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此消彼长的中国

 

 

1944年12月18日，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以宋子文为封面人物，他的照片下的文字是：“中国的宋子文：通往胜利的道路在峭壁之上。”宋子文的个人声望在此时达到顶峰。

在两周前，他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代理院长，此外，他还同时兼任财政部部长、外交部部长，权力更大于他下台的大姐夫。傅斯年对此的评论是：“与其说是宋的人望，毋宁说是对孔的憎恨。”

傅斯年说得一点也不错，人们将很快发现孔宋原来真是同路人。

自抗战爆发之后，宋子文一直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争取美国人的援助，与他并肩努力的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知识分子胡适和最杰出的银行家——上海储蓄银行的陈光甫。胡适时任驻美大使，陈光甫则被委任为国府贸易委员会中将衔主任委员。他们竭尽所能，奔走斡旋，为国家争取了最宝贵的金援。胡适当时自比是一个“过河的卒子”，唯有为国拼命往前。1938年10月，他将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陈光甫，背面附有自题诗，诗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陈光甫是1934年之后硕果仅存的大银行家，他之所以“存活”下来，很大的原因是他在美国政经界的亲密人缘。他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私交甚好，被后者认为是唯一值得谈判的中方专业人士。早在1936年5月，陈光甫就受国民政府委托，赴美签署了《中美白银协定》，确定了中美两国在国际银价上的价格同盟，这为控制白银外流以及巩固法币的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38年9月，他再赴华盛顿寻求支持，在半年后以中国桐油为交易物，获得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这笔钱全部换购为军用车辆、汽油和无线电材料等战备物资。当时美日还未断交，所以，罗斯福总统对华援助很是谨慎。“桐油计划”名为商业贷款，实际上几乎全部用于抗日，因此很多外交家将之视为“罗斯福当局转变东亚政策，开始实施遏制日本的第一步”。日本果然向美方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封锁桐油运输干线，陈光甫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1939年12月6日，他再访摩根索苦恳长谈，后者表示十分为难。这时，陈光甫告诉摩根索，那天是他59岁的生日，如果能够得到些许的允诺，实在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摩根索听后大为感动。1940年4月，美国终于答应再给2000万美元贷款，中方以云南锡矿为代价。陈光甫为了桐油和滇锡能按期运抵美国，还顶着日军轰炸危险亲自赴前线考察中缅公路。

弱国无外交。陈光甫以银行家的身份为国周旋，其艰难辛酸可以想见。他曾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心境：“余在此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场中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闲忙之情境，窥伺良久，揣度机会已到，乃拟就彼方所中听之语词，迅速进言，藉以维持好感。自1938年9月以来，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胡适也在1939年的一篇日记中评价他的这位好友：“光甫办银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这种忠心。”

跟胡适、陈光甫一样，冲在最前面的宋子文自然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1940年6月，宋子文赴美接洽美国援华事宜。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对他当时在美国的游说活动这样评述：“宋子文是他那个时代最不知难堪、不怕疲倦的游说家。他运用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接近罗斯福总统的渠道……这些人被他令人难忘的说服力所打动，答应把他关于各种形势无可挽救的信件转交给罗斯福总统。”1940年10月，中美签署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1941年2月4日又签署5000万美元的“金属借款”。在宋子文等人的奔走下，罗斯福正式发表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的声明，同时宣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宋子文与美方达成军事援华的三个重点：第一，由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第二，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第三，帮助中国建设滇缅铁路和公路，并提供运输车辆等。宋子文的外交努力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英美列强把中国当成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和大国。1943年11月，蒋介石赴开罗出席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并坐论政，因此被国际舆论视为世界级领袖。

