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努力创造新颖的东西(2)

托尼·梅勒是杂志的主要助理编辑之一。我们都对他充满敬意，因为他当过工会官员。托尼比我们其余的人都年长很多，一说起社会主义就滔滔不绝。当杂志刊登一些更政治化的公告时，大家都为使用确切的词语而争论不休，这时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涉及面更广的问题：生存的策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杂志的局外人。其他人都在讨论“迷幻药权威”蒂莫西·利里、平克·弗洛伊德[8]，以及近来学生政治的错综复杂，而我却在为支付印刷费和电话费发愁。我要打电话给当时的名人，不遗余力地游说他们仅仅出于对《学子》的喜爱而为它撰稿，而且还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打电话给一些著名的企业，如英国礼兰汽车公司或劳埃德银行这样的企业，设法说服他们购买广告位。没有他们的钱，《学子》将会破产。

这些职责让我很快成长起来。简直可以说我是少年老成。晚上，别人都优哉游哉地坐着喝酒，根本不在乎第二天睡个懒觉起来还醉意未消，而我这时却总能意识到，自己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父母和林迪也来帮我们卖杂志。妈妈会带一捆到海德公园的演说角，把它塞进那些游客行人的手中。林迪和我则在牛津大街上来回走动，向人们拦路推销《学子》。有一次，我和林迪正在一起卖杂志，一个流浪汉跑过来要钱。我们没钱——钱也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但是，我的理想主义突然戏剧性地发作了，于是我剥下身上的大部分衣服送给他。然后我就身披毯子，走来走去，度过了那一天剩余的时间。

“可怜的老乞丐！”爸爸听了这个故事后，一边痴痴发笑，一边说道，“那让他学到一个教训。他本来只需要一点零钱，却从你这里得到一身长满寄生虫的衣服。”

《学子》的名气越来越大。有一天，一家德国电视频道问我是否愿意跟激进分子塔里克·阿里以及德国学生领袖丹尼·科恩—本迪特一道，去伦敦大学学院作演讲。主要内容是谈人权。有一大群人欢迎这两位煽动叛乱的革命者。当丹尼·科恩-本迪特发言时，我站在一边倾听，他精彩的演讲充满了知性深度和满腔的激情。在他周围，人人都在欢呼，大声叫嚷着表示赞成。然后，塔里克·阿里站起来，他的演讲同样热情洋溢。人们跺着脚，扯着嗓门大喊大叫，仿佛他们就要登上巴士底狱了。我开始觉得有点反胃。

在斯托学校求学期间，那里有个非常残酷的传统。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会一首长诗，并站在全校师生面前把它背诵出来。哪怕你背错一点点，或者稍稍停了片刻，老师都会敲响一面锣。然后，你就必须在一片嘘声和嘲笑声的陪伴下离开讲台：你被“锣”下去了。由于我有轻微的阅读障碍，我发现自己要记住什么都非常艰难，因此好几年都被无情地定期“锣”下台来。我望着丹尼·科恩—本迪特和塔里克·阿里，他们在作令人振奋的演讲，在人们的善意中冲浪，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电视摄像机。这时，我的胃里产生了恶心的感觉，就跟我以前等着上台背丁尼生的诗歌时差不多——因为我知道，自己会在那一记响亮的锣声和嘈杂的嘘声中被轰下台去。

终于，塔里克·阿里结束了演讲。人群骚动起来，人人都在欢呼，还有人把他举到肩上，漂亮姑娘怀着崇拜向他挥手，摄像机镜头也跟着他转动。随后，有人朝我招手示意，该我演讲了。我跳到讲台上，紧张地拿起麦克风。以前我很少在公共场合说话，更不要说作演讲了。我紧张得不得了，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尽管我准备了演讲稿，可一千张充满期待的脸就像向日葵一样转向我，在他们审视的目光下，我的脑子完全是一片空白。我嘴巴发干，喃喃说出几个词，勉强露出微笑，我感到越来越惊慌失措，明白自己根本没法继续演讲，真想找个地方藏起来。我含含糊糊地咕哝着，说出最后几个词语，然后就在一阵咳嗽与一通呕吐之间，扔下麦克风，跳下讲台，重新回到人群中的安全地带消失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时刻。

