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特点概述

3.1 完整的木构架系统

从原始社会起，中国古代建筑一脉相承，以木构架为其主要结构方式，并创造与这种结构相适应的各种平面和外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木构架又有抬梁、穿斗、井干三种不同的结构方式，而抬梁式使用范围较广，在三者中居于首要地位。

3.1.1 抬梁式木构架（附斗拱）

抬梁式木构架至迟在春秋时代已初步完备，后来经过不断提高，产生一套完整的比例和做法。这种木构架是沿着房屋的进深方向在石基础上立柱，柱上架梁，再在梁上重叠数层瓜柱和梁，自下而上，逐层缩短，逐层加高，至最上层梁上立脊瓜柱，构成一组木构架（图3-1）。在平行的两组木构架之间，用横向的枋链接柱的上端，并在各层梁头和脊瓜柱上安置若干与构架成直角的檩。这些檩上除排列椽子承载屋面重量以外，檩本身还具有联系构架的作用。这样由两组木构架形成的空间称为“间”。一座房屋通常由二三间乃至若干间沿着面阔方向排列为长方形平面。除此以外，木构架结构还可以建造三角、正方、五角、六角、八角、圆形、扇面、万字、田字及其他特殊平面的建筑，和多层的楼阁与塔等。

斗拱：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由于等级制度的关系，只有宫殿、寺庙及其他高级建筑才允许在柱上和内外檐的枋上安装斗拱。所谓斗拱是在方形座斗上用若干方形小斗与若干弓形的拱层叠装配而成。斗拱最初用以承托梁头、枋头，还用于外檐支承出檐的重量，后来才用于构架的其他节点上，而出檐的深度越大，斗拱的层数就越多。中国古代的匠师早就发现斗拱具有结构和装饰的双重作用，因而以斗拱层数的多少表示建筑物的重要性（图3-2）。

至于斗拱的发展过程，至迟在周朝初期已有在柱上安置坐斗，承载横枋的方法。到汉朝，组成斗拱已大量用于重要建筑中，斗与拱的形式也不止一种。经过两晋、南北朝到唐朝，斗拱式样渐趋于统一，并用拱的高度作为梁枋比例的基本尺度。

后来匠师们将这种基本尺度逐步发展为更周密的模数制，就是宋制《营造法式》所称的“材”。“材”的大小共有八等，而“材”又分为十五分，以十分为其宽。根据建筑类型先定材的等级，然后构件的大小、长短和屋顶的举折都以“材”为标准来决定。因此，既简化了建筑设计手续，又便于估算工料和在场地外进行预制加工，并且多座房屋可以齐头并进，提高施工速度，满足短时期内建造大量房屋的要求。这种方法由唐宋沿袭到明清，前后千余年，由此可见斗拱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不过宋朝木构架的开间加大，柱身加高，房屋空间随之扩大，而木构架节点上所用斗拱却逐步减少，不如唐代那样多了，这种趋向到明清二代更为显著，也就是高级抬梁式木构架的结构及其艺术形象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趋于简练是一个重要发展过程。

同时，明清两代的柱梁较唐宋大，而斗拱较唐宋小，而且排列较丛密，几乎丧失原来的结构机能而成为装饰化构件了。

3.1.2 穿斗式木构架

穿斗式木构架也是沿着房屋进深方向立柱，但柱的间距较密，柱直接承受檩的重量，不用架空的抬梁，而以数层“穿”贯通各柱，组成一组组的构架，也就是用较小的柱与数木拼合而穿，做成相当大的构架（图3-3），用料经济、施工简易是它的主要特点。这种木构架至迟在汉朝已经相当成熟，流传到现在，为中国南方诸省所普遍采用，但也有在房屋两端的山面用穿斗式而中央诸间用抬梁式的混合结构法。

3.1.3 井干式木构架

用天然圆木或方形、矩形、六角形断面的木料，层层累叠，构成房屋的壁体，即井干式木构架（图3-4）。据商朝后期陵墓内已使用井干式木椁，可知这种结构法应产生于这个时期以前。此后，周朝到汉朝的陵墓曾长期使用这种木椁，榫卯结构加工相当细致。据近年在宝鸡市凤翔县出土的先秦墓葬一号大墓（秦景公墓）的“黄肠题漏”木结构为实物，考证了这时期井干式建筑成就。汉朝初期的宫苑中还有井干楼。至于井干式结构的房屋，据汉朝西南兄弟民族的随葬铜器所示，既可直接建于地上，也可像穿斗式构架一样，建于干阑式木架之上。

