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万历皇帝与最怪异的战争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
四月十四日夜半时分，大明辽东抚顺关外，一阵呜咽的胡笳声，打破了仲春夜晚的宁静。一时间，炮火连天，杀声动地。大明帝国抚顺游击将军李永芳在震惊之中，迎来了一个信使。来人告诉将军，努尔哈赤率领数万大军包围了抚顺，先头部队已先期混进城中，如今已经占据各个要害之地，须臾之间，便可里应外合攻破城池。如若投降，可保一城生灵之性命，将军也将享有荣华富贵；如果抵抗，抚顺城将玉石俱焚。李永芳望着一城烽火，听着满厢鼎沸，决定开城投降。
第二天，十五日清晨，努尔哈赤大军里应外合，拿下抚顺。李永芳衣冠乘马，出城来到努尔哈赤大营，举行了交出武器的投降仪式。
这是后金与大明之间第一次正式交战。努尔哈赤的战果是：掠夺人畜三十万，奴隶降民一千户。李永芳成为大明帝国投降后金的第一位高级军官。不久之后，成为努尔哈赤的孙驸马。
战争开始了。
这是一场极为奇特的战争。其怪异之处在于，战争其实早就开始了，事实上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而作为战争的被打击一方却浑然不以为意，没拿这场战争当回事儿。
实事求是地说，三十年间，曾经不断有人向大明帝国决策层发出警告。遗憾的是，这些警告全然没有发生作用。李成梁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作用，则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元首——万历皇帝身上。
从万历十五年开始，我们的皇帝便以各种理由减少自己上朝的次数。此后，皇帝不上朝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最后，这位活着的祖宗神灵索性就不再露面，时间长达近三十年。
近三十年！不踏出紫禁城一步！纵然里面千娇百媚，毕竟也只是个弹丸之地。就凭这一点，我们的国家元首已经创造出足以轰动世界的人文奇观了。
宫中传出的消息是：长时间以来，皇帝每日必酒，每酒必醉，每醉必怒，每怒必痛骂或痛打身边的工作人员。可见，皇帝心情不好。
皇帝心境如此之糟的原因，可能与张居正令他的感情遭遇重大创伤有关。
据说，还有一个因素，导致皇帝的心绪更加恶劣：
皇帝爱上了郑贵妃。两人爱得真挚，爱得动人，已经进入海誓山盟、心醉神迷之中。我们知道，在我国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的皇宫里面，皇帝可以随意发泄性欲，唯独不可以发泄爱情。于是，当皇帝露出希望立自己和郑贵妃所生的儿子为太子的意思后，立即遭遇到了群臣的坚定抵抗。臣子们反对的理由神圣而堂皇，那就是行之至少已达千年以上的宗法制度和大明帝国祖宗家法。原因是，此子非皇长子。
就此，皇帝的爱情受到普遍质疑，那位很有可能十分可爱——至少在皇帝心目中应是如此——的郑贵妃，在宫廷内外，成了类似褒姒、妲己一类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受到普遍的憎恨。
除了郑贵妃，皇帝的一肚子柔情蜜意，全然无人理会。他怀有满腔爱情，却全无心机手段，只能以束手无策对峙满朝文武的义正词严，时间长达十五年。最后，就连心爱的郑贵妃也失去了耐性，撒娇时，搂着皇帝的脖子称呼他为“老妈妈”。
皇帝柔弱敏感的心灵受伤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从张居正时代开始，受伤的总是自己？
从此，他再也懒得搭理自己的臣子，懒得打理帝国的事务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中央部门的文书报告，进入宫中，便十有八九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用当时的术语，这些文书报告被“留中”——留在宫中，也就是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了。
有一位可怜的帝国内阁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首相或副首相——名字叫沈一贯，曾经充满惆怅地诉说道：辅政已经十三年了，自己总共只见过皇帝三面。以至于满朝臣子不论如何努力，都想不起来当今圣上的尊容。
一位名叫叶向高的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帝国内阁总理大臣，心灰意懒地告诉自己的朋友：如今，一事之请，难于拔山。
而我们的皇帝更加心灰意懒，就连一个叫雒（luò，音同“洛”）于仁的司法官员公开斥责自己“酒、色、财、气”四毒俱全时，皇帝都懒得理他，只是下令将他撤职后轰出京城了事。
