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潘际銮这个名字很陌生,但其实我们的生活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我国第一条高铁的铁轨焊接顾问,也是我国第一座自行建设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焊接顾问。他还参与筹办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的焊接专业,是我们国家焊接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之一。他开创的高铁钢轨焊接技术,为中国高铁的迅速崛起、发展和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人说,潘际銮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焊接史。潘际銮的国家级科研成果不在少数,但是他的成就却一直不为大众所知。他坦言,很多国家科研项目具有保密色彩,不能以论文形式发表,所以他的学术论文数量并不多。但他觉得,为国家创造价值是应当的,他并不在意自己能否因此受益,他“终身陷在这个事业里了”。年届九十的潘际銮,至今每天还要工作十个小时左右。
这位泰斗级院士,科研项目价值上千亿,他和老伴儿的生活却相当简朴。他们身居斗室,潘际銮每天蹬着电动自行车去办公室干活,傍晚又蹬回家。而他的办公室更是简陋不堪。潘际銮总说自己是一个过时的老派学者,可正是他这种淡泊名利、治学严谨的作风,才让中国乃至世界焊接技术发展的历程上,都深深刻上了他的印迹。
访谈
董卿:您九十岁高龄了,好精神呢!
潘际銮:也不精神了,老了。
董卿:说话也那么清楚,真好!咱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词是“家”,所以先说说潘老的家。潘老家里可不只出了他这么一个科学家。潘老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潘老自己毕业于清华大学,他的哥哥,大哥潘锡圭毕业于浙江大学机电系;二哥潘际炎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姐姐毕业于天津大学;妹妹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用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话说,一家的学霸。您到底是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潘际銮:我的家在九江,父亲是清朝末代的秀才,考取的时候只有十四岁,这说明他非常聪明。我母亲是农民的女儿,实际上没有上过学。
董卿:但是你们全家兄弟姐妹都很爱读书。
潘际銮:对,非常自强,非常爱学习。
董卿:1937年,也就是潘老十岁的时候,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十岁的小小少年看到了整个家乡的摧毁。
潘际銮:对,我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而且是苦难的过程。日本人的飞机天天轰炸我们的家乡,飞机一来,我们就坐着船划到湖中间去,因为那个地方很安全。但有一次,炸弹正好掉到水里,差点把我们的船搞翻了,全家差点淹死了。不久,日本人又进攻我们的家乡,当时伤兵、难民很多,我父亲很果断,就让我们全家背一个铺盖卷,变成了难民。
董卿:您的这些经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很难想象了。但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的经历中,您仍然没有放弃学业。潘老十六岁那年,以云南省状元的成绩考入了西南联大。
潘际銮:发榜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红喜报,张贴在昆明最繁华的街道的墙上,第一名就是我的名字。但是那个时候,说实在话,并不觉得这很稀奇,我父亲母亲也没有怎么特殊奖励我。我们那时候念书的目的就是抗日、救国、回家。
董卿:1938年,因为时局动荡,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当时学校的教授一个个名字也是如雷贯耳,像陈寅恪、闻一多、沈从文、金岳霖、朱自清、冯友兰,包括林徽因。
潘际銮:对。都是中国顶级的专家。当时梅贻琦有一个思想:大学好不好,不在于有没有大楼,而在于有没有大师,所以就把全国顶级的专家请到西南联大。
董卿:您对哪个教授的记忆特别深?
潘际銮:我选了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概论”,选了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概论”。但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教授是物理系的霍秉权。因为我高考物理是第一名,但是一到西南联大却给了我一个不及格,这对我来讲是一生从来没有的事情。
董卿:西南联大的考核严格是出了名的。
潘际銮:因为它考的范围很宽,题目很难。当时西南联大,像物理、数学,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不及格的,能考到七八十分的学生是最好的学生了。所以西南联大当时招生招了八千人,毕业只有四千人。一部分人参军了,一部分人是考试不及格。不及格不能补考,只能重修,重修不行再重修,一直重修到你坚持不住了,走掉了。
董卿:那您后来物理不及格怎么办?也要重修?
潘际銮:后来,我根据情况,改变学习方式了,找所有的参考书来学,做笔记,融会贯通,后来我就考得很好了。(观众鼓掌)
董卿:我知道当时西南联大进校的时候不是马上就分专业,它是通识教育。
潘际銮:对。通识教育是什么意思呢?你除了本科的必修课以外,像我学工学,我还要学人文科学,要学社会科学。而且,我们那时候是全英文授课的,教材也全部都是英文。英文不懂,书都念不下去,所以英文也进步得很快。
董卿:我知道您还是西南联大校友会的会长呢!
