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读
阿德勒与神经症[1]患者的世界
——W.贝仁·吴尔夫（医学博士）
了解人性的艺术是了解动态的行为方式的艺术。阿德勒在他对近代心理学的巨大贡献里，已经把要诀给了我们，不过在这次的病例编辑之前，研究个体心理学方法的学生只好在阿德勒和他的学生的德文出版物里找寻病例材料。德文出版的案例，其中有许多情况只适用于欧洲大陆的居民，会让美国的读者感到不解。不过，个体心理学的原则与方法是可以普遍应用的，本书纯粹由美国的病例组合而成，就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些病例是1929年阿德勒在社会研究学院教学期间，在他的诊所里所收到的病例。这位维也纳心理学家与教育家在分析与治疗患者时所获得的成功，为人类行为的基本统一性提供了充分的例证。这些案例来自典型的美国大城市学校与儿童指导中心，很有代表性。一些是纽约的医生送来的，一些是心理学家送来的，但大部分是由被问题儿童弄得困惑不已的老师送来的。
阿德勒在维也纳设立了一个儿童指导诊所，并为这一机构写了一篇有关问题儿童研究的纲要。他对本书所有案例的处理都是根据这一纲要进行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为了简明起见，我们没有把纲要放在本文里，不过，对一个希望准备一份病历作为研究的学生来说，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出文章的安排。案例陈述的方法如下：曾经对一个问题儿童做过研究的医生或老师依据调查书准备一份病历。阿德勒大夫以前并没有见过这个孩子，也没有和老师讨论过他。他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字一句地读这份病历，同时在读的过程中提出他的看法，偶尔阿德勒大夫会被一句话所误导，但是在大多数的案例里，他通过描绘一个孩子人格的图像，常常能神秘地预测孩子的心灵，同时总是以他的温柔的同情为我们解说病历。
在用心理侦探评估线索的手法分析过病历后，跟着就是对孩子的情况做一个简短的讨论，同时概述心理治疗的目的，或者说把要做的指导列出来。然后把孩子父母请进教室，在同学们面前接受询问与指导。最后孩子也来到教室，阿德勒大夫用简单、仁慈的语言和孩子讨论他自己的情况。在分析里提到的后续工作，就在这时委托给带病历来的医生或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常常会有进展报告送来，在课堂上大家会讨论孩子的反应。
案例在重新适应方面最后也有失败的。有的时候是因为父母的无知与缺乏合作，尽管老师与心理医生在努力改变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进展缓慢的其他原因包括可怜的经济状况、不时出现的疾病，以及协助恢复神经症初发时状况的许多困难。有些孩子的情况有暂时的改善，可是在新情况下又出现新症候，在父母对孩子行为中的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有更完全的了解或者孩子已经用尽他的戏法之前需要继续进行心理治疗。我们有一个案例，在密集治疗与重新教育的情形下，孩子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可是他碰上了一个古板的老师，这是一个他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结果他又恢复原状。这个老师喜欢给人挫折，喜欢看轻人，他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把几个月辛苦努力的成果给毁掉了。不过绝大多数案例显示有明确的改善，有相当数目的案例更是完全得到了改善。
读者应该了解本书不是一篇有关心理治疗的全面性论文。它不仅是有关儿童神经症的一篇概论，同时也是进入读病历这一艺术的一把钥匙。它的主要价值在于让那些必须与成人和儿童打交道的人熟悉行为的动态方式。这本书在治疗技巧的教导上有限，正如一篇有关铜版印刷的各种物理与化学程序的论文在铜版印刷技巧的教导上有限一样。本书如果能够鼓励读者，不再把人看作贴上标签的静态机器，而能把人看作运动着的、生活着的、为完成目标而努力的实体，在一个让人困惑的世界里为追求意义与安全而奋斗，那么它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个体心理学中的一些基本假设
个体心理学的原则与实践，在有关阿德勒大夫对近代心理学贡献的著作里，已经得到详尽的讨论。我们在这里要对阿德勒心理学的原则做一个简略而必要但不完全的概述。这对初次接触阿德勒著作的人很有价值，可避免书中的案例看上去没有相互关联，产生让人无法理解的问题；当然，对于熟习个体心理学理论的人，这也可能让他们感到累赘。
人格统一性这一概念是个体心理学的基础，但不是个体心理学所独有的观念，也不是新观念。远在基督出生之前，希腊的剧作家就把这一观念看作一个不可缺少的观念。儿歌《矮胖子》（Humpty Dumpty）的不知名作者宣扬所有国王的人马都没有办法重新组合一枚已经打破的蛋，这也就说明了活着的有机体的统一性。阿德勒在读过一个孩子的病历调查之后可以预言孩子的举止：如果人的行为没有这一统一性，就没有心理学家能够做那样的预言。从哲学的观点说，一个身体有一个以上的灵魂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没法相信人的行为只是某些作为动因的冲动与本能的结果，因为没有人可以预言这些冲动与本能的相对强度。如果每个人都是不可测量的盲目互动的，那么就不可能出现系统的心理学，就好像如果化学元素经常改变就不会出现元素周期表一样。伟大的诗人、慈祥的老妇、睿智的小说家、成功的将领、精明的生意人都知道，人这个有机体的统一性是了解人的必要条件。
阿德勒心理学的第二个重要原则是：有机体这一单元是一个动态的整体，顺着一个明确的生活方式向一个明确的目标运动。“生命的目的是维持生命。”雷米·迪·高蒙（Rémy de Gourmont）在他的《爱的物理学》（Physique de l'Amour）一书中这样写道。这一目标使得有生命的物质不同于无生命的物质。一堆沙没有目标，如果你拿走几铲，它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可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不论是单细胞的阿米巴虫，还是蜂鸟、长颈鹿，都有一个生活的目标，它们的整个组织与生活方式都适合于达到那一目的。如果把一个活着的有机体的一个基本部分去除，那么就会把它变成一个不定形的、惰性细胞的团块。