最后，大学士李廷机，在自己被任命为首席内阁大学士那一天起，就开始辞职，并且不接手处理任何政务。两年多以后，在他呈交了一百二十多封辞呈并搬出北京城以示决心之后，皇帝才在形式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江山如同女人，是需要细心呵护的。可惜，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江山远远没有他的女人那么重要。事实上，两千多年来，类似的情形与皇帝并非绝无仅有，或者也可以说，像万历皇帝这样或比他糟得多的人渣皇帝，在我国历史上几乎触目皆是。总体上，中国人对于朝这种皇帝山呼万岁早已心平气和。因此，他们实在没有太多的理由，抱怨自己在一次次朝代更替轮回中所遭遇的苦难。
然而，毕竟在我国以往漫长的岁月里，似乎还没有哪一个朝代像大明朝中晚期一样，有那么多的皇帝对于他们手中的万里锦绣江山如此漫不经心、如此满不在乎。
其情形，恰如最坏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面对那些已然弄到手中的美丽女子——她们已经令人厌倦，让人完全丧失了激情。如今，公子哥儿们正在思考着怎样才能体面地用这场艳遇，去换取那些还没有体验过的刺激与欢乐。
面对锦绣江山，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稳扎稳打，正在将其一步步夺取到自己手中。
当他远非那么雄心勃勃地开始他的铁血生涯时，他最初的目标可能很简单——血亲复仇，或许还包含了他对几位美丽女性的向往。他感情强烈、专注而且执着，具备了实现这种追求的许多要素。
但是，要成就大事业，仅仅这些显然还不够，他还需要更多条件。这些条件，有些他已经具备了，譬如军事才能，有些则恰到好处地出现了，譬如运气。
最初事业的顺利发展，除了他本身的素质与训练之外，对手缺少素质和训练可能帮了他很大的忙，这里主要指的是他那些女真族的同族同种兄弟。而给他最大帮助、为他带来最大好运气的，则毫无疑问来自他最为强大的敌人——大明帝国的皇帝与皇帝的臣子们，来自李成梁和万历皇帝。如上所述，在他们手中，大明帝国的江山已经日益失去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事实上，早期努尔哈赤的最大成功，并不在于他有多么伟大或有什么雄才大略，而是在于他在李成梁和大明帝国的帮助下，成功地将这场战争变成了本篇开头所提到的“一场极为奇特的战争”。
我们知道，当努尔哈赤以所谓“十三副遗甲起兵”时，所有伙伴中包括他自己和他的亲弟弟舒尔哈齐在内，只有十几个人。同年，当他带领十几二十个人前去寻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晦气时，预先得到消息的尼堪外兰，其反应是携带妻子儿女远逃外地。这表明努尔哈赤早期的敌人似乎并不需要雄才大略方能对付。其情形大约和黑社会流氓群殴或者农村常见的打群架、打冤家、械斗差相仿佛。
翻检中国历史，秦末天下大乱时，刘邦用了六年多一点的时间建立了大汉帝国；具有胡人血统的李世民从起兵到成为大唐天子全部用了十年时间；宋太祖赵匡胤的情形有些特殊；而努尔哈赤的敌人——大明帝国天子的祖先朱元璋则前后费时十六年，建立起大明朝。即便是努尔哈赤的正宗祖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从公元1113年抗命于辽开始，到公元1125年灭掉立国两百多年的大辽，再到公元1127年两次扫荡大宋帝国的半壁江山，也只用了十四年。如今努尔哈赤用了三十六年时间，尚未完全统一女真各部，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政治、军事才能产生双重怀疑。也使人有足够的理由发问：假如不是因为大明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头里，努尔哈赤能赢吗？
事实上，这种怀疑有道理，却也有失偏颇。譬如，说努尔哈赤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超人的个人素质、意志力和韬晦忍耐精神，大约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到，早期的努尔哈赤时常带领或派出一二十人、几十个人征伐敌人或对抗来犯，战斗与战役规模很小，证明关于群殴、械斗的说法不是望风捕影。但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努尔哈赤的勇力和胆量十分惊人。此人魁梧强健、弓马娴熟，使用的兵器长大而沉重，远超出常人，且勇猛不怕死，常常身先士卒地冲锋陷阵，气势豪壮先声夺人，令敌手很难抵挡。他当年穿戴的铠甲，收藏在今天沈阳的一座寺庙里，要由四个健壮的小伙子才能举得起来。他显然具备了冷兵器时代成为英雄的几乎所有重要素质。
努尔哈赤壮大自己力量的情形，酷似《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情节。
在一次攻城作战中，努尔哈赤冲杀在第一线，身中两箭，其中一箭伤及颈静脉，血流如注，几至昏迷。身旁的人要来搀扶他，他说：“你们不要靠近我，别让敌人发现我受伤。”然后，自己从容撤下。后来，该城被攻下后，那两名射伤努尔哈赤的壮士全部被俘，众人准备对二人施之以乱箭穿胸之刑。努尔哈赤说：“这么勇敢的壮士，就是战死沙场都很可惜，哪里可以因为伤过我而杀之？”然后，亲手为他们解开捆绑的绳子，置酒压惊，授以官职。二人与众将咸服，从此死心塌地地跟随努尔哈赤打天下。
