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舆论思想的现代建构

我国著名学者胡绳指出，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悲剧的悖论中展开的：“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在其内部深处正酝酿着巨大变化一潭积水，鸦片战争则是投入一块大石，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而终将使整潭积水激荡起来。”我们将如何解释舆论——这个完全土生土长、未被新词语和外来词完全替代的词语的现代性建构？将舆论思想放置在现代中国这个语境下，势必携带一种古与今、中与西、理想与现实的多重冲突与融合。我们或许还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在历史偶然性的关头，西方和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如何被引用、翻译、挪用和占有的，这种舆论思想的现代建构即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同源同构，也不同于他者-西方的异质异变，但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

一、传统的思想资源

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的阐述，我们发现传统与现代都是历史性的范畴，并不能简单地加以二元对立的处理，特别是对狂飙猛进的反传统时代与思想进行反思之后，对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显得更为理智与审慎。所谓传统是指某一民族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它主要包括民族的习俗、民族的伦理规范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等。从思想史意义上看，传统是一个流动的连续性过程，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与物可能至今仍有现实性意义与影响，传统不仅存在于过去，而且对现在、对未来能够起重大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不是板结的色块与图画，而是人的丰富精神活动的连续性累积，对于历史的理解需要当代人的伽达默尔所称的“精神的当下或场”。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传统思想资源对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形成的影响，即便在推翻“旧”的革新时代，传统思想资源还是会发挥其新旧融合的延续功能，这种延续功能的存在可能会出现囿于一孔之见的偏执、拘泥于某种固执的荒谬之中，也可能是一种意义的重新发掘与再创造的开放式过程，与现时代精神生活合并为一种内在的嵌入感，实现一种思想上的互动性连接。

正如诺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在他的名著《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中，用了“链条”（chain）来隐喻观念史上的连续性一般，这个隐喻提醒我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传承与连续，往往像锁链互相环扣一样，前一链要扣住后一链，后一链也得扣住前一链，任意一链的松动和开口，都有使连续中断的可能。变动中的某段时代或某个时刻，好像是一种“触媒”（accelerant），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一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在唤醒与压抑里，古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就在选择性的历史回忆中，成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资源，而在重新发掘和诠释中，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传续和变化。固有的思想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以及在重新诠释时的再度重构这样一种过程。

传统思想资源对舆论思想方面的延续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尊重舆论的民本思想的复兴。例如，在对创建现代中国舆论思想之初，大多数文章中都会频繁引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舆论”（《梁书》），“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国语》），子产不毁乡校，对于众人议论，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左传》），等等，这些体现中国自古已有的尊重舆论的优秀思想传统。对于民本思想，近代中国思想家都推崇备至，从民本思想中发展出民权、民治等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遥相呼应。

第二，这个方面隐藏在激扬的文字背后容易被忽视，即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传统在舆论思想演变过程中的重构。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注重民意的思想，有进行舆论监督的机构和制度，如“清议传统”“监察系统”“谏诤制度”，但这些只是君主专制体制的一种补充，而非一种制衡皇权的独立力量，“定于一尊”的一元传播传统在思想深处继续发挥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由士大夫阶层践履不绝的公共批评的潮流”，封建社会的舆论中心是由官僚士大夫构成的上层统治集团，只有他们能够通过舆论活动实现参政议政的特权。但是他们不具有言论豁免权，所以通常要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代价。

处于现代转型的中国一旦进入战争的特殊时刻，在面临如何建立富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命题时，对舆论的认识与思考都首要着眼于国家需要、政治需要，将报刊舆论看成是鼓吹革命、统一思想、发挥喉舌功能的政治工具。特别是随着党国体制的一元化建立，与专制传统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地形成一套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因此，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演变是一个迂回反复、新旧交织的曲折过程。

在现代中国舆论思想演变的过程，不仅要看到传统思想资源对吸纳新思想的阻力，同时也需要看到传统思想资源对新思想传入与转换所能发挥的助力，如果只是看到传统思想资源对现代性思想的负面影响而对之简单地加以抛弃，不仅未必意味着现代性思想的必然有效转化，相反却可能导致价值体制的解体和文化认同的失落，进而损害到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最终实现包括舆论传播思想在内的具有实质合理性的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二、西方的思想资源

现代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来势汹汹的西风东渐、欧风美雨，对传统中国文明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冲击与瓦解。也就是说，中国学人被纳入到剧烈变动的全球文化格局之中，不得不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不得不开展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研究。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建构与演变需要与西方思想资源紧密地联系起来。西方大量出现的近代新名词提供了众多的新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尤其是系统的现代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术语的形成与传播，乃是中国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突出现象，它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思想空间、运思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科学的思维能力和效率，从而为构筑新时代的突破传统范式的体现中西会通的新思想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思维基础。