每一个活着的有机体，为了维持它的生命与目标，都有一种明确的生活方式与一套明确而具代表性的应付环境的技巧。生活方式的复杂程度各异，视有机体的变化与适应能力而定。正因为如此，人行为的方式要比橡树——一个比较固定的有机体的方式复杂得多。我们称为灵魂或心灵的，从纯生物学的观点看，乃是适应、统觉、动用资源的功能，以及借生活的攻守策略维持生命的功能。
什么是人生的目的？我们不想在这里写一篇有关人类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论文。人如果接受自己继续存在下去的事实，他需要一定程度的安全与完整。客观而冷静地看，每一个个体都在为这一程度奋斗。人类的目的在于使人类继续存在下去。
每一个品种都有它典型的生存技巧：乌龟的壳，变色蜥蜴的适应性，兔子的速度，老虎的凶猛与力量；同样，人类也有典型的自保方法。我们称这一技巧为社区生活、社会、文化。几千年的生活已经证明这是最好的方法。从考古学的证据看，人一直都生活在群体中。有关北京人——最早的原始人的发现，证明在1000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生活在社区里了。
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与世界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就好像不能想象一条短颈的长颈鹿一样。因此，所有有关人类行为的心理学都必须是社会心理学。个人的命运和团体的命运是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的。这是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的一项基本原则。要了解一个人，你必须了解他在自己团体里的相对情况。行为主义者努力把人孤立在一个实验室里，注意他，观察他，那样做是不行的。因为你一旦把他孤立，他的行动就不再像人，而像一只笼子里的动物。严格地说，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因此，如果要了解人的举止，就必须从他的社会相对性中去看他。一棵在雪山之上的松树和一棵种在多阳的山谷里的松树会有不同的成长过程，同样，人的社会环境如果变了，他的行动也会不同。
人的社会生活是他的软弱的一个成品。这可能是我们祖先所能够找到的最快、最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办法。人类的方式是这样的：开始时我们看到的是软弱的个体，然后个体结合在一起，组成社会。这是一个走向比较安全的运动过程。人类的一切强项都是和这一方式相配合的；一切弱点都来自孤立的危险。在我们身体结构的成长过程中，可以看到所有活着的物质的演化过程，也就是说，从一个单细胞发展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组织与器官的统一体；同样，在个人的心理成长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人类心理组织过程的重演。
每一个人在开始时，都是一个比较无奈、无能、依赖人的寄生虫。没有父母、家庭——人的第一个社区的帮助，婴儿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可怜地死掉。在父母的养育之下，个人的能力与力量一天天成长。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实际上是一个寄生虫，依靠养育他的社会。
正常的人长大之后就会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开始独立生活，对社群做出贡献。人在肯定、承认把人与人结合在一起的多重纽带的过程中，正常的成人会获得一定程度的宁静、安全，以及一种给生活带来意义的完整与真实感。人在与他的伴侣之间建立越多这样的桥梁，他也就越安全。语言、常识、理性、逻辑、观念、同情、爱、科学、艺术、宗教、政治、责任、自立、诚实、玩耍、对自然的爱好等，这类东西乃是桥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放弃任何这类共同生活的技巧，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全成功的人，就没有得到完全的安全。
很不幸的是，这种正常的发展方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这和婴儿的一个重要生物品性有关。其他动物的幼儿也要经历一段无奈与依赖的时期。可是，随着体力的成长，心智的能力也同时产生。能够认出一只老鼠的小猫会偷偷地跟在它后面，抓它，吃它。可是在人类的婴儿身上，觉察能力与运动能力却是非常不成比例的。婴儿可以认识到在食物、温暖与保护方面依赖母亲的事实。他知道母亲能够做许多他没有办法做而又必须做的事情。父亲看上去像一个巨人，一个相对无所不能的巨人。婴儿周围的世界按照不可避免的法则在运转。黑暗、光亮、食物、饥饿、语言、运动，都是古怪的成人——他们是如此有把握地、机警地在婴儿的世界里运作——的佣臣。但是婴儿知道他的软弱。因为他的心智比他的身体发展得快，婴儿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欠缺，这在所有活着的动物里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形下，自卑感——个人心理学的一块基石出现了。