整个8年抗战期间，中国获得美国借款8次，共7.478亿美元及大量物资援助——据《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显示，美国在战时约向中国提供了价值35亿美元的物资，这对抗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宋子文、胡适及陈光甫的游说之功，实不可没。因此，《时代周刊》在那期封面报道中赞许说：“亚洲人纷纷谈论起宋子文，说他是亚洲最有前途、最能干的，也是脾气最暴躁的政治家。”这家与宋子文私交甚密、影响巨大的刊物——《时代周刊》的创办人亨利·卢斯是宋子文最好的美国密友——甚至将他比作“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它描述说：“作为财政的监管者和对贿赂的坚决反对者，宋子文对众多衣着华贵的官员十分反感，气恼地打翻过数不清的茶杯。他对托人说情和当面吹捧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喜欢坦率交谈，尽量减少繁文缛节。他具有美国人讲究效率的理念。”

这一切，无疑为蒋介石“以宋替孔”创造了很好的舆论环境。

还有一个需要记录的细节，是宋子文在人格上对蒋介石的“投降”。自1932年辞任行政院副院长之后，蒋宋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冷淡。1943年年底，宋子文的机要秘书邓勉仁因为走私被判处死刑。宋子文向蒋介石说情当场遭拒，场面十分尴尬。宋子文问计于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吴国桢推荐“才子”陈芷町代他写悔过书，这篇“陈情表”很有一点功夫，其中一句话是“文与钧座，情同骨肉，谊实君臣”，据说蒋介石读信至此，颇为愉悦，双方的龃龉一时烟消。

 

不过，《时代周刊》的赞叹之词，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的阳光一面。宋子文还是过去十多年来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大官商，在忙碌国事的同时，他一点也没有耽误自己的敛财事业，在这方面，他同样具有超人的效率。

那些援华美金成了宋子文等人倒卖外汇的重要资源，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描述了倒卖的细节：“外汇进入中国是按20元法币换1美元的官方汇率兑换的，而物价及服务费则是由黑市确定的。1美元在重庆黑市上可以换取法币3225元。按官方汇价，一包美国烟在重庆值5美元，但在黑市上，5美元可以买162包。因此，用于救济中国的上千万捐款，按官方汇价兑换后就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了。按照汇价，在中国建一个公共厕所要花1万美元，这就是重庆式的笑话。但中国的官员们把救济金拿到黑市上去倒卖而大发横财，就不是开玩笑的事了。”

除了在黑市大肆倒卖美金之外，美国援华的相当部分是以物资援助的方式展开的，这也成为宋氏赚钱的好渠道。宋子文和他的两个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在美国成立了“环球贸易公司”和“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它们承担了物品采购和起运的业务。宋氏兄弟在这中间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手段之黑暗无以复加。很多物资到华后就由他们控制的贸易公司转入黑市销售，有不少甚至没有离开美国就已经被倒卖了。西格雷夫描述说：“西南运输公司拥有600辆卡车装运租借物资，物资到达中国，有时不出两小时就出现在黑市上出售，有时候，物资索性不再出现。”他还引用一位英国外交官的推测认为，“宋氏兄弟把几十亿美元转入自己的腰包，许多钱根本没有离开美国”。

宋氏兄弟另外一个重要的发财生意是，与孔祥熙一起控制了大后方通往境外的唯一运输线。自战事爆发后，香港成为中国南部仅存的海运港口，国民政府在这里设立了两个运输机构：一个是军事委员会辖下的西南物资运输处（对外以西南运输公司的名义运作），总经理是宋子良；另一个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负责人是孔祥熙的长子、时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的孔令侃。这两个机构控制了国内外各地通往大后方的所有运输业务。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香港沦陷，孔宋转而开辟了滇缅公路运输线。抗战8年，这两个垄断性的运输公司承担所有流通业务，无论是公私贸易还是非法走私，都是雁过拔毛，赚到手软。孔宋甚至因为分赃不均而闹得翻脸杀人。1942年，宋子良与蒋介石的表弟俞飞鹏联起手来，宣布由西南运输公司统一节制滇缅公路上的所有运输业务，孔令侃当然不服，偷偷把一批价值3000万元的走私物资运到了重庆。俞飞鹏向蒋表哥哭诉，孔令侃手下的经理林世良被抓起来，判了死刑。孔宋一时撕破了脸。

