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治理理论前沿

决策过程的模型研究

——关于决策的阶段论、源流论、循环论和路径论

[荷兰]吉尔特·泰斯曼，埃文·范·比伦（著）靳琮旻 靳永翥（译）

【摘要】本研究阐述了如何分析复杂的决策问题。比较三种概念模型：阶段模型、源流模型和循环模型。每个模型基于决策是什么，以及如何分析特定的假设。阶段模型着重于过程中连续的和独特的阶段，即定义一个问题、寻找、选择和实施解决方案。源流模型强调并发现源流的参与者、问题和解决方案，将决策定义为这些源流之间的连接体。在对多个参加者介绍问题和方案的结合情况及通过互动创建进度做出假设时，循环模型结合了其他两个模型的元素。每个模型生成特定的见解，文章以一条荷兰名为Betuwe的货运铁路线为例。阶段模型集中于决策的参与者；源流模型关注的是问题之间的一致联系、解决方案和参与者；循环模型则关注的是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阶段论 源流论 循环论 路径论 模型

一、决策模型的重建

公共行政学者一致认为决策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原因来解释这种加剧的复杂性。其中，很重要的两点是：全球网络的动态及相互依存关系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和权力分享或者“网络社会”的特性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在网络中，当地的情况可能会由于网络的动态而变化很快。同时，决策出现在一个无人负责的社会里（Brysonand Crosby1992；Kickertetal.1997）。这两个系统的变化促使公共决策变得复杂。同时，情况是可以迅速改变的，任何决策与他人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着的。

本研究是基于加剧的复杂性的假设，因此，它适合于许多其他问题。通常情况下，重点是政府或治理系统的后果和挑战。显然，早在2000年之前，在关于治理网络的更广泛的讨论中，人们就已经考虑到了复杂性（例如，Germany Marin and Mayntz 1991 and Scharpf 1997；France Crozier and Friedberg 1980；Great Britain Rholdes 1996b；and the United States E. Ostrom 1990；Smith 1998）。2000年后，许多其他专家在出版物里也阐述了复杂性-政府/治理关系（Strand 2002；Teisman and Klijn 2002；Duit and Galaz 2006；Wagenaar 2007；Gerrits 2008，Teisman et al. 2009）。

然而，复杂性也给相关研究人员带来了一些有关复杂性的问题。研究人员在决策时可以用什么样的模型来描述、分析和评估他们的决策呢？他们又如何利用这些模型来克服其复杂性呢？明茨伯格（Mintzberg 1973），金德姆（Kingdom 1984），巴特勒（Butler1991）和塔滋蔓（Teisman1998）对这个话题甚为关注。他们把决策的映像看作是阶段、源流和循环。2000年后，范布伦、格里茨（van Buuren&Gerrits2008）和海恩斯（Haynes2008）在这一主题上做出了贡献。他们引入了诸如路径、跟踪时间表和变化率等概念用来表示过程动态。这些作者特别注重决策过程的复配，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特性。通过查看进程，他们较少关注决策，更多的是关注一些参与者（演员）或多或少耦合的决策的结果。

本章的重点是如何描绘涉及复杂网络结构的决策的问题。我们将专注于决策活动的连续性和并发性。我们还将讨论决策活动之间的假设关系、顺序，以及并联组合。后续的研究问题可表示为：

（1）在决策过程中人们做了哪些关于活动链的假设呢？我们将分析用于区分活动链和决策类型的不同的标准。

（2）在决策过程中人们对同时发生的系列活动做了哪些假设呢？具体来说，我们将从目标、框架和事实等方面入手，区分（或多或少相关的）活动者之间，问题和解决方案之间，以及决策内容之间的关系。

为了分析决策，研究者需要重建研究的对象，这样的重建将是有选择性的。观察不是简单地努力学习是怎么回事就行了，相反，它是一个使观察符合系列假设的过程（Edelman1971）。将经验观察收集和归类为有意义的信息，这是基于所用决策的先验图像。没有假定它的外观，我们就不能描绘出决策。各种术语用于描述这样一组假设：模型，图像，比喻，指示的框架或方法。在本研究中，将用到“模型”这个术语。模型帮助我们以独特而又局部的方式来理解决策（Morgan1997：4）。