现在西南山区还有采用井干式这种结构建造粮仓屋的。不过现在除少数森林地区以外已很少使用。

除上述三种结构形式以外，西藏、新疆等地区还使用密梁平顶、承重墙结构。

3.2 中国古代木构架结构的优点

3.2.1 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确

中国的抬梁式木构架结构如同现在的框架结构一样，在平面布置上可以形成方形或长方形柱网。柱网的外围，可在柱与柱之间，按需要砌墙壁、装门窗。由于墙壁不负担屋顶和楼面的荷重，这就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灵活性，既可以做成各种门窗大小不同的房屋，也可做成四面通风、有顶无墙的凉亭，还可做成密封的仓库。在房屋内部各柱之间，则用格扇、板壁等做成轻便隔断物，可随需要装设或拆改。因此，中国历史上有预先制作结构构件运至现场的记载，也有若干拆运成批宫殿易地重建的记录。

不过据汉明器、唐长安遗址发掘及清朝某些地区的住宅所示，有在房屋内部用梁柱而周围用承重墙的方法，由此可见抬梁式架结构经过长期间的实践，然后成为中国建筑最普遍的结构方法。至于穿斗式木构架的柱网处理，虽然不及抬梁式木结构那样灵活，可是在承重和围护结构两方面仍然一样。

3.2.2 便于适应不同的气候条件

无论抬梁式还是穿斗式木构架的房屋，只要在房屋高度、墙壁与屋面的材料和厚薄、窗的位置和大小等方面加以变化，就能广泛地适应各地区寒暖不同的气候。

3.2.3 有较好的抗震效能

木构架结构由于木材具有一定弹性，梁柱的框架结构有较好的整体性；高级古建筑的基础部分采用满堂灰土，用分层夯实的灰土作地基，具有较好的整体性和材料弹性，因而木构架房屋具有较高的抗震性能，能抵抗强烈地震所引起的破坏。如山西应县木塔、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北京故宫等处的古代建筑，历史上曾经受多次地震，至今仍安然无恙，就是使人十分信服的例证。

3.2.4 材料供应比较方便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施用是我国一个优良的历史传统。在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内，木料比砖石更容易就地取材，而且加工比较容易，可迅速而经济地解决材料供应问题，因此，木结构不但广泛用于一般房屋建筑，还用于各种梁式、悬臂式和拱式桥梁。

除木构架结构以外，周朝初期已产生了瓦。接着战国时代出现了花纹砖和大块的空心砖，而且未经过红砖红瓦的阶段，一开始就生产出来质量较高的青砖、青瓦，以后也一贯使用着这种优质材料。汉朝除了已有砖券墓和预制拼装的空心砖墓以外，墓内还使用印有人物和各种花纹的贴面砖，自此以后，木构架建筑的墙壁逐步以砖代替原来的夯土和土砖。至于砖拱结构之用于地面建筑，仅见于早期的塔内部，从元朝开始用砖拱建造地面上的房屋，有筒拱也有穹隆顶，到明朝则出现了完全用拱券结构的碉楼和结构用砖拱而外形模仿木建筑的无梁殿，并进而在砖拱与木构架结构相结合的城楼、鼓楼和陵墓的方城明楼等，创造了许多雄伟、精美的作品。

6世纪上半期，北魏宫殿已使用琉璃瓦。随着制作技术的提高，宋朝用琉璃砖建造了高达58米的开封祐国寺塔，明清两代制陶手工业突出发展，改用瓷土烧制琉璃。琉璃砖瓦的质地更为坚致，釉料颜色也更多样化，举世闻名的南京报恩寺磁塔虽已不存在，仍然标志当时琉璃技术的辉煌成就。