自卑感不但不是障碍，而且被证明是人类发展史上一种最强有力的刺激力。如果我们的眼睛像老鹰的眼睛一样强有力，我们就永远都不会发明望远镜与显微镜。如果不是人与人之间有更便捷沟通的需要，唱机、收音机、电话就绝不会出现。“低等”动物在感官觉察方面远比人好，可是我们有演艺、烹调作为补偿。我们文明结构的本身，从报纸到摩天大楼，从飞机到交响乐团，从蒸汽铲到丝袜，都是给予软弱补偿这种原始需要的结果。每个人的身体都继承着人类的自卑感，因此这不是一项个人的负担。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征服自卑的纪录。天才也许只是在社会贡献方面补偿一项个人缺陷的冲动的表现而已。在我们谈论天才时，很容易忘掉那些发明杠杆、轮子、斧子、吹出音乐的芦苇、纺织、书写，以及同类事物的未受歌颂的发明人，而只是记得仅仅把这些成分以某种新形式综合在一起的近代天才。人类天才的真正历史乃是山顶洞人为生存而竞争的历史。
每一个人都能把他个人的缺陷转变为对社会的一项贡献，可是如果对社会进行粗浅地观察，我们会看到在人类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有勇气去进行这样的补偿。我们的神经症患者的人数要远超过天才的人数。这样多的人不能够做有用的补偿，要怎样说明呢？
对人类来说很不幸的是，有许多因素都非常不利于自卑感在社会调适与贡献方面寻求最佳补偿。强化自卑感，直到最后把它具体化为自卑情结的第一组因素是身体缺陷。如果婴儿除了正常的、大家都有的软弱之外，又加上一项器官缺陷的弱点，那么，他在人生意义的追求方面就会更加困难。缺陷可以是某些器官或器官系统的真实缺陷，但也可以是一项不重要的身体上的不正常，从医学的观点看不重要，从社会的观点看却可以让人不好意思，例如太胖、太瘦、红发、弓形腿、脸毛之类。丑是一个很好的特例，不过奇怪的是，不寻常的美最后也可能带来自卑情结，因为漂亮的孩子可能相信他的美是社会对他要求的唯一贡献。
强化自卑感的第二组因素和个人的社会、宗教与经济条件有关系。任何少数团体的成员，不论是社会、宗教，还是经济的，只要和污秽、罪恶接触，自卑感都会格外的重，因为这些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额外的困难。不过大的财富也有它的灾难性效果，因为人如果生长在富有的环境里，基本就不会想工作，会缺乏工作方面的恰当刺激。
可能强化孩子自卑感的第三组因素来自家庭。这一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没有孩子能逃脱它的影响。独生子的自卑情结就是因为他在家里太重要了，缺乏社会调试方面的训练。他的人生经常在找寻失去的年轻时代的乐园。长子一度是独生子，后来他的地位被一个年轻的竞争者取代，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勇气来客观地应付生存的问题。次子虽然和长子一样，在同一个房子里长大，喝同样的奶水，在同一个房间睡，可是他的环境和长子完全不一样。他的前面总是有一个带头人，他不顾一切地要超越长子，很可能做得太过火，变成一个不客观的叛徒。幺儿可能害怕和比较有成就、年纪比较大的孩子竞争。女孩群中的唯一男孩，或者男孩群中的唯一女孩，都可能因为他的独特位置而变得气馁。每一个位置都有它的危险性，不过个体心理学是第一个指出孩子在家庭中的位置的重要性的科学，它指出没有任何一个位置能迫使孩子变成神经症患者。这是它的一项很重要的教导。
性别本身也可以是使孩子负担变得更加复杂的因素。我们是生活在一种以男性为主的文化里，这是一种夸大男性价值与活动的文化。它一直到今天仍旧认为女性是比较差的一类，尽管科学领域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一偏见的虚假性已经被显微镜与机器给爆碎了，可是它仍旧存在于传统观念中。每一个女孩的肩上因此也多了一重需要证明自己的负担。她“只是女孩”的事实也常常使她没有办法沿着自己选择的路线正常地发展。
不过，高看男性的偏见对他们并不是没有损害。许多男孩因为身体上的次要的缺陷，或其他让他气馁的因素而感到恐惧，最后也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做一个“百分之百的男人”，而把整个一生都花在逃避他的性别所包含的责任与意义上。婚姻不和谐、离婚、同性恋、孩子在性方面的不规矩行为，这些现象的增加都是我们过分强调性别不同以及永远在增加的声望斗争的一个方面：这种斗争在我们两性的现代生活里是可以明显看到的。
我们在较早时曾经指出，人的正常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是一个个体化的阶段，个人在消耗环境资源的情形下成长；然后是一个适应社区的阶段，个人对社区做出贡献，从这样的角度继续个体化的过程。孩子如果和他周围的成人没有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解，如果没能适当地被引入人类的伴侣关系中，他不会自然地由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引入通常是靠孩子的母亲这个中介完成的。
孩子的母亲是孩子与外界发生社会接触的第一人。母亲的爱是第一份社会赞许。孩子一旦了解另外一个人在欣赏他时，他就已经开始了社会调适的过程。母亲，不一定是血缘上的母亲，是他第一个在某个环境里可以完全信赖的人；有了这一开始，他就可以继续向社会调适的正常目标前进。
很明显，母亲有双重功能：在第一个阶段，她的功能是使孩子与他在世界里的情况和解；在第二个阶段，她的功能在于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成长能力和适应能力。这个角色是很不容易扮演的，很少有完美的演出。人的无数生活方式可能都起源于母亲的错误。有好几种典型的错误，都可以制造出容易辨认的成人型“问题”。
虽然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残酷地对待孩子了，可是在这个自私的时代仍旧有许多母亲不是忽视孩子，就是真的恨他们。私生子、丑陋的孩子、被丢弃的孩子常会发展出反社会的性格来，因为他们的监护人对他们没有兴趣，没有使孩子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和解。在比较穷苦的人当中，这类忽视与仇恨，以及伴随而来的疾病、贫穷，是非常普遍的。许多罪犯来自这一人口区，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些孩子在贫民窟里学到了勇气与独立，可是他们的勇气是反抗社会的虚假勇气。
