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庄子的生存智慧

在先秦诸子中，道家对后世的影响仅次于儒家。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继承并发扬光大者是庄子，后世合称“老庄”。关于老子的生平籍贯，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道：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30]

关于老子其人，学术界争论很大，众说纷纭。对于这段记载，学术界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这是正史上关于老子最早的文字，司马迁学识渊博，史德高尚，在没有其他坚实的反面材料之前，我们还是相信司马迁的说法。

孔子见老子的事，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也有记载，内容大致相同。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对于老子有个大致的印象：他姓李，名耳，字聃，是周王朝负责保存管理国家图书档案的官员。为人深藏不露，比孔子年龄大，起码应当大10岁以上。他对孔子很器重，也很关心。关于老子的归宿，司马迁说：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31]

老子确实象一条神龙，见首不见尾，其思想博大精深，其行踪神秘莫测，他对于宇宙意识的感悟是当时世人难以企及的，甚至可以说是宇宙诞生以来第一位智者，第一位哲学家。那位守大门的尹喜很了不起，强迫老子把自己的主要思想写出来，这才有《道德经》五千言传世，否则将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损失。至于老子的具体生活状态，我们更难以测知，不敢妄说。老子思想的精髓，则非本书所当论。

老子不带学生，当然没有弟子门人。一百多年后，出现庄子。从《庄子》和同时期其他文献看，庄子似乎也是孔子后学的学生，最起码是深受孔子后学的影响。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说：“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其后虽散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为人。”[32]

但庄子选择老子思想，对其发扬光大。当时儒、墨、杨朱是显学，而庄子对于纷乱的社会采取逃避的办法，坚决不与统治者合作，对于黑暗的社会现实，虚伪的道德说教进行尖锐的批判。关于庄子生平大略，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简略的记载：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33]

庄子名周，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生活时代与孟子大体相同，比屈原早大约30年。学问广博，无所不窥，著书十多万言阐明老子之说来批驳儒家，书中大部分采用寓言的形式。庄子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司马迁说：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34]

他宁可像小鱼那样在小河沟或污水中自由自在地生活，也不愿意到高贵的朝廷中去为统治者效力，因为那里充满机关，在富贵的背后暗藏杀机。如同用来祭祀的牛，生活条件优越，喂养得很肥，便会被拉去杀掉。等到那时候，再想像小猪崽那样活命都不可能了。可以说，庄子是很早看清政治凶险、官场腐朽黑暗的哲人。

还有一件事也可看出庄子对官场的厌弃和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庄子爱辩论，另一位宋国哲人惠施是庄子的同乡和辩敌，是非常重要的对手，也就成了朋友。辩论也和体育竞赛一样，对手越强越容易出成绩。魏惠王听说惠施的才能，便将其请到魏国为相。

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人辩论，庄子感到郁闷无聊，大概就象贾岛所说：“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庄子可能是几日不辩论，思维便枯萎，于是便到大梁去找惠施辩论。惠施听说庄子到了魏国，非常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水平和社会知名度都没法和庄子相比，又听有人说庄子来是要代他为相，于是：

惠施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鵷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嚇我邪？”[35]

庄子用精彩的比喻，将宰相的高位比作臭耗子，为后世文人鄙视功名利禄提供了武器。李商隐《安定城楼》一诗的尾联“可堪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便是对这一典故的灵活运用。

庄子哲学博大精深，非本文所能议论。这里只选择其生活态度及对后世影响显著者简言之。庄子坚决不肯当官，是其养生保命的一条措施。庄子对于生死并不在意，他的《齐物论》认为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不可抗拒，只能顺应而已。因此，能够顺应自然赋予的生命而不使其受到人为的戕害便是每一位聪明之人应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应当自然而然地活到生命的尽头，这才叫“全性葆真”。《养生主》《山木》《人世间》主要是论述这一问题的。

庄子养生全生之道可以概括为三种境界。他在《山木》中讲了两个故事，恰好形象地说明了他的观点。《山木》开篇即说：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36]

山木因无用而长生，得终天年，这是第一种境界，是“避境”，即以不被社会重视而躲避开迫害，俗语说“出头的椽子先烂”，我不出头，所以风雨轻易不能摧残。此便是庄子坚决不当官的原因。雁以无用被杀，说明完全无用也不可取，也有危险，于是庄子提出“处乎材与不材之间”这一妙方，便是第二境界——“游境”，即在社会生活的缝隙中寻找生存空间。他在《养生主》中所讲“庖丁解牛”的故事便是对于游境的最好说明。

但这并不是养生达生的最高境界，因为这样很累，只有到第三种境界——“化境”，才会幸福自由。其具体表现是：“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37]即对于一切都不在乎，不需要赞美，也不在乎诽谤；或像龙那样飞腾在天，或像蛇那样潜伏地下，随着季节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肯专门去追求什么，也不肯专门去限制什么，即老子“和光同尘”思想的具体体现。于此可见庄子的生存智慧。

庄子的物质生活很清贫，但他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庄子·列御寇》中一段文字为我们了解庄子的实际生活状况提供了根据：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隘巷，困窘织履，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靡溃痤者，得车一乘，舔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38]

曹商与庄子原来可能是邻居，自我感觉不如庄子，很自卑。后来为宋国使秦，取悦于秦王，有车一百辆，回来后到庄子处炫耀显摆，并对庄子的贫穷进行讽刺。庄子住在偏僻的胡同里，困苦窘迫，编织草鞋，瘦得细长脖子，黄脸瓢。这可能便是当时庄子实际生活的写照。庄子对于曹商的答复绝妙而精彩，深刻而冷峻。对于小人得志的丑角也只能如此。

庄子对于社会道德虚伪进行深刻犀利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儒家提倡的“仁义”是统治者的遮羞布，掩盖了许多罪恶。最著名的论断便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39]小偷被杀头，窃国大盗却当上诸侯，只要当上诸侯，所作的一切便都是仁义，因为他们掌握着国家的话语权，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谁官大谁嘴大”“胜者王侯败者贼”。

庄子的生存智慧和精神世界为中国士人能够摆脱儒家伦理责任的束缚，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寻找缝隙而心安理得地生活，提供了最为广阔的自由空间。庄子思想是中国士人隐逸的理论根据和自我解脱的良方。这种思想比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更有意义。以后的中国文人便可以在仕与隐、社会责任与适性逍遥中进行自由选择，再也不必为不能尽社会伦理责任而痛心疾首。这也是通常所说的“儒道互补”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