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是当代著名作家，曾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届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被译为英、法、德、西、韩等十多个语种在海外发行。而当董卿问起，你对家的印象是什么？他脱口而出两个字：漂泊。

 

他生在苏北的村子里，在河边和牛群里长大。后又随父母搬到中堡镇，再搬到兴化县城，最后去扬州读大学，“几乎把中国的行政区划由小到大住了一遍”。“童年经验是作家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有关世界的原始‘图谱’，深深地左右了作家自身的艺术创造。”毕飞宇的文学创作就受到童年经验的深刻影响。居无定所的漂泊、社会底层人物的冷暖悲喜、乡村世界的安静恬淡，都为他的创作积累下深厚的经验和素材，促使他在作品中呈现出小人物的生命力、在困境中开掘出美好的事物。

 

2014年，一部聚焦盲人的电影《推拿》走进观众视线，在电影斩获各项大奖的同时，同名原著小说及其作者毕飞宇也逐渐为大众熟知。事实上早在《推拿》之前，张艺谋导演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徐帆主演的《青衣》，其原著小说都出自毕飞宇之手。

访谈

董卿：你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童年、少年时代，让你对家的印象是“漂泊”这两个字。

毕飞宇：第一，我没有根。第二，父母的工作移动性比较大。我的父亲是一个身世很不明朗的人，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即使后来有一个所谓的“养父”，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也去世了。所以，我们家没有根。

董卿：对于中国人来讲，所谓“有根”就是有一个在清明节可以磕头的地方。

毕飞宇：你说得特别好。你知道在我的童年时代，觉得最神秘和最羡慕别人的一件事是什么吗？是看我的小伙伴上坟。为什么到了一个特定的日子，下雨或不下雨，许多家庭排成小队伍，在父亲的带领之下，要去做这个事情？而当一个人代表一个家族对着泥土说话的时候，传统不仅赋予了他这个权利，而且成了他的责任。这一切我们家都没有。我父亲告诉我，那是迷信，一句话就把我给打发了。你知道我心目中什么是祖先？祖先是从哪儿来的？祖先不是从过去来的，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所以现在我要和父亲商量，你行行好，你必须要给我们做儿子、做孙子的人留一个和土地说话的机会和权利。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个让我们高贵的膝盖可以跪的地方。

董卿：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你的家跟别的孩子的家有点不一样？

毕飞宇：1957年的时候，父亲就从县城里头被送到乡下去劳动。我始终觉得我父亲这一代的命运全在一张纸上。一纸调令，对人的命运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

董卿：你们家大概每隔多少年就要发生这样一次搬家？

毕飞宇：四到五年。男孩儿，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他一定是群居的。像我们乡村里面长大的孩子，跟鸟，跟鸭子，跟猪，跟牛，跟羊一样的，非得要十几个在一块儿。你想一堆一堆的人里面的某一个，那就是我，突然就要离开这一堆了，就会有一些复杂。还有就是一个村子里面要么全部姓王，要么全部姓张，唯一一个姓毕的就是我们家，它怎么可能一样！

董卿：你是为这种不一样感到骄傲呢，还是感到不安或者自卑？

毕飞宇：不安是有的，骄傲也是有的。这个不安不是一个理性认识，不能像我现在向你表达的这样，它是一个很具体的感受。但是永远不会给我带来自卑感，相反，它会给我带来自豪感。村子里面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看到外地来的两个老师即将教他们的孩子识字，即将教他们的孩子加法、减法、打算盘、数豆子，每一个人见到我父亲都叫毕先生；见到我母亲，都叫陈先生。你想想，这样的情形给我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且，你知道，在我们江苏，语言有个特点，有时候三四里路就有区别。如果说我有什么不适应的话，那就是语言。按说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不懂什么叫语言。就是说话呗，但正是因为不停地搬家，让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语言的存在。我想这也冥冥之中决定了我的职业。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基本上全交给语言了。

董卿：你跟父亲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毕飞宇：我的父亲，在我看来完全是一个被命运所耽搁的人。那个时候他是绝望的。绝望的人会有一个标志，就是对日常生活彻底丧失了兴趣：他对物质彻底丧失了兴趣；他对人际彻底丧失了兴趣。那么他靠什么活着？他把那些他看不懂的数学书找来，把看不懂的物理书找来，然后在家里面研究。我始终觉得他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他不说话，他跟你不亲。

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带我父亲去看病，因为不得已，他紧张，我就把手给了他，可是我一直没有告诉过他，那五六分钟对我来讲，难受至煎熬。那个时候我已经四十大几岁了，跟我爸爸的手握在一块儿，我太紧张了，身上都要冒汗的感觉。

