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毛泽东品思想巨擘(1)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摘自毛泽东《卜算子·咏梅》

一、“我看老子比较老实”

——毛泽东品评老子

1964年8月底，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在毛泽东的眼里“比较老实”的老子，是何许人也？但关于老子的生平史料，是非常渺茫的。老子的身世，就像他书中的“道”一样，让后人捉摸不定。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著有一篇老子的传记，叫《老子韩非列传》。但是在这篇很长的传记里面，他的重点在韩非，关于老子的传略非常短。可见博学多闻如太史公者，对老子的生平所知也甚少，实在是没有什么话好讲。

司马迁讲到老子的生平籍贯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姓也有了，名也有了，字也有了，官职也有了。似乎很明白，但既然他姓李名耳，叫他李耳就是了，或叫李聃也行，为什么又叫他老子呢？对这个问题，司马迁避而不谈。有很多人说他之所以叫“老子”，大概是因为长寿，老子活得寿命很长。还有一种说法是，“老”这个字和一个字的字形非常相似，就是“考”，而“考”的本意就是长寿，所谓“寿考”。所以老子大概是个很长寿的人。但是司马迁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迷团。

“名耳”，可以理解这人姓李名耳。那么“聃”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解释“聃者，耳大也”，耳朵很大，所以现在福建泉州老子的塑像，耳朵很大，垂到肩膀上。大概老子生下来后，耳朵比较特别，所以他的父亲就给他取个名字叫“李耳”。

司马迁讲老子的官职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守藏室”，就是国家的档案馆，那时的档案馆兼有图书馆的一些职能，历代的图书都放在那里，老子是这里的“史”，所以说“道家出于史官”。老子读了很多书，读着读着就把一切看穿了，看透了，悟道了。

司马迁叙述了孔子曾经到东周去向老子请教的事，所以有人认为，老子比孔子年纪大，而且孔子还跟着老子学了很多知识，孔子算是老子的学生。孔子向老子请教的这件事，《史记》中有记载，《孔子世家》中也有记载。这就证明老子和孔子确实是见过面的。《老子韩非列传》里讲到了老子对孔子的一段教训，他是希望孔子能够戒除自己身上的骄气、傲气，戒除自己身上过多的欲望和过大的志向，因为这些都没有用处，没有好处。孔子在听了老子这一番教训之后，回到了鲁国，见到他的弟子们，就告诉他们说：我见到过天上飞的鸟，天上的鸟我知道有什么办法对付它，可以用箭去射它；我见到过地上的野兽，也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它，可以用网去把它网住；河里的鱼我也知道用什么办法，我可以把它钓上来。但是见到老子，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对付他。为什么呢？他既不是鸟，也不是兽，也不是水中的鱼，他是龙。可见孔子对老子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

关于老子的身世生平后来还有很多说法，比如三国时的道士葛玄在《道德经序》中说：“老子生而皓首。”即老子一生下来，头发花白。此语虽然是道教徒的附会之说，但有种隐喻的色彩。为什么？老子一生下来就头发花白，如果不把它看成生理现象，而看成是一种文化现象，就不难理解了。老子生在一个历史很悠久的民族里面，生在一个早熟的民族里面。马克思曾经把人类各民族分成几类：一种是正常的儿童，古希腊就是正常的儿童；再一种是晚熟的儿童，日耳曼人就晚熟；还有一个就是早熟的儿童，就是中华民族。太早熟了，一生下来就头发花白。所以，马克思说的中华民族是个早熟的民族和老子的“生而皓首”，其实可以看作是有相同内涵的说法。老子“生而皓首”，可以理解为老子出生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中。他一生下来就面对漫长历史的深厚文化积淀，所以他的思想才会那样深刻，那样具有穿透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的智慧是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结晶，《老子》一书是中华民族祖先智慧的集大成。

老子的著作《老子》，是他过函谷关时，关令尹强其所著的“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故又叫《道德经》，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竹简，则称作《德道经》。《老子》分上下篇。上篇论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主要是探讨宇宙人生哲理，可谓纯粹哲学。下篇论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主要是讨论社会和政治，可谓社会政治学。

老子在哲学思想上的独特之处，或者说首创和功绩在于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变化，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玄远的观点，给后代学者和思想家留下了想象、思索、探讨的无穷余地。老子认识到事物都有正反对立的两面，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并且对立的两方面是可以转化的。老子思想的重点，是一个“反”字。即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相反方面转化。这就是老子思想中最可宝贵的辩证法。