如果社会容许他们在没有母爱温暖，没有发展社会感、社会意义感的情形下成长，那就很难要求这些孩子对他们的罪恶行为负起全责。这些孩子虽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可是他们觉得自己像是生活在敌人土地上的被痛恨的间谍，或者不被了解的年轻外乡人。现存的社会架构只肯把机会给予一部分人，这个架构在他们看来是一条贪得无厌的龙，他们有理由以武力对付它。
另外一类要常见得多。这一类的孩子被骄纵、被宠爱，母亲总在为他们担心。母亲的爱养育他们，可是在心理上却是在杀害他们，他们在人生的最初几年里就沐浴在这样的爱的温暖里。在第一阶段的和解功能上，太多的母亲做得过分了，做得不够的只是少数。她们处处照顾孩子，孩子完全依赖她们，结果始终没有发展出自己思考与行动的能力。要是孩子永远都能像童话里的公主与王子那样生活下去，那么在开始几年这样的温暖也许是很值得的。不幸的是孩子不可能永远那样生活下去。我们的文化要求更多的贡献，更多的适应。它的报酬不多，可是人如果在得到保证给他的机会之后，不以贡献的方式偿付利息，那么，它的惩罚是很快的。
在某些方面，被骄纵的孩子在对待他人方面所采取的态度和被痛恨的孩子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他不是敌人、陌生人，在他来到这个世界时，他受到热烈欢迎，周围充溢着喇叭声、漂亮的演讲、美丽的赞词。但是在年纪较大之后，只落得被出卖，只领悟到他所受的欢迎和他所面对的任务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骄纵、对孩子过分保护、对孩子过分担忧都是不正确的培养孩子的方法，不能给予孩子很好的准备，因为社会是孩子以后所必须面对的。恨孩子、骄纵孩子都会增加他的自卑感，使他以后的适应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在近代文明里，我们在情感上过分强调孩子的无助，也许这是造成错误的生活方式的最有力的原因。
生活方式通常在孩子五六岁时就已经固定下来。也就是说，使每个孩子的自卑状况在一种特殊的、带有典型个人色彩的、一组以词组形式表达的人生目标里显露出来。除非个人以后因为教育而获得深刻的见解，或是因为状况的突然改变而有所顿悟，不然这一行为方式，会一直继续下去。
人很少从经验中学到东西。要先学会客观地对待自己的艺术，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人才能从经验中学到东西，也就是说，改变自己的方式。客观的艺术很少是自发地学到的，它通常来自教育或某种外在的影响。大部分人把经验融合到自己的方式里去。他们不自觉地这样活下去，结果合适的经验也真的出现了。童年的自卑状况的性质，以及它在以后的人生目标里的虚构的补偿的多少决定了人的经验。人如果完全了解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需要可以改变自己的目的，如果了解了自己行为中的好的与坏的东西，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自己灵魂的掌控者。研究个体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方式，并改变它们，至少可以让小错误取代神经症行为的大错误。
一旦优越目标成形了，每一个人在现实障碍允许的情况下，都会开始尽可能直接地去完成它。为了完成目标，每个人都会选择一组适当的工具，适当的价值尺度。我们称这些工具为个性特征，称整组工具为人格。人格可以看作是个人为了达到他的人生目标所选择的所有器具、设备。“人格分裂”理论在其他心理学里常用到，但只是一个虚构，用来描述某些心理现象，却不能说明它们。我们在开始时已经说明，人格是一个统一体；看起来是“人格分裂”的，实际上只是选择不同工具来应付不同情况而已。一个证券商人第一天在市场上扮演“牛”，第二天又扮演“熊”，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人格分裂。他的目标、他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要赚钱，只是用的工具变了！
个人选择的具有代表性的工具随着他的体形、环境、生活的时代，以及所遇到的抗拒而不同。因此，一方面可以看到活跃进取者的侵略性格，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圣者的温驯。在孩子的案例中，生活方式常常是由父母的特殊兴趣来决定的。牧师的儿子常是罪人，律师与警察的儿子常是罪犯，这都不是偶然的。抗议的孩子感觉被高高在上的父亲或母亲的人为权威压得喘不过气来，会很快找寻这个父亲或母亲的心理弱点，然后给以打击。如果哥哥在某方面很优秀，那么害怕在同一领域和他竞争的弟弟就可能到另外一个领域去。如果一个孩子跟随父亲的模式，那么和他在家里做声望竞争的另一个兄弟就几乎会被迫选择母亲作为他的理想者，同时在轻蔑第一个孩子的模式的过程中，沿着唯一留下给他的途径，发展他的安全与完整感。
每个人就以这样的方式建立起他的统觉架构，同时利用这一架构测试他的一切经验。他把这一人为发展的价值尺度用在每一项他遇到的经验上。普罗克拉斯提斯[2]（Procrustes）与他的名誉不好的床是最接近这一统觉架构的。如果这个人太矮，普罗克拉斯特斯会把来拜访他的人拉长，使其符合床的比例；如果身材太长，就把他的脚砍掉。同样，每一个人也会把他的每一项经验放在他的统觉程式的床上。为什么同一经验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在这里找到了解释。使用另外一个比喻，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某些人变成了残忍的人，把另一些人变成了被炮弹震撼的神经症患者，又把另外一些人变成热心而积极的世界和平工作者，还有一些人，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则完全没有改变。
个体心理病理学的起源
