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艰难的流浪(1)
我一直在艰难地流浪，
我以为你知道的。
我一直在艰难地流浪，
离开家乡，走在路上……
我曾被扔进一间硬石监狱，
我以为你知道的。
我曾在外晃荡九十天，
沿着那道路一直向前。
那可恨的老法官对我说：
你这是九十天的流浪。
老天，我一直在艰难地流浪。
——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1]
艾德·保尔森（Ed Paulsen）
1926年，他十四岁。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在各个州晃荡——“搭上货车”穿越各地。“我总是会回到南达科他的家。我的姐姐和姐夫有一块很小的农场。那是让我放松休息的地方。我曾在那里打过半职业的棒球赛。你知道我的对手是谁？萨切尔·佩奇。他为俾斯麦队效力。我放过牛，一个月十块钱。待在那里我总是心有不甘，老想着要去洛杉矶或者旧金山这些地方闯一闯。”
“所有人都在谈论1929年的股灾。不过这里是西部小镇，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股灾。股市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啥都不是！在蒙大拿州的卡特班克，谁的手上会有股票这种玩意儿？如果将当时的时局比作一场艰苦异常的乒乓球比赛，农民就是那颗球。”
“1930年，我读完高中，走出校门，过上了这样的生活……”他在华盛顿摘过苹果，在洛杉矶“兜售床单”，在沿海地区做过养路工。“日子越来越难过。我们不知道怎么在城里挨下去。大家都很害怕。施粥处排满了长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站到领粥的队伍里去。我说的我们包括我的两个兄弟和我自己。我们没法想象自己变成那样。我们有着中产阶级的想法，只是我们的收入算不上中产。”（笑）
“1931年，这种生活在旧金山告一段落。我打算在码头上谋一份差事。我有着运动员的块头，强壮结实，不过这没啥用。那个时候，如果想在标准加油站（Standard Oil Service Station）找份工作，你得有大学文凭。当时的行情就是那样……”
我早上五点起床，赶到码头区。在史倍克糖厂（Speckles Sugar Refinery）的外头，门外挤了上千人。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里只招三四个人。负责人带着两个保安出来说：“我需要两个小工，另外两个下到坑里干活。”上千个人会像一群阿拉斯加犬一样去抢这几根肉骨头。最后只有四个人能得到工作。我只是一个啥也不会的小屁孩儿。
于是，你一路晃到贫民区。那里有几千号人。有人站在筐子上，发表一些跟经济有关的奇谈怪论，大话连篇，不知所云。十一点半左右，真正的头儿会取而代之。他们会说：好啦，我们现在要去市政厅。市长安吉洛·罗西是个衣冠楚楚的小个子，穿着昂贵的靴子和紧身背心。我们在楼梯上吵吵嚷嚷。最后，市长会出来露一面，但啥也不说。
我还记得人们提出来的要求：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家人有栖身之地，我们要食物、杂货，诸如此类……在那里提要求的有一半是黑人。当时，旧金山黑人并不多，但他们都相当谨慎。那些头儿们总是让队伍中有白人也有黑人。
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这实在是勇气可嘉。因为你很清楚这个社会根本就不会满足那些要求。他们要求那些空置的房屋敞开大门，让他们的家人有个体面的住处。[2]但你也知道社会不会屈从。一切都会落空。
这个队伍有四个街区那么长，塞满了整个路面。大家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居然有人在街角向这些身无分文的人兜售苹果。（笑）
这些家伙开始大声嚷嚷，几匹马踱了过来。当时马上都坐着警察。接下来，有人开始打斗，最后出现了伤亡。那天死了三个人，还有人受伤。场面变得混乱起来，这些家伙随身带了大理石子儿，他们把石头扔到街面上。马儿脚下趔趄，四处打滑。这让警察很恼火，态度也强硬起来。
当时就是这种没用的抗争，不知道为什么你自己也压根觉得不会赢。我们天生觉得自己会输。那群人就是这么想的。许多人会回到救世军那里。当时是一点钟，大家都很饿。我们的脾气都很温和。很多人都有孩子，80%吧。他们之前有过工作，并不想把这个社会搞乱。他们只是想工作，他们只是不能理解。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你看报纸，听小道消息，听说有人准备盖栋楼。
