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出生在江南名城镇江，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情有独钟。在我已经走过的不长不短的生命历程里，这些文化因子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的血液里。尤其是对于书法，我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深彻心腑的爱。那蜿蜒流动的线条，墨气氤氲的境界，带着一种莫名的大活力和大从容，常常令我欣喜万分，欲罢而不能。我知道，这种感受，是和我一样热爱书法的朋友们都时常能体会到的，这也是书法之为艺术能历久而弥新的生命力所在。古人常说，书法“婉若银钩，漂若惊鸾”，“矫若游龙，疾若惊蛇”，就是赞叹书法中所表现的变化无常的生命伟力，以及中国人所钟爱的永远运动、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这种力量和精神，表现在书法里，简单一点说，就是“笔走龙蛇”。

书法，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在西方艺术学的体系框架中，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这一点，只要翻一翻目下国内出版的艺术学的教材和著作，即可明白。这些著作，大多不设书法一章，或者对书法避而不谈。书法在现在艺术教育和学科设置中的尴尬处境，显然和近百年来中国学界全面地“向西看”有关。那么，我们究竟是要把中国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注脚，时时处处以西方的框架和模式来套自己，并试图在西方艺术精神的屋檐下，为中国艺术找到一膝容身之地，企图以此来找回失落已久的文化尊严；还是真正地进入到自己的文化之中，去深深地体味她、感受她，试图去把握到自己文化传统的脉搏，这一点，是今天很多人文研究者正在重新考虑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书法中似乎更为明显。

书法在中国向来自成艺术，对于中国人来说，书法可列于艺术，是无可置疑的。中国人对于书法毫不陌生，千百年来，它以活泼泼的意态安顿了中国人的翰墨情怀。不仅如此，书法还和中国其他的艺术门类（比如诗、画、印、乐、舞等）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为中国人营构出一种生命的诗意，并折射出一种深沉的文化哲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书法与中国艺术精神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书法笔断意连，形断势联，笔简而意丰，形散神不散，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在中国艺术中最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它也是中国人对于抽象美认识的大本营。

作为中国文化的独创，书法自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书法与中国人的宇宙观念有一种暗合的性质。已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书法适合中国宇宙的性质，中国人的宇宙观念适合用书法来表现，书如宇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因为，中国古人的宇宙是一个气化的宇宙，而与气的宇宙最相合的，是线的艺术。气之流行而成物，线之流动而成字。书法的构成本身，就契合了中国宇宙的构成：纸为白，字为黑，一阴一阳；纸白为无，字黑为有，有无相成；纸白为虚，字黑为实，虚实相生。可以说，宇宙是一幅大书法，书法是一个小宇宙。

目前，我们之所以不能在书法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有识见的进展，据我的了解，是很多人不肯进入到书法，尤其是进入到中国文化的世界里面去，而是在外面绕圈子。也有的人，对某一个问题，搜集了很多周边的材料，却不肯再对基本的材料用力。还有不少的文章，让人感觉只是在谈文献学，而不是在谈书法。当然，考证是治学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在某一个文献本身有问题时，谈谈文献学，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把考证看成是最高的或唯一的学问，而轻视理论思维，实际上便把书法本身驱逐得很远了。考证是为研究工作准备前提条件，所以，考证的结束不是研究工作的结束，恰恰是研究工作的开始。如果考证结束，整个研究工作也结束，那么，考证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且，并不是任何考证都有意义的。清代叶燮《考证说》中曾批评了当时一些学者的繁琐考证，他说：“近时笺注训诂之家，每于地之道里、年之日月先后毫末之差，反复辩证，引证群书，众说繁多，无所取裁，而强加臆断，此非于无用之地而用其心也哉！”实际上，尽管清代考据很盛，但大多数学者并不把考证孤立地看作最高或唯一的学问。姚鼐认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戴震是重考据的，但也指出汉儒“失其义理”的片面。这些前贤的声音，我以为，是值得我们认真倾听的。

我自知学力甚薄，深感写出一部真正有计划、有系统的书法文化著作的艰难，但对于书法的钟爱，使得我不得不鼓起勇气，把自己杂乱的思绪整理成有条理的文字。在这本小书中，我想采取一种更为轻松的写法，把书法文化中所涉及到的有趣的问题，特别是和中国文化精神的若干关联，提出自己一些粗浅的理解，若能对于好学深思之士，发生若干启发性的作用，我就非常地满意了。当然，其中的错误，一定难免，我也恳切地希望得到前辈专家和读者朋友们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