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商业

在历史上，贸易一直是古代社会三大主要投资模式中风险最大的类型，特别是对于长距离贸易以及海上贸易而言，其风险更为突出。贸易可能会带来高回报，但是也同样面临巨大的损失风险。此外，与商品手工制作类似，开展贸易活动的主体主要是非专业的下层阶级，尽管精英阶层可能对海上贸易开展投资，但他们很少直接涉足其中。

从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到罗马帝国，投资变得愈加复杂，但其中很多专业知识在中世纪后就不再使用了。约公元1000年，欧洲从中世纪时代跨入了商业革命时代，一个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的时代。推动城镇化以及贸易发展的第一步是增加人口，以及加大农业生产。为了增加人口和促进贸易增长，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来生产更多的食品，让人们实现农业的可持续耕种，是重要驱动力。

进入11世纪，在农业重现生机的带动下，人口恢复增长，人们对农业的投资热情让位于对贸易的投资热情。换言之，商人比土地所有者更具有创新激情，商业发展更加迅猛。尽管商业并不是欧洲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但却萌发着勃勃生机，因此商业较之前在经济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商人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不断提高，商业不仅超越了农业的优势地位，而且也超过了手工艺和刚刚起步的工业。这种从农业向贸易的历史性转变预示着多年后工业大革命的到来，而工业大革命也标志着投资成为全球经济引擎。虽然黑暗时代对投资与贸易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我们能从中完整勾勒出贸易与商业长期发展的脉络，黑暗时代为之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方的贸易萌芽

尽管社会与商业交易，以及基本劳动分工构成了所有古代文明的根本要素，但在部分西方和中东文化中依旧存在诋毁贸易和从业者的哲学观点。事实上，哲学概念里完美的、完全自给自足型的家庭单元模式现实中并不存在，该模式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就已经被货币交易所取代。亚里士多德曾多次谈到贸易心理的低劣性，他质疑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这并非可用来评判财产内在价值的值得赞许的做法。今天，我们可能会否认这种区别，但必须承认古代的经济并非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交换价值才在贸易中变得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古代经济中，大量的交易是单一、封闭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商品的提供方直接与唯一对应的这件商品的购买方进行交易。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关于贸易的记载，甚至可以追溯到4000年或5000年前，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值得关注，当时留下的记录不限于传统贸易交易，而且还包括对贸易、商业资源及体系的投资活动。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活动中，我们还发现了政府对贸易进行控制并做了相当详细的记账，当然基本的复式记录法正式出现在千年之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历史记载还表明，当时广泛依靠代理人为国王获取并输送大量物品，供皇室家族和政府使用。

在古希腊、古罗马和古中东，贸易品主要包括三大类：食品类，如谷物、橄榄和酒；高价值货物，如装饰品和器具；向偏远地区支持军事行动的各类物资。很多先进的古代文明孕育在地中海或者其附近地区并非纯属偶然。尽管航海在一定程度上有季节性并时常受到海盗侵扰（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才开始大规模打击海盗行径），但古代的长途路运更加费时，而且更加危险。地中海地区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居住环境适宜，而且运输十分便捷，地中海蜿蜒穿过大部分西方和近东文明流域，将它们连接形成了交流、贸易甚至征服讨伐的范围。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变激发了市场经济发展，人们交易热情高涨，长途贸易也有所增加，罗马帝国通过和平的方式不断扩张其版图。

进入中世纪，现代贸易自10世纪以来雏形初现，商人开始通过组织以及其他之前没出现的更复杂的模式开展长途贸易。他们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非常精明，不同于之前传统的农业、封建文明。譬如，我们很难把新出现的客商群体归类到奴隶、农奴以及被贵族管理的阶层。这些商人的冒险精神和创造力为他们创造了财富和影响力，尽管他们的地位在传统上低于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被保守派宗教所不齿。

这一时期，城市快速发展，成为贸易、文化和繁荣的中心，城市安全也大大提高。事实上，城市的出现意味着更多人获得了自由。城市居民，被称为“市民”，他们逐渐破除了农奴身份的束缚，越来越多的奴隶成为自由身。这类新市民的涌现推动了行会和商人群体的形成，对旧贵族带来莫大挑战。城市的管理与税费收纳逐渐使之发展形成市政当局，市民非常支持政府并直接参与城市管理。民法与刑法也随之发展完善，虽然有时过于严厉但基本能予以更加公平的处理。商业革命与城市发展相互交织，成为现代化、自由与平等的驱动力。