于是，第二天早上，你五点起床，赶到那边。你之前听到了招工的消息。那里有三千个人，木匠、水泥工，还有懂机械和其他各种东西的人。这些人一直相信工作会越来越多。事实却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抢越来越少的工作岗位。旧金山正在慢慢停摆。一点儿变化都没有。
我们一直想出海，不过手头没票。哦，我都去过那个码头一千次了。那里曾经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老客轮，它们要开往夏威夷。你可以听到乐队在演奏《再见》，站在那里的所有人都在流泪。好像你在跟出远门的人道别，其实船上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笑）
社会并不会让我们觉得不安。我们只是有些不明白，但并不生气，也不会觉得上当受骗。我们不会说到造反，只会谈论工作。
我们只是在小镇上读过高中。在媒体看来，这可算不上知识分子。世道艰难，你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1934年，我去了洛杉矶，遇到了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3]。直到那时，我才开始感觉到一股激情。如果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问：“这他妈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在我无意闯进厄普顿·辛克莱演讲集会的那次。[4]那是1933年或1934年的冬天。就是这个小个子、穿着粉白衣服的人就站在那儿演讲，他可能是你见过最不像激进分子的家伙。你原本觉得他会戴着夹鼻眼镜，头发蓬乱。他的听众主要都是些普通的小职员。
他说成堆的橘子和木头闲置在一边……他们把橘子和苹果堆成一垛，浇上汽油，放火烧掉。蔬菜和其他东西都被毁掉了。后来，联邦政府宰杀销毁猪崽，大家都哭得很厉害。它们本应该看看当时加利福尼亚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价钱掉下来。
辛克莱的主张是把没使用的资源分给失业的人。这对我的震动很大。让挨饿的人有东西吃，这很有道理。我得到了一份工作，在他的竞选活动中和四重唱组合一起唱歌。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有谁一直与我们为敌，那就是退伍军人协会。其成员主要是本地人。对于到处流浪、不顾后果、饥肠辘辘的人来说，这些人就是他们最险恶的敌人。在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胡佛村”都遭遇了突袭。这伙人戴着那种该死的帽子。他们拿着棒球棍，将这些可怜的人从铁路货场附近的树丛中赶出来。即便在我生活的小镇上，也是一样。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和他们干过一仗。这帮人一直以来就在祸害我的生活。
他们是那种保守、狭隘的家伙，一直过得不错，像是商人、店主、地主。现在，他们陷入困境。这些人对这个小个子的州长候选人很不友善。他们拿着棒球棒和棍子跑到他的会场，把人群驱散。有一次，我们在圣费尔南多谷唱歌，这些人袭击了我们，把我们打得够呛，差点就不能活着离开那里。
在辛克莱竞选期间，我经常跑去图书馆，拿起之前从未读过、从未听说过的书。每天早上要去找工作，十一点的时候无功而返，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如果说我受过真正的教育，就是在那里。
那个时候，罗斯福是总统。还有什么全国复兴总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简称“NRA”）……当时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让我们根本摸不着头脑。人们谈论的是限价等话题。一个非常奇怪的世界，但对我们来说都无所谓。我们兄弟三个，找到一列货车，一路搭到波特兰。他俩找到一份工作，修邦纳维尔水坝（Bonneville Dam）。沿河的风光非常漂亮。天气好的时候，坐在货车顶上，就可以看到很美的景色。
我们到了无业游民的集结地。因为那晚要到十一点钟才有火车，我们就在一家廉价的小饭馆里待着。这时走进来一个西班牙妓女和一个黑人妓女。她们每人点了一份汉堡。老板说：“我不卖给黑鬼，滚出去。”那个西班牙姑娘又返回来点了两个汉堡。老板一边嘟囔一边热了两个汉堡。那个黑人姑娘走了进来。老板俯身到柜台下，拿起一件黑色夹克。他把衣服冲黑人姑娘甩过去，正打中她的头，嘡的一声响。老天！我以为那个姑娘被打死了。她呻吟着，摇摇晃晃地从凳子上摔下去。老板飞快地绕过柜台冲出来。我伸出脚绊了他一下，他摔了个狗吃屎。两个姑娘趁机跑了出去。不然，他会杀了那个黑人姑娘的。我们也离开了那家店。我们在半夜搭上一列货车，在凤凰城下了车。这个小镇一点儿都不友好，我们还是走掉为妙。