潘际銮:是的。现在我们西南联大的校友平均年龄九十岁以上,我现在九十岁,差不多是最年轻的,而且能够主持工作,所以只好选到我了。我是西南联大末代会长,再也没有人接班了。
董卿: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们第一期节目,也坐在您这个位置的是许渊冲先生,他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
潘际銮:对,是我们学长。
董卿:他当时说到,他为了追求一个女同学,去翻译了林徽因的诗。
潘际銮:他呀,我跟你说,是文科的学生,他们很浪漫的。(全场笑)我们工科的学生,一来就不及格,功课紧张得不得了。而且说来也很奇怪,没有女同学上我们工学院,所以也没法谈恋爱。我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对象。
董卿: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西南联大的工科部分就回到清华本部了,那个时候,您怎么选择了焊接这个很冷门的学术方向?
潘际銮:我有一个老师叫李辑祥,他是美国回来的,开了一门课叫作焊接工程,我觉得这个学科很有意义。但社会上不懂,认为焊接就是焊洋铁壶的。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核电站,如果没有焊接根本没法做。因为一个核电站必须全部都是密封的,任何一点泄漏,哪怕几个原子泄漏出来,都是不行的。高铁为什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铁路的钢轨,过去是有接头的,走不快的。现在要一小时走三百公里或者是四百公里,焊得不好,一断,车就翻了,所以焊很重要,焊的质量也很重要。现在我们中国钢轨焊接的水平超过世界任何国家。我们国家现在,我认为有两个项目可以走出国门:一个是高铁,一个是核电。因为我们做得出来,别人做不出来。
跟着我的一个团队,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差不多有二十人,有四个八十岁的老头,还有一些年轻的博士。
董卿:您怎么会到现在这个年龄说起自己工作的时候,还有这么浓厚的兴趣和充沛的精力?
潘际銮:对,我一辈子都在我的工作上。技术上的工作,我什么都清楚的,其他事就不清楚了,家务事绝对不清楚。
董卿:家务事儿,您不清楚,有人清楚。
潘际銮:有我老伴,她做我的后盾;我主外,她主内。也就是有了她,我一辈子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扑在为国家做贡献上。她确实是有功劳的。
董卿:潘老的老伴可是北大的才女,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掌声欢迎李老师。师母好!师母好看不好看?
观众:好看。
董卿:您是北大的,潘老是清华的,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李世豫:我是1950年到北京考大学,没有地方住,我一个老乡跟他同屋,他们就把房间让给我了,然后他就辅导我的功课。
董卿:您那个辅导有没有点别的想法?
潘际銮:我因为喜欢她,就辅导她了。(笑)
董卿:您是“别有用心”啊。
潘际銮:我认识她三个月就到哈尔滨去了。两个人也没有订婚,也没有什么山盟海誓,就分开了。但她也没有变心,我也没有变心,过了五年以后才结婚的。
董卿:刚才潘老也说了,家里的事务都交给您了。
李世豫:对,我自己也要工作,然后他爸爸,还有三个孩子,都是我管的。
潘际銮:我没有管。
董卿:知道您没有管。(笑,对潘老的夫人)您在分担着生活重担的时候,其实也分享着他创造的一些科研成果。您第一次坐上高铁是什么心情?
李世豫:我挺高兴,因为我正好坐在司机的旁边,那个车是相当快。2008年的奥运会,从北京到天津,运动员必须坐高铁,必须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他的责任非常重大,因为他是顾问。
董卿:是啊,他是焊接技术在中国的奠基人之一。
李世豫:嗯,第一人。
董卿:老太太多自豪啊,第一人!(观众笑)他们俩一直到现在感情都特别好,就在两三年前,潘老还骑着一个电动车载着李老师上下班,在清华的校园里成了一个风景了,很美。
李世豫:我是可以跳上去,也可以跳下来的。
董卿:您下次还是别跳了。
李世豫:我现在不跳了,我摔了还可以,他摔了不可以。
董卿:其实这样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是付出、牺牲和包容换来的。再次谢谢师母。今天潘老要在现场完成一段很特殊的朗读。
潘际銮:我从小离开了家乡,日本人投降以后再回去,家没有了。所以现在我无论走到哪儿,清华都是我的根。我要朗读的是在“一二·九”时期,蒋南翔先生写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董卿:很有意义。1935年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这引起了青年学生极大的忧患和愤怒,所以清华大学的学生救国会就发起写下了这样一篇檄文,叫《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今年恰好也是清华大学一百零六年的校庆,所以我觉得由我们清华的老院士,清华功勋级的校友们来朗读这样一篇文章,也算是给学校献上的一份很特殊的生日礼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