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草创时期的六朝骈文学(1)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观点，骈文产生、形成于汉代。对于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特有的文体的研究，自然也从六朝开始。六朝是中国古代文论趋于成熟的时期，出现了专门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也出现了专门的文体研究专著《诗品》。这种情况对于正在形成中的骈文学有一定的帮助，而且《文心雕龙》中也不乏对骈文的研究。这是中国骈文学的草创时期。

第一节 六朝骈文学的发展

作为研究骈文的一门学科，骈文学在刚出现在中国文学批评的舞台上时，它呈现出的是一种以残丛小语为主的表现形态。尽管如此，在其滥觞的六朝时期，骈文学表现出一种令人瞩目的姿态，一开始就让人觉察它的与众不同。

一

六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观点自鲁迅先生提出后[50]，一直为学界所普遍接受。而骈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产生和发展的。

六朝文学的发展，为骈文学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文学基础。骈文自汉代产生，至南北朝时期达到了鼎盛，“六朝骈体之盛，凡君上诰书，人臣章奏，以及军国檄移与友朋往还书疏，无不袭用斯体”[51]。当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骈文作家，如郭璞、孙绰、鲍照、谢庄、沈约、任昉、江淹、吴均以及集大成的徐陵、庾信等，数量十分丰富。同时，在艺术上，六朝的骈文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诚如孙德谦《六朝丽指》中所说：“六朝骈文……超逸不群，别有一种神风彪映、贞静幽闲之致。其品格孤高，尘氛不染，古今亦何易得？”[52]无论是典实的运用，或是声韵的谐和，或是句式的对仗等，六朝骈文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六朝时期出现了许多传诵古今的骈文佳作，诸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徐陵的《玉台新咏序》、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等等。这些文章，即在今日，亦有为中学课本所选录，足见其影响之大。作家多，作品多，作品的艺术造诣高，这可以说是六朝骈文发展的一大特色。而有了这样的基础，文学批评也就有了明确的目标，有了评价的对象。丰富的文学现象为骈文学的产生带来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六朝骈文的繁盛，引出了骈文学的诞生，这是骈文学产生的文学基础。

文学的自觉除了文学自身的变化发展、文学地位的上升之外，文学理论的发展成熟，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魏晋南北朝，自从曹丕的《典论·论文》问世之后，文学理论著作即层出不穷。专论文学或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就有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著作以及葛洪的《抱朴子·钧世》、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记》、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萧统的《文选序》、萧绎的《金楼子·立言》、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文章和其他文人之间大量的往还书信。这种情况表明，六朝文人已经比较自觉地将文学作为一个谈论的重要话题。六朝文人已经比较自觉地将文学研究纳入日常生活之中。文学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文学走上了自觉的道路。正是在文学研究兴盛、文学理论逐步成熟的过程中，骈文这一当时最为兴盛的文体自然而然地走入了文人学者的眼中。伴随着文学理论的逐步成熟，文人将骈文也纳入了讨论之中。可以说，正因为有了文学的自觉，有了文学理论的逐步成熟，也才有了骈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因此，文学理论在六朝的成熟，促成了骈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六朝时期与骈文学有关的文人，在骈文的创作上都有其独到之处，抑或与骈文有密切的联系。不少的骈文学论著即直接用骈文写成，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一部全部用骈体写成的文学理论专著。其他如萧统、萧纲、萧绎、刘孝绰等人，也都有骈文作品传世。正因为有了具体的创作经验，所以在对骈文的认识上，他们才有了切合骈文实际的观点。这使得他们的理论有了现实的根基。他们对骈文的评价，才更客观、更有基础，他们的批判才更具有深度。对骈文创作的具体感受为他们对骈文的反思提供了思想的源泉。

二

自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章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对文章的重视，成了六朝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六朝骈文的兴盛，则为文人议论评价骈文提供了极大的源泉。在当时，刘勰并非最早对骈文作出评价的人，当时的许多文人在他们的一些文章中都或多或少地论及骈文，而这也正是六朝骈文学的一个特点——残丛小语式的表现形态。