宋氏兄弟鲸吞美援的手段极为隐蔽，但还是被外界察觉。早在1942年，美国财政部就开始秘密调查宋氏在美国的财务状况。这年2月11日，宋子文以外交部公文的方式给胡适下了一个很奇怪的命令：“请求美国财政部通过国务院不要冻结我在下列银行的账目……”其中所列6家银行，就是他洗钱的渠道，胡适对此大为光火，却也无可奈何。1943年1月，美国驻中国的观察员杰克·谢伟思在给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指出：宋氏三兄弟“一直是金钱狂，他们一切行动都是受其聚敛钱财的欲望所驱使……他们正在进行一个诈骗中国人民的巨大阴谋——骗取中国人通过《租借法案》所应正常收到的物资，并把其中很大一部分钱财转移给宋氏家族”。

在当上行政院院长之后，宋子文对振兴大后方经济的兴趣一直提不起来，这位金融家对发展实业从来不放在眼里。曾经当过国民政府财政部钱币司司长的戴铭礼在口述回忆录中讲了这么一个细节：有一次，经济部提出了一个投资兴建电炉的项目，报到宋子文处后，他说，“中国要什么东西，一个电报打到美国，一两个月就可以运到，比什么都方便”。这个计划就此告吹。

在战时的大后方，所有崇尚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们都已奄奄一息，沦为官商资本集团下的“小伙计”。此时，唯存一支“孤军”还有一定的话语力量，他们就是孤悬海外、尚不为政府所控制的华侨富商们。

1940年3月26日，由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的南侨回国慰问团一行50人，乘飞机抵达重庆珊瑚坝机场。抗战期间，华侨的无私捐献是除了美援之外最重要的外援。当时，国民政府为支撑财政不断发行救国公债，国内民众虽出全力却自救不暇，1940年的公债认购仅得800万元，可谓杯水车薪。在这样的情形下，华侨成为被寄予厚望的一个群体，从1937年至1942年，南洋华侨认购公债达11亿元，可谓居功阙伟。而在南洋诸国日夜奔波、总其事者，就是67岁的陈嘉庚。此次，慰问团冒着被日机击落的危险归国，当然是大大激励国民士气。当日，200多个团体的上千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慰问团抵重庆后，自蒋介石以降所有的党国政要纷纷宴请。谁料，正是这份热情让陈嘉庚的担忧一日盛过一日，他在这里看到的景象竟是歌舞升平，官贪将骄，民不聊生。

慰问团一行下榻的是当时重庆最豪华的饭店嘉陵宾馆，有人告诉陈嘉庚，这是孔祥熙的私人财产，他十分惊讶不敢相信。在孔祥熙前来拜访时，他当场问及真假，孔祥熙坦然承认，陈嘉庚在当晚日记中写道：“余至此乃深讶我国政治，与外国相差甚远。英国政府公务员，不但不得私设营业，亦不得买卖公司股份，虽地皮业产，银行及政府债券亦然，防弊甚严，违者立即开革科罚……”陈氏的这段感慨很发人深省，自李鸿章、盛宣怀办洋务以来，官商身份纠缠，国事私事不分，一直是众所周知的积弊，这也是中国改革常常变形和倒退的重要根源之一。傅斯年等人“打孔”，大多在人格和道德上展开，却很少有人从制度层面上进行反思并加以杜绝。唯有像陈嘉庚这种在英美制度下熏陶日久的人，才会深及于此。可惜的是，百年以来，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坚决的杜绝。