董卿：第一次吗？因为从小到大，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没有这种很亲密的接触。

毕飞宇：我跟我爸爸说，你几乎就不知道什么是爱；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关心孩子。他现在听得进去的。

董卿：但是反过来讲，你就知道什么是爱了吗？你连他攥着你的手，你都想逃开。

毕飞宇：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你的这个话问得特别对。爱的教育也好，好的生活形态也好，真的是需要好几代人一点一点地去建立。而我在这儿很轻松地说，我的父亲不懂得爱；也很有可能，二十年之后，我会听到我儿子这样说我，虽然我知道我很爱我的儿子。

董卿：可能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在听你讲述的时候，会有一个疑问：漂泊不是只有你那一代人才有的，现在我们也在漂。很多大城市里都充满了从各地漂泊来的，来寻求更好的生活的人。

毕飞宇：当你离开家出去寻找生活的时候，那是你主动选择的。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选择，命运让你四处漂散，那叫漂泊。所以我觉得这是有质的区别的。我们可以说浮萍是漂泊的，但不能说鸭子和鱼在漂泊。

董卿：所以我明白你所说的小时候的种种体验，其实可能是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一种无力感。

毕飞宇：对。所以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有许多机会我可以离开南京，但我一直没走，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如何，我要让南京成为我儿子的故乡。我曾在一本书里写，我是一个有故乡的人，只不过命运把它们切成了许多块，分别丢在了不同的地方。

董卿：你带来了你的《推拿》这本书，是跟今天的朗读有关吗？

毕飞宇：对。《推拿》这个小说是我2008年5月10日写完的，5月12日，我的父亲看不见了，失明了。一个作家，他的父亲那么爱读书，他写了一个有关盲人的小说，命运却最后让他的爸爸成为了一个盲人，然后，他利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读一段书给爸爸听听。

董卿：那你觉得你的父亲要是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毕飞宇：我觉得我给我父亲读这个片段，对他的意义并不大，但对我的意义非常大。因为我是他的儿子，因为我还是我儿子的父亲，这个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主题，生生不息。所以，我要感谢你，让我有机会朗读。如果人类的生生不息伴随着阅读，这个生生不息将变得伟大、变得深刻、变得欢愉。

读本

推拿（节选）

毕飞宇

小马还小，也就是二十出头。如果没有九岁时的那一场车祸，小马现在会在干什么呢？小马现在又是一副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个假设。一个无聊、无用却又是缭绕不去的假设。闲来无事的时候，小马就喜欢这样假设，时间久了，他就陷进去了，一个人恍惚在自己的梦里。从表面上看，车祸并没有在小马的躯体上留下过多的痕迹，没有断肢，没有恐怖的、大面积的伤痕。车祸却摧毁了他的视觉神经。小马彻底瞎了，连最基本的光感都没有。

小马的眼睛却又是好好的，看上去和一般的健全人并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些区别，其实也有。眼珠子更活络一些。在他静思或动怒的时候，他的眼珠子习惯于移动，在左和右之间飘忽不定。一般的人是看不出来的。正因为看不出来，小马比一般的盲人又多出一分麻烦。举一个例子，坐公共汽车——盲人乘坐公共汽车向来可以免票，小马当然也可以免票。然而，没有一个司机相信他有残疾。这一来尴尬了。小马遇上过一次，刚刚上车，司机就不停地用小喇叭呼吁：乘客们注意了，请自觉补票。小马一听到“自觉”两个字就明白了，司机的话有所指。盯上他了。小马站在过道里，死死地拽着扶手，不想说什么。哪一个盲人愿意把“我是盲人”挂在嘴边？吃饱了撑的？小马不开口，不动。司机有意思了，偏偏就是个执着的人。他端起茶杯，开始喝水，十分悠闲地在那里等。引擎在空转，怠速匀和，也在那里等。等过来等过去，车厢里怪异了，有了令人冷齿的肃静。僵持了几十秒，小马到底没能扛住。补票是不可能的，他丢不起那个脸；那就只有下车了。小马最终还是下了车。引擎轰的一声，公共汽车把它温暖的尾气喷在小马的脚面上，像看不见的安慰，又像看不见的讥讽。小马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了侮辱，极度地愤怒。他却笑了。他的微笑像一幅刺绣，挂在了脸上，针针线线都连着他脸上的皮。——我这个瞎子还做不成了，大众不答应。笑归笑，小马再也没有踏上过公共汽车。他学会了拒绝，他拒绝——其实是恐惧——一切与“公共”有关的事物。待在屋子里挺好。小马可不想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先生们女士们，我是瞎子，我是一个真正的瞎子啊！

