寨。张俊功前前后后说了一个月的书，贺改明把门卖票。牧彩云那时辍学在家，和姐妹们天天跑去听书。牧家住礼堂后面，出门在外，贺改明常去借水桶、借扫帚，一来二去，两人互生爱慕之情。

牧彩云执意要嫁。她喜欢听书，觉得说书是个活路。但说书风里来雨里去，生活无着，没有地位。刚刚过了讲究出身的年代，户口仍然是一大壁垒。农业户口在就学、招工等各个方面都受歧视。牧家是非农业，家里瞧不上穷小子贺改明，便甩给她一句话：你要嫁由你，以后过好过坏与我们无关。

自此，两人成了亲，贺改明留在了安边镇。说书做媒，说书为生，两人与陕北说书结下不解之缘。西安电视台曾以夫妇二人为主人公拍摄一部叫《三弦情结》的纪录片。那时的贺改明仪表堂堂，又是一副好嗓子。婚后的牧彩云跟着师徒二人，帮着卖票、摇铃铃。

说书太累，贺改明的嗓子哑了。他看到牧彩云一副好嗓子，便有意教她学说书。“说书得先背古书。能说古书，那才是真功夫。”古书好比是说书的正统，如果一个书匠，只会编新段子，那么算不上是一个好书匠。古书篇幅长，而且很多人没有书本，全都是靠口传心授。记不住怎么办？“打呀！”贺改明眼睛一瞪。说书靠的是真功夫，他学艺时也没少挨打。

日积月累，牧彩云能说上《汗衫记》《花柳记》《狸猫告状》《鞭打芦花》《四仙姑下凡》《白玉楼挂画》《杨公案》《还魂记》等十二三本古书，又有《鸿雁捎书》等三十本小段。“一听牧彩云说书，人们哗啦啦全来了。”她怀念说书的鼎盛时期。人们愿意买票听书，愿意买说书磁带。

这要归功于韩起祥和张俊功两位说书大师。陕北说书的发展史是一部政治史。韩起祥把传统说书注入新内容，使说书成为享誉中国的“主流艺术”，而张俊功则把说书的趣味性发展到极致，使说书受到广泛欢迎。

任何艺术都有创作者的风格和特征，陕北说书也是如此。按主要乐器不同，有琵琶书和三弦书；按音调不同，有靠山调和眉花调。张俊功幼时跟随多位师傅，无门派之见，潜心钻研，首创眉花调，终于成一代说书大师。有人评价他说：“一腔热血，化作三根琴弦；绣口一张，说尽千古往事。”

网上至今仍流传张俊功1979年为长春电影厂投拍的电影《北斗》中的配音：

哎　孙大圣把多年的仙丹吃了不少

两坛子仙酒也喝尽了

临行时大闹了玉皇爷的灵霄殿

扒下来玉皇爷的靴子　玉皇爷的帽　玉皇爷的玉带　玉皇爷的袍

龙书案上撒了尿一泡

仙桃仙果装满了兜

蹦　蹦　蹦

一溜筋斗出了天曹

哎　驾祥云顺风飘棒打群仙盗蟠桃

美猴王大胆把天宫闹

齐天大圣的智谋高

说书分文调和武调，文调描摹穿衣打扮等生活场景，武调又称“将军令”。卢响铃说，武调如“将军下令，须急急行走”，所以叫“将军令”。张俊功这段配音，就是将军令。书词妙趣横生，唱腔高亢振奋，把围观的观众逗得哈哈大笑，影片外，这段插曲也成为著名的电影插曲。他因此一炮打响，在陕北的知名度超过同时期的电影明星。那个时候，大陆刚刚开始流行港台歌曲。然而，陕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播放张俊功的说书磁带。

此前说书一般最多两人，且以说唱为主。张俊功不拘于传统书词，经常临场发挥，并且加入情节，把民歌、道情等唱段引入进来。乐器也从一把三弦变成可使用二胡、板胡、蚂蚱蚱、耍板儿、平锣、手鼓等多种乐器。在形式上，他随心所欲，毫无禁忌。

贺改明说师傅的“口活好”，学什么像什么。说书人一般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张俊功的脑瓜子活，不拘泥于形式，招了女徒弟以后，经常根据书本内容扮演夫妇、兄妹，像戏剧一样引入对白：

（张）：“我乃雷九童。”

（牧）：“我乃雷景云。”

（张）：“妹妹……”

（牧）：“正是。”

（张）：“哥有一言不知你听也不听？”

（牧）：“哎，哥呀，有什么贵言尽管讲来。”

直到兄妹二人通过对话商量，决定进城买鱼鼓、简板，卖唱糊口，这时才有了说书人叙述。以前说书人都是坐在场上，边弹边唱，被称为“坐场说书”；张俊功改成“走场说书”，一人站着主唱，其余几人坐着弹唱，互相酬唱应答，说书开始带有更多表演性。

他的徒弟把说书的表演性进一步增强。比如贺四，原本曾是一名道情演员。他扮老妇、扮小丑，以滑稽的方式逗笑，吸引不少观众。

师兄弟们对此有点看不上，觉得说书还是要靠说唱为主。说书人是当代荷马，延续的是口头诗学传统，说唱是它的独特魅力。也有学者认为，张俊功加重了说书视觉性的呈现、引入了戏剧方式，有伤陕北说书的独特性。