本研究将对四种模型展开讨论，其中的两种模型即所谓的阶段模型和源流模型已被普遍接受和推崇。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政策实践（程序通常基于定相的概念）领域，阶段模型是最常用的方法（Anderson1979；Bryson and Crosby1992）。决策呈现于若干不同的阶段（Mintzberg1976）。阶段模型区分了（至少）政策信息、政策采纳和政策执行。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特点和参与者。例如，部委通常划分为不同的部门来负责制定政策和其他执行环节。

源流模型把决策描述为三个独立的并发源流的组合（Kingdom 1984）。一个源流包括系列问题，另一个包括政策或解决方案，第三个则包括支配关系或参与者。就像阶段一样，源流都有各自的特色，但它们相映成趣。一个决定导致了源流的并发。

第三个模型即循环模型，已被看作是能在复杂的网络中分析决策的一个概念性方法而越来越受人推崇（van Bueren etal.2003；Howlett2010）。这个所谓的循环模型认为决策由不同的决策循环组成。在所有的循环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对问题和解决方案的一个或多个定义。除了塔滋蔓的方法外，我们将呈现第四种复杂的决策方法。范布伦（van Buuren2006）在前人将决策解释为三个共同进化轨迹的假想基础之上，解释了第四种方法：事实调查、设计和将形成（van Buuren and Gerrits2008；van Herk etal.2011）。

在循环模型中，各种活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人员的主要焦点。就问题和相关解决方案的主导定义而言，所有参加者可以在每一轮得分。这样一来，他们便规定下一轮的开始。但与此同时每一个新的循环都可以改变比赛的方向：新玩家可以出现，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游戏的规则也会随之改变。专家在城市和基础设施规划领域多年的研究才促成了循环模型。第一作者（提倡者）被决策过程的长久和过程中的千变万化所折服。他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的成果是：就形成、采用和实施而言，参与决策的活动者往往不同意某一个阶段的过程中的分类。虽然他能够识别部长、议会和议会委员会等所采取的官方决策。但这些决策都不能清楚地描述为采纳的那一刻。在一些官方决定之前，还有不能视为这些决定的实施行动的行为。基于这种思路，第一作者得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结论：在复杂的决策中，脱离决定的结果的实现标志着决定从准备阶段进入实施阶段。此外，问题是什么和解决方案是什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被充分证明比在假设的源流模型中更加复杂。一个活动者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这很容易成为另一个活动者的问题。参与者带动着密切相关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为了了解这些动态和各种看法，塔滋蔓逐步改变对决策的概念定义。首先，基于主要决定不被发现的事实，他开始收集所有将在一定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决定。其次，他不再假设建立在先验顺序和层次结构的基础上的决定；相反，它是研究任务，是用来澄清不同的决定之间的经验关系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决策被重新定义为对各方采取的一系列决策的错综复杂的“提示”，这导致了新的分析模型的提出。那么，第一作者（参与者）就从连续多轮的方面来描述进展。

第二作者（参与者）把这种洞察力作为出发点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当涉及迫在眉睫的问题时，我们如何理解决策过程内容的演变呢，哪些元素构成了决策的内容，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影响？要回答这个问题有许多可供选择的出发点。多作者（参与者）（或明或暗地）并没有将目标因素、利息和股权、知识的对抗元素，以及分析和信息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可以追溯到林德布洛姆和伍德豪斯（Lindbolm and Woodhouse1992），他们区分了收集信息的活动和施加影响的活动，赫克罗（Heclo 1974）用动力估计和冥思苦想这两个概念来描述相同的现象。

最近，很多有关第三元素的文献已经出现。它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解释、框架或信念系统的角色（Feldman 1989；Schon and Rein 1993；Fischer 2003；Sabatier 1999）。框架是参与者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规范而主管的看法。框架之所以在决策中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决定要考虑哪些知识问题，而且也决定哪些目标适合特殊问题背景。

在一个决策过程中，每个活动者都有他自己的事实、框架和目标，而且还会与其他参与者协商让其同意他的看法。这些要素以一种动态而又不稳定的方式发展，并且相互影响。决定可以看作是事实、框架和目标的暂时选择。一旦它组成路径的内容改变了，这个暂时“均衡”很容易受到挑战。