陈嘉庚在重庆60多天，无日不被邀请赴宴，常常一天要赶两场，因而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感叹。有一次，他去参观成都武侯祠，却看到旁边正在为死去的前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建造硕大的坟墓。他很天真地问：“试问刘湘后人款自何来，是否民脂民膏？”陪同者无人敢应。他还听说，四川农民的钱粮税竟已经征收到了民国七十年（1981年），不由大为咂舌。在全国经济学社的年会上，陈嘉庚做演讲，对国内政局表达了忧虑：“光复之后，军阀劣绅，土豪盗匪，欺凌抢劫，甚于满清，华侨几于视家乡为畏途，空身回省庐墓尚不自安，奚敢言及投资祖国哉？”在他演讲之后，经济学家马寅初上台继续控诉：“现国家不幸遭强敌侵略，危险万状。而保管外汇之人，却不顾大局，盗窃外币，贪利无厌……”坐在陈嘉庚旁边的四川平民银行总经理周季梅悄悄对陈嘉庚说：“这种话除了马寅初，已无人敢说。”

在大后方观察近两个月后，陈嘉庚的笑容日渐消失，最后竟心事重重。他在后来出版的《南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正是在失望之下，陈嘉庚把目光投向了西北。5月底，他辗转抵达陕西延安。

他受到了与重庆一样热烈的欢迎，自毛泽东以降的中共高层全数接待了慰问团。当时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部队很感好奇与神秘，所谓“共产共妻”的传言并不罕闻。陈嘉庚在延安参观了7天，他看得十分细致，特别是关于商业的部分。

延安城外1里路，有一条百米长的小街，当地军民称它为“新市场”，是唯一的商业街。陈嘉庚专门前往观察。这里有百多家商铺，还有一家照相馆，土特产不少而工业品奇缺。陈嘉庚问一个店主：“政府有没有存货公卖？”答：“没有，都是我们自行经营的。”又问：“这里大商店大概有多少资本？”答：“大商店很少，听说有十万和二三十万的，大多是收买土产生意的。”回到招待所后，陈嘉庚遇到从南洋归国投奔延安的女学生，又悄悄问：“这里有没有国家经营的店铺？”女学生答：“没有国营的，所有的店铺都是民营的。”

正是经过这样的观察，南洋侨商一行对共产党的观感为之大改。最让陈嘉庚感慨的是延安军民的亲密融洽，他亲眼看到总司令朱德杂坐在勤务兵的人群中，狼吞虎咽地吃同样的杂粮。他与毛泽东闲聊南洋趣闻时，很多人都跑来围听，顷刻座位告满。有个勤务兵就往毛泽东所坐的长板凳上挤，毛泽东扭头看他一看，自己移开一些，让他坐了下来。这些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恰与重庆的官气森严形成了鲜明对照。客观地说，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政策，因为身处在野，没有任何的包袱和既得利益，因而，所有经济关系均十分简单和原始。也正是这种清明简快的状态，使很多到过延安的人顿时有了深刻的印象和好感。

延安之行后，陈嘉庚对国共两党形成了新的看法。回到南洋，他随即发动商人捐献了一批药品和医用器材运到延安。而他在大陆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带头驱赶了家乡福建省的国民党大员。

当时的福建省主席是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陈仪，他在福建大搞“统制经济”，分别组建了企业公司、贸易公司和运输公司三大国营企业，垄断全省经济的命脉。为他操持运作的则是辛亥先烈徐锡麟的侄子徐学禹，他身兼三大公司董事长、福建省银行董事长等12个职务，俨然是福建版本的孔祥熙。在陈、徐的治理下，福建财经十分萧条和紊乱。据陈嘉庚的记载，货物“平时商家自行雇运三四天可到者，统制机关代运六十天尚未交到”，结果是运费倍增，货物则损坏腐烂严重，物价暴涨。如涵江出产的虾米，每担成本170元，运到泉州可卖至400元，民间运输三天，国营的运输公司两个月才能到，虾米大半臭坏。南靖盛产木材，自由运输每百斤运费0.25元，统运后涨到1.05元，而且运转迟滞，南靖木材堆积如山，而几十公里外的漳州城则柴价高昂。泉州米价由每市斤（13两）1元升至60多元。政府垄断闽江运输，还在陆地设立众多检查所，百姓携带20斤米入城，即遭查禁没收。福州城外设立了12处检查所，带10斤米立即拘捕。当商脉被牢牢掐死后，官僚资本应运而旺，“公务人员与奸商大发财利，多则百余万，少者数十万元”。福建百姓则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福州通往苍前山有一闽江大桥，统制运输后，很多百姓跳江自杀，不到一年就有900多具尸体被捞起。陈、徐等人还控制言论，对任何负面报道均予查禁。