意大利城邦与商业银行

10世纪，南欧的部分地区逐渐出现了国际贸易和商业。意大利各城邦，特别是热那亚、威尼斯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佛罗伦萨成为这次商业革命中的关键城邦。

商业革命的爆发播下了新型资本主义基本模式的种子。临时贸易或周期贸易被连续性贸易所取代，连续性贸易包括了更复杂的零售、批发、金融，甚至制造活动。商业革命时期，海上贸易得到快速发展。在繁忙的港口城市，起初是热那亚、威尼斯，后来是其他城市，贸易以及其他商业活动迅速扩张。自13世纪起，港口城市在贸易中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甚至在21世纪依旧存在，当然商业活动中的龙头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支持海上贸易发展，为货物、存货提供融资以及风险保障，商业银行作为融资提供方和投资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意大利各商业银行在意大利以及欧洲各国大力支持商业革命。其中，为人熟知的银行包括佛罗伦萨巴迪银行、佩鲁齐银行与美第奇银行。这些银行都用家族姓名冠名，它们供给货币、发放贷款、提供票据交换服务、充当海上贸易保险商，在很多场合还是轻工业品制造及其他商业企业的赞助商。

商业银行在多个领域成为改革推动者。很多时候，它们敢于做组织机构革新的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巴迪银行、佩鲁齐银行在多个地方设立了机构，但却依旧保留着一体化的公司结构和资金池。这些银行里，资本划分成了相应股份，由家族成员以及其他外部人持有。有时，外部人也会通过技术手段，持有一半以上的股份。现实中，管理合作方，不一定是家族成员，也可能执掌银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复杂的模式也进入人们的视野。发展到15世纪美第奇银行时，独立合伙制广为使用，这说明银行家族试图限制风险蔓延，希望每个分支机构的管理者能够有效承担领导职责、落实责任。通过这种激励方式，管理者可能持有少量资本甚至没有任何资本，但他们开始关心当地机构的一起一落。美第奇银行采用了权力分散式组织结构，除银行业务之外还开展其他投资，包括投资羊毛和丝绸厂。尽管这些投资也满足了银行多元化经营需求，但规模却远远不敌美第奇银行业务的规模。

早期银行业与投资合作模式的多元化发展主要依赖意大利城邦之间贸易商所形成的商业网络。商业网络及与之相伴而生的融资安排扩展到地中海区域深入北欧、东欧和中东。虽然商业银行已经经营多元化，但大量网络化贷款与投资包含着非常大的风险，这些商业银行规模不大，实力不够雄厚，因此有时很难避免破产，而且我们也没有发现政府对银行家或经济施加救助。各种各样的风险都可能导致银行业务下滑甚至走向破产，譬如部分类型的贷款与投资信用风险巨大，家族式的组织结构与现代管理模式相比存在明显缺陷，以及经济周期或危机的影响。

意大利商业银行通常乐于对政府与统治者提供贷款，尽管这种借贷交易的回报通常不令人满意，有时甚至很糟糕。譬如，对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大笔贷款损失最终导致佛罗伦萨巴迪银行破产收局，当时巴迪银行比100多年后出现的美第奇银行规模还要庞大一些。虽然不可控的灾难性事件存在巨大风险，但是银行提供贷款并不是简单为了获得国王君主或者政府的利息回报。这些大笔贷款为佛罗伦萨商人日后获得政府合同以及其他商业特许权铺平了道路。此外，因为意大利各城邦都有军队，因此强制性地要求银行对企业甚至政府提供贷款也成为重要的政治武器。当然，这种情形也可能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但国外或国内贷款人对主权国或统治者的杠杆率却受到明显约束。

日本的贸易发展

与欧洲、西亚等海上贸易占比较大的国家相比，日本贸易发展相对较慢，因为日本的国际交换与物资流动性无法媲美希腊、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很多城市。贸易商的长途贸易推动投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但日本的相关贸易活动却非常稀少。进入中世纪之后，日本也出现了资本剩余和复杂金融交易，但是当时长途贸易比重依旧很小。