不过小马帅。所有见过小马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他是个标准的小帅哥。一开始小马并不相信，生气了。认定了别人是在挖苦他。可是，这样说的人越来越多，小马于是平静下来了，第一次认可了别人的看法，他是帅的。小马的眼睛在九岁的那一年就瞎掉了，那时候自己是什么模样呢？小马真的想不起来了。像一个梦。是遥不可及的样子。小马其实已经把自己的脸给忘了。很遗憾。现在好了，小马自己也确认了，他帅。Sh-u-ɑi-Shuɑi。一共有三个音节，整个发音的过程是复杂的，却紧凑，干脆。去声。很好听。

很帅的小马有一点帅中不足，在脖子上。他的脖子上有一块面积惊人的疤痕。那不是车祸的纪念，是他自己留下来的。车祸之后小马很快就能站立了，眼前却失去了应有的光明。小马很急。父亲向他保证，没事，很快就会好的。小马就此陷入了等待，其实是漫长的治疗历程。父亲带着小马，可以说马不停蹄。他们辗转于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哈尔滨、成都，最远的一次甚至去了拉萨。他们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辗转，在医院与医院之间辗转，年少的小马一直在路上，他抵达的从来就不是目的地，而是失望。可是，父亲却是热情洋溢的，他的热情是至死不渝的。他一次又一次向他的宝贝儿子保证，不要急，会好的，爸爸一定能够让你重见光明。小马尾随着父亲，希望，再希望。心里头却越来越急。他要“看”。他想“看”。该死的眼睛却怎么也睁不开。其实是睁开的。他的手就开始撕，他要把眼前的黑暗全撕了。可是，再怎么努力，他的双手也不能撕毁眼前的黑暗。他就抓住父亲，暴怒了，开始咬。他咬住了父亲的手，不松。这是发生在拉萨的事情。可父亲突然接到了一个天大的喜讯——在南京，他们漫长旅程的起点，一位眼科医生从德国回来了，就在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小马知道德国，那是一个更加遥远的地方。小马的父亲把小马抱起来，大声地说：“孩子，咱们回南京，这一次一定会好的，我向你保证，会好的！”

“从德国回来的”医生不再遥远，他的手已经能够抚摸小马的脸庞了。九岁的小马顿时就有了极其不好的预感。他相信远方。他从来都不相信“身边”的人，他从来也不相信“身边”的事。既然“从德国回来的”手都能够抚摸他的脸庞，那么，这只手就不再遥远。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小马的预感，令人震惊的事情到底发生了，父亲把医生摁在了地上，他动用了他的拳头。事情就发生在过道的那一头，离小马很远。照理说小马是不可能听见的，可是，小马就是听见了。他的耳朵创造了一个不可企及的奇迹，小马全听见了。父亲和那个医生一直鬼鬼祟祟的，在说着什么，父亲后来就下跪了。跪下去的父亲并没有打动“从德国回来的”医生，他扑了上去，一下就把医生摁在了地上。父亲在命令医生，让医生对他的儿子保证，再有一年他的眼睛就好了。医生拒绝了。小马听见医生清清楚楚地说：“这不可能。”父亲就动了拳头。

九岁的小马就是在这个时候爆炸的。小马的爆炸与任何爆炸都不相同，他的爆炸惊人的冷静。没有人相信那是一个九岁的孩子所完成的爆炸。他躺在病床上，耳朵的注意力已经挪移出去了。他听到了隔壁病房里有人在吃东西，有人在用勺子，有人在用碗。他听到了勺子与碗清脆的撞击声。多么的悦耳，多么的悠扬。

小马扶着墙，过去了。他扶着门框，笑着说：“阿姨，能不能给我吃一口？”

小马把脸让过去，小声地说：“不要你喂，我自己吃。”

阿姨把碗送到了小马的右手，勺子则塞在了小马的左手上。小马接过碗，接过勺，没有吃。咣当一声，他把碗砸在了门框上，手里却捏着一块瓷片。小马拿起瓷片就往脖子上捅，还割。没有人能够想到一个九岁的孩子会有如此骇人的举动。阿姨吓傻了，想喊，她的嘴巴张得太大了，反而失去了声音。小马的血像弹片，飞出来了。他成功地引爆了，心情无比的轻快。血真烫啊，飞飞扬扬。可小马毕竟只有九岁，他忘了，这不是大街，也不是公园。这里是医院。医院在第一时间就把小马救活了，他的脖子上就此留下了一块骇人的大疤。疤还和小马一起长，小马越长越高，疤痕则越长越宽，越长越长。