个体心理学是一门相对的、比较的科学；是一个标准性的律则体系。里面没有绝对的指令，没有万灵药，也没有个人得救的简单程式。可是提出一个相对的适合于我们时代的标准是值得的，我们可以用它来比较神经症患者、罪犯与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如果冒险提出一个标准，那将是如下的一种生活方式：做一个完全的人，用对社会有用的生产工作来补偿他个人的弱点与童年的生活经验。这样的人会发展出诚实、诚恳与负责的特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社会关系会更加地扩展，他的有用性会更加明显，他的平衡性会更好，勇气会更大。他在行动、判断与工作上都会是一个独立的人，但是他的活动会受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需要支配。如果在他追求意义的奋斗中，还有剩下的野心与虚荣没有得到解决，他会把它们展现在对共同福利做出贡献的技巧上。他会把异性成员看作受尊崇的同事，和他们平等地享受人生的劳动与特权。
我们叙述得很简略，但是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大部分人远离了这一标准。只有很少的人把人类与人文主义当作他们的目标。许多人可以用下面的话形容他们的人生目标：“我希望能像神一样”“我一定得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一定得让大家都爱我”“要快乐，我一定要在性方面征服所有的女人（或男人）”“我希望做一个百分之百的男性”“我希望花最少的力量得到能够获得的一切快乐”“我必须保护自己，不被周围坏人的阴谋伤到”“我必须逃避一切责任，回到青少年时期的儿童乐园里去”“我希望一生都做婴儿”“我必须用知识支配环境”“我必须总是生病，这样别人就可以照顾我”或者“我必须避免一切危险”。这些以及上千个类似的人生目标都是对童年情况的错误评估结果。孩子在开始时越觉得自卑，那么他的补偿性的优越目标也就越高，越接近神一样的想法。生病的孩子希望完全健康，贫穷的孩子希望富有，近视的孩子希望把世界看清晰。笨手笨脚的孩子渴望百分之百的灵活，被厌恶的孩子要求格外的、人类所没法给予的爱。无能的目标是无所不能。人的力量与安全来自于成长、发展，可是他的目标在他了解这个之前很久就已经定了，因此这一目标常是人的希望与活动所达不到的。
在人的生存过程中，个人有时会找到一种技巧，给予他已经达到目的的主观感觉。在这个时候，技巧就可能升级成为一个次要目标，手段支配目标的现象就可能出现。这时个人不再能看到原来的目标，而在以后的一生里会愚蠢地不断重复使用，扩大他所喜爱的这一工具，使得他没法做一个正常的人。例如，一个被惯坏的孩子感觉到失去了母爱，在他出生后最初几年的目标是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被溺爱的婴儿。现在他病得很严重，父母照顾他，又开始像他幼小时那样非常关心他、注意他。这一经验让他感觉到疾病的价值，它可以是一个获取权力的手段，一条实现理想的途径。他把疾病当成他的第二个目标，在面对每一个新的任务、决定、困难、障碍时，他都会使用同一手段，也就是说，都会生病。
把没有什么价值的工具提升为目标是一种技巧，它的悲剧性在于个人丧失了发展自己内部力量的真正机会——这种力量可能给予他客观的安全感。技巧在实用上有效，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个人知道，他用崇拜疾病的办法得到的主观安全感是虚假的，他心里有一种需要，要他加倍的努力，一再表述他的身体的不健康，这种需要让他感到痛苦，到最后，陷在忧郁症的自怜里，他不只失去了与世界接触的机会、失去了真正的价值感，而且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神经症患者逃避生活的责任，最后他所付出的要远比负起责任的代价昂贵。神经症患者生活在无尽的恐惧中，害怕他的不自觉的诡计会被发现。他怕生活，也怕死亡。他成了一具活着的尸体，害怕会怕。
一个人腿断了不去参加赛跑，他不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可是一个神经症患者却要把整个一生都花在辩护上，为自己对朋友的缺乏兴趣、不负责任、没有成就、犹豫不决、拖延、过分小心、性变态、虚荣、野心、自怜辩护。每个人内在都有一种东西让他认识到作为人的重要性，在人的社会里贡献，体会合作的重要性。有人称它为良知，有人称它为超越的灵魂。名字不重要，但是神经症患者要不断地努力为自己的失败辩护，这证明它是存在的。每一个神经症患者都是用一个人为地（通常是不自觉地）制作、安排的“我不能”取代一个内在的“我不愿意”。说“我不愿意”会引起社会的批评，“我不能”不仅使患者有了很好的理由，而且把他失败的责任转移到团体身上去，同时患者也主观地觉得自己有理由，自己得到了开脱。神经症是一种自欺的手段，用一个痛苦的借口取代一个有用的表现。
成年的神经症是以童年的“问题”作为开始的。每一个“问题”儿童都是一个潜在的神经症患者。但是“问题”儿童只会在“问题”环境里才会出现。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对恶劣环境的正常反应。在对人性的无知表现得越彻底的地方，问题也就越多。心理卫生的整个问题是一个教育问题，一个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勇敢努力地尝试解决的问题；他用他的方法防止儿童的不守规矩。这是阿德勒对近代社会的伟大贡献。其他的心理学家也了解神经症是在童年时候开始的，可是阿德勒发展出一种调查与去除这种童年的不守规则行为的技巧。个体心理学因此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心理治疗的系统，同时也发展成为社会学与教育学的重要部分。
童年的神经症是在何时何地开始的？我们可以把神经症看作是一个虚假的生活方式在受到挫折之后的产品。换言之，一个对自卑情况做了错误解释的人，开始了一种不自觉地和现实、客观性、共同生活的法则激烈冲突的方式，然后在现实中碰到了无法克服的障碍，产生了一种新的方式。这种新的方式就是他的神经症。他不是为自己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而辩护，就是在心理上绕过问题。在一些案例里，神经症产生的方式会使障碍的存在因为一个幻觉系统的出现而被否定。此外，神经症患者也可能产生想回到过去的问题和障碍都不存在时的情况，或者也可能采取复仇的形式，对周围环境里患者认为要对他的失败负责的个人采取复仇。