即使到现在，每当我接受采访或不得不作演讲时，都仍会感到同样的惴惴不安，也不得不克服同样的腼腆。如果我对谈论的话题有所了解，或者对它充满热情，那我会说得相当流畅。但是，如果有人让我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事情发表看法，我就会变得局促不安——而且会露出马脚。我永远无法像政治家那样随机应变，对答如流，这一点我已经逐渐接受。我努力不去理会自己的结结巴巴，不去理会自己难以一下子作出完美回答的无能。相反，我只是努力给出诚实的回答。我希望人们会更信任反应迟缓、吞吞吐吐的回应，而不是脱口而出、口齿伶俐的回应。

在1960年代末，越南战争和比夫拉战争是两个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若想让《学子》成为可靠的出版物，我们在这两个地方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记者。我们没钱派记者前往，更别提付钱让他们住酒店、通过电传发回报道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最终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如果我们派出的记者非常年轻，那么他们自己说不定就会变成新闻。于是，我给《每日镜报》打电话，说有一位年仅17岁的记者将前往越南，问他们是否有兴趣作独家报道。他们买下这篇报道，并为《学子》派往越南的朱利安·马尼翁支付费用。朱利安去了那里，发回一些有关越战的精彩文章，随后继续努力，成为独立电视新闻公司（ITN）的著名记者。通过同样的计划，我们设法派出一名16岁的记者前往比夫拉。这两次冒险行动为我提升《学子》名气积累了最早的经验：我们提供活动名义和人手，另一方提供资金。

我豪情万丈地参加了这场反战运动，希望终结美国对越南的干涉。1968年10月，《学子》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和凡妮萨·雷德格雷夫一道，参加了学生们组织的游行，前往格罗夫纳广场，并在美国大使馆外示威。我跟凡妮萨和塔里克·阿里并肩前进。为了自己支持的信念而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游行，这令人兴奋不已。人们群情激昂，但同时也有点可怕。你感觉局势随时会失控，而且也确实失控了。当警察驱赶示威人群时，我拼命奔跑。后来，一幅有关这次游行的照片出现在《巴黎竞赛》周刊上。照片中的人就是我，当时我正一路狂奔，穿过广场，一个警察伸手想抓我，我弓着背，离他的手只有一英寸。

尽管我反对越南战争，但在其他问题上，我觉得自己并不像那些跟我一起游行的人那样，具有狂热的左倾倾向。

“我想我应该是左派吧，”我告诉《卫报》的一名记者，“嗯……但我仅在认为左翼的观点明智而理性时，我才是左派。”

从政治层面上说，《学子》并不激进，也不是《Oz》或《IT》那样的“地下”杂志。虽然在我们和他们的办公室里，都有同样多的自由爱情，但他们会时不时地鼓吹将迷幻药放入供水系统中，我们却不会这样。

我试图在左右两派的观点之间保持平衡，不过，我希望的平衡，在某些人看来却是敷衍了事。罗伯特·格雷夫斯是一位作家兼诗人，住在马略卡岛上的德伊雅，他从那里写信给我说：

你把自己的手脚绑得牢牢的，似乎比学生们应受的束缚更多。例如，在有关比夫拉的报道中，你一次都没有提到，在国际背景下，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但那是因为你必须跟“三十多岁的人”以及大企业的小伙子们结为好友，否则这份杂志就无法生存。不错，你已经尽力了。

事实上，“大企业的小伙子”们并没有我原本希望的那么友好。拉广告比找撰稿人困难得多。能采访演员布莱恩·福布斯，或者发表作家加文·马克斯韦尔的文章，我们很高兴，但他们不会带来资金帮助我们管理和发行杂志。在《学子》上登整版广告，我们的收费是250英镑，而1/8版面则降低到40英镑。例如，在打了无数次电话后，我设法拉来9家公司，在创刊号上作整版广告，它们是智威汤逊公司、金属容器制造有限公司、《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邮报》、《经济学人》、英国煤气委员会、劳埃德银行、兰克电影公司和约翰·莱恩工程公司。这9幅广告带来2250英镑的收入，是我从最初的300多家潜在广告客户名单中想尽办法争取到的。要支付3万册创刊号的印刷费，这笔钱也足够了。我用它在顾资银行开了个账户，我父母一直把钱存到这里，把它作为我们家的清算银行。在他们的顾客中，也许只有我光着脚走进去，要求获得1000英镑的透支额。在《学子》存在的那些年中，拉广告一直都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尽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但显然《学子》仍赚不到钱。我开始想出各种办法让它朝其他方向发展，提高它的知名度，如创办《学子》联合会、《学子》旅游公司、《学子》住宿中介公司。我并未把《学子》视为名词，或把它自身当作目标；而是把它视为形容词，一个能让人们从中辨认出某种关键价值的词语，是整个一系列服务的开端。用20世纪70年代的话说，《学子》杂志及其倡导的一切都应该具有“嬉皮”风格。《学子》是个灵活的概念，我想探索这种灵活性，看我能把它推动多远，它会走向何方。在这方面，我有点疏远我的朋友们，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杂志以及他们希望报道的学生政治上了。

