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出现的解释

若干年来，为了解释向人类的跃迁，人们提出了许多“最初的推动力”。从直立行走——由此解放我们灵巧的双手用来制造工具（达尔文理论的首选答案），到狩猎与食肉，到脑容量增大，再到人类的语言。此后的解释强调人类语言的重要性，认为其他因素只起到辅助的作用。

前文提到过一些稍微抽象的解释。所有的物种都是适应它们的环境的，但是大多数物种的锦囊妙计中，只有一二种适应环境的绝招。相反，人类似乎经常能够发展出新的生态绝招，找到从自身环境中汲取资源的新方法。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人类似乎有一种相当高的“创新”的发展能力。他们不是在达尔文理论的几十万年或是几百万年的时间范围内，而是在数千年到几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范围内创新。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解释人类是怎样、什么时候及为什么开始达到这种生态创造力的新水平的。如果我们能够解释这一被大大提高的能力，对我们解释人类历史的独特性将大有帮助。

我们已经看到，新形式的复杂事物的出现总是包括了大型结构的创造，在这个结构之中，那些原先独立的实体被联合在相互依存的新形式与相互合作的新规则之内。根据这一提示，我们有望找到朝向人类历史的跃迁，它主要并不表现为作为个体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变化，而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的变化。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不仅关注基因、生理学或是早期人类大脑的变化，同样也应该关注我们的祖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式的变化。

就像许多其他同种类型的跃迁一样，我们这一物种的出现也是相当突然的，从古生物学的时间范围上看，几乎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件。这就意味着我们有望找到独一无二的爆发点。在恒星的形成过程中，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温度上升，直到氢原子开始结合的时候，这个爆发点就形成了。而人类的进化也是如此：经过数百万年进化而来的适应技巧，在跨过某道门槛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某种转型。怎样来描述这道门槛呢？很明显它与学习能力的提高有关。许多动物，从扁形虫到蟾蜍，都在学习。但是大多数动物所学的大多数东西随着它们的死亡也就随之丧失了。当然，某些东西也会被传授下去。黑猩猩妈妈通过实际行动示范教会它们的孩子如何敲碎坚果或是摸索寻找白蚁，黑猩猩宝宝可能及时地再教给它们的孩子。但是我们知道还没有一种动物能够抽象地描述应该做什么——没有一个动物不用示范就能够解释怎样搜寻白蚁，或是不用走一遍就能描述一条小径，我们当然还知道没有一个动物能够描述诸如上帝、夸克或是幻觉等抽象的实体。过去与将来也是抽象的，只有现在是能够直接经历的。因此，没有符号语言的动物也就缺乏人类所具有的刻意去思考过去和想象未来的能力。这些都是严重的局限性。灵长目动物学家雪莉·斯特鲁姆（Shirley Strum）曾经多年观察过肯尼亚的一群狒狒，她称它们为“泵房帮”（Pumphouse Gang）。与其他群体相比，它们是狩猎艺术家，它们通常每天吃一次肉。但是，它们在一头特定雄狒狒的带领下，狩猎就格外成功。而一旦这头狒狒死去，它们就无法保存它的能力和知识。

然而，人类的语言允许大脑之间更为精确和有效的知识传递。这就是说，人类能够更为精确地分享信息，创造生态和技术知识的资源共享池，也就是说，对于人类而言，合作带来的好处将逐渐超过竞争带来的好处。［约翰·密尔斯（John Mears）将人类称作“高度网络化的动物”。］此外，每个个体贡献给这个共享池的生态学知识在他或她死后能够长期保存下来。所以知识和技能能够不通过遗传而一代一代地积聚起来，每个个体能利用从许多前辈那儿积累起来的知识。因此人类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能够集体学习。细胞式的思维（集中于个体的思维）很难看到这一点，但是在解释人类的独特性时，我们必须学会不要把黑猩猩个体和人类个体做比较（个体之间差异虽大，但并非不能改变），而是要和整个人群做比较。如果我们把人的大脑和黑猩猩的大脑做比较的话，我们是无法理解其间的差异的；只有当我们将黑猩猩个体的大脑与经过许多代、数百万人共同创造的大脑相比较时，我们才会开始领悟其间的差异。