一些童年神经症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它的运作情形。一名独子在最初三年一直被溺爱，被非常小心地保护着；在此期间，他也经常有消化系统方面的毛病。现在，他第一次进幼儿园，面临如何适应这个小社会的问题。自然，他以前的生活使他在适应社会这一任务上表现得非常糟糕。他的生活方式是要支配环境，幼儿园是他经历的第一个挫折。过去，当他的父母不能让他满意时，他会用不吃饭的办法来还击，而父母也立刻会屈服。不吃饭是神经症的前身，因为孩子在误用一个生理上的毛病来表达对父母的抗议，来反击父母，使父母屈服。这个孩子现在要和幼儿园的二十个孩子在一起生活，成为这个团体中一个没有特权的普通成员，可以想象孩子在面对这样一个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时，会透过他的消化器官来抗议反击。他这样做了：他每天早上上学时在学校的台阶上吐。如果我们从起源、目标、手段的角度去调查这一行为，就立刻能了解它。孩子要使自己没有办法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他希望恢复到以前有利的环境。
一个男孩在家里是长子，然后有了一个妹妹。妹妹因为长得很美，又喜欢讨好父母，在家庭情感上取代了哥哥的位置。男孩不了解情况，认为自己从“王位”上被推了下来，被一个女孩取代了，认为过去对他比较喜爱的母亲现在把他出卖了。慢慢地，这个男孩错误的人生目标在这种思想中成形了：“你对女人一定要小心。她们是虚假的。把所有的女人都看作你的敌人！”在童年与青少年时期，他追求这一不自觉的目标：他会残酷地挑逗所有的女孩，看轻一切女性的东西，不肯为女老师做事，过分强调自己的男性品质。他的普罗克拉斯特斯程式在下面的辩证法里成形了：“男性的就是好；女性的就是坏。”到了青少年时期，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对女人与其角色的错误评估系统。
性方面的成熟带来新的问题。神经症现在可以有好几个方向。如果一个仁慈的男老师给他很大的影响，或是找到一个男性朋友，给予他在与妇女关系中所没有的舒适与社区感，他很可能选择同性恋这种神经症。这时他会把他所有的爱移转给男人，因为在他的思维中，和一个女人相爱、结婚，形成一种正常人的结合似乎是不可能的。从这时起，他开始训练自己做一个同性恋者，避免和女人有任何关系，阅读尊崇男性之间的友谊的书籍以及其他讨论女人多变的书。他不知道这些书的作者也是一些失望的人，他们写书是要为自己的失望辩护。
此外，他也可能把性的成熟看作另一个实现支配女人的工具，他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唐璜[3]（Don Juan），要征服每个女人，证明自己在性方面的优越。他会觉得性交也就等于令他的性伴侣屈服，依照他的新方式这种想法是一定会有的。在和女人的关系中，真正的快乐也一样不可能有。这种人对婚姻的结合没有兴趣，他只对追求有兴趣。
让我们举一个小儿子的例子。他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哥哥姐姐都是很成功、适应得很好的孩子。和他们竞争让他感到恐惧，他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梦幻世界，取代在他看来过于困难的真实世界。他害怕和其他孩子接触，因为他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他创造了一个新的童话世界、一套私有语言、一个个人的价值与理想体系。不能和其他孩子交往，他在心里想象出许多怪异的朋友。他不能使用别人的语言，于是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语言。人格分裂的现象一定会在这样的孩子身上出现，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全孤独地过活，因此，必然地，因为不能和其他孩子交往，他会创造想象中的伴侣，他们不给他带来任何危险，接受他的一切要求，同时和他的理想世界完全相符。
当这个孩子碰上学校里的一些真正问题时，当他发现在青少年时期，疾病的压力、紧张的情绪使得他追求意义的奋斗变得更加复杂时，不足为怪地，他会一方面发展出一种孤立、否定、与外界的关系受到限制等性质的性格，而另一方面则是内心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这类孩子中有些逐渐接受了人生，变成了诗人、梦幻者、剧作家、作家，有些变成了哲学家、心理学家。但是非常可能的是，如果某种不清楚的身体缺陷把他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时，他们会加入到州立医院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军中去。
人格分裂、失语症、个人语言、消极主义、性变态，这些是许多学者在精神分裂症这一有趣的症候群里形容过的，有关它们的叙述是任何研究人性的学生都可以了解的——如果他能在这些现象里看到“没有希望”。一旦医生了解精神分裂症举止的整个逻辑，了解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向孤立与不负责任的目标迈进时，那么它是一个永远无法治疗的疾病的神话就不会存在了。许多精神分裂症的案例，如同阿德勒所表示的，是可以治疗的——如果医治患者的大夫能比他们更有希望。
人的情况与人生的挑战
即使是最简略地描述一下生活方式的种类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描绘一下每个人在面对必须应付的问题时的情况是可能的。人因为与宇宙的关系，有三大问题是必须面对的。它们分别是社会、工作与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来自人的社会生活的生物必然性。每一个人如果希望做人，就必须接受某些共同的纽带，例如语言、理性、常识、同情一类明显之物，这样他才能肯定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社会是为个人的福利而存在的。要保证人天生的才能与力量的完全发展，那是最好的办法。第二个问题是工作的问题，是每个人必须维护社会架构的直接结果。个人必须对社会偿付利息，这一行为我们称为有用的工作。第三个问题来自人类的两性品质以及它可以在爱与婚姻的社会理念下得到最好解决的事实。爱与婚姻的外在形式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它总是和社会的共同福利有着明确的关系。