不过张派说书受到陕北群众的欢迎，目前是陕北说书中最大的一支流派。徒弟们张罗着给他在桥镇建了一座纪念馆、开了一个研讨会。4月初，张俊功的遗孀去世，书匠们又从四面八方赶来筹备她的葬礼。张俊功没有生养，家里大小事宜全都靠徒弟们张罗。

葬礼结束，吃过午饭后，书匠们各自上路。然而，不幸的是，葬礼结束之后小师弟贺四在回子长的路上与一辆大卡车剐蹭。贺改明等几个师兄弟开车赶去事故现场。贺四的奥迪半个车头被挤得稀烂，已经无法再正常行驶了。他瘦削，圆脸，眼睛总是笑眯眯的。他是子长人。子长原名安定，地名来源于革命烈士谢子长。张派弟子各有地盘，各有活路。贺四，唱得好，能扮丑角，会运作。他雇了几个演员，成立了贺四艺术团，一场演出要收两三千块钱。据说，还在徒弟的煤矿上有股份，慢慢发达起来。也有媒体称贺四是韩起祥、张俊功之后的第三代执牛耳者。

卡车是给附近采油厂送砖的货车，不愿意报警，两人决定找个中间人作担保私了。卡车司机说，我认识你们，你们都是说书的，不会少你们钱的。双方互相打问根底，又打了一通电话，到底找到中间人作保，书匠们才放司机去取钱。

师弟没事，贺改明这才放了心。卡车司机去筹钱，几个书匠又跑到志丹县一个师兄家里找来一本《金镯玉环记》翻看。自宋代开始，这套绣像话本小说就开始流行，明清、民国时期分别再版过。说书主要靠口传心授，所依赖的本子就是这套绣像书本。现在，能看到这套书的机会越来越少，连书匠手中都很难看到。

初春的天气有些寒。牧彩云找来些树枝、柴叶，在野外点起一堆火。她说，说书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指不定在路上遇上什么事。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安排得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得边走边看，随遇而安。她已经学会“就地睡觉”的本事。以前旅馆少，有时找不到投宿的地点，她跟男人们一样，钻在柴火堆里、卡车底下，倒地就睡。

拖车把奥迪拖到延安，修好车，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贺改明急得想连夜回家，千好万好，不如家里好。贺四执意安排大家住在快捷酒店，休息一晚再出发。

早上书匠们起来，在附近店里吃早饭。丧礼结束，徒弟们感觉画上了一个句号。贺四说，师傅的事情我们弟兄管得差不多了，以后我们得齐心协力，给陕北说书找个出路！

张俊功留下三十几个徒弟，有好几个转行了。这帮说书人的市场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是普通百姓请，现在是各项商业活动请。他们意识到，得抓住机会，师兄弟们得抱团儿，才能把陕北说书发扬光大。他们很积极地出去参加各种曲艺展演、电视节目、曲艺家培训、说书大赛。书匠们买了录音笔和智能手机，一来方便练习，二来他们学会把视频上传到各种网站上，给自己做宣传。陕北说书名气越响，书匠的日子才越好过。

这一帮人名气响，基本生活没问题。牧彩云夫妇不及贺四，但一场书一千五百块，一年下来也能有个十多万元的收入。辛苦的是卢响铃，他的娃娃还在上学，开销大，自己身体也不好。其他小书匠赚钱少，日子还不如普通老百姓好。为了让师兄弟们都有饭吃，贺改明夫妇盘算着，就算闲着，定好的说书价格不能变。他说，在江湖上混，不能只考虑自个儿。“你想，如果我们为了找活，把价压下来，其他书匠们怎么活？我们说好了，宁可不干这个活，也不能挤兑兄弟们。”

四

出延安，往西北偏北两百公里，才到三边地界。靖边、定边、安边，俗称三边，自古便是边塞地区。东晋时南匈奴贵族赫连勃勃曾在靖边城外的统万城建立大夏政权。大夏国一度轻取关中，宋朝名将范仲淹有“御夏安边”之语，这可能是安边的由来。新中国成立后，安边由于地域较小，并入定边县，成为安边镇。安边镇在内蒙古、宁夏、甘肃三省交界处，距银川两百多公里的路程，跟去榆林差不多远近，车牌十有八九都挂宁夏牌照。

牧彩云一走，一两个月回不了家。到了三边，窗外不见高原，全是坑坑洼洼的盐碱地。黄沙漫天，看不清远处的风景。矮小的狗尾巴草和红柳一滩一滩的，远远看去倒像是大地上长的一块块补丁。“我不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风沙太大。”贺改明说。他说延安有山有水，才是真正的好地方；等老了，说不动书了，就带上婆姨，回延安老家放羊去。

这里的柳树刚刚抽芽，树干挺直，让人想起扛锄而立的汉子。卷尾巴的山羊如落在这沙地上的一块云朵，缓缓移动。公路上时而可见破败的土长城，这是古代将士戍边之所，给安边的春天添了几分苍凉。

安边镇没有窑洞，住的是北方式方方正正的“四合院”。汽车直接开进院子，院里三株梨树，几棵樱桃，阶前一丛兰草。开门进屋。屋里有旧式的烧煤炉和新式的网络电视。桌上的水果已经烂了。牧彩云急忙烧茶，煮上羊肉。贺改明已经点一口烟。这是难得的安宁时光。