汉代以后，中国石建筑有不少形制美丽和雕刻精湛的墓、阙、塔、幢和桥梁。其中7世纪初隋朝建造的赵县安济桥，不仅形象优美，并首创世界上敞肩式拱桥结构，有力地说明中国古代结构的发展水平。

3.3 独特的群体组合形式

以木构架结构为主的中国建筑体系在平面布局方面具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就是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组群。

根据商朝后期宫室已有整然成行的柱网，证明当时已产生了“间”的概念。一座建筑的间数，除了少数例外，一般都采用奇数，而这种方法早见于春秋时代的门、寝建筑。至于各间的面阔，据建筑实例所示，各时代虽非一致，但亦有规律可循。如黄陂盘龙城商朝寝基址四间，中间二室的面阔（9.5米）即略宽于两头二室（7.9～7.5米）；汉朝明器中也有明间较宽的现象；唐朝虽有各间相等和中央数间相等而梢间稍窄，及明间较宽的三种方式，但从宋朝起，前二者已很少使用，而后者最为普遍。

一般来讲，各间的间距，自商朝至战国时代的遗迹多在3米左右，后来随着技术发展，唐朝的宫殿、庙宇以5米居多，宋以后则扩大到7～8米，最大的如明长陵稜恩殿的明间面阔达10.34米。

3.3.1 单座建筑的柱网布置

单座建筑的平面布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者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和功能方面的要求，从而使殿堂、厅堂、亭榭与一般房屋的柱网有很大的区别。在殿堂方面，根据国内考古调查资料，自唐以来中型殿堂已采用“金箱斗底槽”式的柱网布局，但有些建筑用简单的分心槽；大型殿堂随着面积的扩大，在金箱斗底槽内再加单槽或双槽，如唐大明宫含元殿的平面布置就是这种形式。而大同华严寺大殿与曲阳元北岳德宁殿则是金箱斗底槽的变体（图3-5）。

其次，五代、宋、辽、金、元遗物中有内部采用彻上露明造，梁架略如厅堂而又外檐使用两跳以上斗拱的，应是殿堂与厅堂结构的混合体。其中小型的内部无柱，或仅有二后金柱，柱上以四椽袱与袱承载上部梁架荷重。中型、大型的因功能上的要求，或前廊较深，或内部采用减柱和移柱法，从而梁架发生变化，丰富了内部的艺术形象。由此可见单座建筑的平面布置，殿堂比较严谨，殿堂与厅堂的混合体较为灵活自由，厅堂以次，至于一般房屋则变化更多，不能一一列举（图3-6）。

3.3.2 庭院与组群的布局原则

中国古代建筑的庭院与组群的布局原则，由于受社会意识形态所支配，大都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其中多数以纵轴线为主，横轴线为辅，但也有纵横二轴线都是主轴，以及一部分有轴线或完全没有轴线的例子。具体情况如下。

1．三合院与四合院的布局方式

一般庭院的布局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纵轴线上先安置主要建筑，再在院子的左右两侧依着横轴线以两座体型较小的次要建筑相对峙，构成π形或H形的三合院；或在主要建筑的对面，再建一座次要建筑，构成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庭院，称为四合院。四合院的四角通常用走廊、围墙等将四座建筑连接起来，成为封闭性较强的整体。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下，这种布局方式便于安排家庭成员的住所，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同时，也为了保证安全、防风、防沙，或在庭院内种植花木，创造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图3-7和图3-8）。

至于适应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以及满足不同性质的建筑在功能上和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的要求，只要将庭院的形状、大小与木构架建筑的体形式样、材料、装饰、色彩等加以变化，就能够得到解决。因此，从商朝后期起，在漫长的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在气候悬殊的辽阔土地上，广泛使用这种四合院的布局方法。

另一种四合院则在纵轴线上建立主要建筑及其对面的次要建筑，在院子左右两侧用“[”形与“]”形回廊将前后两座建筑联系起来，因而称为“廊院”。这种以回廊与建筑相组合的方法，可收到艺术上大小、高低、虚实与明暗的对比效果，同时回廊各间装有直棂窗，可向外眺望，扩大空间感。它的使用范围，自汉至宋、金，仅见于宫殿、祠庙、寺、观和较大的住宅。