也许是太过惊心触目的缘故，不少散客一躺下来就能看到小马脖子上的疤。他们很好奇。想问。不方便，就绕着弯子做语言上的铺垫。小马是一个很闷的人，几乎不说话。碰到这样的时候小马反而把话挑明了，不挑明了反而要说更多的话。“你想知道这块疤吧？”小马说。客人只好惭愧地说：“是。”小马就拖声拖气地解释说：“眼睛看不见了嘛，看不见就着急了嘛，急到后来就不想活了嘛。我自己弄的。”

“噢——”客人不放心了，“现在呢？”

“现在？现在不着急了。现在还着什么急呢？”小马的这句话是微笑着说的。他的语气是安宁的，平和的。说完了，小马就再也不说什么了。

既然小马不喜欢开口，王大夫在推拿中心就尽可能避免和他说话。不过，回到宿舍，王大夫对小马还是保持了足够的礼貌。睡觉之前一般要和小马说上几句。话不多，都是短句，有时候只有几个字。也就是三四个回合。每一次都是王大夫首先把话题挑起来。不能小看了这几句话，要想融洽上下铺的关系，这些就都是必需的。从年龄上说，王大夫比小马大很多，他犯不着的。但是，王大夫坚持下来了。他这样做有他的理由。王大夫是盲人，先天的，小马也是盲人，却是后天的。同样是盲人，先天的和后天的有区别，这里头的区别也许是天和地的区别。不把这里头的区别弄清楚，你在江湖上肯定就没法混。

就说沉默。在公众面前，盲人大多都沉默。可沉默有多种多样。在先天的盲人这一头，他们的沉默与生俱来，如此这般罢了。后天的盲人不一样了，他们经历过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链接处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也就是炼狱。并不是每一个后天的盲人都可以从炼狱当中穿越过去的。在炼狱的入口处，后天的盲人必须经历一次内心的大混乱、大崩溃。它是狂躁的、暴戾的、摧枯拉朽的和翻江倒海的，直至一片废墟。在记忆的深处，他并没有失去他原先的世界，他失去的只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因为关系的缺失，世界一下子变深了，变硬了，变远了，关键是，变得诡秘莫测，也许还变得防不胜防。为了应付，后天性的盲人必须要做一件事，杀人。他必须把自己杀死。这杀人不是用刀，不是用枪，是用火。必须在熊熊烈火中翻腾。他必须闻到自身烤肉的气味。什么叫凤凰涅槃？凤凰涅槃就是你得先用火把自己烧死。

光烧死是不够的。这里头有一个更大的考验，那就是重塑自我。他需要钢铁一样的坚韧和石头一样的耐心。他需要时间。他是雕塑家。他不是艺术大师。他的工序是混乱的，这里一凿，那里一斧。当他再生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是谁。他是一尊陌生的雕塑。通常，这尊雕塑离他最初的愿望会相距十万八千里。他不爱他自己。他就沉默了。

后天盲人的沉默才更像沉默。仿佛没有内容，其实容纳了太多的呼天抢地和艰苦卓绝。他的沉默是矫枉过正的。他的寂静是矫枉过正的。他的淡定也是矫枉过正的。他必须矫枉过正，并使矫枉过正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在信仰的指引下，现在的“我”成了上帝，而过去的“我”只能是魔鬼。可魔鬼依然在体内，他只能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与警惕：过去的“我”是三千年前的业障，是一条微笑并含英咀华的蛇。蛇是多么的生动啊，它妖娆，通身洋溢着蛊惑的力量，稍有不慎就可以让你万劫不复。在两个“我”之间，后天的盲人极不稳定。他易怒。他要克制他的易怒。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天的盲人没有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在涅槃之后，他直接抵达了沧桑。他稚气未脱的表情全是炎凉的内容，那是活着的全部隐秘。他透彻，怀揣着没有来路的世故。他的肉体上没有瞳孔，因为他的肉体本身就是一直漆黑的瞳孔——装满了所有的人，唯独没有他自己。这瞳孔时而虎视眈眈，时而又温和缠绵。它懂得隔岸观火、将信将疑和若即若离。离地三尺有神灵。

小马的沉默里有雕塑一般的肃穆。那不是本色，也不是本能，那是一种炉火纯青的技能。只要没有特殊的情况，他可以几个小时、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保持这种肃穆。对他来说，生活就是控制并延续一种重复。

但生活究竟不可能重复。它不是流水线。任何人也无法使生活变成一座压模机，像生产肥皂或拖鞋那样，生产出一个又一个等边的、等质的、等重的日子。生活自有生活的加减法，今天多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多一点。这加上的一点点和减去的一点点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它让生活变得有趣、可爱，也让生活变得不可捉摸。

小马的生活里有了加法。日子过得好好的，王大夫加进来了，小孔也加进来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推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