据说努尔哈赤曾以四个人对抗过八百人。
当时，他身边共有八十人，其中的几个人吓得弃兵解甲，准备逃跑。努尔哈赤予以痛斥，然后与其他三人一起，弯弓搭箭，射杀对方二十多人。于是，对方惊惶失措，争相逃命。对此，努尔哈赤很满意，总结说：“以四人而败八百之众，此天助我也。”（《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二卷）这段传奇，有些类似张飞在当阳桥上一声暴喝，吓退曹操二十万大军的故事。如果不是想象或夸张的话，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努尔哈赤的这些敌人，可能是一些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
明王朝对于边疆地区长期实行分而治之、钳制平衡政策：一个部族如果稍许强大起来的话，就会立即扶植另一个部族与之抗衡，或者同时扶助几个力量，在其间挑拨离间，以收相互制约之效。因此，这些边疆部族很少有机会扩张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进行哪怕很简单的军事训练，都有可能招来大明帝国军队的打击。在李成梁的长期纵容下，努尔哈赤的情形大约是极为特殊的事例。
有记载说：努尔哈赤身长八尺，智力过人，曾经在李成梁麾下，每临战事，必定奋勇当先，屡立功，“成梁厚待之”。（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一卷）这种情形表明，努尔哈赤很有可能在“有大将才”的李成梁身边，受到过良好的军事熏陶与训练。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不论是在以往冷兵器时代还是在今日，对于军事行动来说，是否受过这种熏陶与训练，结果会完全不同。在努尔哈赤的早期军事行动中，他的那些敌人们时常会出现溃不成军、一哄而散的局面，可能就是上述说法的逻辑后果。
与李成梁的关系，对于努尔哈赤的意义肯定比这些要重大得多。
李成梁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之后，对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其一，将努尔哈赤祖父、父亲曾经享有的三十道敕书——贸易特许状全部转给了努尔哈赤；其二，奏请中央政府批准，由努尔哈赤袭任建州左卫指挥使的职务。
从此，努尔哈赤有了虽然很小但却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天地。
事实证明，祖父、父亲的被误杀并没有影响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亲密默契，在努尔哈赤对付尼堪外兰事件中表现得意味深长。
本来，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李成梁一直在扶持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曾经出钱出力派人帮助他修筑甲版新城。如今，新近袭任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努尔哈赤要为祖父、父亲报仇，但他轻轻放过祖父、父亲死于李成梁部下之手的事实，一口咬定是尼堪外兰主谋杀死了他的父亲和祖父，且不依不饶。于是，尼堪外兰只好逃进李成梁帮助自己修建的甲版城，听凭努尔哈赤带着一二十个人大闹图伦城。李成梁的反应则是不理不睬，作壁上观。
我们找不到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与尼堪外兰究竟有什么过不去的证据，尼堪外兰是否真的主谋或挑唆杀死了他们二人也很难考证。但努尔哈赤对于尼堪外兰的确表现出极度憎恨。据《满洲实录》等史书记载：努尔哈赤曾经为了追捕尼堪外兰，只身一人冲入敌群，乱矢中胸贯肩，被创三十余处。后来，听说尼堪外兰已经逃进李成梁部队的防区，受到明军保护时，他愤怒如狂，一口气杀死当时能够找到的十九名汉人，并将箭镞重新插入六名身中箭伤的汉人伤口，命他们去报信，索要尼堪外兰。结果，李成梁的部下撤除了尼堪外兰逃命的阶梯，将他置于努尔哈赤部下的刀锋面前，最后，尼堪外兰自然丢掉了性命。（《满洲实录》卷二）
想象一下：尼堪外兰本来是受帝国政府扶持的，在正常情况下，向他开战，事实上就可以被视为向帝国开战，对于任何一个强大而正常的政府与军队来说，这常常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借口。由此可以认定，如果没有大明辽东最高军事长官李成梁的默许，就算借一百个胆子，努尔哈赤的部下也不敢这么干。
努尔哈赤心领神会，投桃报李。一方面不停地四处攻伐，扩张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则相当诚恳地向帝国政府表达自己的谦卑恭顺。有时，这种谦卑与恭顺显得特别可人疼。
譬如——