三个儿女都在定边县城安了家，夫妇二人平时自己就住在侧屋。贺改明喜欢喝香飘飘奶茶。喝茶的时间，牧彩云已经换上了衣服。即便在家里，她仍穿连衣裙和高跟鞋，一丝不苟。

“我是个甩手掌柜，到家什么活也不干。”贺改明说，婆姨在家不容易哩。正房的客厅宽大明亮，收拾得很精心。墙上挂一幅大山水，中间摆一圈皮沙发。这几年牧彩云出了名，家里时不时有记者、摄影师、学者来，市里的省里的，甚至还有国外的。每当有客人来的时候，客厅就变成说书的舞台。

牧彩云有专门的“书房”。贺改明喜欢拍照，留下了两人的“说书档案”。墙壁上挂着她参加演出的各种合影和照片，有参加说书培训班的，有出去游玩的，有演出的，有开会的。年轻时候的牧彩云帅气、俊美。白衣黑裤，外搭一件黑色的西装马甲，有点港台明星范儿。她说，年轻时爱摆酷，喜欢黑白；上了年纪反倒开始喜欢花红柳绿，要热闹。衣柜里的演出服，都是大红的、玫红的、粉红的，还有绿色的；还要有玫瑰刺绣，都是大喜庆的颜色。

现在，虽然说书人少了，但政府和学界对陕北文化的关注多了。她的书柜里囊括了近年来国内知名的陕北说书研究著作，比如曹伯植的《陕北说书音乐》、孙鸿亮的《陕北说书研究》。作为陕北说书的代表性人物，她跟学者们都有交往。

贺改明最佩服婆姨会“编”。牧彩云很多字都不会写，但是肯琢磨，小段子随口就来。创作需要灵感，也需要累积。书房两个抽屉里装满各类剪报、打印材料和她创作的小段子。比如《黄土地的儿子习近平》《为了找到安全水》《婆媳情》等。

七中全会春风吹起来

美水之乡百花遍地开

五千年的文明传万代

张俊功的说书要传下来

吃奶的孩子离不开娘

人民群众离不开党

吃水不忘打井人

陕北说书忘不了张俊功

晚上得了闲暇，我把《女书匠》的纪录片播给他们看。儿子在家里装了一台互联网电视。不过，除了浏览网页，夫妇二人用的不多。已经有两位导演找他们拍过陕北说书的纪录片，一部叫《三弦情结》，由西安电视台拍摄；另一部叫《女书匠》，由清涧籍的纪录片导演王一惠拍摄。

《三弦情结》类似百姓故事。一开场就是夫妇二人闹着打离婚。《女书匠》是纪实性的手法，跟踪拍摄说书生活，想还原牧彩云的真实世界。导演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牧彩云在台上光彩照人，台下与男人们划拳猜酒，面对镜头却会说一说心里的苦楚。

夫妇两人很在意纪录片中塑造的形象。她说，以前电视台找他们拍，都安排好情节和台词，两人照着演就是。而王一惠采取跟拍式的拍摄方式，两人最初不能理解拍摄意图。看到牧彩云诉苦的段落，贺改明责怪牧彩云不该多讲。他们希望，片中更多展现女书匠的正面形象，能够好好宣传宣传牧彩云。

然而片中的真实呈现触动了他们的心。一辈子说书生涯，现如今虽然生计不愁，但是风风雨雨一辈子，其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夜雨滴答，初春的陕北乍暖还寒。热水壶在煤炉上咝咝冒着热气。贺改明掐掉手里的烟，叹一口气，“这片子看得我可伤感。”他说，王一惠拍出了说书人的苦。牧彩云也说：“泪珠子在我眼窝里打转转。”

说书要往村里去。以前很多村没有公路、没有客车，两人搭车、骑摩托、骑毛驴，走哪儿算哪儿。在茫茫的黄土高原上等车，半天见不着个人影。出门在外，还要惦记着家里的娃娃，那是说不出的苦。

“有一次我们去个村里，下了车天快傍晚了。问了个人，人家说还有八里路，我们心想那就走吧，到了好好再歇着。走啊走啊走，一问人，说还有八里路。我们就继续往前走，走到天黑了，再问，说还有八里路。到底有多远？谁也不知道。走也不是，停也不是。旁边都是山，我们住哪儿？”

“那时候出行住宿，哪有现在这么多旅店？都是找个庙，找个卡车底下一钻就睡了。”有时事主讨价还价，还要听着难听话，“人家就说，你们吃我们的喝我们的住我们的，还想要多少钱？有时谈不拢直接往外撵人的也有。”

牧彩云说，出门人真是苦啊，要是还有下辈子，真不想学说书。

结婚以后，娃娃没大，两口子就带着儿女出门讨生活。有一年在清涧，山上有个水库。有个贼娃子想偷东西，大半夜趁人们睡觉在村里大喊了一声“发大水了，发大水了！”

牧彩云说：“娃娃还在炕上睡着哩，我抱起孩子就往外跑。那路上什么都有，鞋、衣服、锅碗，扔得到处都是。不小心还人踩人哩。”乱了一阵，才知道是假的。那一次差点出了人命，牧彩云现在想想都怕。

牧彩云家里有一些老照片。年轻的时候，还没有青岛那样高大上的舞台呢。她说书，都是在窑洞里、在大院里、在集市上、在庙会上，环境简陋得不行，可是在哪儿都挤满了人。几个书匠挑着担子在路上走，两边都是高山，随便一站，拍出来就像西天取经。还有在沙漠里，骑着毛驴，背着三弦，天地真是苍凉；在山路上，三轮车陷进坑里，大家一起下来推车……