陈嘉庚目睹惨状怒不能遏，他分别给蒋介石和陈仪写信，恳请“迅速下令撤销统制，免贫苦人民数十百万人，饥饿疾病死亡之惨”。陈仪的答复是：“战争时代运输必须政府统制，此乃各国通例，唯不识政治之人故有反对。”蒋则回电曰：“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陈嘉庚彻底绝望，他行走福建各地，每到一处就大声疾呼，号召各地的商会、同乡会一起抗争。陈仪暗令福建媒体绝不能刊登陈嘉庚的“反动言论”，陈嘉庚就自费印刷了“陈仪祸闽”的罪状在东南和西南各省广为散发。回到南洋后，他又将罪状装订成册，印刷上千份投递到国内政界各要人、各省主席、各战区司令长官以及南洋各报馆、福建同乡会手上。1941年1月，在中华总商会组织的全新加坡闽侨大会上，他再次上台控诉陈、徐祸闽的12条罪状。

正是在这种不要命般的攻击下，时任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将陈嘉庚的投诉交给行政院提案讨论，国民参政会也有议员签名提案，院会组成一个五人委员会到福建调查。4月，日军进攻福建长乐，陈仪不战而逃，福州很快沦陷，蒋介石不得不免了陈仪的省政府主席一职，徐学禹也被调离。

“驱陈救闽”一事，是企业家阶层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最有标志意义的议政行动，而且几乎是唯一成功的一次。陈嘉庚因身份特殊而侥幸“惨胜”，不过，他与国民党的缘分也断绝于此，蒋介石对他再不理睬，甚至还暗中派人阻挠他连任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在回忆录中酸楚地写道：“因救闽事生恶感，不意深恨见绝若此也。”

正当陈嘉庚在福建驱赶陈仪的时候，中原地区爆发了一场大饥荒。

从1941年起，河南省开始出现旱情，农作物收成大减。到第二年，旱情持续不缓，爆发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全被吃光，出现“人相食”的惨状，河南、河北共500万人死亡，惨绝人寰。

白修德是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他在报道中详尽描述了当时河南发生的种种惨状。在从潼关到洛阳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饥民生命垂危，还“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他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然而，到了郑州后，白修德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员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热情招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种高档菜肴。白修德在他的报道中称：在一个“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年代，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宴席之一”。因而，白修德认定：灾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导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却是政府及其官员们的腐败和失职。

另外一个也到灾区采访过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与白修德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他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道：“每天走在路上，但见原野空旷，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残破不堪，十分凄凉。当时许多地方的旱情并不很严重，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土地会如此荒废。农民告诉我，他们背井离乡去逃荒，是因为国民党税吏、蒋军征粮官横征暴敛，田赋超过了实际的产量，既然全部劳动果实都要被抢走，交不出捐税还要挨打坐牢，谁还种地呢？农民在官府衙门外的田野里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却在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将领的宴席上享受着山珍海味，不禁感到十分羞愧。”

杰克·贝尔登还同时进行了对比：“华北共产党区的气候同样恶劣，同样缺雨，却没有死这么多人。此中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这边的人挨饿，而那边的人却有饭吃？”他得出的结论是：“蒋管区的人民并不是因为老天爷不下雨而死的，他们是被捐税逼死的。”他甚至举了一个十分极端的例子：“1942年，日军打到豫北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配合民族敌人攻击汤恩伯的部队，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这么干呢？难道蒋军会比日军更坏吗？”杰克回到重庆后，据实写出了报道，而重庆政府的国际宣传局却以“消息不符”为由，扣下了他的稿子。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对“中原大饥荒”的反思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课题。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著述中多次引用此案，证明“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他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论证，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导致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时，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阿马蒂亚·森的观察适用于近当代中国的几次大饥荒，从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到我们将在后面讲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1961）。