大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发生了中、朝、日三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本国内顺风顺水，于是，在自我感觉极佳的状态下，发出了征服明朝，到亚洲大陆上走马的宏愿。他于当年五月登陆朝鲜，两个月后，汉城与平壤相继失陷。朝鲜国王奔向中、朝边境城市义州，请求大明帝国予以援助。帝国表现得很有担当，立即组织抗倭援朝大军杀进朝鲜。此后，双方互有胜负，各自死了不少人。
其间，发生了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所有时代中最大的一次外交错误”——
大明帝国君臣认为自己是战争的胜利者，为了安抚战败者，在全然不知道日本还有一位天皇的情况下，派出使节前往日本，准备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则以为明朝使节是在自己的重大胜利面前屈服，前来求和或者求降的。结果，直到面对大明帝国皇帝陛下的册文时，他才愤怒地发现，自己已经被置于失败者的地位，必须承担向中国皇帝纳贡的义务，并保证绝不再对朝鲜进行侵略。而丰臣秀吉原来以为作为胜利者，自己最低可以分割朝鲜、接受一个朝鲜王子为人质，并使一个大明公主成为自己众多妻妾中的一个呢。于是，被臣下稀里糊涂蒙在鼓里的中、日两国最高决策者，只能调兵遣将，再打一架。
最后，稀里糊涂持续了七年的战争，由于丰臣秀吉病死而稀里糊涂地宣告结束。
战争的结果则是中、朝、日三国分别宣布自己取得了伟大胜利，并分别载入了上述三国的史册。
在这场开打时莫名其妙，打完时依然莫名其妙的战争中，努尔哈赤表现得特别积极主动，一再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允许他带领自己的部下，参加战斗，为天朝和皇帝陛下效力。虽然最终被婉转谢绝，却也给帝国君臣留下深刻印象。
更加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努尔哈赤获得李成梁的支持，完成了对建州女真的兼并。如今，李成梁离开辽东第一线，到皇帝身边享清福去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丰臣秀吉竟在此刻入侵朝鲜。在将近七年时间里，大明帝国全神贯注地对付丰臣秀吉，辽东地区军事重心完全转向抗倭援朝方面，主力部队入朝作战，辽东地区防务空虚，没有人关心那个努尔哈赤在忙些什么。上天仿佛特别眷顾努尔哈赤，自李成梁之后，又一次给了他千载难逢的良机，使他可以从容地巩固建州女真的势力。同时，一面向大明帝国表示效忠和友好，一面向其他女真部族发起挑战。
如我们所知，朝鲜是明王朝最为亲密的盟友。甚至被大清征服以后，在朝鲜君臣的私下谈论中，还将大清朝称之为奴虏。努尔哈赤懂汉语，但对汉字的认识程度可能十分有限。在范文程之前，帮助努尔哈赤书写汉字文书报告的，是一位来自江浙一带的破落汉人。此人的汉字水平也很难恭维，在朝鲜现存的文史资料中，我们有幸读到他代努尔哈赤起草的一份信件。这份信件是写给朝鲜国王的，很好玩，意思也很通俗易懂。其文曰：“我屡次学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余（古作“于”）里边疆。”信件后面很郑重地加盖了大明建州左卫指挥使之印。（《李朝宣祖实录》二十九年正月丁酉，三十三年七月戊午）从各种史料中，还可以看到类似的表示。诚如我们所知，在今天的东北地区，父母叱骂不走正道的孩子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汇就是“不学好”。
从史料中，我们很难找到此阶段努尔哈赤对大明帝国表示不满的言论。至少在他给帝国官员的印象里，此人是颇为“学好”的。譬如，一位大明蓟辽总督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就曾经这样评价努尔哈赤：“奴儿哈赤忠顺学好，看边效力。”（《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六年二月癸未）
有证据表明，努尔哈赤时常将违犯大明法律的人捕捉起来，移送交还给大明；也时常把女真人掠走的汉族人交还回去。有一次，女真木扎河部落酋长克五十，率众掳掠柴河堡，并杀死了明军指挥刘斧。努尔哈赤知道后，立即斩杀了这个酋长，并将其首级送到明军查验，表现得积极主动，恭顺热情。
在此期间，他先后八次亲自来到北京朝贡，除了表达对天朝繁华的艳羡渴慕之外，还用金钱铺路，结纳帝国高官。三十六年间，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头脑清醒者，曾经不断提醒帝国君臣警惕努尔哈赤。这些警告，在努尔哈赤对帝国高官们的殷勤工作中，均告失去效力。
有一个未经考证的说法：有一次大明辽东总兵举行操典，努尔哈赤恭逢其盛。他满面惶恐畏惧，连声赞叹“天威赫赫”，并一再表达自己“愿充天兵中一小卒”的强烈愿望，致使大明帝国军事将领对于自己的威慑力与感召力极感满意。