路径模型（见图1）是基于一个假设，它有助于分别在这三个路径描述发展，这样一来也能解释（后果）他们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实现了的决策的影响力。

在调查完所有四种模型之后，作者将对它们进行相互比较。我们将做一个有关海尔德兰货运铁路线的四元分析，最后，通过与阶段模型和源流模型对比，会得出一些关于路径的附加值和循环模型的结论。

二、四种模型的具体分析

（一）阶段模型中的概念和原则

在政策制定的分析中“政策可以被检查并被理解为几道相互关联的工序，但仍然可以视为不同的组件。而这些组件又是政府行为的决定因素”（Sato1999）。阶段模型假设的是：决策是“政策的形成、采纳、实施和评价等不同方面的继承”（Bryson and Crosby 1992：57-66）。通常，政策的形成分为问题定义的阶段和呈现解决方案的阶段。传统的政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是问题定义，涉及一些问题或危机的出现和识别；在第二阶段，各种各样的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如立法、行政部门官员、法院、公民和特殊利益集团，规划出解决特殊问题的政策；在第三阶段，特殊的政策建议才采纳；第四个阶段是政策执行，其中由行政单位执行所采用的方案；最后是政策评估阶段，决策者决定政策是否已经达到了目标（Altman and Petkus 1994）。

政策制定被描述为“对信息的收集和分析，以及对遵循有关政策的建议的提出”。这个阶段的部件包括识别、诊断、寻找信息，以及对不同的已设计的替代品的设计和评估。政策采纳涉及“对有关的政策内容作出决定”。在实施过程中，所选择的方式被应用：“决策是决策者的一个效用序列”（Butler1991：43-44）。

几位科学家得出同样的结论（Hoogerwerf1982；Mintzbergetal.1976）。他们都知道，经验主义从这里偏离，但觉得重建政策的制定是值得的，就好像它发生在不同的阶段。阶段比喻允许科学家们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的理论。要重建政策的形成阶段，一些概念，如“问题的定义”“产生替代性解决方案”和“政策设计”就要用到。要分析政策的采纳，分析师们就得查找主导的决定。而这决定从翻译形式的形成到执行作了区别。在此阶段，研究者需要决定政策建议是最适合于实现既定目标的。多方都参与了这一阶段，但最终只有一个或两个行动者决定用哪种方法来实现这些目标。在执行阶段，研究人员专注于被选择的方法如何使用，以及如何处理任何反对之声。

（二）源流模型中的概念和原则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活动水平分割是分析过程比阶段模型中使用的垂直分工更为关键的区别。在他们看来，各个阶段的分析并没有导致有关政策形成、政策采用和实施的具体的理论的形成。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源流模型是在1972年由科恩（Cohen）等人发展的。1984年，金德姆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模式。他的模型是基于决策由三源流组成的观点：问题、解决方案或者政策和政治。与阶段模式相反，这里的决策是由一个特定的参与者分离开的。这个想法是，决策主要由一个涉及问题讨论的源流和一个有关解决方案争论的源流，以及一个包括一些因素诸如公众的态度、压力团体的活动和思想的贡献的源流组成（Kingdon 1984：152）。政客们可以决定他们想要关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很可能急于从问题和解决方案的一个组合到另一个。这样的结果是，参与决策的水平可能发生会剧烈变化。这部分是因为这些过程不可预知地发展（March and Olsen 1976：10-23）。因此，阶段模型的时间序列被替换为同时性的假设（Koppenjan1993：26）。

这三个源流同时存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每个根据自己的动力和规则来发展的（Kingdon 1984：20）。参与者与政策源流中的解决方案一样都正在寻找问题和政治承诺，而政客们正在寻找他们都可以得分的解决方案和问题。根据这一概念模型，只有在重大政策变化时，这三种源流才可能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特别是在有一个良好的势头时是很可能发生的，这就是所谓的政策窗口（Kingdon 1984：174；Anglund 1999）。研究者可以通过调查在多大程度上使决策透明链接是伪造的，为什么他们是伪造的。因此决策不是主要分为垂直链即在连续步骤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是在水平链，同时出现现有的源流并排（见图2）。