与国统区的混乱和悲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治理地区的清明景象。

1942年，在目睹了“中原大饥荒”之后，杰克·贝尔登辗转来到共产党的根据地西北，他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军队纪律严明，官员清贫精干，民众安居乐业。他采访了刚刚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厅长的共产党干部戎伍胜（1906—1999，又名戎子和）。

在访问戎伍胜之前，杰克带着很深的疑惑。与蒋统区和汪统区相比，延安的工业状况只能用原始来形容，用杰克的话说，“边区80%以上的工业是在家庭里办的，90%的布是农家织的”。这里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唯一稍稍像样点的工厂是位于延安以北90里的安塞县茶坊机器厂。它在一个隐蔽的石洞里，这里的十来台机床是一个叫沈鸿的工程师在1938年从上海偷运来的，沈鸿因此被毛泽东赞许为“延安工业之父”。

杰克如实地写道：“在这个落后的地区，若不依靠多印钞票，多收捐税，又如何能筹款支援战争？这是一个大问题。”他看到，戎伍胜的财政厅一共只有16个人，但是却进行着编制预算、征收赋税、发放农业贷款、发行货币、指导银行业务等多项工作，控制着3000万人口的财政事务。而戎伍胜的财政知识仅限于过去在省城学校里所学的、现在几乎忘光了的那一点经济学课程，他从未管过一家大银行或一家大商号。杰克问：“你是怎样做这项工作的？”

戎伍胜（他在1958年担任过财政部代部长）的回答是：“我也想弄明白这问题呢。”据他的介绍，边区的年度收入中，70%来自田赋，10%来自工商业税，5%来自商品出售和关税，其余的来自烟酒税、公营事业收入和印花税。而支出部分，50%用于军费，20%用于政府人员薪俸和行政支出，10%用于教育，8%用于工业建设，5%用于公共保健，4%用于司法公案，剩余的留做储备。

杰克又问：“仅靠那么点收入怎么打仗？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你们一定是靠没收地主的财产来支持这场战争吧？”戎伍胜笑了：“不，那是当年红军在苏区用的办法，我们能够靠这么小的预算来进行战争，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戎伍胜的原因有如下五条：第一，大多数在这里工作的干部是自愿来的，大家都能几乎不要任何报酬而工作，有一点吃的就行了；第二，我们的政府很精干，我们没有臃肿的官僚机构，负担小，开支和捐税自然就少一些；第三，我们全体人员从政府干部到普通士兵，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必须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第四，我们不像国民党那样，不因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而损失巨额金钱，贪污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有，我们是在为一种理想而斗争，这一条是最重要的。要是我们从国民党统治的贪污腐化的社会跑出来，到这里又搞那一套，那有什么意思呢？

杰克接着提出自己的疑问：既然干部那么少，征税时一定碰到不少困难吧？难道老百姓不以谎报收入来欺骗政府吗？戎伍胜答：“当然啦，一开始我们发现许多农民少报田亩，工商业主则少报利润。因为税务稽查人员太少，我们就用简单的民主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各村每年要开一两次民主评议会，自耕农、佃农、地主都必须在会上自报收入。开会时村里的评议员就站在群众当中，分别向每一个农民询问其产量，对方回答后，他就向其邻居问，报得对不对。由于村里的人都互相知道底细，所以如果报得不对，当场就能加以纠正。对企业主和商贩的办法也类似，把他们召集起来，自报盈利。这个办法基本上是成功的，政府不需庞大的税务机构，也不会损失太多的税款。”

