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主旨是研究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变迁及其内容特点，力图揭示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古老的舆论概念复活、兴起、转化与演变的思想过程。从历史学中的史料分析、语言学中的关键词考据与传播学中的跨文化跨语境交流等视角，从跨学科复合性、交叉式的研究路径考察现代中国舆论思想演变的脉络特征。借鉴“一般思想与精英思想”“思想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因素”“思想关键词与意义统计”三种思想史研究思想与方法，从更为丰富的视角与手法来求索思想兴起与演变的过程。研究发现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过程中涉及的思想资源丰富且具有争议，但其中却孕育着一股不可逆转的趋势。它就是民主的参与、自由的表达、多数的选择、透明的权力。这既是告别皇权专制统治之后新生国家的政权合法性与公信力的来源，也是现代中国思潮激荡融合后的普遍共识。研究发现的主要创新点可以简单地包括为：

（1）通过考察舆论及其概念家族之间的思想演替关系，舆论本质上是一个与现代媒介相关的传播学概念。这是因为现代媒体扮演了全新的意见传输工具与思想展现平台，扩充了传统的言说渠道与方式，与此同时，逐渐崛起与上升的新兴阶层在影响政治生态、改变社会方式等方面都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与表达冲动，使得皇权政治体制内的清议概念无法适应时代转型的各种需求而被舆论所取代。

（2）舆论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纯粹的，理想式的建构，而恰恰就是这种非完美的、非理想式的理念建构，使得舆论具有更多的维度与可包含性，在揭示现代意见表达、言论自由、观念态度等方面，舆论可以涵盖一种动态、复杂、多变的属性特征，同时还可以兼具一种公开、讨论、理性的属性层面，从而使得舆论这个概念及其思想成分更加地多元，是一个充满现代性思想能量的概念。

（3）在媒介与舆论的互动关系的思想性考察过程中，将以时代—媒介的范式下将媒介演进划分为前现代性媒介、现代性媒介、后现代性性媒介。现代性媒介对于前现代性媒介而言，是一种既有秩序与思想的断裂与脱轨，开启一种全新的人类交往与传播方式；后现代性则对于现代性而言，是一种完善与提升，而并非终结与替代，是对现代性媒介引发的一种矛盾与弊端的修正与调适，后现代性媒介是现代性媒介的自我完善与自我超越的形态进化。在时代演进方面，每次舆论思想上的波动与转型都与中国时局交替一一对应，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4）知识精英与权力之间的远近关系决定着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特点，新式媒介人的“入世”“成名”“引导民众”等各种身份定位与社会想象获得相当程度的满足，媒介知识人的职业理想体现为借助现代报纸的传播力量制造舆论、引导舆论、代表舆论，占据舆论中心的权力，这种权力获取感使得知识精英与媒介有一种天然的默契式合作关系。

（5）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受到西方启蒙时期的舆论思想的深刻影响。舆论属于现代汉语中的“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由于在中国历史思想语境下，“公”以“国君”“朝廷”为词源，与统治权力有着某种程度的重合关系，从而导致中国思想界出于民主精神的考虑，将public opinion翻译成为“舆论”更为妥当一些，符合中国从传统皇权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变的时代潮流，刻意地避免了“公论”所造成的精英倾向，有意识地与统治者的意见相区别开来。

（6）尊重“人民的心声”的舆论思想在现代社会不仅是一种“政治的智慧”，也是一种“政治的契约”。因而既要破除对舆论的过度拔高与神秘化，也要给予舆论以更充分的关注和敬重。对舆论的认识需要在价值层面与工具层面上双线展开。价值层面是指大众所诉求与希冀的愿望、需求、想法等主观意见是正当的，必须尊重的。工具层面方面，大众由于所处的环境、经验、阅历、知识等多种要素的限制，对舆论的动态多变需要引入更加科学客观的判断与评估。

本书整体上以纵向变迁的研究为主，横向变迁为辅的宏观视野，将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放置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代历史背景下，以及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背景下，揭示“舆论”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复活性概念所携带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融合之后的独特思想因子，对当前中国在新闻政策、舆论导向、舆论控制、舆论监督等方面的一系列的观念、思想、行为的潜在影响，以及在对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演变进行全描呈现的同时，深切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舆论思想的未来指向，而该问题的研究随着我国现代化文明进程的深度推进而变得更具学术应用与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