譬如，13世纪至15世纪，位于东京以南靠近东京的大山崎（Oyamazaki）石油贸易商快速发展，技术升级，商业与贸易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当时，石油的主要用途是照明。石油商人需要首先获取原材料，然后提取与生产，最后再进行销售与运输。石油商人还涉足商业联合与收购等资本运作活动，因为石油行业中的一些龙头希望借此实现贸易主导。此外，我们翻阅历史资料还发现当时成功的大型石油商开始尝试投资土地以及从事借贷交易。

日本在16世纪与17世纪经历了金融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贸易数量猛增。在大阪，那些从事商品贸易或经纪业务的商人有了专业化分工；之前从事渔业贸易的商人开始多元化经营，包括干鱼、鲜鱼以及河流鱼类。从典型贸易链条分析，商品交易衍生出来的各个环节，从货物经销、存货贮藏到物流配送，都需要资金支持，而且贸易繁荣也带动了资金需求增长。

日本融资需求的增加，也反映在将军（shogun，幕府时代的总指挥）提高了对大名（daimyo，封建时代的大领主）的贸易税收。税收以现金缴纳，金融家（kuramoto）通常给大名提供贷款。如果大名需要更多的资本，他会利用多个商人筹集资金，要求每个商人贡献一小部分贷款，共同承担风险。我们还通过历史资料发现，诸如鸿池家族（Konoike）就是通过大名的贷款积聚了大量的财富。

除贷款之外，大阪堂岛的大米交易商也推动了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创造出了一种重要的金融工具——期货合同——这种合同提高了现代商品市场的稳定性。18世纪初，市面会交换大米证书，这样持证人就能将合同约定数量的大米从仓库运走。这一时期，日本提出了“财产权”的概念，取代了传统的实物交易，财产权意味着人们能保留财产而且交易更加便捷。此时，日本大阪的商业与金融活动开始走出国门。大阪的经销商已经能十分娴熟地频繁运用短期信贷合同，期票（tegata）成为日常交易的重要金融票据。通常，开具期票需要有房地产抵押或者开票人在某些金融机构有存款。

日本的外商投资

日本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有趣。众所周知，长期的锁国政策使得日本从世界各地撤出大量资金，但人们却很少了解这对于日本外商投资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直到17世纪初日本才真正对其他国家开放。

东印度公司曾经在日本做贸易，因此国外流传下了很多久远的关于在日本投资所面临的委托—代理困境的趣闻轶事。其中有这样一则故事，17世纪初东印度公司有一名雇员名叫理查德·威克姆（Richard Wickham），他常驻于日本负责监督管理当地贸易与投资。他的浴室摆满了各种香水，墙上装饰着日本珠宝，房子里随处可见宝石。威克姆将拥有的1400英镑投入日本平户工厂，每年能获得40英镑的回报。

很明显，威克姆并没有对钱格外节省，也没有直接进行储蓄，他的做法实际上突破了常规。除了管理工厂以外，威克姆还拥有自己的账户和利润。他有时恳求朋友们给他寄来当时需求量大的商品，这样便能对他的低投资回报进行补偿。这是东印度公司国际活动中常见的问题。尽管公司政策规定派驻海外的个人不得为个人私利开展贸易，但事实上很多船长与船员都无视这项规定。

东印度公司的另一名雇员威廉·基林（William Keeling）曾经向公司提出，批准他自己进行贸易交易，否则他将辞职。尽管总部为这等无理请求感到震怒，但他们最终同意，只要基林确保手下其他船员不做同样的事情，且违规者要受到惩罚，那么总部可以对他的违规不加干涉。不管怎样，这虽然如同一场闹剧，却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基林的确按照公司规定，严格约束下属行为。实际上，委托—代理难题以及相关的受托责任时至今日也依旧存在，但是这一问题随着时代和疆域的不同也存在差异，譬如我们刚才讨论过的英国在日本的投资。

