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努力创造新颖的东西(1)

1967年夏季学期结束时，乔尼·吉姆斯和我搬进了他父母住所的地下室，那个地方位于伦敦的康诺特广场，就在爱德华大街附近。我们设法说服凡妮萨·雷德格雷夫[1]

改变主意，为了让《学子》获得成功，不要光是给予它最好的祝福，而要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次采访是我们事业发展的转折点，因为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撰稿人。我们的撰稿人名单逐渐增加，甚至包括了戴维·霍克尼[2]和让-保罗·萨特[3]这样的人物，如此一来，我就更容易说服一些潜在的广告客户，让他们相信在《学子》上打广告是物有所值的了。

整个夏天，乔尼和我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阴暗、潮湿，家具很少。连我们睡的床垫也是放在地上的。这个地方很快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垃圾堆，到处是废纸、脏兮兮的咖啡杯以及炸鱼薯条的包装纸。我们成天饥肠辘辘，有时会溜到楼上，突袭乔尼父母的冰箱。偶尔，妈妈会闯进门来，手里拎着个野餐篮。

“红十字会的救济食品到了！”她大声叫道，“你们俩上次洗衣服是什么时候？”

然后，我们就在地板上铺一张床罩，狼吞虎咽起来。

有一天，她拿出100英镑的现金给我们。妈妈在夏姆里格林附近的路上捡到一条项链，把它交给警察。过了三个月都无人认领。于是警察就让妈妈把项链拿走。她知道我们缺钱，所以来到伦敦，卖掉项链，把钱给我们。凭这100英镑，我们付清了电话费和邮寄费，得以维持好几个月。如果没有这笔钱，我们早破产了。

彼得·布莱克曾给披头士乐队的专辑《佩珀军士》设计封面，并因此而出名，他为我们的创刊号画了幅图，上面是一个学生。这期杂志的封面很朴素，白色的背景中只有两处红色。一处是杂志的名称“学子”，一处是那个学生打的领带。另外，彼得·布莱克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的开场白令人难忘：“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如果没穿衣服，那就是个精彩的话题，我对此特别感兴趣。她会教你怎样画画，当然还得加上透视法和解剖学。”

我正在飞快考虑当画家的好处，他又继续口若悬河地指出“学生权力”的危险性——这可是当时很有争议性的热点话题：

我认为学生已经拥有很大的权力，不应该得寸进尺，凌驾于教师之上。此刻我并不喜欢作为群体的学生。我认为他们对自己评价过高，成天夸夸其谈，动不动就抗议，有那么那么多的权利。我认为，有些人作为学生，会在各种活动中陷得太深。不管怎么说，学生没那么重要——他们学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长大成人吗？学生们不应该觉得自己就该到处控诉。

或许是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像他们通常面对的职业记者那样盛气凌人，所以，有些撰稿人会向我们透露内情，发表一些令人捧腹的生动评论。杰拉尔德·斯卡夫描述自己的工作说：“我总是在画画——这是精力问题。我永远无法搁笔停下。它跟吃饭一样，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旦有了想法，就必须表达出来——简直就跟生病似的，这是一种生理功能。”我问达德利·摩尔怎么看待学生，他回答说：“你们这代人只有一个地方让我痛恨，那就是你们的年龄。”他曾经在牛津大学摩德琳学院工作，是一位研究管风琴的学者，可当我提到古典音乐时，他却说：“我宁愿整天在泥水里跟六个女人打滚儿，也不愿坐在钢琴旁。”

米克·贾格[4]和约翰·列侬[5]也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在当时的学生心目中，他们俩都是半神半人的偶像。在贾格的访谈前，《学子》引用了一篇精彩的介绍：

最近，《旋律制造者》写道：“贾格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他那位可敬的兄长跟他说，必须要有痛苦存在，我们才会认识到美德的可贵。这时，卡拉马佐夫回答道：“如果为了让小孩子有更强烈的意识，因而必须让他吃尽苦头，那么他或许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但却只会毕恭毕敬地退还那张进入天堂的车票。米克·贾格之流的叛逆就跟这类似。”

我难以想象，当我们引用这段话时，心里究竟有何想法。我肯定没明白它的意思。

我来到贾格位于切尼步道的住所，局促不安地走了进去，玛丽安·费斯芙[6]将我领入起居室，然后便上楼消失了，令人可望而不可及。米克和我亲切地相视而笑，我们俩都失语了：

布兰森：你喜欢接受采访吗？

贾格：不喜欢。

布兰森：那为什么要《学子》采访你呢？

贾格：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是经常接受采访。我的意思是，几乎不接受。

布兰森：你对政治不感兴趣？

贾格：确实。

布兰森：为什么？

贾格：我想了很久，然后断定自己没工夫搞政治和了解别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卷入政治，你就真的会胡搞一通。