这三个问题可以比喻成一个有三个表演场的巨大马戏团，每个人都必须在里面扮演自己的角色。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可以由个人依自己的判断决定的私人事件，只有靠团体与个人的具有保护性的相互贡献，社会才能存在。不过像任何其他马戏团一样，我们的马戏团在除了被称为宇宙的大帐篷下的三个主要表演场之外，也有各种边场。有些和主场比较接近，有些比较远。任何观看人生这一喜剧的人会发现许多人忙着在这些边场里表演，他们似乎比在三个主场里按部就班表演的人更为兴奋、激动。这些边场表演者就是那些神经症与精神病患者，他们用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欺骗自己与周围的人。展示他们的善意、无奈、不负责任、极端，并作为其抛弃主场的理由。
不要认为这些边场的演员是在恶毒地逃避他们作为人的义务。他们不知道一切人的活动的内在一致性，因此才能继续以社会无用性作为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他们渴望地看着人生的三个主要表演场，对它的挑战没有准备，同时设法为自己没有能够在上面表演推脱责任。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会，如果……”以及“我知道，但是……”他们的整个神经症都表现在“如果”与“但是”里。他们保留意见，提出没法做到的条件，耸耸肩，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同时让他们的朋友担负起维护他们的责任。
神经症的开始阶段是由一种阿德勒称为“迟疑态度”的症候引进的。疑心、犹豫不决、拖延、悲观主义、看轻人生、焦虑、过分小心、夸张的野心（总是个人权力与支配方面的野心）、孤立、没有兴趣、不正常的疲倦、没有耐心，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品性，都可以在这一迟疑态度上看到。如果我们记得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我们可以由此推测这些品性的目的是什么。怀疑、摇摆不定、懒惰，不可以把它们看作个性的静态叙述。它们是有目的的动态工具，是要逃避人生的最后考验，是要缓慢地接近问题最后使它不可能得到解决，是要和人的正常活动保持距离，在完成这些目的方面，这些工具非常合适。正常与神经症的界限是部分重叠的，很难划分，但是，与人的正常活动和目标“距离”的远近是神经症严重程度的唯一标准。
很大一部分人因为肚子的需求或多或少解决了工作的问题。不过在这一领域中也有许多表演。乞丐这类的人，错误地利用周围人的同情过活，毫无疑问应该被看作边场艺术家；妓女、拉皮条的人，为了经济的理由而扭曲他们的性功能，也属于类似的范畴；骗子、罪犯以及黑道世界里的所有大小人物，他们靠自己的聪明过活，欺骗轻信的人类，这些人从来都没有了解到工作不是游戏，而是一条个人获救的途径。那些喜欢转换工作——在还没有任何贡献之前就从一个工作转到另外一个工作的人、那些不能适应正常工作情况的人、那些以压榨其他人作为工作的人，都是一些不快乐的人，他们不了解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太多的人没有勇气面对工作的问题，使自己能对人类的福利做出有成果的、有用的贡献。在这一巨大人群里，我们可以看到天天闲聊、打麻将、玩桥牌，无用地尝试逃避厌倦的女人；看到不相信自己本领，因此不得不崇拜“运气”的赌徒；以及工作建立在周围人的贪心与无知之上的男男女女。
今天的世界关系越来越紧密，人们互相依赖、合作，孤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疯子完全把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打断了，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有效地孤立自己。前面已经说过，人与社会的理想关系在于在他感到可能的范围内尽力建造更多的桥梁。来自周围人的善意才是唯一可以确信的安全。因为我们教育的错误，许多不快乐的灵魂不但不建立桥梁，反而在自己周围树立起许多墙来，想用这样的方法来获取安全。孤立的技巧，说到最后，乃是势利、偏见、仇恨、疑心、嫉妒、羡慕、自私这些方面的一项技巧。专业的阶级意识、以爱国为幌子谋取私利的意识、宗族意识、骄傲、虚荣、对所有人的不信任与厌恶，都是自我中心主义的隔离倾向的工具。没有礼貌、学究式的挑剔、忧郁、粗俗、夸耀会使适应社会的任务更加困难。这些都是社会生活方面的边场表演。
在我们这个时代，性问题方面的训练比较难以形成性方面的正常态度，因为我们的常态仍是性对立，而不是性合作，不像其他两组问题。性问题的解决对个人生活而言不在立刻需要的范围之内，而且它的妥善解决需要高度社会感，有关这一领域的边场表演可能比其他两个领域更多。在这篇简介中，我们无法一一列举。说到下面一点也就够了：在性方面的主要偏离现象中，如男女同性恋、女人性冷淡、男人性无能、性关系上的性感不快、虐待狂与自虐狂、恋物症、过度的“自由爱情”、清教徒精神、守望与保护社（Watch and Ward Society）的色欲、色情崇拜、小报对性问题的不人道的利用、法律对避孕信息的禁止，都说明人类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在这一领域的边场表演里。如果再加上独身主义、手淫恐惧症、性禁欲主义、“白色奴役”[4]、童婚、身体与精神上的乱伦（例如父母对异性儿女的不正常依恋）、强奸以及一系列性方面扭曲的做法，我们可以了解一般的“文明”男女对性问题的准备是多么缺乏。
某一心理学体系主张：所有人的不快乐都是由缺乏性的适应开始的，所有神经症都是因为性功能失常，他的整个体系都建立在这一前提上，这是不足为奇的。阿德勒心理学的学生会很快看出在这一心理体系的许多谬误。性的举止从来都不是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原因，它是它们的一项表现。它常是神经症的第一个征象，但是如果把个人行为的整个方式加以仔细分析，把他的人生目标与达到目标的方法加以检查，我们将会发现他的神经症态度也可以在他的社会与职业方面的反应上表现出来。
