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近代史息息相关的故宫命运

从字面的意思来看，故宫就是“Old Palace”，也就是“古时候的宫殿”。

这个宫殿是中国最后的王朝——清朝的宫殿，现在是指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

紫禁城，以及皇帝书房兼办公室的“离宫”圆明园，都收藏了大量的文物，象征清朝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大版图的财力和权力。这些文物是清朝的东西，也是皇帝的私人物品，只有皇帝有权自由把玩。顺便一提，事实上，清朝历代皇帝中最积极用心于收集文物的，当属乾隆皇帝。他对书画古董造诣深厚，本身的书法水平也很高。

北京紫禁城有个乾隆皇帝建造的房间叫“三希堂”，现在外观开放给一般游客参观。2009年2月台北故宫周功鑫院长首度访问北京，我以随行记者的身份一同进去参观。三希堂的空间比想象的小，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这个休息场所似乎有点单薄，但是每天在宽阔的大殿接见臣子，也许这较小的私人书房，才是能让乾隆皇帝回到文人身份的舒适空间。

“三希”是指三件稀世珍宝，乾隆皇帝将最喜爱的三件书法装饰在这个房间里。这三件分别是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其子王献之的《中秋帖》，其侄王珣的《伯远帖》。

乾隆皇帝是出了名的工作狂，除了用餐以外，所有时间都用于工作。唯一的休闲是在三希堂欣赏“三希”，这也是文物为皇帝所私有的至高享乐。

乾隆皇帝的子孙、也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在王朝末期混乱又缺钱的状态下，陆陆续续将祖先留下来的文物拿出去变卖，这也是因为这些文物都是属于皇帝的私人物品，他才可以这样做。

有了溥仪这个渠道，北京的“琉璃厂”等古董市场开始流入“宫廷宝物”，并吸引不少从日本来的鉴定行家。其中出现了山中定次郎（Yamanaka）这号人物，他是个古董商，来到这里大量收购，通过在英美等国开设的“山中商会”分公司，卖到全世界，有着“世界的山中”的称号。

1911到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但是文物仍在溥仪手中。在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妥协之下，溥仪被允许留在紫禁城内。之后溥仪仍然继续变卖文物，收藏品损失不少。虽然如此，变卖的文物相对于历代收藏的文物数量规模还差得很远，因此在1924年溥仪被逐出故宫、翌年成立故宫博物院的时候，仍有相当数量的文物留在紫禁城。

中华民国政府并不像过去的朝廷一样，将文物视为自己的东西，而是对外公开。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当局将文物摆在大众面前，开启了故宫的博物馆历史。这是向大众宣传“革命成果”的最佳素材，文物从皇帝的财产，转换成国民的财产。然而文物并未脱离“权力”的掌控。

1933年日本加紧进攻中国，局势变得紧张，以故宫收藏品为主的文物开始从北京南运，加上外交文书，北京到上海的列车共运出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之后为躲避战乱，又从南京被运到湖南、贵州、四川等地，随着国民政府的撤退路线，文物一次次被往西运送。1945年战争结束后，文物在1947年回到设于南京的故宫分院。在这十四年间，这些文物跋涉了一万公里的旅程。

至此，文物休养生息之日尚未来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爆发内战，频频退败的国民党在1948年底至1949年初时，将故宫文物装船，横渡台湾海峡运抵台湾。

故宫文物大搬迁的故事，可说是脱逸了中华民族文物的常轨。如果是日本人，大概就是挖个密道把文物藏起来，或丢掉文物先逃命。但是，当时是中华民国最高权力者希望将文物留在身边。

故宫在1933年离开北京时，中华民国政府发表了以下声明：“故宫文物是数千年来的文化结晶，不能减少也不可能增加。倘若国家灭亡，国家仍有希望再次复兴。但是文化灭亡，将无再度恢复的可能。”

这里只写了一半的真话。重视文化只是部分的事实，因为文物背后隐含了超越艺术价值的政治意义，国民党当局才会耗费巨资将文物南运。故宫文物搬迁至台湾也是同样的道理。究竟这个政治意义是什么，本书将借由检视故宫文物的足迹，尽可能解读其中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