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革命洪流(4)

对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抗。毛泽东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的考察。他在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瞿秋白等也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阐述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

蒋介石此时正在选择对共产党下毒手的时机。1927年3月下旬，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已被工人起义占领的上海。3月24日，国民革命军一部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勾结的步伐。蒋介石认为等待已久的时机到了。4月初，他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4月5日，由陈独秀出面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蒋介石经过精心的密谋和准备，终于背叛革命，在上海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这天凌晨，早就做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向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进行调解为名，强迫工人纠察队缴械。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10万人召开大会，会后整队游行。当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打伤100多人。

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

北方的天空骤然间也变得乌云翻滚。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把李大钊送上了绞刑架。这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神色不变，从容就死”。李大钊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他长眠在北京的万安公墓，他的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后来者。

反动派南北呼应，联合起来绞杀革命。一时间，黑云压境，血雨腥风，中国的大革命到了危急关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仍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刚到武汉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他同掌握军权的唐生智结合在一起，限制工农运动，随时可能从动摇走向背叛。

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汪精卫一派国民党人合作，所面临的斗争任务更加复杂。这时，党内发生了两个尖锐的争论问题：一个是所谓深入（就是认为革命应该深入，应立刻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有的革命根据地，再图发展）和广出（就是继续对外发展，土地革命应该等打到北京后再实行）之争；另一个是东征（就是讨伐蒋介石）和北伐（就是进兵河南，讨伐奉军）之争。争论的结果，对外发展、北伐讨奉的主张占了上风。这种主张的实质，是不愿采取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广泛武装工农的果断措施来挽救革命，而是企图把革命限制在汪精卫等所允许的范围内。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3人。大会把汪精卫看做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武汉政府看做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从而导致了对汪精卫、对武汉政府的右倾迁就政策。这次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出路，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党的五大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党的五大闭幕后，反共事件接连发生，武汉这个革命的大本营已成风雨危楼。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6月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并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

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把希望寄托在北伐军同冯玉祥部的会师上。北上的国民革命军经过浴血奋战，以伤亡1.4万多人的代价击溃了奉军在河南的主力，使东出潼关的冯玉祥部得以在5月31日占领郑州。6月10日至12日，汪精卫等在郑州同冯玉祥开会，决定将河南和西北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独揽，武汉政府的北伐军全部回师武汉。6月20日，冯玉祥到徐州同蒋介石等举行会议，公开倒向蒋介石一边。随后，他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要求将鲍罗廷解职回国，并将国民军联军内部的共产党员和大批政治工作人员解职。

在越来越危急的局势面前，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仍对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毫无信心，继续执行退让政策。他们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解散了武汉的工人纠察队。这一切，只能更加助长反动势力的气焰，武汉的反革命政变随时可能发生。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执委会曾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给中共中央发来相应的指示，即“五月指示”。其要点是：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两万共产党员；没收地主土地。中共中央认为“五月指示”提出的任务是难以实行的，仍然企图以让步来最后拉住汪精卫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实行“分共”，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暂时比革命阵营的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有直接影响的。

这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有这些，为党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