虽然很多外国公司在面临代理困境的环境下在日本依旧维持了良好经营，但日本却迟迟不对外实施金融开放。日本长期奉行锁国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于德川秀忠（Tokugawa Hidetada）成为统治者。德川秀忠与他的父亲德川家康（Tokugawa Ieyasu）不同，对外国商人特别反感，认为这些人基本都是不道德的。他担心商人会影响日本的政治环境，而这在随后竟然一语成谶。1638年，葡萄牙人卷入了日本因反对天主教徒所发生的岛原之乱。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日本越发憎恶葡萄牙。日本政府下令，所有来自葡萄牙的器皿要立刻焚毁，葡萄牙船员要被处决。葡萄牙人认为日本很快会从愤怒恢复平静，于1640年再次派了一批船队。但是，日本人恪守原则，严格执行命令，对西欧的锁国政策正式拉开帷幕。

葡萄牙人不得不将贸易重心转向印度，从而挽回部分损失。这段时期内，英国因为与葡萄牙的紧密交往在日本也遭遇全面抵制。然而，荷兰并没有因此放弃与日本的联系，认为与日本贸易前景广阔，于是与长崎湾上一个面积很小的人工岛（Deshima）签署了贸易协定。每年，荷兰船只抵达人工岛，船长都要挨打。

在日本锁国期间，荷兰对两国贸易有着前所未有的坚持，而另一个国家——中国却没有受到任何不利影响。中国没有遭遇类似欧洲的不信任与猜忌，与日本保持着可观的贸易量。

印度的贸易发展

中世纪，随着印度经济提速，商人和生产者纷纷成立行业协会以整合资源，也可能是为了限制竞争。协会和贸易商会对印度早期的经济发展影响不一，但是我们能看到市场最初的平衡已经被明显打破。具体而言，生产者和制造商协会在成立之初就有着强大的市场地位，但是随着人们以村庄为单位聚集居住，商人协会逐渐壮大，最终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上风。

印度的等级制度把人分为四大类。地位最高的是婆罗门（Brahmins），他们是最高阶层和僧侣阶层。仅次于婆罗门的是刹帝利（Kshatriyas），即武士阶层。吠舍（Vaishyas）是第三等级，经营商业贸易。首陀罗（Shudras）是最低等的阶层，通常是农奴或者从事其他体力劳动。除了这四大姓之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即所谓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从事卑贱的工作，进行大量的手工劳作。社会中低等级的人通常受到高等人的歧视，高等人认为他们在任何方面都有先天的优越性。印度种姓制度对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影响到职业选择、投资机会与社会流动性。在古印度，种姓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影响了一系列经济活动，包括借贷、贸易、税收、利息支付、抵押，甚至影响到生存与资源分配。14世纪的德里，婆罗门无须像其他印度人一样纳税，这是高等阶层所享受的特别待遇之一。借贷关系也随着种姓制度的森严社会等级产生了独有的特点。在18世纪关于印度西北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某个种姓的人对另一类人提供贷款基本根据种姓或者身份。而且，协会和贸易组织的发展模式也不可避免受到种姓制度的影响。

印度的外商投资

在印度近代的投资与投资管理历史上，1858年英国开始对印度殖民统治，印度次大陆的政治和经济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1858年，英国殖民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次大陆的统治，经济活动日益活跃。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并非一蹴而就，从最初占领到正式殖民在两年时间内花费了巨额费用（大约3600万英镑），而且采取了血腥的军事行动，即历史上所称的“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

地域政治的变化使得英国殖民下的印度商品贸易发生了显著变化。英国的殖民形成了正式的、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印度既是英国的商品与服务市场，同时也是重要的军事防御区域，从英国常驻印度部队的规模可窥一斑。但是，学术界对于英国殖民下印度次大陆的经济发展看法不一，其中核心争执是英国殖民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印度经济发展。

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基础设施的资本投资大幅增加，这些基础设施包括铁路、灌溉渠和采矿业。英国在印度引入了英式教育体系，强化了法律体制，而且还推动印度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是同时，英国也洗劫了印度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用于官僚阶层的腐败、债务清偿和军费支出；造成印度时常发生饥荒；对穷苦大众课以高额税负；破坏了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农业基础；而且没有用资本收益对印度经济进行再投资。我们很难评断印度在英国殖民时期的经济收获与权力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