集体知识的可能性改变了一切。麦克迈克尔写道：

累积的文化的出现是自然界一桩空前的事件。它产生了类似于复利的效果，允许连续的几代人在文化和技术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在这条道路上，人类大体上距离其生态根源越来越远。知识、思想和技术的传播代代相传，这给予了人类一种完全空前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人类能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并且创造出他们所需和所想的新环境。

集体知识赋予人类以历史，因为它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可资利用的生态技能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具有明确的指向性。随着时间流逝，集体知识的过程确保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能够更好地从环境中汲取资源，不断提高的生态技能确保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口不断增长。对于集体知识的概述当然不能够预言这个过程的精确时间选择或是地理位置，也不能够预言它们可能发展到怎样的地步，更无法预知其确切的结果，但是这样的概述能够告诉我们在巨大的时间范围内人类历史的长期走向。

要感受集体知识的力量，我们只要做如下的想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不得不从零开始学习一切事物，如果我们从家庭或共同体中接受到的东西只不过就是如何获得适宜的社会行为和饮食习惯，而这些多少只是年幼黑猩猩所得到的智力遗产而已，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在我们的一生中能够发明我们身边多少种人造的事物（每一件都体现着积累的知识）呢？问这样一个问题便足以提醒我们，作为个体的生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许多代无数人的知识积累。作为个体的人类并不比黑猩猩或是尼安德特人聪明多少，但是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拥有巨大的创造性，因为我们的知识在一代人内部或是几代人之间都可以共享。总而言之，集体知识是一种如此有力的适应机制，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它在人类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自然选择在其他生物体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为什么人类能够集体学习？这是因为人类语言的特殊性。人类的语言比非人类的交流方式更为“开放”。说它在语法上开放，是因为它在语法上的严格规则，使我们从极少数量的语言学要素，比如单词中，产生近乎无限多的含义。它在语义学上也是开放的——就是说，它能够传达范围极为广泛的意义——因为它不仅能够指涉我们面前的东西，而且能够指涉并不在场的实体，甚至是根本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实体。我们能够运用符号，在我们的记忆中储存大量的信息块，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些由符号组成的信息块构建更大的概念结构，符号使我们能够把具体的东西抽象化——就是说，从我们周边的事物中“蒸馏”出本质来。但是它们也能够指涉别的符号。所以它们能够浓缩和储存大量信息，就像我们称之为钱的符号筹码提供给我们一个存储和交换抽象价值的简洁而有效的方法。符号语言让我们储存和分享那些千百万人累积起来的信息。总而言之，与前符号的交流方式相比，符号语言是一种有力得多的材料原动力。如泰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所指出的，前符号语言的交流方式“只能通过与所指涉之物存在的部分——整体关系来指涉某种事物，即使二者只是在习惯上相符合而已。尽管大量的对象和关系都可以用非符号表现方式，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用感官表现，但是非符号的表现方式不能表现抽象的或者触摸不到的东西”。

如果这种论证是正确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如果想要理解现代人类的进化，就必须先解释符号语言的出现。但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什么事情是必然发生的。与恒星的形成有所不同，只要我们知道重力的作用以及核力的强弱，就能在统计学上预测它的变化，然而生物变化则比较随意，目标也不那么确定，正因为如此，活的生物体要比恒星更加变化多端。最后构成我们这一物种的元素不规则地随意地聚集到了一起，根本没有什么确定性，它们必须以这种特殊方式将自己聚集起来。最晚在10万年前，我们这一物种出现之后，人类的数量曾下降到少至1万个成年人，这就意味着当时人类就像今天山地猩猩一样几近灭绝。这个统计不仅提醒我们进化过程的随意性，同时也提醒我们复杂实体的脆弱性。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完全是一桩极其偶然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