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毛泽东品思想巨擘(7)
《庄子》对毛泽东诗词创作影响之大，更是显而易见的。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为例，全书收毛泽东诗词50首。这50首诗词中，引用典故、词语出之于《庄子》的有7首共11处，涉及庄周的文章有《逍遥游》《骈拇》《秋水》《山木》《田子方》《知北游》《盗跖》诸篇。
毛泽东创作诗词从庄子散文中摄取典故、词语乃至艺术形象时，自然也会受到庄子散文艺术的影响。庄子从其“齐物”的哲学观出发，将大小、生死、成毁等，看成二而一者，泯灭了事物相互对立面的质的区别，固不足取，但庄子因之进行艺术构思时，将“大”看作“小”以把握空间，却显得视野广阔，文气豪纵。如《庄子·秋水》中说：“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毛泽东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中汲取了“稊米”一词，同时也汲取了庄子这种看“大”作“小”的把握空间的艺术思维方法：“要将宇宙看稊米。”此后，如“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小小寰球”等句，皆看“大”作“小”，成了毛泽东诗词豪放风格的一大特色。在诗词创作中，毛泽东续写了庄子精神，同时也营创出恢宏无涯、厚重渊浩的宇宙气象。
庄子散文对毛泽东诗词创作影响最大的篇章是《逍遥游》，特别是《逍遥游》所创造的浪漫主义艺术形象“鲲鹏”，毛泽东曾五次引用。除《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里的“鲲鹏”仅出于修辞所需用作贬义外，另四例都是褒义，成了毛泽东诗词中的主题性艺术形象，是毛泽东人格精神的艺术具象化。
“鲲鹏”是庄子笔下的巨物，是一种极大的鱼，也是一种由大鱼变成的极大的鸟：既可分两物，也可合指一物。庄子所塑造的鲲鹏艺术形象的审美特征，一是“大”：“背不知其几千里，翼若垂天之云”；二是“力”：“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三是所处甚高：“绝云气，负青天”；四是所图者极远：“其远而无所至极”。就是说，“鲲鹏”这一艺术形象是非常崇高的。
在毛泽东诗词中，“鲲鹏击水”多连缀在一起，成为一种雄健有力、冲决奔纵的象征。
青年毛泽东风华正茂，他在《送纵宇一郎东行》中咏唱道：“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纵宇一郎，是毛泽东的好友罗章龙在1918年留学日本前，为自己所取的日本名，寄寓着一飞冲天、大展宏图的志愿。行人的击浪远行，送行者的浩歌饯别，奇花初茁，鲲鹏试翼，无不透发出所向披靡的气概。这一意象，与《沁园春·长沙》中的“鹰击长空”，俱显诗人毛泽东的高远大志，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则尽见其行动的果敢阳刚英迈。
据罗章龙回忆，毛泽东早年有两句诗云“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悬为人生高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自注《沁园春·长沙》时回忆：“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大鹏赋》中称赞庄子“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这种鹏飞冲天、凌摩霄汉的境界，实是一个人的胸襟怀抱与气度格局的外化：一方面是无拘无束的舒张与驰骋，一方面是壶视天地，控引古今的豪雄。
这种豪气干云的激情和气概，同样见之于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其时，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等立志救国的知识青年，正值似火青春，神采飞扬，意气风发，激情奔放。毛泽东此处巧妙化融《庄子·田子方》中“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的意境，气象更其恢宏，气势更其豪壮。
无论是“鲲鹏击水”，还是“鹰击长空”，一个“击”字，驱山走海，遒劲有力，一种猛勇犷悍、至伟至大的气势磅礴纸上。
与“鲲鹏”相对应的另一意象为“蓬间雀”，也出自于《庄子·遁遥游》。在毛泽东的词作《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二者联袂而出，互相问答。
《念奴娇·鸟儿问答》上阕，一开篇，就直接切入鲲鹏展翅九万里、上下扶摇翻飞的伟岸状貌，诗人此时仿佛那高瞻远瞩的鲲鹏，翼天盖地，吐纳风云，大有“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之势。的确，当时世界革命的风云正在漫卷全球，到处是“炮火连天，弹痕遍地”，世界正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中。从1963年到1965年，毛泽东前后共发表了六个支持世界革命人民正义斗争的声明。就在这世界人民争解放、争自由的硝烟弥漫的斗争中，鲲鹏漫卷长空，背负青天，不动声色地俯瞰现实人间的雄姿，它的沉稳庄重与冷静观察，极具内在伟力。而与之形成极鲜明对照的，则是蓬间雀，在面对“炮火连天，弹痕遍地”时吓得要命，连喊着“怎么得了”呀，惊惶失措，急于逃跑，一副惨相。
下阕起句，承接蓬间雀的情况，诗人试问：这雀儿究竟要去哪里？然后就展开了鲲鹏与蓬间雀的对话，整个下半阕以问答形式贯穿始终。先是雀儿答道：要去蓬莱仙境。诗人在此以讥讽调侃的语气暗示人间哪有这样的幻景。雀儿继续恬不知耻地说：你不知道吗？去年秋天明月当空，我们还订了三家条约。这三家条约指1963年7月至8月苏联与美、英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的实质，已被毛泽东看穿，它本质上是想剥夺其他国家为抗拒少数核大国的核讹诈而进行核试验的权利，并进而维护几个核大国的核垄断地位。接着毛泽东又以戏谑的笔调一转，“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对赫鲁晓夫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因为赫鲁晓夫曾于1964年4月1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电机厂演说时，将他所谓的“共产主义”总结为“需要有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
《念奴娇·鸟儿问答》最后两句，诗人毛泽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雷霆万钧之力对“苏修”当头棒喝：“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既是鲲鹏对蓬间雀的怒斥，也是诗人情不自禁的愤慨之言。对于其中“不须放屁”一句，有论者认为，这一句用得极好，尤其在通读全篇之后，更有此感觉，诗人在这里以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对敌人给予了愤怒的痛斥。纵贯古今，无一人敢将这四字入诗，只有毛泽东敢，他遣词用句决不瞻前顾后，忐忑不安，而是君子坦荡荡的心胸。没有他那样雄宏的气魄，谁又胆敢这样写呢？
纵观毛泽东一生，不独在其青年时代，直至暮年，他都如鲲鹏凌空，“翼若垂天之云”，在波谲云诡的世界现代史上，显示出吞吐天地的巨大影响力。