（三）决策的循环模型：交互决策

在该模型中，演员们（活动者们）成为再次分析的焦点。这里的假设由一个活动者/决策者在政策过程中呈现出解决方案/政策和问题都是与此过程相关的（Scharpf et al.1978；Teisman1998）。与此相反的是阶段模式，研究者假定问题和解决方案未链接到一个单一的演员（决策者），因此没有采用该策略的固定的时间。很多行动者都参与了决策，他们将推出自己的相关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政治判断的看法。为了了解决策，研究者着眼于各种行动者、目标和解决方案、它们的动态，以及这些元件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来看，复杂的决策涉及在许多决策者中谁将做出决定。

循环模型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交互式的方法（Scharpf 1997）。政策是发生在社会的实际的干预措施，并不是源于一个行动者制定的有目的的行动，却是由不同的决策者（行动者）采取的一系列的决策（Teisman 2000）。

政治学家……应该是对许多或多数精心设计的将永远不会有机会成为有效的政策建议的事实是感兴趣的。其原因是，公共政策通常不是由单一的决策者（活动者）对所需的所有行动的资源的足够的控制和对公众利益的全心关注而产生的。相反，每一个决策者都有自己对问题性质和特定的解决方案的可行性的理解，每个决策者都有自己的个人和机构的自我利益，以及其自身的规范性的喜好，并且每个都有其自己的能力或可被用来影响结果运作的资源，这样公共政策就很可能从几个或很多政策决策者的战略互动中产生（Scharpf 1997：11）。

因此，关注的焦点应该是有目的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为了深入了解政策制定，研究者描述了决策者或参加者的参会时间。参与者单位有提出形成一个可辨认的行动（个人团体或集体/企业实体）的能力。

为了分开决策链，阶段模型的思路就是结合了源流模型的一些方式。一方面，通过观察一系列在该时间的决定来形成垂直分类决策。另一方面，即使参与者不知道在他们采取决定时彼此的决定，他们便通过查看关于同一题目的相互作用来形成了水平分类。

循环模型的应用展现了一副决策的图片即特别关注各政党处理他们在相互作用时对其他各方依赖的能（见图3）。

（四）决策的路径模型：关注交互过程的成分

循环模型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如何理解决策过程的间歇性发展和连续决策的出现方式。它解释了个人策略是如何导致共同策略形成的。同时，它对决策过程的内容相关性较小，一个元素相当于金登模型的核心。当提到政策分析的核心作用和理性方法决策时，循环模型对阶段模型的分析也有重要的影响（Quade1972）。

路径模型是出自于对参与者带来的三个成分的决策识别（van Burrenand Gertits 2008）。第一点，他们带来了基于他们的物质利益或规范目标的野心，他们之所以参与进来，是因为他们做好了准备；但第二点是这些参与者们也有机会调动有利于他们野心的事实证据（Sabatier 1988）。当一些证据或是证词不符合他们的观点时，他们便对其进行批评。然而，在第三点中，所有的决策过程参与者都或明或暗地拥有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精神框架或信仰体系。他们对问题的利害关系和他们确信的可取的未来给出对应的特定的解释（Feldman 1989）。我们可以从威格斯（Vichers 1965）给定的区分行为的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中找到类似的想法。

事实上，框架和野心都是相互作用过程的成分。在这些相互作用过程中，由于内源性和外源性的发展，这些成分的逐渐形成、融合以致不复存在。这些因素的演变不仅受内在动力而且也受他们相互交源流的影响：事实会影响框架（帧），反之亦然。行动者的关于事实权威性的协商，这样一来元帧被构造和野心可以被组合或交易。当谈判陷入停滞时，为了打破框架固定和框架反射的局面，新的事实被动员起来。路径模型，从而分别分析了这些轨迹的相互作用和演变（见图4）。

从这个角度来看，决定被视为对事实、框架和野心的（时间和动态）的选择。这些选择都只是暂时的：在一个路径发展（例如，新的事实或改变的野心）中会扭曲这样一种平衡，同时可能引发新的决定（van Buuren and Gerrits 2008；van Buuren et al. 2009）。在更多的以共识为导向的决策过程中，何种程度上有三个路径内的共识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标准，而更具对抗性处理这个选择取决于行为者之间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参与者们以轻松地调动新的事实，通过构建形成新的框架或形成新的氛围等来挑战这个平衡。