其中唐、宋两代大型廊院的组合相当复杂，主要建筑位于院子的后端中央，其平面有横长、纵长、工字或横长加挟屋，或在其左右加二朵殿，并在院子左右回廊间建有殿堂或楼阁，但也有主要建筑一二座在院子中央，左右各翼以横廊将纵深的庭院划分为前后二院或前、中、后三院的。不过唐代后期又出现了具有廊庑的四合院，它保留了廊院的一部分特点，而使用面积较大，显然比廊院更切合实用，所以从宋朝起，宫殿、庙宇等采用廊庑的逐渐增多，而廊院日少，到明清两代几乎绝迹。

2．多样化的群体组合形式

除上述各种布局方法以外，汉代以来还有很多在纵横二轴线上都采用对称方式的组群。它和四合院建筑相反，以体形巨大的建筑为中心，周围以庭院环绕，再外用矮小的附属建筑、走廊或围墙构成方形或圆形外廊，如汉朝的礼制建筑、历代坛庙（图3-9），以及宋朝的金明池水殿等，但也有在其前部再加纵深组群的，如汉、宋间的陵墓和清朝的承德普乐寺等。

此外，对于不在同一轴线上的组群，往往以弯曲的道路、走廊、桥梁作为联系的工具。还有配合地形，建造对称与不对称相结合的组群，如拉萨的布达拉宫，依山势自下而上，用曲折的磴道和参差错落的平顶房屋与院落，烘托中央具有轴线和覆有屋顶的主要殿堂，形成十分壮丽的外观。至于中国园林虽多是不对称的平面布局，但帝王们的苑囿，为了朝觐与处理政务，仍建造一部分具有轴线的组群，如清朝遗留下来的北京西郊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就是例证。

3.4 美丽动人的艺术形象

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处理，经历代工匠长期间努力和经验的累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概括地说，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3.4.1 单座建筑的艺术处理

单座建筑从整个形体到各部分构件，利用木构架的组合、各构件的形式及材料本身的质感等进行艺术加工，达到建筑的功能、结构和艺术的统一，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卓越成就之一。房屋下部的台基除发挥它本身的结构功能以外，又与柱的侧脚、墙的收分等相配合，增加房屋外观的稳定感。各间面阔采取明间略大的方式，既满足功能需要，又使外观取得主次分明的艺术效果。

例如，棱柱、月梁、雀替、斗拱等从形状到组合经过艺术处理以后，便以艺术品的形象出现于建筑物上，因而元以前体形雄壮巨大和比例匀称的外檐斗拱，在建筑外观上起着很大的装饰作用，给人异常深刻的印象。同样的，在彻上露明造的殿堂与厅堂中，梁架、斗拱、襻间等也都以其结构与装饰的双重作用，成为室内艺术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保护柱网外围的版筑墙，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采用较大的出檐，但出檐过大，就妨碍室内采光，而且夏季暴雨时，由屋顶下泄的雨水往往会冲毁台基附近的地面，因而汉朝创造了微微向上反曲的屋檐。接着，晋朝出现了屋角及翘结构，并产生了举折，使建筑上部体形庞大的屋顶呈现轻巧活泼的形象，成为中国建筑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屋顶式样，到汉朝已有庑殿、歇山、囤顶、攒尖等五种基本形体和重檐屋顶，南北朝则增加了勾连搭。后来又陆续出现单坡、丁字脊、十字脊、盝顶、拱券顶、盔顶、圆顶等以及由这些屋顶组合而成的各种复杂形体。中国古代匠师在运用屋顶形式取得艺术效果方面，经验是很丰富的，唐宋绘画中反映了很多优秀的组合形象，实例则如北京故宫和颐和园，其以屋顶形式的主次分明、变化多样，加强了艺术感染力，获得了很高成就。