四、“有一部分真理”
——毛泽东评孟子
少年毛泽东在“六年私塾”生活中，对儒家的另外一位大思想家孟子的著作《孟子》自然是熟读成诵的。因为《孟子》是旧时代私塾里的必备教材“四书”之一。少年毛泽东一段“对对子”的佳话，就涉及《孟子》里面的内容。
1903年的夏天，正在私塾读书的毛泽东，见户外天朗气清，趁塾师不在，便与同学们一起到附近的池塘里游泳去了。塾师回来后恼怒地说：“孺子不可教也！”他想了一个责罚的办法——对对子，并出了上联：“濯足”。学生们都在思索，才思敏捷的毛泽东却对出来了：“修身”。塾师听后很满意，就免了一场责罚。
1957年11月，毛泽东私塾同学毛裕新到北京看望毛泽东，对他回忆起了这段趣事，毛泽东听罢十分高兴地说：“对了，‘濯足’对‘修身’。这个‘濯足’，就是洗脚。《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中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以‘濯足’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可以‘修身’，可以锻炼身体，又提高修养，先生当然不责怪我们，拿我们没有办法了。”
孟子是孔子以后儒家一大派，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因此被称为“亚圣”，意即仅次于孔子的“圣人”。孟子名轲，大概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前385年），死于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活到80多岁。他是邹国人，出生于今天山东邹县东南郊。相传他幼小时死了父亲，他母亲为着教育他，有“三迁”和“断机”的事。孟子出生时，距离孔丘之死将近一百年，不但看不见孔丘的学生，连孔丘的孙子子思、曾孙子上都赶不上。孟子所从师的可能是一位不著名的儒者，因此他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孟子学成以后，便出游齐、魏、滕等国，向当时诸侯讲“仁义”，讲统一天下的方法，讲治国的政策。可是当时诸侯只是表面尊敬他，心里却认为他的那一套“迂阔”，不切合实际。孟子70多岁时，不再出外游说，和他的学生万章、公孙丑等著述《孟子》七篇。《孟子》是记述孟轲言行以及他和当时人或门弟子相互问答的书。《孟子》七篇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后汉赵岐作《孟子章句》，把每篇分为上、下，则七篇共十四卷。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于孟子，和对待孔子一样，也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肯定其合理、进步、积极的一面。他曾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批示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孟子的人生态度是积极有为的。孟子认为人们的先天素质一般差不多，关键在于后天的努力。“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主张只要积极有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还踌躇满志地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号召人们不能仅仅考虑个人的私利，必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勇敢地承担起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孟子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即人们要有所作为，成就一番事业，就不能贪图安逸，而应该到艰苦的环境中自觉锻炼自己。对孟子的这种积极入世、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毛泽东一生不仅继承和发扬光大，而且身体力行，有所超越。
20世纪初动乱的时局，促使毛泽东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使命。他曾为自己取别名“子任”，以示“以天下为己任”，并以实际行动积极融入改造社会的洪流之中。
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以国家主人翁的豪情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颇有孟子的“舍我其谁”的气概。
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在数不清的困难和挫折面前，毛泽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以“打脱牙齿和血吞”的精神，坚定地抗争。他认为克服困难、战胜挫折，必须有“恒心”与“耐力”，必须具备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他锲而不舍，坚持到底，最后获得了胜利。
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自强不息、卓绝奋斗的精神，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认为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少丧失信心并具有坚强意志的人之一”，在他身后，是“一个面貌一新的民族”和“一片经过改造的国土”。
孟子所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对毛泽东人民主体论、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孟子“继孔子以往，开儒家之来”，明确提出先有人民而后有国家，有了国家方有君主的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他告诫统治者“政在得民”，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如能“保民而王”，其政权就一定牢不可破。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突破了长期以来君民关系的排序，对儒家重民思想做了极大的发展。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人民主体论。他一直把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又依靠这些智慧去领导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一生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相信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每个中共党员入党的宗旨、毕生的座右铭，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民爱戴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