陕北说书，是黄土坷垃里长出来的花。农民听不起说书了，不听说书了，好多书匠都改了行。2007年，陕北说书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牧彩云的事迹和说书艺术被收入“定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她还挂着定边县曲艺团团长的名头。入选这个名录，意味着受到官方的认可，有机会参加官方的各种演出、表彰、评选、会议、培训。并不是每个艺人都有这样的幸运。我在榆林采访时结识一位剪纸艺术家曹宏霞，她曾受邀为奥巴马夫人进行剪纸表演。这位陕北婆姨去过美国、澳大利亚等世界很多国家。但是，她向我抱怨，因为没能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她的出国机会减少了许多。

看完纪录片，贺改明完全放松了。他说，拍摄之初，还有一个担心，怕给县里惹麻烦。“我们两个不是一般的书匠，我们跟县里关系都很密切，家里来个人政府都看着呢。”牧彩云告诉我，原定边县文化馆有一位王馆长是她的伯乐。夫妇俩人赞他“是个真正懂艺术的人”。王馆长瘦弱和蔼，很愿意与书匠们交往。他当时曾经想过把牧彩云等人全部纳入文化馆的编制。“如果这样，我们就不用这样颠簸了。”贺改明感慨。领导的思路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甚至一个行业的出路。

真正让牧彩云成为“主流说书匠”起因大概在十几年前。那时，他们还骑一辆摩托车走村串巷。农村听书的人越来越少，女书匠琢磨着怎么样才能多些路子。当时电视台上天天讲“三个代表”。他们灵机一动，在摩托车上挂了一块墨水写的木板，“三个代表宣传队”。牧彩云编了新词，义务到农村去宣传党的政策。

他们骑这辆摩托车在街上走。有一天，县文化局的人看到了，就地停了车。“我给他们说了一段，县上的人一直说这个形式好。”贺改明回忆。不久，县上专门发了红头文件，请牧彩云到各乡镇去演出。

他们穿着印有“三个代表宣传队”字样的红色T恤，家里留有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张韬、毛泽东的扮演者等“社会名流”的合影。他们从摩托车换成面包，面包又换成桑塔纳。现在两口子说书，收入好的时候能有十几万元。去年，夫妇二人办了出国护照，准备去韩国看看。

历代王朝为巩固皇权，都重视用说书来演绎历史、讲经劝善。到清兵入关，更专门出现了由旗人子弟演讲的“子弟书”，其内容除了侠义和言情外，更掺入一些清人统治中原合法性的“历史”。中国人讲“学而优则仕”，文人们、艺人们都或主动、或被动地亲近政权。自古以来，政治和文艺便有一种相生关系。牧彩云如此，另一位说书大师韩起祥的人生轨迹亦是如此。

韩起祥1915年生于榆林横山县。3岁失明，13岁学艺。平时说书，兼算命打卦，用巫术治病。以前，说书被视为下九流。艺人中常常有这样的说法：“东方收了走东方，西方收了走西方。东南西北都不收，琵琶饿成空壳篓。”陕甘宁边区成立后，文艺工作者们认识到当地民间艺术的价值，但认为民间艺术过于低俗、观念陈旧，必须加以改造。

当时的韩起祥被视为有身体疾病的“盲目的说书人”。1944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文中表述“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随即，陕甘宁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改造旧说书”运动，倡导文艺工作者发掘民间艺人，对一些宣扬宗教、封建迷信的书目进行改造。

1944年，贺敬之在采风时发现韩起祥，并把他带到“鲁艺”去。1945年，边区说书组正式成立。

贾平凹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艺术家韩起祥》。“韩起祥从此结束了流浪要饭的生涯，他没有穿灰色的土布军装，但他属于了边区文工队的一员。周扬带了几个作家为他编写新书，却怎么编都不生动，反倒是他们一出新点子，韩起祥很快就以他的话说出一大溜。”

从20世纪40年代初，他便开始配合革命斗争编演新书，几十年来创作了《王丕勤走南路》《刘巧团圆》《翻身记》《宜川大胜利》《我给毛主席说书》等几十种作品。

军令一下天地动

好像猛虎出山林

平川行军长流水

高山行军一朵云

人一阵来马一阵

明刀亮枪左右分

跑的跑，奔的奔

尽是年轻小英雄

如活虎，赛蛟龙

满面红光有精神

冰滩过去踏出水

大路踏成卧牛坑

上山好像钻天鹞

只见黄尘不见人

平川过去一股风

好像六月里响雷声

担架队，紧相跟

抬杆像是稻黍林

运输队，忙不停

嘟儿口打啾赶生灵

响铜铃子一哇声

呜吆呐喊把粮送

“一路上，韩起祥当然以说书讨吃喝，弹起了三弦，旧书说着说着就冒出新书来，旁边的人问起延安到底怎么样，韩起祥说延安好，问怎么个好法，韩起祥说有吃的有穿的有毛主席。结果，一大批穷人跟着韩起祥投奔了延安。”毛主席把韩起祥称为“三弦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陕北说书，一度被称为新中国的“主流艺术”。

陕北摄影师黄新力曾专门拍摄过陕北盲说书人，陕北导演白志强亦以此题创作过纪录片《边走边唱》。清涧县盲人宣传队，全名叫清涧县毛泽东思想盲人文艺宣传队，成立于1964年。“文革”期间由当时的县革命委员会文化组管理。这些盲人编唱了许多宣传那个时代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新书新戏。

新中国成立以后，韩起祥跟着毛主席进了京，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有一段时间，邓小平刚出来工作就被打倒了。当时政协会议的主题是反右倾翻案风，文艺晚会点名要韩起祥说书。韩起祥只好唱了一段贬低邓小平的词。