这是一列运橘子的货车。我们待在冷藏车厢里。目的地是堪萨斯城。火车跑得飞快，我们的日子可就不那么好过了。我们穿过铁丝网去吃橘子，拼命补充维生素。（笑）一路走下来，酸酸的橘子汁让我们的嘴巴像烧着了一样，牙齿也都酸倒了。我们在堪萨斯城下车的时候，嘴巴都快合不拢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开往堪萨斯城的火车上。每次停车的时候，都有黑人上来把煤扔下去。你能看到下面有人把煤拢在一起。你能看到铁路警察态度很糟糕。
哈尔和我坐在车厢顶上，那是一个相当美好的夜晚。突然，我们看到一个铁路警察，他手里的电筒足足能照到一千英里以外。嘭！嘭！他开枪了。我们听见子弹打中车厢的声音。嘭！就像这样。我举起双手，朝亮光的方向走过去。哈尔跟在我后面。那家伙说：“下来！”我说：“我下不去，老天！”这玩意儿每小时能跑五十公里，也可能更远。他说：“跳！”我说：“我做不到！”他说：“转过去，朝前走！”他让我们在火车顶上朝前走。那里有一节无盖车厢，大约八英尺高。他说：“跳！”我跳了下去，跌进湿沙里，沙子没过了我的膝盖。
后来我们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镇——比阿特丽斯。当时是早上，我都快冻僵了。冻得半死的我们爬进沙箱。[5]我们把自己弄干，慢慢暖和起来，又回到火车上。晚上，我们到了奥马哈。突然之间，我们的火车被佩带着手枪的警察围住了。其中一个家伙说：“到卡车上去。”我问：“为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干！”他说：“不是送你进监狱。你们要去的地方是流民营地。”
他们把我们一路拉到了一间老旧的部队仓库。他们给每个人登记，再放进去，脱掉你的衣服，涂上去虱剂，让你洗上一个澡。当时已是半夜。洗完澡出来，看到很多吃的，有炒鸡蛋、培根、面包、咖啡和吐司。我们美餐了一顿。实在是太棒了。我们到楼上去睡觉。是那种上下铺，床单、牙刷、毛巾和其他东西也都准备好了。我在床上坐下来。我没法告诉你那感觉有多好。我们简直以为自己进了天堂。哈尔还很年轻，只有十七岁。他说：“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我说：“我也不知道，但它肯定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社会服务工作人员面前。当时，已经有上千号人在那里。他们有的在打棒球，有的在刷墙；其中有流浪汉，有乞丐，还有在路上流浪多年，愤世嫉俗的粗人。这里就像是个游乐场。真是不可思议。
通过一名社会工作者，他在全国青年总署（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得到一份工作。上班的地方在南达科他州阿伯丁的一所很小、没有供暖设备的大学里。“然后，我的好日子就开始了。”
“罗斯福上台之前，联邦政府和你的生活没什么关系。除了邮政局长，几乎没有地方代表。现在，你认识的人在政府里工作。就是普通老百姓，或者住在街角的那个家伙。”
“对保守而狭隘的小镇居民来说，欢迎和憎恶这种变化的人各占一半。它产生的影响立竿见影。在阿伯丁，当地人是反对的。但他们又很开心看到绿色的救济支票兑现成钞票。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破产。这件事不能一概而论。罗斯福的新政干涉到了他们的生活，对此，他们咬牙切齿。同时，他们又得靠此生活。小镇居民就陷入这样的矛盾中。”
全国青年总署拯救了我的生活。我可以很容易地在联合国得到一份工作[6]，也同样容易被扔进新新监狱。[7]只是碰上了好运气而已，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罪犯。你偷东西，你坑蒙拐骗。你总得活下去。偷晾衣绳上的衣服，偷后门廊上的牛奶，偷面包。我还记得搭火车经过新墨西哥州的图克姆卡里。我们短暂停留了一阵子。那里有个杂货店，就是那个时候的超市。我下了火车，弄回来一些面包卷和饼干，店老板隔着玻璃冲我挥舞着拳头。
这不是什么大事，但它把人搞得跟土狼一样。你是个掠食者。你不得不这样。土狼很狡猾。它看起来胆子大得要命，其实外强中干。它会跑，不过一旦被困得无路可走，它又会拼命。在我长大的地方，它们是遭人恨的，因为它们吃羊。它们还会咬死小牛犊，跑到鸡圈里。总之，是很讨厌的东西。可是，如果不这样，它们要怎么活下去呢？它们不像狼那么强大，个子小小的。它们的生活环境很糟糕，经常被狗追着跑。它又不像狐狸。土狼是大自然的受害者，跟人一样。在三十年代，我们就是土狼，失业的土狼。
不，我并不觉得大萧条是什么可贵的经历。幸存下来的人们依然活在它的阴影里——那段艰难的日子留下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