3.4.2 组群建筑的艺术处理

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布局是若干单个建筑物的群体组合。通常，一座住宅、一座庙宇或一座宫殿指的都是整组建筑群。据汉代的建筑遗址、画像砖和画像石上的建筑图像及明器陶屋等所示已有完整的表现。古代最早的建筑仅是简单的单座房屋，之后随着功能要求和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各种用途所需要的空间已无法由单座房屋来得到满足，而需要扩大建筑物的平面和空间。但木结构建筑扩大平面和空间的主要方法是加大构架尺度和增加梁架数目或增加层数，而这些都受到材料、结构技术和使用要求的限制，因此，自然地发展了单个建筑物的群体组合的形式。虽然是一些不大的简单的单座建筑物，也可以构成庞大的复杂的整体，从而满足建筑的功能和思想性、艺术性的多方面的要求。

中国古代建筑群体的平面布局，除了受地形条件的限制以外，一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性，即当建筑的规模需要扩大时，往往采取纵向扩展、横向扩展或纵横双方都扩展的方式，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各种组群建筑。一般的手法是在地基的主要轴线（一般为纵轴）上布置主要建筑物，附属房屋则居于次要地位，向纵深方向布置若干庭院，组成有层次、有深度的空间；群体的周围还常配置一些门、廊、墙等小建筑，兼颐联系和隔断作用（图3-10）。

古代匠师根据各个建筑物的功能联系，又结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要求，在处理各个建筑物的主次陪衬关系和掌握各部分的比例尺度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建筑群体不是一些单个建筑物的杂乱的或者偶然的凑合和堆砌，而是结成一个满足各方面用途又成为一个完整的建筑艺术群体和严密整体。

我国古代规模巨大的建筑群，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等都体现了这种群体组合的卓越成就。以北京故宫为例，它的总体布局是沿着南北轴线纵向布置起来的，以天安门为序幕，外朝三殿为高潮，景山作殿尾，既有主有从，又前后呼应，一气呵成，是中国宫殿建筑的优秀范例（图3-11）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大组群的建筑形象恰如一幅中国的手卷画，只有逐渐展开的空间变化中，才能了解它的全貌与高潮所在。很显然，这种处理手法与欧洲建筑有着根本的差别。

3.4.3 室内装饰

中国古代建筑的室内装饰是随着人们的起居习惯和装修、家具的演变而逐步发生变化的。自商、周至三国期间，由于跪坐是主要的起居方式，因而席与床（又称榻）是当时室内陈设的主要因素。汉朝的门、窗通常都挂着帘子和帷幕，长者和尊者在床上加帐，但几、案比较低矮，屏风多用于床上，自此以后，垂足坐的习惯逐渐增加，南北朝已有高形坐具，唐代出现高形桌、椅和高屏风。这些新家具经五代到宋完全定型化，并以屏风为背景布置厅堂的家具；同时，房屋的空间加大，窗可启闭，以增加室内采光和内外空间的流通，因此从宋朝起室内布局及其艺术形象发生了重要变化。

自明到清初，家具的造型简洁优美，达到历史上的高峰，并进而综合房屋结构、装修、雕刻、家具和字画陈设等融为一体，而装修、家具与大量美术工艺相结合，也是这时期的特点。其中宫殿的起居部分与高级住宅的内部，除固定的隔断和的格扇以外，还使用可移动的屏风和半开敝的罩、博古架等家具相结合，对于组织室内空间起着增加层次和深度的作用。宫殿与许多重要建筑还使用天花与雕刻精美的藻井，以加强内部空间的华丽和尊严感（图3-12和3-13）。

3.4.4 建筑色彩

使用色彩是中国古代建筑装饰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但由于民族和地区的不同，也有若干差别，它的卓越成就是建筑的艺术要求与保护木材相结合而发展形成的。就宫殿建筑而言，从春秋时代起，主要使用强烈的原色，经过长期的发展，在鲜明的色彩对比与调和方面创造出不少优秀手法。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宫殿、庙宇、府第多用白墙、红柱，或柱、枋、斗拱绘有华丽的彩画，屋顶覆以灰瓦、黑瓦及少数琉璃瓦，而脊与瓦往往采用不同颜色，已开后代“剪边”屋顶的先例。宋、金宫殿逐步使用白石台基，红色的墙、柱、门、窗及黄绿各色的琉璃屋顶，而在檐下用金碧交辉的彩画，加强了阴影部分的对比，创造出一种富丽堂皇和绚烂夺目的艺术效果。这种方法在元朝基本形成，到明朝成为制度化。