没想到几年后邓小平又出来工作，北京的大型文艺演出中，韩起祥又被点名进京表演。这回他是被秘书搀扶着出现在舞台上，坐在那里白眼眨了半天：

只听中央一声说

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小平是一个大好人

他为人民掌了舵

当年采访他的记者问韩起祥，是真心话吗？韩起祥说：“我代表陕西二千二百万延安儿女，坚决拥护邓小平！”

记者又问他，“你七六年唱的为啥和今天不一样？”

韩起祥说：“七六年邓小平都顶不住，我一个瞎子有什么办法？！”

但从此以后不想他生了病，不想再去北京。

他有一个师兄马步云，坚决不入仕途。回到延安以后，韩起祥说，三弦说书本就是土圪垃里生出来的，还是说土的好！

政海沉浮，唯有艺术作用于心灵。也许，比起某些民间艺术家来说，牧彩云不够“纯粹”。然而，在物欲时代，每个人都因生存而惴惴不安，我们又如何要求他人“纯粹”？

五

雨后，风沙定，梨花静。古塞安边终于露出湛蓝天气。这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古时，三边境内徙居的民族有华夏、鬼方、翟戎、狄、匈奴、鲜卑、突厥、党项、羌等。秦王朝占领后，从内地大量移民戍边，才有汉族移来定居。各民族互相角逐，交替统治，一些少数民族在中原汉族统治者的武力威慑下，远徙西部、北部地区，有的在角逐中消亡，有的在当地定居逐渐汉化。

现在安边镇没有少数民族定居，但这里长期是战争的前沿阵地，深受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牧彩云是非农业户口，家里没有地，所有的粮食蔬菜都在镇上购买。

生活了十几年，延安人贺改明还是不喜欢安边。他说安边人不像陕北人，陕北山大，人少，见着个外人可亲了！安边人不一样，这地方的人都是流民，奸诈、野蛮，天天打架。庙会上打，说书场上也打。陕北人都说，安边人“鬼见愁”。他到哪儿都随地盘腿一坐，黄土高原的土，是干净的土。这里风沙太大，垃圾到处飞，到处脏兮兮，出门找不到个坐处。

这里的民风从商铺可见端倪：镇上最多的商铺是牛羊肉铺子。而铺子里绝不像城市里那样切成肉末、剁成小块，通常一整只牛羊吊在架子上，等候顾客。这家肉铺子门口，一只铁笼子里关着七八只鸡；那家铺子门外，拴着一只待宰的灰毛驴。安边人爱吃肉，书词里唱道，“大块羊肉是硬早点”。

没有人戴羊肚肚手巾。为了遮挡风沙，年纪大一点的婆姨和汉子们通常会戴一只白帽。这个北方边塞的小镇，街上的商城、电器店、美容美发店一应俱全，无序、粗野、喧闹。

《女书匠》开场，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黄土砌成的长城前，贺、牧二人铿锵开场，别样苍凉，也一下子把人带入一个遥远的历史的空间。这个场景就在五里墩长城，它因位于安边镇五里外而得名。

榆林地区的明长城东起府谷，西至定边，沿途城堡林立，规模宏大。明代延绥镇被列为“九边重镇”之一，明长城是重要的边防军事工事之一。明长城古时又称“边墙”，长城外便是“塞外”，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周边的蛮荒、冷峻、苍茫无际，很像《双旗镇刀客》。

两口子开车带我一起去。为了吸引游客，油漆马路已经一直能通到长城脚下。这里没有起伏连绵的群山，长城由土砌而成，因雨水冲刷和修路的关系，毁坏严重。长城仿佛岁月老人的一寸寸肌肤。残存的边墙杂草丛生，附近是一片土地和坟墓。因为交通的需要，在长城中部已经打通了一道豁口。

贺改明走到长城上，蹲下来点一支烟。这样的环境里，人的话都变少了。站在城上，一侧能远远望到安边镇。另一侧则是大片的沙地。贺改明指着沙地的方向告诉我，这里以前就是塞外。此时脑中的画面，是一个穿皮袄的刀客骑马而来。

牧彩云站在马路上等我们。她穿一件大红风衣。俯视过去，她像黄土地上的一朵花，鲜艳俏丽。从小在长城脚下玩耍，她已经见怪不怪了。由于著名长城保护专家、摄影师李生程的推广，来五里墩长城参观、考察的人越来越多，牧彩云也经常一同前来。但她还是觉得不能理解，“你说就这么个土墩墩，不知道有什么含义？那么远的人都来。”

我笑笑，说这是历史。并且建议她可以拍一组以长城为背景的写真，作为推介的需要。她说，照片多着呢，李生程给她拍了不少。

李生程是安边的一大奇人。自1980年开始，李生程在安边文化馆工作了33年。他拍民俗、收集文物、徒步长城，穷毕生之力在安边建起一座陕北长城博物馆。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陈列着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骨器等种类繁多的长城文物1000多件。李生程的夫人牧金莲，是牧彩云的本家“侄女”。两家关系紧密，于是，我们便一同去“拜访”了李生程和他的长城博物馆。

安边文化站掩藏在一排电子商铺中间。但是院里的青砖平房仍是旧时的模样，狭小，陈旧，与互联网的气氛格格不入。牧金莲出来迎接我们，照片上年轻时的她两根粗辫，青春活泼，现在的她依然俏丽。而李生程是标准的摄影师打扮，夹克，花白长发，微谢顶。