有人认为老子是权术家和阴谋家，他所谓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专为对手设立的陷阱，给对手以错觉，以便出其不意地击败对手。

老子的思想充满着生命的智慧，但是这种智慧一旦被统治者所用，又是极富有政治权术的，因而被称之为“君人南面之术”。

《老子》可以说也是一部兵法，书中包含军事辩证法。“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辩证法用于军事学，就是以弱胜强、避实击虚的指导原则。

民国时期的学者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谈到了《老子》的独特文风：“文章安雅，语约而有余于意，其味黯然而长。”是说《老子》语言特别简约，而寓意深远。

大多数学者认为，《老子》最精彩的、影响最广泛的还是“道”的论述，他不仅影响了政治哲学，也影响了中国人对宇宙人生的总理解。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中，都或隐或现着《老子》的痕迹。

毛泽东一生多次品评老子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老子》很熟悉。早在1913年，他就在《讲堂录》里记道：“《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话出自《老子》第七十八章，意思是说：水最柔弱，无论什么坚强的东西都不能战胜它。用于处世，则为以柔克刚之意。

1917年，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在暑假期间四处游历，在宁乡县境内，拜访了一位隐居的刘翰林。据萧子升回忆，毛泽东当时在谈话中讲：“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

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写道：“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其中所概括的，便是《老子》里的话。《老子》第十九章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第八十章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毛泽东认为这种社会理想实际上是倒退，“徒为”而已，行不通。这说明，毛泽东早期思考中国未来社会形态时，曾对《老子》一书下过功夫。

走上革命道路之后，毛泽东一直对老子思想抱有浓厚的兴趣。毛泽东读《老子》，很注意吸取书中的哲学思想精华，并在写作时活用老子的精彩观点和辩证法思想。

据不完全统计，在《毛泽东选集》中直接引用《老子》一书的名言至少有八条之多。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要改变敌我强弱力量的对比，使之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就要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暂时放弃一些土地和城池，他引用了《老子》中“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一语加以说明。他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在以后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引用过老子这句名言。

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在谈到面临的困难和应对的方针时，毛泽东说：“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作‘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他引用了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名言，意思就是先退后进，先让后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决策是非常富有远见的。

1949年3月13日，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强调要“互通情报”，并批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

1949年8月18日，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说：“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毛泽东引用的老子的一句话，见于《老子》七十四章。译成白话便是：民众不怕死，为何拿死来恐吓他们？《老子》原文中这句话后面还有一段，大意是说，人的死亡，是由“天道”掌管的，代替专管杀人的“天道”去杀人，就像代替木匠去砍木头，很少有不伤手的。联系上下文再来读毛泽东引的老子的这句话，可以看出，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民众不怕死，你拿死来恐吓他们，是徒劳的；二是说，你一定要拿死来恐吓他们，只会适得其反，就像不是木匠的人代替木匠砍木头，是要伤手的，是要受惩罚的。由于在关键之处引用了老子的精辟名句，使文章显得雄辩有力，更有气势。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对《老子》爱不释手，每到一处必带《老子》。例如，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直至晚年，毛泽东依旧常读《老子》，在讲话、谈话、文章中屡屡引用老子名言，并十分重视老子思想的研究。

1957年2月27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事物的矛盾转化，他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祸与福，好与坏，胜利与失败，正面与反面，这些都是对立统一的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上没有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事物。要全面地看问题，就得掌握辩证法，懂得“两点论”。这是毛泽东后来一再强调的观点。

1959年12月，有关部门搞了一个学术界讨论老子思想的综述材料，题为《关于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暇认真读了这个材料，读后极为重视，在材料第一页批示道：“印十份，交我为盼。”这件事是当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高智办的。

1960年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接见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等六个民主党派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代表，并且和这些党派的主席、副主席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周建人刚好坐在毛泽东身边，他们谈起了哲学问题。时值哲学界正在争论老子哲学是唯物还是唯心的，毛泽东知道周建人写了关于老子哲学问题的文章，并且也知道他是主张老子哲学是唯心论的。毛泽东说，怎么会把老子哲学看作唯物论的呢？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他鼓励周建人继续写下去。

1965年1月9日，在与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两千多年前，庄周写了关于老子的不朽著作《庄子》，后来出现了诸子百家，争论《庄子》的意义。

1968年10月31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天津有个教授叫杨柳桥，他有本《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

据1974年出版的马叙伦《老子校诂》所载，毛泽东说过：“《老子》这部书乃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一些现象，特别是战争的规律作了概括和总结，所以它也是一部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