三、通过比较分析出四个模式的相对价值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研究了四种模型。该阶段的模型提供了一个洞察到后续阶段的焦点即演员（参与者）经历。源流模型的重点问题，解决方案和政治之间的联系。两循环模型提供了一个洞察参与者之间的互动。相互调整（通过合作，冲突或回避的方式），最后，曲目模型解释了在其中决定内容的发展方法。

为了争论循环模式的附加值是怎样的，文章将对三个主题予以处理：第一，查看参与者、问题和解决方案的相关问题；第二，以政策采纳为准绳，并伴随着事件或结果；第三，决策的评价标准。最后，该轮的模型将被视为进一步发展的治理理论的有用工具。

（一）活动者、问题、解决方案和互动

人们普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各种活动者参与决策。然而阶段模型把某些活动者放在一个更中心的位置，优先于其他人。循环模型却不这么做。当处理复杂性问题的时候，提前排除活动者或假定某些活动者可被先验地表征为政策设计者、使用者或器具，这都是不明智的。相反，开始与所有（潜在的）执行决策的参与者一起处理问题则是明智的。在循环模型中，决策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也不是关于分离源流的问题、解决方案和参与者，但却是由不同的活动者代表的动态组合的一系列问题和解决方案。当一个或多个活动者采用的解决方案成为其他人的问题时，决策并发症通常就会出现。当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能解决和实现涉及一些行为的一系列问题和目标的方案时，就说明有进展了。由于这个原因，循环模型着重于活动者之间的互动。在此期间，他们可以就可接受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组合进行协商。要更详细地了解这种相互作用，路径模型在这个交互过程中侧重于决策成分的演变。

（二）政策的采用、尺度、事件或结果

阶段模型认为在某一个时刻策略已被设置。源流模型认为政策从重合源流的事件中流出。循环模型，与此相反，认为该时刻根本就不存在。策略导致了各种活动者采取一系列的决定。结合问题和解决方案，以及决策过程的两种描述之间的关系的动态。一轮决策以由一个或多个活动者所制定的某种问题定义及一种（虚拟的）解决方案的组合的采用作为开始和结束。

这个假设是，活动者对其他人分享的现实定义进行何种程度的评估，并继续在此基础上进行互动。与此相反的阶段模型并没有将定义视为最终的或者永久的。基于已知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研究者随后将侧重于活动者是否，以及如何设法将观念组合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他们愿意支持联合解决方案（Termer 1993：44，48-51）。如此一来，采纳就变成了问题—解决方案组合的合并（就事实、框架和目标的特殊集合而言）在持续时间上远远超出了一些决策循环。

（三）政策评估和评价标准，从某个政府转移到某个治理方法上

在阶段模型中，由焦点组织定义的公共利益通常被用作准则进行评估。评估的重点是事先由焦点组织制定的政策和政策结果之间的“契合”。循环模型质疑了这一标准。在进程的一开始，政策意图就不一定是公众利益的最佳指标。可以说一个事后的意见和判断至少与指标一样好。第二，它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整体，而政府却是零散的。其结果是，公共利益分布在政府各个部门和政府以外的各个机构。如果所有这些意图都考虑到分析中的话，那么策略评估就变得更有意义。

（四）定位从政府转变为治理

这样做，循环模型能够促进参与公共管理的几个科学界里的有关从政府转向治理的讨论。

为了回复实证研究，麦金托什（Mackintosh 1977）和琼斯（Jones 1975）削弱了一些威斯敏斯特模式断言的理论基础。罗德和邓利维提出了分析的新框架（Rhodes and Dunleavy 1995）。该框架应侧重于，网络和周围的总理、内阁、内阁委员会，以及他们对应的官方机构的做法，即不太正式的部长级“俱乐部”或会议、双边谈判、跨部门委员会等复杂的机构网络（Rhodes 1995：12）。从这个观点看，这是合乎逻辑的，并且它的下一步将重点放在活动者之间的互动复杂性上（Smith 1998：47）。政府被描绘成一个体制性框架，而不是作为一个活动者。治理是在没有层级存在的情况下掌舵（Rosenau 1992：14）。它指的是承包关系，以及在集团企业、家族、网络、行业协会和战略联盟中有组织的市场（Jessop 1995）。各部门须被视为众多相互竞争的权威中心之一（Rhodes 1996a，1996b）。

