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当代电影探索策略的社会文化思潮语境(2)

不论是从“反思”小说、“文化寻根”诗还是“寻根”小说中，我们都能看到“向后”寻找价值支点的倾向，传统的因素被打破之后又重新纠结在了一起，所不同的是，有的开掘得较深，有的停留在表面；有的具有开拓的意义，有的没有；有的在沿袭中批判，有的在批判中沿袭。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当代文化在起步阶段便开始寻找传统因素的“文化的现成品”作为一种新的观念的激发者和解释者，这既是一种文化策略又是无奈之举，但无论如何，这也为我们从学理上理解“传统”与“先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实证。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具有重新挖掘和阐释的巨大空间，“儒、道、释”三者的交织互动所形成的“规范文化”是所谓的“民族文化的总体背景”，这自不必说，由于地域差异（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或由于文化等级的不同（民间文化）所形成的“非规范文化”中有着大量的充满艺术想象和创造力的因素，这些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是新鲜和陌生的，其本身就保存着对于当时的体制文化进行反抗的痕迹，更何况经过当代人的刻意的“寻找”，往往要比规范的传统文化更加容易具有“现代感”；另一方面，中国新时期开始阶段文化的特殊性也是“传统”和“先锋”之间悖论关系的原因。有的研究者指出，在“寻根”小说1984年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艺术家的思维形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政治、经济、道德与法”的范畴过渡到“自然、历史、文化与人[2]。”虽然具有这样的思维方式，突破了现实的政治问题对于创作的牵制，突破了以道德批判作为价值判断的禁忌，并不一定具有先锋性，但是这确是产生先锋观念的基础；先锋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需要某种形式的载体。况且新时期之前的体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隔绝的（这当然不是指文化心理积淀层面上的，而是指现实的文化政策层面上的），客观上，“传统”也是当时那种体制文化的对立面之一，作为一种“价值反弹”，其完全可以作为某种“先锋观念”的载体。具体到电影上来说，“文化寻根”的影像，向浸透在主流体制文化太久已经丧失了传统文化记忆的人们，呈现了带有奇观性的场景、民俗、故事，也部分地缓解了人们在现实中因感到的价值缺失和信仰危机而产生的深层焦虑。《黄土地》之所以在当时能够成为一种全新的电影创作，是因为其内在的、呈现传统又对传统进行复杂的“文化寻根”的价值观是影像风格之外，更先锋的东西。

还有一个因素，也是我们解释“传统”与“先锋”关系中要注意的，那就是西方文艺思潮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开放而大规模涌入。在1985年之前，西方各种流派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中国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这种影响本身不够广泛，中国艺术家自身在当时还难以将西方的艺术经验和技巧有机地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西方的现代主义给中国艺术家提供了开阔眼界的机会，但是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真实的自我感觉；艺术思维上的自由和丰富，并不等于找到了存在的依托。而由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如前所论，正在寻找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和这一群艺术家自身的文化背景也不具备——即便缺乏真实的体验，也可以进行哪怕只是技巧上的“西化实验”，就像后来“第三代”诗人、“先锋派”小说家和第五代导演在某种程度上所做的那样。所以，“传统”在成为缓解“价值体系焦虑”的代偿品的同时，也有可能在“先锋艺术家”那里，成为既具有“真实的自我感觉”又可以发挥艺术思维新获得的自由的结合体；在这时，“传统”才有可能最后表现出先锋性。

在寻根思潮最为热烈的时候，其实也一直伴随着另外一种和寻根不完全一致甚至还有些相悖的思潮：当原本的以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消失之后，主流文化还可能处在对这种价值体系的怀念或惯性作用之下，而“文化寻根”就找到了“传统文化”作为新的暂时的价值支点，逻辑上说，当文化的支持作用也成为一种体制的时候，“反文化”和“个人化”的思潮便会产生。

寻根是在寻找到一种价值体系，而它却认为这种价值体系是不真实的，似乎不需要外在的“现成品”，而是力图让自己的个人取向成为价值的直接来源。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人主义”或“个体主义”思潮。其注重“创新”、注重“个人”的独特性和原创性，这能使得“个人”有了去除体制文化强加给他的种种枷锁和规定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创新”在成为目的的时候，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异化力量，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当代进入了“诗人满天飞”、诗歌流派大旗招展的年代。个性表达和创新成了一种焦虑，诗人们由于能力不及而产生诗学理论和流派宣言远远大过实际创作的情况，在诗人的写作还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之后，另一种新的观念就又产生了——新的观念是没法在矫揉造作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由于这样“创新”的焦虑，西方几十年的诗学观念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在他们那里经历了一遍，“观念实验”和“技术实验”的色彩明显，这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情况：实验性是先锋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质，但是“观念实验”和“技术实验”中“个人”立场渐渐地被集体对于“创新”的一致认同所掩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派小说”和“前卫造型艺术”中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样的思潮，对电影的影响可能没有诗歌那么明显和直接，一方面因为电影本身相较于诗歌而言，“个人化写作”的色彩要弱很多；另一方面，观念和影像实验这样的“创新”策略一直都贯穿和溶解在那些具有探索性的电影的自身传统中，并没有如80年代后期的诗歌那样集中爆发。

