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序

承蒙出版社之约，笔者整理了这些年来撰写的党建研究成果，以《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为题出版，希望此书能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研究有所助益。

之所以以《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为题，盖因为从笔者踏入党建研究领域始，所涉猎的全部问题，皆属对执政党建设中国逻辑的探讨。因而，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可以较好地概括本书的主题。全书所有篇目都紧紧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是对这一问题多角度、多层次的回答。有鉴于此，又因为所选篇目中没有就此主题专门进行阐述的文章，所以借此机会，笔者集中谈一下对此问题的一点粗浅的看法。

当代中国学者研究视阈中的党建问题，尽管从不同学科、不同方向、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全部工作落脚到最后，其实都在考察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正是因为受这一规律导引，才形成了党的建设独特的局面。在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只有真正把握了这些规律，自觉按照这些规律办事，才能有助于解决当下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真正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把握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规律，需要确立一个基本的前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不是任何其他别的政党的建设，其他政党自身建设的一些好的做法，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提供借鉴，但是无法解决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所面临的独特矛盾和问题。这是因为，虽然从应然的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应该遵循现代政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而现代政党作为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产物，毫无疑问，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党在其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现代政党自身建设的某些方面也确实走在了前面，因而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个主要参照对象，在很多方面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毕竟这些政党的存在和发展也是一种个性的存在和发展，就这点而言，它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并无区别。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不应该仅仅从欧美发达国家政党存在和发展的经验中去寻找，而应该在包括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在内的所有的个性中去进行提炼和概括。把欧美发达国家政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笼统地看作是一般规律，不是一种完全科学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使自己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更好地承担历史使命、完成历史任务，明确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这一命题。推进这项工作，没有其他任何别的政党的规律可以遵循。而这项工作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只有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自身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去寻找。执政以来，当党的建设进程进展得比较顺利的时候，说明比较好地顺应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而这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党的建设的经验；当党的建设进程推进得比较曲折的时候，说明违背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而这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党的建设的教训。无论经验和教训，都在正反两个方向上向我们展示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应当把握的基本法则。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深刻地总结了党执政以来党的建设六条基本经验，以此作为新时期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基本遵循。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理论逻辑的深刻认知。实际上，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全部思路，都体现了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

笔者认为，把握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关键在于把握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点。因为正是在党的基本特点里面，蕴含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全部规律。新世纪新阶段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方位的认知，对自身的基本特点也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中国大陆地区唯一、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中国大陆地区唯一、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蕴含着至少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政党；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三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四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五是，长期掌握着国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六是，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等。上述每个特点都蕴含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它们共同决定并承载着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

比如，作为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遵循作为一个政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作为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产物，政党从应然的意义上讲，是民众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工具。而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民众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工具，就在于它有着普通民众所不具有的鲜明特点和优势，即先进性。而党的先进性的基础首先就表现为它的组织性。组织，作为分散的个体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凝聚起来的有机整体，之所以能够解决普通民众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于它能够凝聚全体成员的意志和力量，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谓“心往一处想”，指的是全体组织成员在组织存在发展的基本问题上凝聚起了高度共识，形成了共同意志，构筑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所谓“劲往一处使”，指的是全体组织成员形成了服从被服从的关系，建构了严密的组织体系，保证了行动和步调的高度一致。在党的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通常所讲的思想建设，所要解决的就是“心往一处想”的问题；而组织建设，所要解决的就是“劲往一处使”的问题。

再比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遵循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发展的规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民众因为掌控生产资料的多寡而划分为阶级，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明确宣告，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即它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与一般的政党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人民群众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工具。历史唯物论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决定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因而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尽管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人民群众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作用，但是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同时也意味着，不管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先进和重要，它的本质，从应然的角度讲，只能是人民群众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工具。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做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全部自身建设必须以此为根本的价值取向。“党是人民的工具”，因此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之源。我们通常所讲的党的作风建设，实质就是帮助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确立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价值观，以使党正确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坚守党是人民群众工具的本质。

又比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遵循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存在发展的规律。执政党的最大特点，即掌握了国家政权。掌握国家政权，使一个政党获得了为人民服务的更好、更广阔的平台，可以使一个政党及其成员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政治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彰显自己的政治价值。但是，权力的本质，是一种强迫别人服从的力量。这对一个政党及其成员都有着强大的腐蚀作用。正因为如此，早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提醒全党牢记“两个务必”；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也明确提出，在中国，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大。掌握国家政权，意味着我们掌握了一把切分财富的大刀子。一旦管控不好，又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使我们党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和危险。我们通常所讲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就是要适应执政党的特点，使党经得起执政考验拒腐防变，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止党在执政条件下蜕化变质。

还比如，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遵循作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存在发展的基本规律。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所必需，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给党的自身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和巨大考验。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集中反映了在执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正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一基本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层动因和道理所在。

本书的文章，选自20世纪90年代我本人从事党建理论教学和科研以来，在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的党建论文，共计有30多篇。基本上体现了笔者对新时期执政党建设中国逻辑的基本看法。论文涵盖两个大的领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二是新时期执政党建设问题的研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笔者一直认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党的建设，只有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来审视，才会有一个较好的站位。这能使我们从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上，同时也能够从一个比较深的深度上思考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问题。所选文章，既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总体定位和理论体系的研究，也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研究。关于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研究，所选文章基本涉及到党的建设的所有板块。既有对党的建设历程的回顾，也有对党的建设总体性的研究，还有对党的建设所涉及到的重大问题的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一些文章发表时间较早，尽管我对个别文字做了一些修订，使其更加体现执政党建设中国逻辑的历史发展，但是因为它体现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所以也未做大的修改，每篇文章还是能够看出当时时代的痕迹。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弄清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非常重要，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本身非常复杂，再加上时代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任重而道远。在本书中，笔者对这些问题也只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欢迎关心这个问题的同行和朋友批评指正！

宋福范

2017年5月于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