在古代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等级制度，色彩的使用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如宋代有“凡庶人家，不得施五色纹彩为饰”，明代有“庶民居舍，不许饰彩色”的规定。因此，只有宫殿、坛庙和府第建筑才能施用这种金碧辉煌的色彩。而一般民居住宅因受等级制度及经济条件所限，多用白墙、灰瓦和栗、黑、墨绿等色的梁、柱、装修，形成秀丽雅淡的格调，与居住环境所要求的气氛相协调，在色调的处理上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3.5 中国古典园林意境建筑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园林是在统治集团居住与游览的双重目的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园林的主要特点是因地制宜、掘地造山，布置房屋、花、木，并利用环境组织借景，构成富于自然风趣的园林。所谓自然风趣是设计时将大自然的风景素材，通过概括与提炼，在园林中创造各种理想的意境，它不是单纯地模仿自然，而是自然的再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因此，必须胸有丘壑，精通画理，才能取得理想的造园艺术效果。在这种传统习惯的影响下，经过长期实践，逐步形成为艺术水平很高、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自然风景式园林。

中国古代园林发展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汉朝除帝王的离宫、苑囿以外，仅少数贵族、富商营建园林，而苑囿还畜养禽兽，供狩猎之用。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私家园林逐渐增加。到了唐代，不仅贵族、官僚在长安近郊利用自然环境营建别墅，甚至官署、寺观中也修建园池，盛植花木；经五代到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与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促进了园林的发展。当时除首都开封和陪都洛阳以外，江南地区筑山叠石之风很盛，因而产生了以莳花、造山为专业的匠工。到明清二朝，江南成为私家园林最发达的地区，如江宁、苏州、吴兴、杭州等地都兴建了不少出色的园林建筑，明朝末期便出现了论述造园艺术的著作《园治》。

中国的造园艺术已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从魏晋间开始，在精神生活方面，由于当时的士大夫阶级爱好自然，寄情于田园山水之间，因而使当时私家园林形成一种崇尚自然的风气，对于规模巨大、建筑和装饰过多的苑囿产生一定的影响。唐宋以来有不少官僚是文人画家，他们自建园林或参与造园工作，便将他们的生活思想及传统文学和绘画所描写的意境渗透于园林的布局与造景中，于是“诗情画意”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园林设计的主导思想。到明清二代，有些画家竟成为著名的园林设计者。必须指出，“诗情画意”反映当时士大夫阶级的思想情调，以追求悠闲雅逸的意趣相标榜，同时也使中国古代园林的布局与若干具体手法具有山水画式的特殊风格，与其他国家的自然风景式园林迥然不同。

中国古代园林的布局，除供游览观赏以外，兼供居住之用，所以在山池花木之间还要建造很多亭台楼阁，连以走廊，故房屋数量过多、所占的比重过大，反而与创造自然风趣的园景有失协调，存在一定的矛盾。其中皇家苑囿因处理政务，召见臣属所需，建造了具有轴线的门殿和厅院，但其他部分仍和私家园林一样，以不规则方式为其布局的基本原则。如清朝所建的两处皇家苑囿——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就是现存的实物例证，可供参考研究。

中国古代园林，从汉武帝开始在建章宫太液池内建蓬莱、方丈、瀛洲三岛以后，到南北朝又沿着池岸布置假山、花木及各种建筑，构成风景优美的景区，自此以后，以水池为中心处理园景，成为一贯相承的传统方法。从南北朝起士大夫阶级欣赏奇石的风气大盛，而假山也从这时开始，陆续创造很多峭拔、幽深和行迥不尽的意境。因此，只有具备了水与石的基本条件才能着手造园，而北方水少又缺佳石，故不能增奇生色，是以名园多在江南。

无论苑囿或私家园林，除了主要山池以外，还要在有限面积内构成更多的风景，因而有必要在布局上划分若干景区，以满足游览要求。要使各景区的面积大小和配合方式力求达到疏密相间，主次分明，幽曲和开朗相结合。同时，山、池、房屋的形状和花木的品种及配置方法尽量做到多样化，使人们从这一区转入那一区时，感到步移景异，有节奏地发生变化。但各景区之间，有些以封闭为主，有些用封闭和空间流通相结合的手法，使山、池、房屋和花木的部署，有开有合，互相穿插，以增加各景区的联系和风景的层次。