彼得·布莱克说，有朝一日，学生革命以及参与其中的学生都将变得过时，他似乎说得很对。然而，30年后回过头来再看看最初的几期《学子》，我却惊讶地发现，情况并未发生多大变化。那时，《学子》登载了尼古拉斯·加兰的“特德·希斯”漫画，多年后，这个漫画人物仍然存在，直至加兰去世。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戴维·霍克尼、达德利·摩尔和约翰·勒卡雷都仍然有很高的新闻价值，而布莱恩·福布斯和凡妮萨·雷德格雷夫——或者，至少他们的女儿们——也仍然出现在新闻里。

地下室的生活乱成一团，但无所不包，乱中有美，正是在这种混乱中，我逐渐茁壮成长起来，此后也一直如此。我们从来就没什么钱，却忙得不可开交，但我们是一个亲密和睦的团队。我们一起工作，因为这有趣，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在做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起生活很快乐。

不久，一些全国性报纸的记者就开始来采访我，来看看我们在忙什么。我们创造出一种可以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完美方法。他们到来时，我就会坐在桌旁，用胳膊肘夹着电话。

“见到你真高兴，请坐。”我会一边说，一边向记者招手，让他坐在我对面的懒人沙发里。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坐得舒服点，他们会在这个别扭的椅子上不断调整姿势，并从褶层里掸掉鹰嘴豆泥残渣和一堆堆烟灰，这时，电话就会响起来。

“谁能接一下电话吗？”我会问道，“现在——”我把注意力转向记者，“关于《学子》，你想知道些什么？”

“泰德·希思[9]打电话找你，理查德。”托尼在对面叫我。

“我会给他回电话的，”我扭头说道，“现在，关于《学子》，你想知道些什么？”

这时候，记者正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看托尼跟泰德·希思说：很抱歉，理查德正在跟别人会面，他会回电话的。稍后，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托尼拿起电话。

“大卫·贝利[10]找你，理查德。”

“我待会儿给他回电话，不过，你帮我问问他，我们把午餐约会的时间改一下可以吗？我得去趟巴黎。好吧——”我会对记者抱歉地咧嘴一笑，“——现在，我们说到哪儿了？”

“我只想问你——”

电话铃声又响了。

“很抱歉打断你们，”托尼道歉说，“不过，这次是米克·贾格找你，他说有急事。”

“请允许我离开一分钟，”我说，然后不太情愿地拿起电话，“米克你好。我挺好的，谢谢，你怎么样？真的？一条独家新闻？是的，听起来不错……”

我会一直说下去，直到乔尼在对面的公共电话亭忍不住笑起来，或者电话响起“嘟嘟”声。

“实在抱歉，”我会对记者说，“突然出了点事情，我们得赶紧。我们的谈话结束了吗？”

接下来，我们就把晕头转向的记者送走，路上会从乔尼身边经过，而电话也不再嘀嘀乱叫了。

不知就里的记者们上了钩，对自己在我们那里看到听到的事情深信不疑。“似乎来自全球报纸的摄影师、记者和作家都渴望帮助《学子》，”《星期日电讯报》写道，“在所有中学和大学里，已经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志愿者发行组织，确保五十多万学生能读到这份杂志。”

“顶级撰稿人的数量多得惊人，报道范围不受限制。”《观察家报》写道。而《每日电讯报》则说：“大众刊物《学子》已吸引许多知名作家。它似乎将成为这个国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我们一直占据着乔尼家的地下室，到1968年秋，这里差不多有20个十几岁的孩子，难怪他的父母再也无法忍受，要求我们另找地方生活。我们搬到阿尔比恩大街44号，就在康诺特广场拐角处。乔尼也离开我们回到学校，他要过高级考试这一关。他为抛下我感到内疚，但他是在继续学业的压力下离开的。我们只是从他家地下室创办发展起来的小杂志，他父母理所当然地担心这无法为乔尼今后谋生提供良好的基础。

没有乔尼，《学子》再次陷入崩溃。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却没有一个我真正信赖的人来帮我摆脱困境。几周后，我叫尼克来帮我。尼克已经从安普尔福斯毕业，预定到布赖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上学。他同意推迟上大学的时间，来《学子》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