在寻根思潮和个人主义思潮交织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中国当代电影的探索领域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形式自觉”或者“电影语言现代化”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在中国当代电影的探索领域中，传统现实主义电影已经在这两种思潮的作用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问题是这两种思潮在相互角力的过程中，使得电影中的学院派的精英意识、新历史主义观念，乃至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式的电影主题却显得越来越脱离了当下的现实生活状况。在第三代导演留恋于伤痕与反思（谢晋的《芙蓉镇》）和第五代导演用个人主义的方式关注历史和民俗进行寻根（陈凯歌、张艺谋）的时候，像第四代导演作品，如张暖忻的《北京，你早》或谢飞的《本命年》这样用个人主义的探索方式关注当下现实的作品实属难得。

而且，这样的探索又因为时代语境的变化被延宕甚至中断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间，社会的文化语境随着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形势的调整和发展出现了相对较大的变化，从1989年到1992年之间，一度在微观的社会生活中退居隐层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出于必要，又浮现到各个层面发挥显在的作用，而商业体制成为一种新的权力的进程则相应地放缓了。1993年之后，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政策的逐步确立，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从官方到民间，经济因素逐渐获得了全面的合法化，相应地，从国家的方针政策，到个人的价值观，经济和商业因素已经从一种“体制原型”发展成了一种甚至比意识形态体制影响更广泛、适用面更宽的权力体制了，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说，它是以一种超前于意识形态体制发展的步伐，但是又符合意识形态体制预期和内在要求的方式发展着的。意识形态体制渐渐地退居微观的社会生活的表层，通过其和商业体制的这种内在统一性，间接地在隐层发挥着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全球化趋势的影响，都市文化特别是媒体和互联网的兴起，又使得权力体制，包括意识形态权力体制和商业权力体制都出现了新的倾向。90年代的国学热，人文精神的讨论，文化研究的兴起，网络文学热等，都从正面或者反面与这些倾向有关。

从总体上说，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语境从激进趋于保守，从超越性和理想化趋于务实和世俗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于现有状况产生认同感，同时技术精英和经济精英社会地位的凸显，以及他们的榜样作用，也使得文化的体认和批判意识在全社会趋于平和，我们大致可以从几个方面概括9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变：在自然科学层面，机械复制跃进到信息复制。社会科学层面，人文历史中心被法学经济学中心取代。在人文科学层面：理想主义的诗化思想开始向保守主义的世俗化思想转变，具体体现为：①从反传统的西化倾向回归民族传统，国学热；②知识分子从理想化向世俗化转变，从而反向引起人文精神的讨论；③方法论热和本体论热逐渐消解，精英文化逐渐被大众文化取代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包括以精英视角对大众文化进行关注的文化研究的兴起，美学讨论逐步稀释为泛审美文化的兴起；④文化的自然状态逐步被文化工业的兴起取代。

一般说来，在文化发展的稳定期，对社会的表意实践和控制方式的质疑、思考和调节活动，往往是一种“前文性辩护”，即对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更为重视，对时间在先的文化或文本形态，采取一种正面的继承性的态度。相反，在文化的转型时期，则表现为对前文性采取一种批判和颠覆的姿态，只有靠批判前文本，才有产生新的意义规则的可能。只要文化转型没有结束，对前文性的批判性回顾就是人文活动的中心。文艺作品对于当下的现实的反映或批评，我们可以理解为这种批判性再思考的隐喻性解释：社会转型期的人文活动、艺术形态、思潮的内容和形式常常表现出故意违反“前文性”的社会规范和审美规范的倾向。对在社会实践层面上已经发挥着作用的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以及还没有发挥作用的西方文化的批判性思考，都给先锋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利用的喻说资源，但有一点，文艺思潮内因这种批判性思考产生的“反文化”思潮，并没有脱离人文活动的范围而进入社会实践的领域，也就是说，“反文化”的文艺思潮没有办法真正转化为社会转型期中实践性的社会变革，不过，正因如此在表面看来充满虚无色彩的“反文化”的氛围中，才有可能在不造成实质性破坏的前提下，充分地对“前文性”进行各种反向的思考，打开一系列新的可能性，从而为整个文化的转型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文化”成为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之间一个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了。而且，从实践上看，“反文化”思潮常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但其不可能真正成为文化转型所采取的方向，在实践层面上，它的作用更多的是丰富文化的多元性，使主流文化获得一种张力和弹性。欧美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反文化潮流，并没有使整个欧美的文化变成一种“反文化”的文化，只是促生了诸如女权主义、黑人人权、同性恋等与主流文化矛盾共生的文化群落或亚文化。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社会虽然仍然处在转型期，但变革的框架已经完成，社会发展的愿景和方向已经进入了大多数人文化心理的预期，过去多年的文化记忆和近期那么短短几年的现实冲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得在后者中滋生出来的一种还没有定型的文化已经带有新的“前文性”的性质了，人们更多地对其采取的是一种“前瞻性辩护”的姿态（不是对现状的辩护，而是对现行的体制所可能带来的前景进行辩护）。这就使得当下的文化形态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转型还没有结束，社会还具有转型期的特征，对于旧有“前文性”的反抗和批判还没有结束，“反文化”的文化心态还在先锋文化思潮中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新的“前文性”已经形成，社会文化已经开始具有步入稳定时期的一些特点，人们对新的“前文性”采取的是一种继承的态度，而且在原先的反文化的作用下出现的各种和“主流文化”不一致的文化群落，也开始进入这种“前文性”之中，使得先锋性的反叛和对“新的前文性”的辩护交织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