园林风景的布置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在人们游览过程中“动”和“静”相结合的客观要求下进行设计的。例如，对于厅堂、亭、榭、桥头、山巅和道路转折等停留时间较长的观赏点，往往根据对比与衬托的原则，构成各种美好的对景。据北宋初期已有“值景而造”的布局，知当时园林早已注重对景方法了。此外，还善于利用地形，采用借景和屏障等方法，互相因借抑扬，使游人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欣赏到不同的景色和景深的变幻，具有含蓄不尽之意。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匠工和画家们创造了很多优秀手法，丰富了中国园林艺术的内容。

园林中的游览路线，在小型私家园林大都采用以山池为中心的环行方式，但苑囿和大型园林的游览路线则比较复杂，除了主要路线以外，还有若干辅助路线，或穿林越涧，或临池俯瞰，或登山远眺，或入谷探幽，或循廊、或入室、或登楼，使风景时而开朗，时而隐蔽，不断发生变化。因此，这种方法在组织风景和满足人们动静结合的游览要求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图3-14和图3-15）。

3.6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统筹布局

随着国家而出现的城市，是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经济统治和生活享受的基地，同时也是人口、财富最集中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因而城市布局以宫室为主，辅以官署和生产生活有关的建筑，以及城垣、壕沟等防御设施。在考古学方面，夏、商和西周的都城目前尚在探索阶段，但古代文献和遗迹证明春秋战国间的都城已将宫室作为主体，并具有规划整齐的布局，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又陆续出现了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当时世界上规模十分宏大的城市。这些城市都善于因地制宜，并按需要有计划地进行建设，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城市面貌，其他各地地方行政中心的省、府、州、县城也都按行政等级，有一定的布局原则。此外，汉以来因国防上的需要，在边境和沿海地带还建造很多作为防守据点的城市。所有这些，显然和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政令统一的政治制度具有密切的关系。

从春秋到战国，以宫室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城市，如周王城、齐临淄、赵邯郸、魏大梁、楚鄢郢、韩宜阳等都是这时期的大城市，其中临淄户口约达7万户。当时文献如《考工记》记载的王城制度虽尚待证实，可是近年来考古发掘，发现侯马晋城、邯郸赵王城和易县燕下都皆有巨大的夯土台位于纵轴线上，应是原来宫室遗址。此外，战国若干小城市也都具有规划整然的街道。而汉长安城遗址发掘也已证明街道宽度沿用《考工记》所述以车“轨”为标准方法。同时汉长安以闾里为单位的居住区，在《管子》和《墨子》二书中也有记载。由此可见这些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战国间的城市布局情况及其规划思想，并对后来各朝代的都城发生了不少的影响。

秦都咸阳的城市布局采用不对称的建筑群组合形式，它因地制宜，依山就势，削山坡为土台，沿山边筑城廓，基本上是按自然地形发展起来的，在规划上冲破了战国时各国王城及周都洛阳的以宫室为中心的规划思想。

汉朝初期的首都长安因先营宫殿，后建城垣，城的平面呈不规则形状，但主要街道仍作丁字或十字相交，并以水沟划大街为三道，两侧植树，此外还建设了若干闾里和市场（图3-16）。

自此以后，作为全国政治与文化中心的都城，大都采用规则式平面布局，汉朝后期的首都——洛阳的宫室、苑囿位于城中央及其迤北一带，而汉末的魏邺城将宫室移于全城纵轴线的北部，使城内交通更为方便。这种布局方式经两晋到北魏、东魏又增加东西二市，在这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隋唐长安城（图3-17）。长安的宫室、坛庙和重要的官署位于南北纵轴线上的北端及其两侧，并以整齐的道路网将全城划分为若干棋盘形。每一棋盘格称为“坊”，绕以坊墙，各成一区。除城内东西两侧各有一个专供商业贸易的坊外，一般的坊主要供市民居住，并在地形较高的坊内选择若干制高点，建造官署和寺观等，使全城轮廓高低起伏，富于变化。