万历时期，皇宫失火，几个著名大殿被焚毁，此后在全国征集工匠修复。有文书中记载着一个说法，说是早已经在今天新宾县附近称王的努尔哈赤，甚至化装成民工，来到帝国的心脏地带共襄盛举。这个说法不一定是事实。但是，他对帝国由里到外的腐烂程度有着透彻的了解，则是不必怀疑的。
就这样，三十六年间，努尔哈赤在得到大明帝国中央政府崇高奖励的同时，身经百战，先后用兵征服了下列女真部族：
建州女真五部：苏克素浒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哲陈部；
长白山三部：鸭绿江部、朱里舍部、讷殷部；
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女真四部：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
乌苏里江流域野人女真三部：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
在此期间，他于大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在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的费阿拉城称王。当时，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四个年头，他的势力范围约方圆二百里，也就是长约十公里，宽约五公里，相当于今天北方小一点的乡镇。与其他土酋不同的是，有记载说，努尔哈赤建设王城时，可能还有中央或地方政府派来的设计师与工程师躬逢其盛，一道参与了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这里面，大约可以看成是渗透了李成梁对他的爱护与支持。这很正常，想想看，他的父亲和祖父被误杀，当时，被理解成为国殉忠，他本人又如此忠诚国事，努尔哈赤没有理由不受到帝国政府的格外看重。
因此，两年后，即大明万历十七年，李成梁第一次离开辽东前线之前两年，帝国中央政府下令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相当于军区司令助理的级别。有证据显示，此时，他手中掌握的敕书由当年的三十道猛增到五百道。
六年后，即大明万历二十三年，正值抗倭援朝战争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大明帝国中央政府以努尔哈赤“保卫边疆的重大功绩”，晋升他为正二品龙虎将军，成为建州女真人中第一个得到如此崇高职衔的酋长，并享受中央政府每年八百两白银、十五匹绸缎的政府特殊津贴。
就这样，在三十余年时间里，努尔哈赤一方面不停地向朝廷表达谦恭与忠诚，另一方面，则以卓越的军事才华和勇猛绝伦的武力兼并女真各部族——“以韬光养晦示朝廷，以衔枚疾走创业绩”，使朝廷始终把他看做无足轻重的疥癣之疾，以为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和小流氓一样的“属夷首鼠常态”。（孟森《明清史讲义》下）以至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努尔哈赤将大东北地区除辽东明军防区和女真叶赫一部之外的地方，囊括到自己麾下。他所控制的区域，包括今天远东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
于是，这场早在三十六年前就已经开始的战争，愣被努尔哈赤主导着打成了世界上最为奇特的一场战争。三十六年之间，大明帝国作为战争的一方，不停地为另一方加官晋爵，帮助他壮大力量；三十六年后，当这另一方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将锋利的矛头真正对准被打一方时，后者方才恍然大悟：那一切原来都是冲着自己来的！
他们真的以为战争今天才刚刚开始。
此中情形，令人扼腕叹息。帝国制度确如一架没有制动装置的过山车。当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时，具有排山倒海般的力量，所向披靡。当它滑向错误的道路时，其破坏性能量同样无人能够阻挡。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是明清关系史上重要的年份。大明帝国在位时间最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时年五十六岁。他和他的臣子们，终于用近三十年的荒怠和没完没了的党争、倾轧与争吵，迎来了万历朝的最后两年岁月。
命中注定，帝国要在皇帝生命的最后两年，开始为自己以往的苟且、自私、贪婪、短视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在未来的岁月里，将千百万人民送进水深火热的同时，将王朝送上绝路。
此时的努尔哈赤则已逢花甲之年。这位比万历皇帝大四岁的老英雄，在他六十岁时，老当益壮生机勃发，似乎刚刚进入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段。正月，在他那并不辉煌甚至称得上是简陋的汗宫内，六十岁的老汗王断然宣布：“我决心已定，今年要出征。”他不再掩饰，将锋芒直指大明帝国。未来的历史进程表明，正是在即将开始的八年里，他将自己的人生事业推上了顶峰。
