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共相谋：4个男人的故事

傲慢的跨国巨头们

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这两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几乎成为各级官员口中和新闻记者笔下最热门的口号之一。在一个曾经靠口号和语录治国的国度里，往往一个热门词即代表着那个时期的社会与政治焦点。的确，中国在结束了一场浩劫之后，社会和经济生活却依然处于半停滞状态。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口号，激活了僵化的体制，解放了生产力，更实现了对人的解放。经济建设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速度与效率成为10亿中国人的主旋律。然而，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却远远滞后于发展的节拍。尤其是通信业，1978年我国的局用电话交换机总用量只有405万门，电话用户不到200万户，电话普及率仅为0.38%，世界排名在120名之后，低于非洲的平均水平。当时装一部电话是奢侈行为，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独享。而此时距美国人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电话已过去100多年。通信设施的极端落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大发展的几大瓶颈之一。大规模、快节奏地推进通信设施建设，在当时的中国成为一项最紧迫的战略。然而，中国自己在通信产业领域却几乎是空白，没有一家稍微像样的电信设备企业。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以市场换技术”的重大决策。此时，正值全球范围兴起了一场信息技术革命。中国在通信领域的率先开放，既推动了我国通信设施的建设步伐，又实现了与世界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对接。

应该说，当时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是极富远见的。而汽车工业则相反，多年的市场保护主义使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始终处于落后追赶的境地。

开放，必定充满着阵痛。曾几何时，西方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高价格、低服务，甚至无服务。今天程控交换机每线价格10美元左右，而当年的价格是每线500美元，整整高出50倍！而且还要等很久才能交付产品。卖方即上帝——这在拥有悠久商业传统的西方国家，几乎是极荒谬的逻辑，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通信市场，却是事实。“七国八制”（其后变成了“八国九制”）——日本的富士通株式会社（1935年创立，以下简称富士通）、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1899年创立，以下简称NEC）、瑞典的爱立信公司（1876年创立）、比利时的贝尔公司（1877年创立）、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1898年创立）、德国的西门子股份公司（1847年创立，以下简称西门子）、美国的AT&T（1877年创立；1996年4月，其网络系统与技术部门独立为朗讯科技）、加拿大的北方电讯公司（1895年创立，1998年与海湾网络合并成北电网络公司）、芬兰的诺基亚公司（1865年创立）等，跨国巨头们以傲慢的姿态，在中国市场上高价销售产品的同时，也享受着市场征服者的胜利的快感。

一代人的宿命

必要的学费与代价，换来的是通信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同时，国家的决策者们也适时启动了中国通信制造业的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诞生了400多家通信制造类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多种所有制背景的公司，纷纷崛起。“国有企业”的代表人物有邬江兴（1953年出生），一位在职的解放军军官，曾被称作通信行业的“民族英雄”“中国大容量程控交换机之父”，邬江兴是巨龙的创始人，现为军事院校少将校长；周寰（1944年出生），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留美归国人士，曾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后来创办了大唐电信；侯为贵（1942年出生），航天部下属企业691厂技术干部，1985年南下深圳，创建了中兴通讯。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和他们所创立的企业，在当时的背景下，都肩负着某种国家使命，即为中国的通信事业建功立业，在不远的未来向西方巨头发起挑战！

而民营企业又何尝没有民族使命感呢？1987年创立华为的任正非，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做民族通信企业的脊梁！

这是一代人的宿命。他们，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浓重的家国情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使命感、道德感、领袖欲与清教徒般的奉献精神集于一身。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内心中总是燃烧着火焰，充满着躁动，以及对固有环境的反叛，所以，每当时代赋予他们一丁点儿的机会时，他们都会选择出走和挑战，哪怕胜算并不是很大。“巨大中华”的这4位领军者，就属于这一类人。

很可惜，那样的荡漾着激情的改革年代，和那一代创业者身上所散发的生命光芒，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再也找不到了。

丛林法则，胜者为王

审视刚刚逝去的历史，你无法不对这一代老派风格的“堂吉诃德”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巨大中华”创立初始，都面临着资金、技术、人才极端匮乏的巨大困扰。即使是国家倾力支持、扶植的国有企业，也常有方方面面捉襟见肘的时候，而华为创业时的资本只有21000元人民币。但它们面对的，却是世界上最强悍的竞争对手。欧美日9家公司，至今已经活了1139岁，平均年龄为126.6岁，9家公司中有8家都是百年老店。

在中国人自己的家门口，刚刚出生不久的牛犊们，几百家小企业，以各自为政的方式展开了与西方大象们的血腥竞争。为什么说血腥呢？客观上，丛林法则就是血腥的，“巨大中华”的成长，正是奠基于数百家中小企业被大象踩死的累累白骨之上。到后来，曾经冲在最前面的“功勋企业”巨龙也倒下了……

沧海桑田。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通信产业突飞猛进，成为中美欧三足鼎立格局之中的一方“巨足”。这“巨足”，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决战于国内市场，决胜于全球市场，使昔日的诸多西方巨头望而生畏。而实际上，它们中的一些企业合并的合并，衰亡的衰亡，唯有爱立信等少数“老派贵族”仍在与华为、中兴通讯这样的“中国幽灵”持续竞争着……2010年，华为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397位，是中国进入该排行榜的唯一一家民营企业，2014年排名第285位，2016年，排名第129位；在全球通信产业中，华为2013年排首位，已超越长期处于老大位置的爱立信。

任正非当年所预言的“世界通信制造业三分天下，必有华为一席”，已经成为现实，他现在思考的则是：如何平衡国际商业生态环境？如何实现华为在全球化扩张中的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