西方舆论思想资源的引进与传播可分为两个思想阶段：第一，比附的阶段。对于近现代中国在吸收外来异质文化的初始阶段的比附做法，不少学者颇有微词，认为曲解篡改了西方概念与思想，但比附的做法是一种克服文化冲突的简易且有效的方法。在有外来知识、思想与信仰介入和冲击的情况下，这种思想资源的发掘与诠释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常常起着一种比附、转译和理解的作用，起着类似于“前理解”的意义。看上去仿佛总是不断上演着一出叫做“复古”的老戏，其实在这时，那些被凸显的“记忆”正使旧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新资源的参与中，开始生动而强烈地表现着一种新取向和新姿态。例如，在引入西方民主政治与舆论自由的理念时，《益闻报》的社论提出舆论主宰论，第一次跨越了原有的“君民共治”，“天意”即“民意”交织在一起的思想框架，而是直接将“舆论”推到了最高的权威者的哲学地位，取代统治人民思想数千年的“天”与“君”，将舆论主宰取代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再如，梁启超等一批走在时代前列的维新派吸纳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以及结合民心向背决定政治变革的儒家民本思想，一直有将维新变法的政治理想部分寄托民众舆论觉醒的潜在意味，对大众舆论抱有高度的热情与期望，强调“舆论政治”的民主思想，以及“庶政公诸舆论”的政治维新。再如，林语堂于1936年用英文发表的《中国新闻舆论史》将中国古老的舆论现象与西方现代民主体制联系在一起。书中林语堂虽然尚未经过严密的辨析，沿用同化机制来认知西方异质事物，用古老的概念来“响应”异质事物，诗经、民谣、谏官制度、朝议、奏疏等都被纳入西方舆论思想的范畴，这种思想比附的做法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利于人们从情感与理智上双重接受西方参政议政的民主政治。

第二，舆论思想整合建构的阶段。在“国民舆论大觉醒”的历史洪流中，伴随着五四时期的到来，中国现代舆论的严谨学理的思考与研究也相继诞生，徐宝璜《舆论之研究》、朱显庄《舆论之分析研究》、叶明勋《舆论的形成》等一批接受西方学术训练的新派学者将复杂而活跃的社会舆论现象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框架，对社会舆论的正面意义加以肯定的同时，对负面现象进行反思，对舆论的操纵与大众的盲从予以警示，提出健全合理的舆论的理念与方法，标志着中国舆论研究由传统政论风格向现代学术研究范式转变，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思想资源。

在前人有关舆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屡次看到大量西方理论家的研究成果，比较著名的就有：法国思想有卢梭、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法国社会心理学家黎朋、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德、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美国著名记者李普曼等。中国舆论研究者通过对西方舆论研究成果的引进与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为中国舆论思想的演变铺上理论的色彩，标志着从单纯的政治运动诉求转向了学理层面，将新闻学（消息、社论、事实）、社会学（公众、群体、团体）、心理学（模仿、暗示、同情）、政治学（宪政、选举、议会）中的新概念、新术语，融入舆论思想之中，仿效西方的知识谱系与话语方式，给舆论思想提供了全新的知识条件与概念养料，以现代专业化的知识形式，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系统的舆论思想框架，使舆论概念及其相关思想内容纳入跨学科融合发展之中，从而使得单一政治取向浓烈的舆论思想变得更加多元与复杂，侧重于学理逻辑上对“舆论”进行解读与思考，淡化舆论思想中的动员民众的政治功能，扩充舆论的社会内涵，某种程度上为舆论权力获得一定政治上的安全性，成为现代中国舆论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例如，舆论的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之辩，舆论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广义的舆论与狭义的舆论，社会心理的暗示、模仿、价值观对舆论的影响，舆论的煽动与操纵，资本与权力对舆论的控制等。

近现代中国知识精英对舆论的讨论所依据的学科范畴，经历了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与新闻学这样渐进的过程，具有跨学科的性质，从另一角度看，舆论的研究思想来源众多，是一个多重观念的混合体；其中，政治学中的宪政民主思想、社会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社会心理学，成为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近代知识精英对舆论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思想来源。正如孔飞力相信，“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性建构必定是相通的，而不可能是全然相悖的，并会在历史演进的各个时期不断表现出来的”。因而可以说，现代中国的舆论思想的现代建构是一个“本土”资源与“外部”资源互动与互斥的辩证统一关系。

三、舆论的本土实践

除了围绕着舆论的各种规范性、理论性的思想论述之外，经验性的视角也是不容缺位的，这是因为舆论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产生于人们的舆论实践的过程之中，舆论思想是舆论现象与舆论实践的能动反映。舆论思想有时会超前于舆论实践，有时会滞后于舆论实践，但两者是相辅相成、彼此依赖的。舆论是动态的、复杂的，舆论是来自个人、社会以及媒介信息的综合作用，舆论思想的建构和再建构都不能脱离其发生的具体环境。思想变迁不可能是从未经触动的过去直接过渡到现在，其间还存着许许多多的中介，本土实践是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形成的一种中介性因素，或者称为舆论思想的现代建构的第三个进路。