三年前，李成梁以九十岁高龄死去。转过年，努尔哈赤就在赫图阿拉即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立后金国，建年号为天命，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正式切断了与大明帝国的通贡关系，并开始推行他那著名的八旗制度。而由于李成梁和万历皇帝主动放弃宽甸六堡，努尔哈赤一下子增加了八百里的战略回旋空间，使得大明帝国基本丧失了钳制努尔哈赤的前进基地，变得甚至连努尔哈赤究竟在干什么，他还想干什么都难以察觉。以至于就连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汗国的消息，大明帝国朝廷可能都是在朝鲜国王派来的使节那儿知道的。
此时，努尔哈赤兵马强劲，疆域不可谓不广大，称得上今非昔比。但是，对于他来说，总体的战略态势并不是很好。在他的南部，是大明帝国的亲密盟友朝鲜；北部和西北部是虎视眈眈的蒙古部族与受到大明支持的叶赫部；西部与西南部则是庞然大物——天朝——大明帝国。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除了东北方向是他寒冷荒芜的后花园之外，其他三面全部被他的敌人或潜在敌人封死，他向任何一个方向突进，都有可能受到来自侧后翼的包抄，从而被截断后路，四面受敌。
此时，他偏偏将剑锋指向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大明帝国，这实在是一个出人意表的、极其大胆也极其高明的决定，可能是努尔哈赤一生中最为重大的一次冒险，一次将身家性命全部赌上去了的孤注一掷。不管是亡命徒性格使然，还是他真的洞察了大明帝国貌似强大实则虚弱不堪的本质，这场豪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胜之则打开一片崭新的天地，失败就会倾家荡产，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努尔哈赤的思路是，如果能够重创大明，使这个庞然大物不再指手画脚，那么收拾两翼的叶赫部与朝鲜就会相对容易许多；否则，自己可能永远都会腹背受敌。对于他来说，这实在太难受了。另外一个因素，可能也是促使他下这个决心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很了解大明帝国，知道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但是，无论如何，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都使努尔哈赤从一个割据一方的草莽枭雄，上升成为不同凡响的英雄。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汗王宫发布了著名的《告天七大恨》。
这是一篇将重大原则立场和鸡毛蒜皮杂糅在一起的、很可爱的政治文告，很像我国民间那些招呼乡亲们拿起锄头去打冤家、吃大户的传单揭帖。这份文告语言质朴而富有煽动性，对于唤起那些满腹委屈的底层群众同仇敌忾，其作用想必不小，却也表明了努尔哈赤和他那些凶猛的战士在政治上的见识程度。
比如，其中的第四大恨就很有意思，说的是明朝为叶赫撑腰，导致叶赫部落将努尔哈赤早就订婚的一位女子改嫁给了蒙古，遂成为努尔哈赤的心头大恨。
这位令努尔哈赤感受到耻辱和愤恨的女子，就是东哥。
本来，东哥的故事与明朝没有太大的关系，明朝的皇帝与地方文武没有参与抢夺这位美女已经很不错了。努尔哈赤则坚定相信，如果没有明朝的支持，叶赫部断然不敢如此胡来。于是，这件事情也就成了他七大恨中的一恨。
其实，这是一件发生在将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为此，该流的血早就已经流过，努尔哈赤一直因为时机与实力的缘故隐忍不发。如今，这位女子韶华已逝，成为时人口中的“叶赫老女”，偏偏又被努尔哈赤拿出来说事，表明这位女真英雄确实需要为自己的作为，编造或者寻找一些理由。
后来，努尔哈赤的后代们有点不好意思，在进军全国、统治全国的进程中，不停地对这七大恨原始文稿予以修饰，令那不忍卒读的文字通顺了许多，最终成就了一篇我们今天勉强能够看得下去的东西。
虽然如此，他们在军事上的布置却周密而完善。该文告发布的第二天，努尔哈赤挥军西进，次日便一举拿下大明辽东重镇抚顺。统兵三千人的抚顺游击将军李永芳投降，后来成为努尔哈赤的孙女婿——额驸，就是我们熟知的驸马。
一周后，率兵驰援抚顺的广宁总兵及其所部一万余人全军覆灭，生还者十二人。史书记载：消息传来，“举朝震骇”。（《明史》卷二百三十一，张承胤传）
这时，大明帝国天子万历皇帝和他的臣子们才知道：战争开始了。