应该说，对于当时骈文的认识，文人们都已经注意到它在形式上的一个突出的表现，那就是外在形式的华美。然而对于这一点，不同的人物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葛洪在《抱朴子·钧世》中指出，“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53]，认为文学讲究雕饰之美，是文学自身发展的一个客观反映。文学自其产生到汉魏六朝，在其形式上确实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文学语言在词句的字数、修辞、词汇的丰富上都有创新。正如最初的对仗句往往简单，诸如“谦受益，满招损”之类，但到了六朝，对仗的形式越加丰富，语句也不再是简单的三字句抑或四字句。词句的修辞，文章的雕琢自然也就发生变化。加之六朝人普遍的尚美心理，所以，在葛洪看来，骈文的这种“雕饰”，自然是“理自然也”。但这样做却未必是好事。因为六朝的骈文毕竟太注重形式美了，这自然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引来了人们对它的讨伐。裴子野在《雕虫论》中就明确指出，“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54]，章句并非文章第一义，“兴”、“志”才是重要的，文学作品应当合乎“礼义”。这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时文的弊端。于是，随之而来的是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的一段有名的论述：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纡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浮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55]

萧子显对当时的文章进行了全面地分析。指出了三类文章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揭示了其产生的本原。其中的一些论述，与萧纲《与湘东王书》中的提法亦颇为相似。萧纲曾对当时的“京师文体”作了这样的描述，“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56]。两人在批评当时的骈文时，或从内容，或从形式，或从对仗，或从用典，多方面地展示了当时骈文存在的问题。这就自然形成了一股反骈的风气，实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河。受此影响，不少文人也都对当时的骈文作品作出了反应，像刘孝绰在《昭明太子集序》中就作了这样的论述：“伯喈答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57]六朝骈文成了一个被多方诘难的文体。于是，如何去创作优秀的骈文作品，怎样才算是好的作品，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文人们首先从他们对文学的认识入手，探索解决骈文形式美的问题。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文学作了这样的描述：“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吟咏规范，本之雅什。”[58]作文应以“雅什”为本，应注重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表现符合道统规范的内容。同时，文章应表现性情，所谓“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情”是文章的根缘。这自然是继承了陆机《文赋》中所提出的“诗缘情”的观点。这种认识在六朝时期是较为普遍的，萧绎就说，“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59]，李昶也说：“风云景物，义尽缘情。”[60]萧统在《文选序》中则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61]“情”这一概念，在古人眼里是包含着我们今天所说的“志”的。应该说，对于文学的认识，六朝人依然是对“诗言志”传统的继承，他们同样十分强调文学的思想价值。尽管这些观点中有一些是论诗的，但它也同样适用于骈文以至整个文学。由这样一些观点来看，六朝人在对骈文的认识上依然接受了很多的儒家文艺思想。因此，他们对于文学的认识，我们也可以用颜之推的这一段话来概括：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62]

将文章与五经紧密地结合起来，每一种文体都是“原出五经”。有了这样的认识，文人们在探讨文章的表现形式、文章的风格时自然也就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标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论著中，在批判时文的同时，他们也都纷纷打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文章标准。仔细研究这些标准，可以发现它们明显地带着儒家思想的痕迹。试看下面几则：

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63]

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64]

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但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翻复博涉，体制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萧绎《内典碑铭集林序》[65]

文章形式应是怎样的？在这几则言论中，六朝文人针对六朝骈文极度的形式美作出了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反应。他们所主张的是一种具有中和的审美趣味的形式，是儒家传统的那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式的和谐。这种主张，在当时骈文极盛的情形之下提出，声音虽觉柔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与后来隋唐时的李谔、魏征、初唐四杰诸人的观点相较，显得温和了许多，但它的合理性却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提出的观点反映出六朝人对文学形式的深刻认识，也不偏激，更易于为人所接受。但在当时形式一片华美的骈文面前，它所起的作用是微小的。在当时，要想扭转文坛的这股颓风，需要的是那种当头棒喝式的批评，是隋唐时人的那种猛烈地抨击。然而六朝人生活在骈文的世界里，享受着骈文带来的那种感官上的刺激，他们是不会意识到“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66]的。

处在骈文包围之中的六朝人，对骈文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由于六朝骈文在形式上过分追求华丽，在文坛上形成了绮靡浮艳的文风，违反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和谐关系，造成了文学的畸型发展。因此，六朝的骈文学在总体倾向上是反骈的。尽管这些观点零星散见于各人篇章之中，是一种残丛小语式的表现，但其主旨是鲜明的。

三

在六朝骈文学产生并得到一定发展的时候，产生了一部重要的文学选本，这就是由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选的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文选》虽是一部诗文总集，但由于所选的“文”的特殊性，使得这部书在骈文学中的骈文选本研究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开创了中国诗文作品选的先河，而且开创了骈文选本的新纪元。

萧统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他喜好文学，擅长创作，而且利用组织太子官属的机会，“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67]。在他的文学集团中，有刘孝绰、王筠、到洽和刘勰等人。《文选》可以说是在他主持下由多人参与共同编选的一部诗文总集。虽是多人参选，但其选文的标准则是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