正是这种观点，循环模型和路径模型必须被放置进来。应考虑将循环模型使用在侧重于治理的实证研究上。该模型提供了一个方法来重建一个基本上无限复杂的又可以被组合成一个决策过程的事件。这将给我们提供对这些源流程的更多更详细的见解，从而创造一个更多关于网络管理理论的基础（Kickert et al.1997）。

四、Betuwe铁路线的四重分析

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有关在欧洲最大的港口鹿特丹和德国之间的新货运铁路线的建设决策过程的深入的案例研究。在过去十年中，所谓的Betuwe线是荷兰最有争议的项目之一。涉及的当事人甚至称它是“战争”。尽管遭遇了众多的问题和反对，铁路线的建设仍在继续。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决策过程，因为内阁和议会能够保证一项符合政策的战略工程。

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货运铁路的语气增长未能成形。德国方面是否能支持所需的列车数目使Betuwe铁路线方案可行，这不是很清楚。没有私人团体想要投资或者利用这条铁路线。尽管之后政策被采纳了，内阁依然觉得有这么回事。

（一）阶段模型的应用：一个主要的活动者，一个定义问题和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在荷兰，中央政府尤其是交通和水路部门负责新的基础设施的规划。要正确的决策，该部门使用被称为规划中央决策程序的正式程序（Dutch：PKB）。在20世纪80年代末，该部门面临着从鹿特丹到腹地的拥堵不堪的现有货运连接，以及货运的预期增长的难题。在先前的政策备忘录中，政府已将分销行业的广告作为荷兰经济的核心活动。史基浦机场和鹿特丹港这两个荷兰的主要交通枢纽，应该能够发挥最佳功能和主要交通线路应该有的足够的能力。腹地连接的容量可以增加由三个不同的方式：公路、水路和一条新的铁路线。因为人们认为道路交通对环境有负面影响，而水路交通是不可行的。所以该部门于1989年决定，需要一个新的铁路连接。

该部门决定，铁路应通过Betuwe的农村地区并且货运专线要在1997年以前完成。为了实施这一政策，该部门设立了必要的程序，以确定该线路的轨迹并将与沿路景观相结合。不过，虽然经过了这些程序，该部门仍然遭遇了当地政府和平民百姓的反对。为了延缓执行，区域行动者要求进一步研究修建地下隧道的可能性。虽然该部门表示，这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但第二审判庭说服他们调查这一项。这为其他各方对法院提出其他新的替代方案发出了信号，如用削减经费的方式来扼杀铁路线的修建。议会的参与导致了一系列相当大的修正，还增加了成本。但在在1993年年底该项目最终获得议会批准。然而，1994年的议会选举使得决策更加复杂。因为支持该项目的部长离开了内阁，取而代之的是反对该项目的一位部长。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新内阁任命了一个由反对派成员担任主席的专家委员会。1995年1月，该委员会宣布赞成该项目，从而说服反对派改变他们的观点。1997年年初，国务委员会拒绝了所有的投诉。该工程可以开始了。

（二）循环模型的应用：对内部和外部动力的额外见解

循环模型着眼于几个活动者采取的决策源流。下列活动者团体可被区分为：鹿特丹港务局、货运铁路公司NS货物、运输部、议会、地方和国家环保团体、德国铁路公司，以及欧洲和德国政府。这里区分了五种不同的循环。第一循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当时鹿特丹港的支持者呼吁除了现有的公路和水路，还要有连接到腹地的额外货运，于是他们发起了这一进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增加能使用的运输方式。对于诸如此类的路径的用处，他们不感兴趣，反而更在意选择的范围。这种想法在当地讨论了，一段时间后又搁置了，这部分是由于商务部在鹿特丹的负面反应。由于这个原因，第一循环被终止了。仿佛提案消失了，被锁进了办公桌抽屉里，是为了人们好。