清代（1616-1911年）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一时期的建筑大体因袭明代传统，但也有发展和创新，建筑物更崇尚工巧华丽。清代在建筑上也接受了汉族的建筑艺术与技术，保留了明代的北京宫殿，建筑制度亦沿袭明代规制，少有改进。

清代的都城北京城基本保持了明朝时的原状，城内共有20座高大、雄伟的城门，气势最为磅礴的是内城的正阳门。因沿用了明代的帝王宫殿，清代帝王兴建了大规模的皇家园林，这些园林建筑是清代建筑的精华，其中包括华美的圆明园与颐和园。

清代北京城平面图（乾隆时期）在清代建筑群实例中，群体布置与装修设计水平已达成熟，尤其是园林建筑，在结合地形或空间进行处理、变化造型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这一时期，建筑技艺仍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玻璃的引进使用及砖石建筑的进步等方面。这一时期，中国的民居建筑丰富多彩，灵活多样的自由式建筑较多。清代晚期，中国还出现了部分中西合璧的新建筑形象。

城市绿化根据汉以来传统，在主要大道两侧植槐，而洛阳从隋朝起以樱桃、石榴作行道树，河岸则植柳，为唐长安和北宋东京所沿用。更重要的是，从北宋起，封闭性坊制已名存实亡，并取消集中市场，代以住宅和商业混合的街道形式，可是都城布局在封建制度和传统礼教的影响下，仍力求方整和对称，并以建筑物的体量和色彩来强调宫室为主体的城市中轴线的作用。

元、明、清的京城虽然宫室、坛庙、官署位于城的南部，但整个规划仍以对称、整齐为基本原则。至于南宋临安（今杭州市）和明南京（今南京市）等少数都城，因利用旧城结合地形的关系，城市平面呈不规则形，但依然是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与建设的。其中如禁城宫城和官署都是按照周代王城制度布置起来的，“三朝五门”，严整有序，是明成祖（朱棣）营建北京的蓝本。

明清的首都北京城，其布局特点是严格按照古代奴隶社会王城制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格局来规划与建设的（图3-18），以皇城为主，位于南北中轴线上，占据城市中心部分。从大清门起经紫禁城直达地安门，这一轴线完全为帝王宫廷建筑所占有。于紫禁城前左侧建太庙，右侧建社稷坛，并在城外四方建天（南）、地（北）、日（东）、月（西）四坛。因为皇城居中，实际上将整个城市划分为东西两部分，给城市交通带来极大的不便，在整个城市布局的设计思想上充分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儒家思想。

另外，中国古代各地的城市建筑，创造了很多因地制宜的布局方式。北方城市多位于平原，所以城市平面和道路系统多数方整规则。南方傍山临水的城市，因为结合地形、常常形成不规则的布局，但道路系统仍力求整齐。其中江南地区由于依靠河流为运输线，城内除道路以外，还开凿很多河道。例如苏州，至迟在7世纪就有了内外两套环城主要河道与若干水门，再在城内开掘一套与街道相辅的河道网，其中有垂直相交的干线，也有与街道平行并通至住宅前后的支线，供运输和排水之用，充分说明当时规划的完整性和严密性。

此外，唐末到北宋，成都、江夏、苏州、福州等城市陆续建造砖城；北宋起，有些城市还在城垣外侧建跑马场面；成都、苏州及江南若干城市用砖铺路；福州街道则有九轨、六轨、四轨、三轨、二轨五种不同宽度，路面用石块铺砌；明初修建北京城时，主城已有了砖筑的下水道系统，用以排泄雨水及污水；紫禁城内并设有规划完整的排除雨水的沟渠系统，均用砖石砌筑，质量很好，是古代下水道工程的巨大成就；还有都城和紫禁城的周围都有护城河环绕，主要起防御作用，同时用护城河引水横贯入宫，兼供防火之需。城内大面积的水面是什刹海与三海，前者是一般百姓的游览区，后者则是帝王独占的苑囿。这些湖泊的水源都来自玉泉山等处，向东南经德胜门水关而入城，经九闸，汇流至大通桥迤东注入运河，水道沟渠系统的规划性是相当健全的，标志着当时城市建设工程所具有的高超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