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奶油色，俗气，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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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了凡尔赛，因为所有人都在这里。我先列出了耶稣会士的名单，接着列出了哲学家的名单，然后是其他人。最后，我添加了皇室家族的王子王孙们，他们有一年时间离开宫廷到各国游历，叫做Wanderjahre，“漫游期”。

十七岁的萨克森王子奥古斯都，由于与女侍臣通奸被迫离开德累斯顿，于1687年6月14日来到巴黎。他以莱斯尼格伯爵（Graf von Leisnig）的假名周游列国。此番游历是为了完善他的高贵美德。

奥古斯都王子在巴黎盘桓了三个月。他的津贴五分之二花在葡萄酒上，五分之一花在衣服上。只有上帝知道他把多少钱花在女人身上。他拜访凡尔赛，受到国王接待。他被带去参观破败失修的特里亚农瓷宫。七月初，国王决定把它拆除，在原址上用粉红和金黄色大理石新建一座特里亚农宫。为了另一位情人。奥古斯都来得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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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贝尔宣布要让人在法国制作瓷器。他不在乎它是不是contre-façon，“仿制品”。只要是瓷器就好。

许多商品正在把国王的金库榨干，头脑精明的柯尔贝尔盘算了各种办法，他要投资这些商品以广开财源。除了五家业务范围遍及世界的贸易公司，包括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他还创办了多家公司，或者在幕后对创办公司给予支持。

比如镜子，本来是威尼斯人的专卖品，所以价格贵得离谱，于是他创办了皇家玻璃镜制造厂（Manufacture Royale de glaces de miroirs）。该厂不仅为凡尔赛供应镜子，也积累其他客户资源。暹罗使馆订购了4,264面镜子，连同望远镜、两个球仪——地球仪和天体仪——大象挽具，还有产自萨伏纳里皇家地毯织造厂的七块大地毯（这真让人高兴），一道运回国内。一方的贡品成了另一方的收入来源。

皇家特许权被授予在圣克劳确立了地位的主教家族——此地与巴黎和凡尔赛宫隔开了适当的距离——允许他们“生产彩瓷以及仿制东西印度公司的瓷器”。

国王的弟弟奥尔良公爵在圣克卢有自己的宅邸。他在巴黎的宫殿和圣克卢的乡间别墅渐渐塞满了瓷器。

鲁昂制成了某种近似于瓷的东西。这里有家工厂也获得了皇家特许权。他们也“发现了制作真正的中国瓷器的秘密”。产品为蓝白两色——白得晶莹——可是他们使用的原料中缺了点什么。没有人知道瓷器真正的配方，所以必须尝试使用各种原料。这意味着为了制成近似于瓷的东西，他们把各种各样的玻璃粉末添加到黏土中。

圣克卢瓷是乳白色的暖色调，接近象牙色，有时候则是纯白，由原料的好坏、研磨情况或者使用的燃料决定。这类瓷器叫做“软质瓷”，釉料很容易刮掉。

它们也并非晶莹剔透，其浑浊无光如同一声斥责。

这些仿制瓷用钴料绘制了稀奇古怪的蓝色图案和阿拉伯式纹样——茶壶的壶嘴里伸出花朵，蜿蜒下垂到中式建筑的屋顶，枝条变成长着翅膀的女人——它们是爱德华·戈里瓷。乍看起来一切都讨人喜欢，但仔细看看就会发现每个地方都有点不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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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贝尔把这种瓷器叫做contre-façon，“仿制品”，如此描述让我无法释怀，因为它暗示了用一种东西冒充另一种东西。

我再三想到这个词。它让我回想起二十五年前，在谢菲尔德那条街的尽头，我尝试重新开始制作白瓷时的情形。我已离开乡村，选择城市生活。我到底要制作什么？这里没有人需要陶瓷。你干的活儿得是有用的。

我要制作陶瓷厨具，用这种不寻常的原料做一些寻常的物件。我打算做碗、马克杯、大咖啡杯、茶碟、浓缩咖啡杯、姜罐，这就是我的计划。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瓷泥既柔若流水，一不小心就从你的指尖溜走，又桀骜不驯，难以驾驭，你制作瓷坯花费的时间越久，它就越少给予回应。

我读了爱德华·萨义德论东方学的著作，愈发觉得自己对于真实性本身不感兴趣，我喜欢的只是与东方、与别处对话。我不在素胎上描绘纹饰，舍弃了那些幼稚的东西——柳树、枝条等简单的东方式表现手法——开始在湿润的黏土上按下自己的印章。

陶艺工作室有在作品底部打上私人印章的传统，有时添加工作室的标识，说明它在哪里制作。伯纳德·里奇的印章是BL和St Ives。我的印章是EdeW和缩略的Cwm，后者表示我在潮湿的威尔士山上的住处。现在，我在自己的作品底部按下一枚日本印章，made in the West, discount ware，“西部制作，折扣品”。我试图迈向“符号帝国”。

把你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来，学校里的试卷总是这样说，你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你的思考路径是什么。

这是迟来的少年的白色，孤独的白，迫不及待地渴望辉煌、复杂和超凡的白色。

拿起我在谢菲尔德制作的作品，你就会看出这些特点。有位上了年纪的朋友是位摄影师，维也纳移民，过着单色调的简朴生活，吃饭喝水只用汉斯·科珀和露西·理惠的瓷器。他认真地瞧了瞧我做的碗。亲爱的孩子，他压低嗓门，加重语气，说说看，这个“w”是不是爆破音的“v”, vy是veight（重量）吗？

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才给出回答说，重量不是我的本意。我的作品不轻盈，而瓷器是轻盈的。它们不莹润，而瓷器是莹润的。它们也不是特别白。迫于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我重新搭建了瓷窑，在烧制时想方设法达到必要的高温，摄氏1,280度以上，使之造就瓷器的显著特征。煅烧需要好几个小时，燃料费用高昂，黄色的火焰热浪呼啸。

瓷器是一个承诺，它带着我离开，来到路上，驾驶货车经过阿特克里夫的断壁残垣，经过据说要兴建英国最大规模购物中心的工地，在31号交叉路口驶上高速公路，四个小时后驶下高速，来到伦敦，为了见我的女朋友，并且把我做的瓷器送到商店和画廊。那年我二十四岁，在谢菲尔德制作陶瓷。

它们是奶油色的、粗俗的瓷器，是“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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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贝尔大人尽管冷峻干练，才智卓绝，却远未能揭开瓷器的奥秘，把真正的法国瓷呈献在国王脚下。你尽可以随心所欲投入金钱，产品却始终庸碌无奇。轻轻叩击，它们听起来就不是真货。在鲁昂和圣克卢的工厂，配方中缺少了某种至关重要的成分。

不过，柯尔贝尔给自己的儿子务色到一位年轻的老师，是个数学家，出身卢萨蒂亚一个体面的贵族家庭，那里靠近波兰边境。

就在这个地方，故事腾空而起。

这个年轻人有个冗长啰嗦的名字，叫埃伦弗里德·瓦尔特·冯·契恩豪斯（Ehrenfried Walther von Tschirnhaus）。他是我的下一位见证者，瓷器之旅的下一条线索。

他是莱布尼茨和荷兰哲学家、磨镜人巴鲁赫·斯宾诺莎大力推荐给柯尔贝尔的。柯尔贝尔对一切事务都要求严格，从税收到一天最多可能工作多少个小时全都一丝不苟。他要求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成员按时出席会议，会议结束之前不得中途退场。柯尔贝尔喜欢这个名叫契恩豪斯的年轻人的想法，并且很高兴“他对法语一窍不通，因此他将不得不对我的儿子讲拉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