第二循环是由NS货运于1987年发起的。它最近才从母公司荷兰铁路公司分家出来独当一面，却面临着一个疲软的市场地位这一难题。为了加强其地位，它建议建立一个专门的交通货运线路。这在过去还没有提出过，因为迄今为止没有强大的活动者能为这一铁路货运负责。在以前的荷兰铁路公司，货运一直服从于客运。随着NS货运的诞生，铁路线已经获得了自己的政策和企业家的支持。然而，NS货运没有足够的法律或财务、人力来建设铁路线或者开启漫长的游说过程。直到1989年，该部门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那一年，第三轮循环（决策）开始扮演主要角色。该生产线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从那时起一直居于这个位置。在第四轮决策中，部们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偶尔会因为议会而处于劣势。这是直接源于地方和地区政府和环境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过程的开始，国家环保团体支持选择铁路运输。然而，由于加快决策，完全缺乏与当地和地区政府的沟通。Betuwe铁路线成为荷兰的以封闭和自闭症的中央政府给予优先考虑传统经济（港口发展，交通和基础设施）代替环境、生活质量或者更现代经济形态的例子（知识基础设施，服务）。该部拒绝了所有由地方当局和其他社会群体提出的替代方案。议会本来是更包容的，但是，大的修正结果是提高了近10亿荷兰盾成本。这样一来，Betuwe铁路线似乎已经被政府批准。

如前文所述，第五轮是随着议会选举和政党执政联盟的变化开始的。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赫尔曼委员会）的建立是为了给Betuwe铁路线提供独立意见。该委员会的建议有利于Betuwe铁路线，但他们发现很难将意见制定成文。他们收到了来自咨询公司的相矛盾的报告。同时，各种当地和地区利益的相关者试图影响该委员会。更有趣的是，在政治操纵的表面下，融资项目中存在着很多相互利益动作；利用该铁路线行的运转建立了欧洲的货运铁路服务竞争的网络。这些决定对Betuwe铁路线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几个循环后，真正的决策尚未形成。决策包括了得到有关从私人来源的资金支持、开发铁路线和欧洲统一的工作安排等。

（三）路径模型中的应用：额外见解的内部和外部动力

路径模型，使我们能够更详细地分析各项决定，这标志着决策过程的各轮的组成的成功。

经过两年的进一步调查，荷兰议会犹豫地批准规划中央决策过程。第二个意见是寻求和提出补偿措施，满足当地和区域利益相关者的愿望。将其主要政策与区域政策结合分析后，议会只批准了Betuwe铁路线。

何曼思委员会收集了更多的事实证据后，再次建议支持Betuwe铁路线。五年后，出现了有关的Betuwe线的短期效益的怀疑，并逐渐被视为一个潜在的规划灾难（见表1）。

五、结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决策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相关的参与者和问题或解决方案的定义也越来越多。在本文中，如何概念化决策以生成有用的见解的理解复杂的动态决策过程问题已经得到了回答，并提出了四个概念模型：阶段模型、源流模型、循环模型、路径模型。阶段模型的重点是一个焦点参与者针对特定的问题提出决策。在源流模型中，重点是连接三个或多或少独立的源流，即问题、解决方案和政治。循环模型着重于通过不同的参与者对各种决策之间进行的交互作用。最后，路径模型阐明了决策是如何从特有的事实、框架和野心选择中产生的。

源流模型将分裂的问题的决策、解决方案和政治视为单独的源流。如果这些源流偶然聚在一起，可以取得进展。这不是一个参与者预期的政策，而是源流之间的链接。案例研究表明，在Betuwe铁路线解决方案与不同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央政府将这个项目放置议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项目缺乏替代方案，同时新的筹款活动仍对项目构成威胁。

循环模型侧重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或互动。进入决策的每一个新的行动者引入了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特别是在这些点上，循环模型提供了许多提高决策洞察的额外的可能性。不只是接受有不同的角色，同时也接受所有这些活动者，这都有助于决策过程，甚至可以影响这个用于网络社会的治理成果。该模型强调，要实现令人满意的结果，不仅取决于所采取的个体行为的决定，还要根据所采取若干行动者决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增加的程度。通过使用循环模型，研究人员可以分析决定之间的相互作用。参与治理的所有参与者能够受益于这些见解。

对痕迹、路径、时间线条和过程系统的新见解表明需要能够容纳更宽广的视角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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