现代舆论思想兴起的最重要的时代背景是大众报刊与大众电子传播的兴起，这为我们提供观察与思考舆论的重要实践平台。相较于所谓读诏令奏章“邸报”的官报与朝堂之争的清议清流，大众报刊这种传播方式与机构的兴起使现代中国意识到大众传播工具在制造舆论、引导舆论上的威力。正如《中国之新闻与舆论》中的诗说明了这种报刊与舆论的关系：“欲齐众志障狂澜，言路忽开于报端，冷露西风欢比竹，此间从不道平安！”不难发现，诸多文章都将近现代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归于舆论的向背——“清室的所以能亡，袁世凯的所以能倒，段祺瑞的所以能败，都是舆论的力”。

张灏将大众报刊与学校、学会称为一种制度性传播媒介，有助于传统士大夫在向现代专业知识人转变。戈公振认为，从1895年以后，从事报刊活动即非之前的亦官亦商或亦绅亦商的官僚买办类的人物，也非落魄的失意文人，而是“声光炳然的魁儒硕士”。正是大量的从儒士向现代专业人才转型的有才华有抱负的新兴一代投入大众报刊与舆论的事业之中，并通过不断的舆论实践对中国舆论现象发表自己的观察与看法，成为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构成部分。

例如，梁启超通过早期对舆论与报刊的观察，提出的报刊与舆论的三种关系：“敌”“母”“仆”，即“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后根据多年的办报实践经验，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中，对媒体从业人士与舆论传播进行反思，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提出健全之舆论的“五本八德”，指出“俗论妄论之误国人”，从最初的全盘肯定舆论到对舆论做出的合理限定，即健全之舆论，提出“故非舆论之可贵，而其健全之为可贵。健全之舆论，无论何种政体，皆所不可缺。”

再如，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职业报人胡政之，经过多年的报刊媒体实践，竟然提出一个巨大的疑问《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他不仅认为中国没有舆论，而且对中国的舆论持否定态度，他写道“社会上只有‘乡愿’，只有‘愚论’，而不能有健全合理的真舆论”。从一向标榜“舆论之母”的报刊媒体人的笔下写出如此“刻薄悲观”的观点，的确会让人产生一种思想上的震惊感，但也有相当大的思想影响力，当时就掀起一场“中国舆论大辩论”，如吴景超、陶孟和、方秋苇等都对中国舆论“有或无”进行回应。这些笔耕不辍，做出历史贡献的报刊媒体前辈对舆论的观察与观点，往往可以使我们更能感受舆论的复杂多变，反复无常，从而加深对舆论的了解。正如当今美国新闻界对舆论的观察，“媒体可以设置人们讨论什么议题，但不可以设置人们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媒体有设置公共议题的功能，但公共议题经过大众传播之后，舆论的发展方向往往就不受媒体控制的了”。媒体可以制造舆论，但无法控制舆论未来的走向，这种大众情绪与观点的“不可预测”与“难以改变”，使得早期具有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媒体人产生一种“无力无奈”感。

随着新的媒介技术的引入，在战争的硝烟弥漫之中，广播与电视对中国舆论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4年，陈果夫在上海听到了开洛公司的无线电广播并意识到：“利用无线广播电台进行宣传教育，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四方收听，广为传递……比起办报纸来，其功能要强上许多。”时任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的梁士纯1936年经商务印书馆出版《实用宣传学》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战时宣传与舆论统制的言论与文章，例如，《演讲稿：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国闻周报》，1937）；《战时的舆论与宣传》（《民族公论》，1938）；《战时的舆论与宣传》（《公论丛书》，1938）。梁士纯把战时的宣传划分为三方面：①对内的宣传；②对于协约国及中立国的军备；③对于敌国的宣传。一个国家要想打胜仗，不但要有完整的军备、雄厚的经济力、灵敏的交通及严密的组织。而除这几件事情以外，还要有高昂的民气与士气来做政府的后盾，拥护政府一切的政策及行动；而必要时能为政府、为国家牺牲一切。

在战争时期的新闻媒介自愿承担起发动舆论的工具，在整合战场后方的人民舆论的功能也日益凸现，期间运用传播力更广的广播电子媒介动员每一个拥有主体性的国民“自愿地参加”战争，舆论战的思想扩大到每个国民的意识之中，获得上上下下每位国民的共识。

在和平时期的新闻媒介开始受到商业与资本的影响，电子传播媒介的背后隐藏的商业逻辑、市场逻辑与资本逻辑对原有的舆论观形成另类式补充，媒介对舆论的影响不仅来自于政治权力，还来自于市场权力。媒介批评学者对电视在舆论传播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多有论述。

当现代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以网民为新型舆论主体的崛起，中国舆论本土实践异彩纷呈现，传统官方舆论场与新型网络舆论场的“两个舆论场”的论调成为观察此段历史阶段最为鲜明的思想图景。这种“两个舆论场”的思想图景体现在：传统媒体所形成的独白式的主导舆论往往缺乏反思性，互联网网民狂欢形成的网络舆论，与当下的主导舆论形成了互补。网民利用戏仿、隐喻、替换等方式，同主导舆论展开交往和对话，建构了一种舆论的复调。在社会转型时期，舆论复调在公共权力的监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加强了社会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交往。由此可见，以时代与媒介演变的线索来考察舆论本土实践对舆论思想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视角，为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建构与影响增添了无尽的鲜活的思想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