杰克在边区亲眼看到，这里的农民一般只向政府缴纳其收成的8%～15%，而在国统区，佃户要缴50%～90%的田赋，另外还被迫缴纳多如牛毛的各种杂捐。杰克写道：“这并不是哪一个边区官员告诉我的，而完全是我亲自观察到的。令人有些难以置信的是，可以看到妇女和儿童经过簸筛把最饱满的粮食交给政府。有些人家把邻居请来鉴定自己要交到村公所去的粮食，如果邻居说粮食的成色还不够好，他们就再簸筛一遍。”杰克还看到：“农民被征去修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拖拉机耕出来的地里集体播种，出大车骡马运输公粮、开垦荒地以及为各种公共工程出力。我觉得他们为共产党出的工可能比在国统区为国民党官员出的工多一些。但是，这种摊派同国民党地区搞得截然不同：第一，出劳力总是为了公益，而不是为了任何人的私利；第二，没有人因为出劳力而变穷，所有人都是平均分摊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民认为这种摊派制度是公平合理的。至于农民是不是被宣传愚弄了，那就请道德家们去研究吧。”

杰克还饶有兴趣地描述了边区的银行。他说：“我在解放区看到的一种最奇特的事业就是银行。那里的银行是在极原始的条件下营业的，其经营办法之简单，会使西方银行家们为之瞠目。”

共产党部队的银行是从放款的合作社开始的。1938年前后，共产党在一些巩固的根据地创办了银行，一开始，它并没有得到人民的信任。有一家在山西上党地区（今长治、晋城市）创办的上党银行，因为谐音被称为“上当银行”，所以遭到不少人的嘲笑和拒绝，国民党的政府和部队更是把它妖魔化。杰克·贝尔登讲述了一个他听来的故事。国民党部队禁止士兵使用上党票，长官命令士兵用它擦屁股，有一个模范士兵，严格执行了这个命令，当真用一张5元的上党票擦了屁股。后来，他到一个小镇的铺子里买香烟，掏出一张10元的法币给老板，使他大为惊讶的是，老板没有法币小票而对他说，“我只能找你上党票”。这位俭省的士兵什么都不想丢，就回去捡起自己那张擦过屁股的5元上党票，细心地洗干净，拿到那个铺子去花了。杰克记录道，后来，那里的人就流传说，上党票擦了屁股还能买东西，那一定真顶用。

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上党银行等几家地区银行合并为“冀南银行”，它有权发行钞票，因此具有“中央银行”的地位。从流传后世的冀南票可见，它的纸质很劣，印制粗糙，有很多钞票流通不久就磨损严重，连票面数额都无法辨认。当地工农多不识字，常常把半张1元法币与半张两元冀南票粘在一起，银行碰到这样的票子，就按1元5角收兑。因为这种政策，冀南票的信用渐渐提高。

冀南银行为了支持自己的钞票，也需储存相当的黄金白银为储备金。对于时常处在游击状态的边区政府来说，保卫这些金银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戎伍胜为此伤透了脑筋。他对杰克说：“我本人主张把金银埋到偏僻的山顶上，埋藏金银的行动是秘密的，而且只能在夜间进行，经过驴骡的长途驮运，才到达埋藏点，承担这项任务需要三个人：可靠的银行经理、出纳和一个党员，他们要把地点牢牢默记在心而不能留下任何字据。”听了戎伍胜的这种描述，杰克因此把边区的银行戏称为“月光下的银行”。他问：“只有这三个人知道银行的财宝在何处埋藏，如果他们被杀了怎么办？”戎伍胜答：“如果三个人都死了，财宝就等于丢掉了。”一直到1949年内战结束，冀南银行只丢过一笔1500两银子，原因是两个人牺牲了，活着的那个把确切的地点忘掉了。

通过陈嘉庚、白修德以及杰克·贝尔登等人的经历以及目击素描，我们大抵可以看到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的表现，以及后者得到民众——特别是农民拥护的原因，它与国民党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日后它们各自结局的根源所在。