他的办公室像是一个书房。墙上挂了一只硕大的羊头骨颇有异域色彩。黑白照片和书籍摆得到处都是。茶几上摆了一本榆林影像志，他说，榆林市政协刚刚来过。据说，县里有意把陕北长城博物馆迁往安边县城。

牧彩云说，她的一些长篇段子的创作，以及影像碟片的制作都是靠李生程的帮助。“我这十多年来一直在推牧彩云说书。”李生程说。牧彩云还没出名的时候他就开始拍摄，并且介绍一些来访安边的专家学者去看牧彩云的表演。我在他的博物馆里看到了年轻时的牧彩云。牧彩云齐耳卷发，着旧式的宽松夹克衫，肥大的裤子看不出体型，也还没有踩上高跟鞋。在一所窑洞前，牧彩云手拿耍板，引来一片围观的村民。

除了陕北说书外，李生程拍摄了一系列以民俗文化为主题的作品：赛驴、剪纸等。谈到创作初衷，李生程很真诚地告诉我，他是一个农民的娃娃，想走出农村，有个铁饭碗，只有好好奋斗。

“怎样搞出个名堂来？我感觉到越是地方的、越是民俗的，越有全国性、越有世界性。”

他的突破点一是民俗，二是长城。李生程1992年的时候徒步考察了陕北长城，走了108天，并留下了详细的明长城的摄影图集。二十多年过去，很多长城已不复旧貌。他为长城脚下的马路气愤不已，“长城的味道一下子没有了。从长城保护法上来说，这条马路至少要修到二十米以外，一般应该是在五十米开外。远远观望就好了。”

“文化人”总是人微言轻。作为长城保护专家的他没能阻止马路的修建，也没能阻止2006年安边城墙的拆除。作为安边文化馆唯一的一名工作人员，李生程退休以后，文化馆也撤销了，更名为安边镇文化馆。虽然只有这一字之差，但意义完全不同。安边镇是行政概念，而安边是地理概念。

据《定边县志》记载，安边堡城是明正统二年（1437年）所建，是明长城榆林镇的重要关堡，是陕北四大名堡。

“驮不完的柠条梁，填不完的安边城”是过去安边最为辉煌的写照。特别是到了清末年间，依仗周边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发达的畜牧业而成为陕北最大的皮货集散地之一，同时也是盐马古道上重要的中转和歇脚之地。

李生程觉得安边的历史被忽视了。他说，“以前安边被称为‘小北京’，22个省市的人在安边作生意。是北方的政治、文化、贸易中心，是一个枢纽地区。原来天津、太原、平凉、银川、内蒙古的人都到这儿做生意。字号、商号有十几家，银号有二十四家。彭德怀、习仲勋，很多领导人来过安边。后来就不行了。‘文化大革命’时很多商铺啦、油坊啦都不行了。改革开放以后安边的变化是最慢的，各方面都很落后。过去三边文化都是安边文化。安塞的剪纸源头是安边，安边的剪纸实际上是过去守关的南方的将士带过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安边就不行了。”

的确，文化是重要的、厚重的，也是脆弱的。在经济利益、权力意志和生存需要面前，文化总是不堪一击。“失落感”是这一代人的普遍心态。不知道李生程怎样看待自己的角色。那一代文化人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他们看到、并且抓住了传统文化残留的瞬间和光辉，见证了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而伤心的是，对于所珍视的事物，永远无法挽留。

六

从安边到定边开车约有一个小时路程。退休以后，李生程便住在县城，有人参观时才回到安边镇来。

说书在农村的市场不像先前那样红火，很多人都不知道张俊功了。进城的年轻人有了电影、电视、流行歌的陪伴，老年人蹉跎度日，舍不得花一笔钱来请书匠。除了庙会书、偶尔的家书，说书人的主要生计便是政府的宣传活动和商业演出了。

县文化馆通知牧彩云到县城里领演出的钱。由于政府和企业的赞助，牧彩云创作了《好支书郭秀明》《治沙英雄石光银》《当代铁人张林森》《老两口串定边》《夸永宁》《夸定边》，她把这些都刻成了光盘，庙会上顺便卖一卖。

文化馆是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面摆满了车。卢响铃已在那儿等候。副馆长跟书匠们关系很融洽。过了一会儿，馆长也过来了，众人起身让座。

馆长说，通过以往的经验总结，用说书的形式来宣传党的政策，农民还是比较喜欢。馆长还说，我去跟财政局拉拉话，拉好了我们再组织一个说书队去文化下乡，可以从“五一”说到“十一”。一场费用一千五，几个人的用车、食宿再给补贴。

这件事喜得几人连连作揖。牧彩云说，说书有时节，这个项目成了，今年不愁活计了。贺改明忍不住站起来去握馆长的手，他说，政府真是书匠们的衣食父母！没有政府，就没有书匠的今天！

他希望县里多给些机会，能关照一下其他的师兄弟们。馆长说可以分两路，以免牧彩云一个团队过于劳累。我问馆长：“说书的内容只可以讲政策吗？”他立即否定了。他抬眼看着我，说：“光讲政策农民也不爱听。可以适当加点小段。但是，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出现毕福剑这样的事，不能造成不良影响。”在定边，“毕福剑视频”都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馆长又说：“你来采访我们陕北说书，陕北民歌很好。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趋向，专门拿地区的落后去搞宣传，虽然在国内国外得了一些奖。但是对我们没有一点正面的宣传。比如说酸曲，让人以为我们陕北人一天到晚婆姨汉子们没别的事干。我们陕北文化还是博大精深的。”