此时此刻，帝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兵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防部——却没有人主持工作。原因是，早在两个月前，代理国防部长的那位第一副部长——兵部左侍郎崔景荣，曾经屡屡上书皇帝，请求退休，却被居深宫数十年不露面的皇帝置之不理。于是这位代理部长便封存好国防部大印，自说自话地退休回老家了。就此，导致帝国国防部迄今无人主持工作。
据说，皇帝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补充各级各地政府官员的缺额了。有统计数字说，中央各部门的官员缺额已经达到70%，而地方省、市、县各级官员缺额也达到50%。之所以如此，有人认为是因为这些缺额官员的工资俸禄，可以由皇帝收归大内。
八个月以后，即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月，大明帝国才终于将讨伐努尔哈赤的各项事宜，大体上安排到位，就此，发生了影响重大而深远的“萨尔浒之战”。
大明方面的前敌最高统帅名叫杨镐，是一位很难准确界定其胆识才略的方面大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年那场抗倭援朝战争，就是在此人领导下打得莫名其妙的。如今，帝国再也找不出更加合适的统帅人选了，情急之下，请他出山。另外一位次重要人选——新任辽东总兵官，则由李成梁将军的二公子李如柏将军出任。而恰恰就是这位李如柏将军，娶了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并生育有一子。于是，辽东人民只好无可奈何地传唱歌谣曰：“奴酋女婿作镇守，不知辽东落谁手？”
出征之前的誓师大会，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其情形令即将奔赴战场厮杀的将士们心情郁闷。
象征大将之威的屠牛刀根本没有开刃，使本来应该挥刀就能斩断的、用来祭天的牛脖子竟然再三再四地割不断；驰马试槊是这种典礼中必有的古老节目，意在宣扬武威鼓舞士气，谁知，一位将军跨上骏马刚刚挥舞起来，那槊头就在已经朽烂的槊杆上折断坠地。
最高统帅的军事部署则更加令人绝望。出征前，大明帝国号称调集了四十七万全国精锐部队，准备以泰山压卵、牛刀杀鸡之势，一举割断努尔哈赤的喉咙。实际到达指定位置的部队则大约为十四万左右。相对努尔哈赤的六万兵马，这已经占据了人数上的压倒优势。谁知，我们的大军统帅可能在说给别人听的宣传中产生了错觉，真的以为自己指挥的是四十七万大军。于是，置兵合则强、兵分则弱的基本道理于不顾，下令化整为零，将十四万人分拆为四路大军，分进合击。结果，自然变成了努尔哈赤在每一路大军面前，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努尔哈赤也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采用了完全符合现代军事理论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战争进程大体如下：
截至二月中旬，明军陆续集结到宽甸、辽阳、沈阳、开原铁岭间四个地方的部队约为八万八千五百九十余人；此外，还有朝鲜军队一万人左右，叶赫部一万五千人，共计十一万三千六百余人；再加上其他土司、镇道的游兵散勇，明军总体上有十四万人上下。相对努尔哈赤的六万人马而言，这仍然是一支压倒性的力量。
问题在于，这些部队仓促集结在四个地点，而这四个地点散布在一个长达四百里的扇面上，各点之间山高水长、地形极其复杂，彼此很难相互呼应支援。此时，万历皇帝和中央政府完全不管千里之外的实际情形，每天只是用最高一级信号旗——红色信号旗催促进兵，于是，前敌最高统帅只好命令四路部队分头前进，在宽甸、辽阳、沈阳、开原铁岭间的四百里扇面上齐头并进，向兴京—赫图阿拉做球心状运动式攻击，希望能够达成分进合击的战役目标。
这四路大军是：
南路由辽阳总兵刘綎为统帅，于宽甸经由董鄂路即今日之辽宁省桓仁县，北向攻击兴京—赫图阿拉的东南侧。此路明军人数约一万人，号称四万，一万人的朝鲜军也划归此一路。后来，战争结束后，努尔哈赤坚定相信，这一路就是有四万多人。
中路右翼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统帅，由皇帝亲自点名任命。此路由辽阳出发，经清河东向攻击兴京—赫图阿拉的正面。此路大军人数约二万五千人，号称六万，战争结束后，努尔哈赤宣布战果时，也认为该路敌军为六万人。
中路左翼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统帅，集结于沈阳，沿浑河河谷出抚顺，经由苏子河河谷，会同中路右翼军李如柏，共同攻击兴京—赫图阿拉之正面，此路大军兵力约三万人，号称八万。
北路以开原总兵马林为统帅，约一万人，加上叶赫部落的一万五千人，兵力约二万五千人，号称四万人，任务是集结于开原铁岭之间，出三岔儿堡——抚顺东北九十里处，进入苏子河流域，攻击兴京—赫图阿拉的北侧。
约定各路部队于二月二十一日分别由各自集结地同时出发，三月二日中路左右翼两军会合于二道关，又名尚间崖，然后，四路大军以炮声为号，齐头并进攻击赫图阿拉。