治疗的理论与实践
个人心理学的治疗是建立在哲学前提应用上的。治疗在于让患者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了解，让他看到他的技巧缺乏效率，同时鼓励他寻找更好的目标与方式。这是一种艺术。它要求心理医生把神经症患者的隐藏与秘密的支配目标给揭示出来，说明他的不自觉方式的形成，把他的统觉程式给找出来，把它用到病人提供的自传性数据和他现在的活动与希望里去，最后在友善的谈话里——这是在没有沙发、灯光暗淡、催眠暗示的情形下进行的——说服病人更多的人生目标会比他的神经症的不真实带给他更大的满足。
阿德勒学派的心理医生了解神经症患者在某一个地方错误地理解了他童年的情况，他重演母亲没能扮演的角色。他用善意、耐心与同情的态度赢得了病人的信赖。病人再次体验早年的自卑情况，不过最后发现他的自卑情结是由童年对客观情况的误解而产生的。他很快学到人的友谊的堡垒要比孤立的虚假墙壁强有力得多。
在病人病情的重新分析与教育的过程中，阿德勒学派的心理医生抛弃所有个人权威。这和心理分析的观点是成明显对比的，心理分析者要求完全的奴性，不允许病人使用他的批判能力。阿德勒学派的重心教育是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一种合作研究，病人从自己的生活里提取材料，医生来解释病情并鼓励病人，心理医生尽量隐藏任何个人在见解方面的优越。他像所有好的教育者一样，用他的方式去鼓励而不是去折辱他的学生。他们在一起定出一个新的目标——一个积极的人文主义的目标，以及完全适合于个人需要的完成目标的新技巧。在约谈的最初几个小时，对情况的分析通常就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因此，他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已过去的事情，这种研究在方式确定之后，也只能对方式提供更多的佐证，肯定它的存在；而更多的时间是花在把存在的、有价值的因素综合成为一个新的、更为有效的方式。
在这样的研究里没有说教的空间，心理医生没有展现自己比病人道德好的想法。他的态度总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在追求什么样目标的过程中，我都会采用同样的生活技巧。”心理医生知道所有神经症基本上都是气馁的产品，因此他给予病人简单的任务，是他完全有能力解决的任务。这样，病人——在阿德勒心理学里，病人与医生的关系更像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增加了他原来在勇气与社会感方面的本钱，可是结果只是得到更为困难的任务，这样循环下去，一直到病人的行为模式在三个人生问题上达到正常为止。医生并不希望把病人变成一个完美的人。病人能用较小的错误取代神经症的重大错误，这是他新获得的见解给予他的好处。生活得更充实，他也就能够生活得更快乐。
在处理问题儿童方面，个人心理学者发现阿德勒的技巧简单，且出奇地有效。在听过病历调查或母亲对孩子问题的叙述之后，心理医生通常对孩子的个别问题就有了深刻的见解。问题儿童的方式简单，人如果能够阅读与解释征象，差不多立刻就可以看到补救办法。问题儿童是很气馁的孩子，这在本书的病历中已有了很好的证明。问题通常出在父母身上，他们制造了许多额外的困难与障碍，使孩子不能循着正常的方式发展。因此，对问题儿童的处理，主要在于教育父母与老师了解孩子行为的动态方式以及尽可能去除让他气馁的因素。
孩子常常了解个人心理学的想法，能够接受它的观点；这一事实说明了它的合理性和明确的单纯性。在非常小的孩子的案例中，当心理医生与父母把气馁的因素去除，问题也就解决了；在较大孩子的案例中，则会明确地训练他往勇气、独立与社会感的方向发展。个人心理学虽然无法宣扬说可以治好所有的问题儿童，但是如果在治疗过程中，能够教导父母与老师明智地合作，那么甚至最困难的案例也能得到破解。
阿德勒一直都说学校是预防心理问题的理想场所。孩子在教室的小社会里，在学习的任务上，面对的是一个世界的缩影。老师如果学会阿德勒处理问题的方法以及他影响孩子心智的技巧，会发现他的教学任务将大为减轻。要使神经症行为方式转变成为正常方式，第一步是先认识它。鼓励孩子、了解孩子，他一定会回应，就像植物会回应阳光、雨水与良好的土壤一样；父母与老师要鼓励孩子、了解孩子是很容易的事，正像给孩子加贴标签，让他灰心一样容易。阿德勒心理学把“每个人都可以做每样事情”定为一项首要原则。发现这一定理的人非常了解它的限制，可是把它当作一项人际关系里的实用原则，它却是非常有价值的。有一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老师给孩子贴标签，说他坏、愚蠢、懒惰、有神经症，这样的做法除了使孩子变得愚蠢与患神经症外什么也不会发生。这样只会让孩子以老师所期望的行为来回报他们。如果父母和老师把孩子看成他自己能够适应到人类社会的架构里去，这样的对待，常常不用孩子花费什么就可以完成平时很难完成的事。
我们精简的导读不是要写给悲观者或懦夫的，但是希望那些相信人内心有一个可以点燃并成为稳定火焰的人，那些相信人之所以为人并因此感到快乐的人，会因为我们的导读而继续研究下去。在下面章节里引用的案例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阅读生活方式的技巧，像一个有技巧的音乐家看交响乐的乐谱一样。超出这一范围，个人心理学的艺术成分更胜于它的科学成分。它的应用是一种创造性的直觉，是驱使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诗人、教师对人的奋斗的良好共感的表现。没有完全生活过，没有真切地分享过生活的苦难与狂喜的人，无需期待或熟悉这一艺术，可是每一个能思想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工匠，能够熟练地应用它的基本原则。
注释：
[1]神经症即神经官能症。
[2]根据希腊神话，普罗克拉斯提斯是一个强盗，他让旅客睡在床铺上，为符合床铺尺寸，而将旅客手脚切断或将其拉长。后被提修斯（Theseus）所杀。
[3]西班牙传说中生活放荡的贵族。
[4]白色奴役：指强迫或诱使妇女当妓女，为自己赚取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