从文化馆出来，夫妇二人又去看了开麻将场的大女儿、幼儿园当老师的碎女子和在定边采油厂的儿子贺亮。三人都在定边县城安了家。晚饭喝了酒，不能再开车回家，两人便找了一家快捷宾馆住下，六十块钱一晚。贺改明说，我们都是在外面跑江湖的人，不愿意去娃娃家里给人家添乱，还是住宾馆方便。

早上在店里吃剁荞麦。一个盲人推门进来，拉了两声二胡，店家给了五元钱，赶紧把他打发走了。店家说，还是乞讨最好做，辛辛苦苦赚不来钱，要饭的轻轻松松把钱拿走。

七

牧彩云结婚的时候，家里的老人说：“哈！这个城里的女子能跟农村来的穷汉过到一处去，我把我这个眼窝子抠出来！”

她听到了，说，“我一定要活出个名堂来叫你们看看！”

牧彩云刚学说书的时候，在一家店门口歇脚，开店的人说，“咦，怎么来两个要饭的人哩！走走走，你们赶紧走！”

她跟贺改明说：“不走。你拉！”贺师傅的二胡拉起来，她把嗓子一亮，人家说：“还跟着唱家呢。唱得不错，来来来，给你们五块钱。”

牧彩云在镇上卖过羊杂碎。两人养了三个娃，日子紧紧巴巴地过。生意不好做，她说，“走！咱们还说书去！说书不是个艺术么？会艺术就能挣到钱！”

牧彩云教过一个女徒弟。女徒弟原来在一个磨坊推面。她说：“你要学会了说书，这可把你的命运转变了。天天推面，卖的是苦力，磨坊里还都是粉尘，往人的肺里钻！”

女徒弟学着学着，不学了，会说个小段段，说不下一部古书来。她说：“当书匠，不吃苦，能行？！”

贺师傅在旁边接话：“你牧姨年轻时也不用功，她背不下书来，我攥着拳头打她哩。我是真打！”

牧彩云的酸曲，比阿宝、王二妮唱得都好：

一对对鸳鸯水上漂

人家都说咱们两个好

你要有那心思咱们就慢慢交

你没有那心思咱就拉倒

你说那个拉倒就拉倒

这世上那个好人有多少

谁要是呀有那良心咱就一辈辈地好

谁没有那良心就叫野雀雀掏

……

山拦不住那云彩树挡不住那风

神仙也挡不住人想人

宁叫那玉皇大帝的江山乱

万不能叫咱俩个关系（那个）断

牧彩云穿得很体面。过年，她给自己买一件黑色翻毛领大衣，里面穿绿色套装，戴珍珠项链，一看就跟村里的婆姨不一样。

冬天的陕北，雪覆盖了黄土高原，村庄端庄、宁静、肃穆。黄土地上孤零零地站着几棵树杈杈，真是一幅天地间的大写意。一到春节，农民的腰鼓打起来、秧歌扭起来，迎来四面八方的采风者。陕北出歌手，出作家，出画家，这厚重的黄土地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有一年冬天，画家刘文西到甘泉县晋塔村采风，这个村子也是贺改明的老家。两口子开车回来，做演出嘉宾。刘文西是人民币上毛泽东头像的创作者，他画了很多与陕北有关的作品：《黄河汉子》《黄土情》《沟里人》《毛主席和牧羊人》等。牧彩云稍作准备，唱了一段专门为欢迎黄土画派而编的《中国梦、中国红》。

刘文西的采风团在村子里四处拍照。说完书，牧彩云没着急走，特意留下来等着刘文西，想让老先生留下两幅字再走，“一个字就不知道多少钱呢”。写好以后可以装裱挂在客厅。

记者、干部和村民们把刘文西团团围住，窑洞前已摆好笔墨纸砚，等待画家现场创作。牧彩云好不容易挤到人群里，央求刘文西为她写幅字：“刘老，我是刚才说书的那个女娃娃，就写四个字‘大展宏图’行不行？”刘文西一边应承说一会再说，一边捏着乡政府领导传来的纸条，照着里面内容写下：“俊功故里，说书之乡。”

在牧彩云心里，说书跟摄影、绘画、唱歌一样，都是艺术。她知道，农村听书的越来越少，得靠政府、商家、记者和这些老艺术家们帮衬着，抬举着，书匠才能有好前程。

然而写完那八个大字，助理说，不写了全都不写了！一句话，推掉了所有的请求。他们开始收起纸墨，拥着刘文西准备去下一个村子。

雪又飘起来，像盐一样洒向大地。牧彩云扭头走了。她一路快步走着，穿着她的翻毛领大衣，在雪地上踩出一串串脚印。贺师傅已经备好了酒。

清影评说

陕北天高地阔，极目远去，是群山、峡谷、盐碱滩、荒漠，别样苍凉。陕北人就在这天地之间，抗争、繁衍、生息，孕育出独特的黄土文化，这片土地也因此有了无穷的魅力。

传统书目《鸿雁捎书》里有一句唱词，“王宝钏好比那刺榴酸”，以此比喻王宝钏的辛苦和坚强。牧彩云也是不一般的辛苦。说书本来是“老天爷留给盲人的饭碗”，明眼人都不愿意干；她一个女人，说书三十年，跟男人一样的风里来雨里去。渴了，借别人家一瓢水；困了，在荒郊野外能倒头就睡。

