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毛泽东品开国帝王(3)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的课程中，就有分析中国历史的内容。据当时学员保存的笔记记载，在“中国政治史与中国地主阶级”的题目下，毛泽东谈到秦王朝的历史：“中国政治，可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汉高祖先入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概指少数地主而言。”
在关于历史上土地问题的总结中，笔记中又这样记录毛泽东的讲述：“（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其实秦末农民暴动发生时，已是秦二世时代。“起兵讨始皇”的说法，表明毛泽东认为秦末大起义的性质，总体表现出对秦暴政的反抗，当然包含着对秦始皇政策的否定。
毛泽东在1944年4月29日致李鼎铭的信中，有高度肯定秦末农民起义的文字：“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中国古代历史时，也有对于农民战争的评价：“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毛泽东在颂扬农民战争历史的同时，指出其发生原因是“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于是通过对“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的赞扬，也表露出了对“残酷”的秦政的否定。
毛泽东在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中，提到中国古代的五位帝王，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句，透露出内心对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的看重。此后数句是：“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自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毛泽东强化了“反封建主义”的主题，说“略输文采”诸句是非“谩骂”笔法的“批判”。所谓“别的解释是错的”，回答了《沁园春·雪》在重庆初次为媒体披露后，一些站在敌对政治立场的文人“诬为封建帝王思想”的“曲解丑诋”。
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给予西汉初年政论家贾谊很高的评价。贾谊论著以分析秦王朝得失的《过秦论》最为著名。《过秦论》是最早的较系统地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较全面地分析秦政之功过得失的著名政论，其中也发表了对秦政进行文化评判的深刻见解。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大段引录了贾谊《过秦论》的内容，并且真诚地感叹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过秦论》说秦以弱胜强，终于实现统一，其迅速败亡也是有历史原因的，“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以“仁义不施”指责秦始皇等人以暴虐之术治国，终于导致政治危机。秦政之失，在于“吏治深刻”与“赋敛无度”。贾谊还批评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以暴虐为天下始。”而秦二世又“重以无道”，终于导致秦王朝的覆灭。
贾谊还具体描述了秦政的这一特色：“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侧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言论的严格禁锢，是专制制度的突出特征。这种禁锢反而会激起强烈的反抗。正如《过秦论》所指出的：“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
《旧唐书·朱敬则传》写道，正谏大夫朱敬则在武则天当政时代曾经上书，借秦亡的历史教训阐发政见。毛泽东在读朱敬则的上书时，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毛泽东对《过秦论》的特殊重视，反映他对贾谊对秦政批判和秦始皇批判的观点是基本赞同的。
在20世纪70年代，垂暮之年的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
“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近年来，某些人在批评毛泽东时几乎无不引用一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话。他们的引语说法也不一。有人说，毛泽东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人则说，毛泽东说过“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也有人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还有人说，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实质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也就是“左”的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结合；等等。这些人把“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话当作批判毛泽东的“名言”。有人甚至说，此语是“解读毛泽东所作所为的钥匙”。“马克思加秦始皇”之语，遂成当今某些人批评毛泽东“专制”“暴政”的必用材料。然而，很多引用者在引用时都没有指出“马克思加秦始皇”一语的出处。
到底毛泽东讲过“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话吗？倘若讲过，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说的？毛泽东说此话的本义何在？
据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许全兴先生披露：毛泽东于1958年8月19日在北戴河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了与“马克思加秦始皇”相似的话。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准备讨论17个问题，中心议题则是工业生产，尤其是要确保1958年完成1100万吨钢的任务，因为毛泽东当时感到这一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会议期间，毛泽东召开过多次协作区主任会议。
8月19日上午，毛泽东在住所召开了第一次协作区主任会议。他在会上讲话的第一个问题是：“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他说：“‘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枝叶扶植。’天津专区办一个400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归中央管，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十分之八。1962年搞到八九千万吨钢，那时怎么管，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以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毛泽东还说：“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他们能办的事情，每一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
为保证当年1100万吨钢任务的完成，毛泽东讲话的重点是强调统一、集中，反对无政府状态，反对分散主义。
毛泽东说：“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逼命令。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创造，比工作方法，比组织纪律，比更有秩序，比合理的独裁。要大鸣大放才能独裁。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接着，他又说：“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钢明年3000万吨要完成，今年1100万吨要保证。”“省委书记回去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有主。’”他还说到这样的情况：“邯郸有一个合作社，赶了一辆大车到鞍钢去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区），专（区）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
在讲了人民公社问题后，毛泽东又转回到领导方法和钢铁生产上。他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中央和地方同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些还要强调……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工业大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住主要的东西，对次要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合作社不搞钢铁可搞别的。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唱《逍遥津》就不能同时唱别的戏。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毛泽东这里所引的领导原则的八句歌诀是《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28条，其中第三句稍有改动，把“党委决定”改为“中央决定”。因为这里主要是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非讲一般的党委领导原则。
这是迄今为止有记录可查的毛泽东讲“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唯一的一次。人们常引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是“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一种简化的说法。
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的“‘大跃进’的发动”一章中，曾有“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引语。薄一波在介绍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有关钢铁问题的讲话要点“强调纪律”一条时写道：“针对当时生铁供应紧张，调度不灵，个别地方赶着大车去鞍钢要铁，不给不走，毛主席一再强调：‘冤有头，债有主。’完不成生产计划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薄一波把“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视为“强调纪律”。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确实多次讲到加强纪律问题。毛泽东很是担心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因而他在8月21日上午的协作区主任的第二次会议上一开始就说：“要拼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十九个星期要抓十九次。……三令五申，凡有拿不出来者，要执行纪律。对搞分散主义的，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1100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在当日下午的第三次会议上，他又谈到大权独揽与小权分散的问题、纪律的问题。他说：“我们说六项纪律，是搞神经战，主要是吓人，不坐班房，大家不犯法就是嘛！”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公安、法院也正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是我们这一套好，）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以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刘少奇插话：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法实际靠人治。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就去办。……）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1400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了共产主义了。”
在8月30日上午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快结束时又一次讲纪律问题。为了完成任务，他叮嘱与会者：“要抓，还要抓紧，不要抓而不紧。以后考就是考这个东西。”接着他重申了前面讲的六条纪律，并说：“这几条是神经战，不可少，是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这是说服与纪律的关系。”
从上面毛泽东的有关“强调纪律”的讲话内容看，若把“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理解为“说服与纪律的关系”也不无道理。但从毛泽东在19日上午的讲话看，这种理解并没有能包含其主要本义。
那么，毛泽东的“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本义是什么呢？从19日讲话的背景和目的、此话前后的语境及毛泽东讲话的习惯等方面看，从“统一计划”与“分级管理”、“分散”与“独裁”、“民主”与“控制”等词语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讲的是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和领导方法问题，是针对当时“专讲民主”、不讲集中的无政府状况（“几十万个政府”）而发的。其基本精神是讲经济体制上的集权（集中）与分权（分散）相结合，领导方法上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马克思与秦始皇分别是代表民主（分散）与集中（集权）的形象的比喻性说法而已。就领导方法、管理体制而言，这些话的基本精神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