当时，据说是为了在心理上起到恐吓的作用，大明军队号称四十七万，并且基本没有进行有效的保密工作，致使努尔哈赤对明军在行军路线、行军时间、部队统帅人选等方面了如指掌。因此，当杜松所率领的中路左翼大军，从沈阳出发，沿浑河河谷经抚顺进入苏子河河谷时，努尔哈赤已经知道这是一支号称八万、实则三万的部队，于是，努尔哈赤调动全部六万八旗部队，将第一次打击对准了杜松所部。
三月一日，杜松于漫天大雪之中，饮酒赏雪，并大醉，然后乘酒兴渡过寒冷刺骨的冰河，导致携带辎重的大部队没能过河。杜松遂兵分两路，一路大部队留在河对岸萨尔浒山下，扎下大营，渡过河去的一部分部队由他亲自率领，前去仰攻界凡山上的吉林崖。当日晨，努尔哈赤率军由兴京—赫图阿拉出发，下午到达萨尔浒山以东、界凡山以南地区，将杜松的两支部队从中间隔开，使双方的联系完全中断。然后，努尔哈赤也兵分两路，一路为六旗兵马，约四万五千人，前去攻打萨尔浒山下约两万人的明军大营；另一路为两旗兵马，前去吉林崖，援助并夹攻杜松率领的部队。是时雨雪交加，明军携带的枪炮火器受潮后无法使用，在八旗铁骑的攻击下大败。入夜时分，萨尔浒山下的大营已经全军覆没，努尔哈赤随即将得胜后的六旗兵马全部调到界凡山下，围攻杜松所部。杜松率军拼死激战，终于多处负伤后，力战一夜而死。大明中路左翼军就此全军覆灭。
同是三月一日，大明北路军马林所部已经到达尚间崖。他下令兵分三路，成品字形扎下营盘，以便互为犄角。三个营地相互间隔约三四华里。当日入夜，马林的侦察兵报告他，杜松正在相隔十五六里地的吉林崖苦战，马林没有前去救援，只是下令各营严密防守，直到杜松全军覆灭。
三月二日，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师来到尚间崖下。他先割断了马林大营与一个犄角的联系，然后倾力攻打这个犄角。最后的结果是：这三个本来应该相互呼应、相互支援的犄角，不光是不支援友邻部队，他们自己相互之间也是谁也不呼应谁，谁也不支援谁，最后，自然被努尔哈赤一个一个地各个击破。
与这一路大军同时行动的叶赫部一万五千兵马，则根本没有投入战斗，马林所部全军覆灭后，这一万五千兵马悄悄离开前线，回家了。
当晚，努尔哈赤收拢大军回到界凡山，得到侦察兵报告，知道刘綎所部之南路军已经到达桓仁，而李如柏所部之中路右翼军也到达虎栏。努尔哈赤立即命几员重要将领星夜驰回兴京—赫图阿拉，以便防守大本营。
此时，明朝四路大军的最高统帅部并没有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前移，最高统帅留在沈阳，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指挥协调大军行动。导致四路大军之间既不互相联系，更不协调行动。当时，努尔哈赤的全部主力部队都在战场上，兴京—赫图阿拉的大本营里只有不到四千兵马在守卫。在杜松和马林与努尔哈赤苦斗时，刘綎和李如柏若能够对赫图阿拉发起攻击的话，后来的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结果，直到三月二日夜里，杜松与马林两路大军已经全军覆灭了，刘綎和李如柏还完全不知道友邻部队的命运，他们还在各自的位置上，安心等待攻城的信号——炮声。
三月三日，努尔哈赤下令杀牛宰羊犒劳部队。
三月四日午时，经过一昼夜休整后集结起来的八旗军，与刘綎部在赫图阿拉城外的阿布达里山冈上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一个下午和整个夜晚，到第二天凌晨，即三月五日凌晨，刘綎及其部下将士大都战死。跟在明军后面的朝鲜部队，则在目睹明军全军覆灭的惨状后，放下武器，全军投降了努尔哈赤。
而李如柏则停留在虎栏。他既没有到达指定位置，没有按照炮声的信号前去攻城，也不去支援苦战中的刘綎，他只是停留在虎栏，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据说，从努尔哈赤向明军发起第一波攻击时开始，挡在李如柏大军前面的，就只有二十名努尔哈赤的骑兵。而率领数万大军的李如柏始终没有突破这二十个骑兵组成的防线，始终没有前往赫图阿拉城下，直到从最高统帅那儿接到撤军的命令为止。而努尔哈赤似乎也从来没有准备要攻击李如柏，只是在李如柏撤退时，象征性地追杀了一回。双方默契的程度之高，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其中必有蹊跷。
战场上实际发生的状况也印证了誓师大会上不好的预感：冷兵器时代，头盔的作用可能比今天的钢盔要大得多。有记载说，有一路大军主帅是一位凶猛的著名战将，谁知他从兵器库中领到的头盔已经锈蚀，结果激战中被敌军一箭洞穿。一路大军主帅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当即身亡。
这就是在晚明前清历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萨尔浒大会战”。
战后，明清双方的战略态势完全逆转。努尔哈赤占据了战略主动地位，大明帝国进入全面防守。
就此，不再需要更高一点儿智商，普天下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战争真的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