偏偏你在她的个性上看不到一点悲情味儿。五十多岁的人了，还爱穿大咧咧、泼辣辣的红。那点红，与陕北的窑洞、长城、寺庙怎么组合都是一幅活泼泼的大写意。在台上又是那么光彩照人，那架势，顶天立地。这是陕北人的倔强劲儿，再苦再难，也得坚强地活下来。

同是曲艺，相声的发源地是北京天桥、天津劝业场和南京的夫子庙，依托于城镇经济，给人们逗个乐子。而陕北说书，是黄土坷垃里长出来的艺术。它是技艺，娱乐，也是书匠们的营生。书匠们不能坐在茶馆里，要四处走江湖，用一把三弦、一张绣口评点世事，说古论今。村里人听历史故事和忠孝节义，也听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在“见个面面容易拉话话难”的黄土高原上，书匠帮着村民们捎东西、带口信儿，甚至还占卜问卦……

摄影师黄新力描述第一次陕北说书的场景，说“正中一位七十多岁的盲人正扯着嗓子，腿上摇着刮刮板，手腕晃着马扎扎，怀抱一把没了漆色的大三弦，涨红着脸，脖子暴着青筋，使劲地吼着，声音仿佛来自他的身体深处”。“当看到老人演到冤仇已报，皆大欢喜时，台下不由自主与台上同唱，弄得院落吼声如雷，让人看不懂谁在演戏，谁在看戏。”书匠的日子不在锅碗瓢盆儿里，都在说书里，书里唱的是灵魂和心事。“说书的是疯子，听书的是呆子。”陕北人在说书里消化他们的苦难和时光，书中的忠孝侠义、礼义廉耻，融化在陕北人的血液里。

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说书人身上，我们看到的中国不是儒家式的含蓄、内敛，而是原始、质朴和野性。他们不识几个字，不识音乐谱，却凭着走南闯北带来的鲜活劲儿和生猛劲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另类存在。

说书不在守旧，而在出新。说书是口头文学，本身就有一定的流动性。贺改明说，师傅让他们背传统书目，练扎实基本功；而说小段子，得即兴能编。从引用民歌小调演唱传说、故事开始，吸收眉户、秦腔、道情、信天游的曲调，逐步形成一种说唱艺术。韩起祥，在一把三弦的基础上加入新的乐器；张俊功把传统的坐场说书，改为走场说书；贺改明为了演出方便，把所有乐器都组合在一种架子上，演出时可以多人共同操控。

说书的传承不在书斋，而在江湖。卢响铃跟着张俊功的磁带揣摩，自己练习，没想到张俊功真的到村子来演出，于是拜师学艺。张俊功去世多年，书匠们仍然帮着照顾遗孀。师母去世，书匠们集体办完葬礼，聚在一起，像谋划一件大事一样，去探讨陕北说书的出路。车祸现场，他们在等待救援的时候，也要跑去找一本绣像书词来细细翻阅。

书匠对于说书的雕琢和热爱，使说书不光是“玩意儿”和“营生”，而且成了艺术。而陕北说书的盛名，源于近代韩起祥和张俊功两位说书大师的奇妙渊源。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处于西北边陲的陕北被编为陕甘宁边区，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在此背景下，文艺工作者认识到当地民间艺术的价值，开展“改造旧说书”运动，韩起祥被称为“三弦战士”，陕北说书一度成为新中国的“主流艺术”。张俊功则遇到了大众传播时代，他的说书选段被录制成磁带，在陕北的大街小巷播放，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说书人，至今陕北人仍记得这个盛况。

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隔阂；存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对立。经由陕北说书的传播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传统民间艺术或许没有成为“主流”的机遇，但是理解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却不能放弃对更多元的中国文化、更草根的民间文化的“显微”与“尊重”，它们构成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陕北曾经是抗战时期的坚强后方，20世纪80年代，陈凯歌以《黄土地》为题，讲述了一个农村少女出走的故事，借助“黄土地”这个意象表达了对人民深深的同情与叹息。然而这几十年来，黄土地已被视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被视为现代文明的反面而存在。既然来采风的知识分子没能解救“翠巧”，既然对海洋文明的向往没有彻底改变一个国家，回看黄土地，应该以一颗谦卑之心、放弃“救世主”心态的狂妄自大、去除“现代中心主义”的狭隘，去尊重生长在大地上的经验，去寻找文化得以流传的内核。

牧彩云的脚已走出陕北。在北京、青岛、广州的酒店，在电视台的春晚，书匠们穿上唐装，环境变了，唱词变了。但是，我们不能一味指责书匠的“妥协”。今天的陕北说书，面临观众流失、娱乐手段增多的多重压力，不再有主流的庇护，视觉传播时代，“说唱”文化岌岌可危。陕北的书匠们努力磨炼技艺，而更多的心思是寻找机会。向商业靠拢、向媒体靠拢、向话语权靠拢，为自己争得一分生存空间。他们为说书留下了一丝余脉，使我们仍有机会欣赏一门艺术，得以了解一种生活和逝去的时代。

看着牧彩云参加商业演出的照片，我却想起在安塞县杨书匠家的窑洞里听书匠们唱歌的场景。老人盘腿在炕上抽着烟，煤炉上坐着开水壶，婆姨们在板凳上择菜叶。书匠们寒暄一阵，一会儿就拿出三弦弹唱起来。这一群原本陌生的村民超越了血缘，产生共情……于此，当传统与现代相遇，不自轻、不拘泥，文化传承，需要一种生活方式的“激活”或者“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