战争进入1944年，局势日渐明朗，德意日轴心国败象渐现。

在中国战区，国共军队牵制了100多万日本军队。地处西北的共产党尽管实力弱小，但是却已经积聚起逐鹿天下的雄心，国民党的腐败成为共产党人崛起的最大的政治资本。

1944年3月19日，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甲申三百年祭》。300年前的这一天，农民武装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灭亡。郭沫若在文中写道：“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他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熟悉中国国事的人，都知道他讽指的“今日崇祯”是为何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对郭沫若文章大加抨击。而延安的毛泽东则号召全党学习该文，思考如何避免李自成式的“胜利后的骄败”。两党之明暗，识者一目了然。

4月，日军作困兽挣扎，发动“一号作战计划”，先是进击河南，继而攻陷长沙、围猎衡阳、占领桂林，兵锋直指贵阳和重庆，国军损失惨重。蒋介石召开秘密会议，一度想放弃重庆，把政府迁往甘肃西昌。这几乎是抗战8年最凶险的时刻。然而，天佑中国，到年底，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在太平洋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日军被迫停止前进，终于成强弩之末。1945年4月30日，盟军攻陷柏林，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50万苏联红军分三路向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8月15日，就在宋子文当上行政院院长3个月后，日本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订无条件投降书，至此历时8年的全面抗战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建。在过去200年里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终于让出了第一强国的地位，新崛起的美国和苏联取而代之，而形同水火的意识形态对立让这两个国家各自为营，世界迅速进入两强对立的冷战年代，这一状态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

对全球经济而言，战后最重要的事件有两件。

第一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确立。早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同盟国就开始讨论战后经济重建的命题，7月，44个国家的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战后的1945年12月底，22个国家签署《布雷顿森林协定》。这个协定最重要的结论是确立了美元与黄金的对价关系，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从此，美元代替英镑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也是“美金”这个名词的由来。此外，成立了三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它们就是日后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关税贸易总协定组织，其中，前两个机构的总部均在美国纽约。战败的德国被分裂成联邦德国、民主德国，日本则从废墟中重新起步，这两个国家将在30年后重新回到世界经济强国的序列之中。

第二个重大事件是“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的提出和实施。这个战后最大的经济重建计划启动于1947年7月，美国以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向西欧各国提供130亿美元的援助。这个计划既拉动了欧洲的复兴，又让美国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以武器制造为目标的重工业产业得以向民用领域转型。“马歇尔计划”还消除，或者说减弱了历史上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之间的关税及贸易壁垒，因此也被认为是促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经济学界，一个人的去世和一个人的“到来”，同样充满了寓意。

1946年4月，当世最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落寞中去世。尽管他创立的“凯恩斯主义”统治了世界，但是他的祖国却正在没落。在离世前的一年多里，他一直试图捍卫英国的战后利益。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他反对美元与黄金挂钩，因而提出了超主权货币Bancor（世界货币）的主张，这个方案遭到了美国人的嘲笑和否决。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终究无法阻挡一个伟大帝国的诞生。

也是在1946年，37岁的美国咨询公司顾问彼得·德鲁克（1909—2005）出版了让他名留青史的著作《公司的概念》，这是他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行了18个月的调研后写成的。在书中，德鲁克首次提出“组织”的概念，他建议企业应该培养“有管理能力”的、有“责任感”的工人和一个“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德鲁克日后被认定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是“大师中的大师”，他所代表的美国式管理思想从此将取代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成为新的流行风尚。

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被彻底打乱，全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500万～2000万，难民总数超过6500万人，75%的工商业城市陷于战火。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提供的数据，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2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可能达半个世纪之久。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计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外资在华损失约为8亿美元。

当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声音从电台里传来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极而泣。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胜利，人们在漫长的黑暗绝望中突然看到了和平的刺眼曙光。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现实却比梦想要残酷一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