布兰森：你认为人们会受到音乐影响吗？

贾格：是的。我认为很可能会，因为音乐属于这样的事物——它是重复性的，同样的东西翻来覆去地重复。结果它就钻进你的脑子，对你有影响了。

我们采访约翰·列侬的经历是另一种“经典”。乔尼和我一起去的，他试图引用文学典故：

乔尼：有位批评家曾写道，《生命中的一天》就像《荒原》的缩影。

列侬：什么的缩影？

乔尼：T.S.艾略特的诗歌，《荒原》。

列侬：没听说过。我对文化不熟，你知道的。

讽刺的是，对约翰的采访差点让《学子》完蛋。在我们跟约翰见面之后，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打算问他和洋子[7]是否愿意为《学子》提供一张新唱片，我们将把它作为附赠品，跟杂志一起发行。

我联系了披头士乐队的新闻发言人德里克·泰勒。当时，披头士乐队刚建立“苹果艺术基金”，目标是资助那些正在奋斗的美术家和音乐家。德里克每天有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他位于萨维尔街的办公室里，会见排成一字长龙的申请者，他们全都怀着一百种各式各样的理由，认为披头士乐队就该给他们钱。德里克简直就像王宫里的宫务大臣。他和蔼可亲，总会耐心倾听每个人的要求，不管它多么不着边际、荒唐可笑。

我把我们的要求告诉德里克，他立刻一口答应下来。约翰和洋子将很乐意为我们提供唱片，他说，然后把我介绍给苹果唱片公司的总经理罗恩·卡斯和一位生产附送唱片的商人，我们约好了交货日期。

我带着好消息赶紧回到康诺特广场。我们不仅有一篇约翰·列侬的访谈，而且还将很快拥有一首列侬未发行的原创新歌。这是《学子》意外获得的绝妙推销手段。我们联系到当时最时髦的插图画家艾伦·奥尔德里奇，请他为杂志设计一个独特的封面，在上面留出一块空白，放置附送唱片。我们还计划本期印刷10万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的最大印数。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唱片还没有送来。我坐立不安，便打了个电话给德里克。“放心吧，理查德，”他说，“我们遇到一点麻烦。但是，我发誓会让你有所收获的。”事实上，我要求列侬夫妇给予好心馈赠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洋子刚刚失去肚里的孩子，列侬又因持有大麻而一度受到拘押。当时夫妻俩跑到他们位于韦布里奇的住宅，暂避风头。

我自己也陷入了麻烦。由于制作特刊的计划落空，《学子》濒临破产。我孤注一掷，这辈子头一次找了个律师，查尔斯·利维森。他给德里克写了封信，威胁说，如果列侬夫妇违背诺言，我们就起诉苹果。

几天后，我接到德里克的电话。“到苹果来一趟，理查德，”他说，“我们有东西给你。”

那天下午，我坐在苹果唱片公司的地下室录音棚里，跟利维森、德里克、约翰、洋子一起，听他们提供的录音带。磁带录音机发出“咝咝”的声音，之后，是一下沉沉的、机械的敲击——就像心脏的跳动声。

“这是什么？”我问道。

“这是我们宝宝的心跳。”约翰说。

他还没说完，那个声音就停止了。洋子扑进约翰怀里，泪如泉涌。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等我开口说话，约翰的目光就从洋子的肩膀上方凝视着我的眼睛。

“胎儿死了，”他告诉我，“这是我们死去的宝宝留下的寂静。”

我回到《学子》编辑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这是他们私生活中悲痛的一刻，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唱片发行。也许我错了，因为，正如德里克所言，这是“概念艺术”，很有收藏价值。我们只好撕掉封面，重新设计杂志。这花了一大笔钱，不过，我们还是想方设法把它凑了出来。我本打算起诉列侬夫妇，可他们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况且，他们毕竟以自己特殊的方式遵守了协议，虽然我当时没看出它的价值。在我们因唱片问题发生争执后，德里克写了封短笺，为给我带来的一系列麻烦表示歉意。在信的末尾，照例是他用于所有通信签名的那句格言：“您需要的只是爱……”

乔尼的阅读面很广，而我几乎完全不读书。我似乎一直没时间阅读。我会花好几天工夫打电话，兜售广告位，到处游说，找人为《学子》免费撰稿，或接受采访。我这辈子一直都需要一个能跟我抗衡的人，弥补我的缺点，抵消我过于旺盛的精力。乔尼和我是一对好搭档。他对各种采访对象与采访原因了然于心。而我则能使出浑身解数说服他们接受访谈，有一种不怕遭到拒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固执性格。

在我为《学子》作采访时，很多时候我只管打开录音机，让采访对象畅所欲言。在跟苏格兰精神病专家R.D.莱恩见面之前，我尝试阅读他那本畅销书：《经验策略》。我想，我跟大多数人一样，读这本书时完全不知所云。我把麦克风对准莱恩，然后，他一下子说了一个半小时，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脑袋后面天花板的一角。我根本听不懂他在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只是心里暗暗庆幸他没给我留下丝毫提问的时间。到最后，他的谈话显然已经结束，于是我一迭连声地向他道谢，然后回到办公室，把他的话写下来。结果我们发现，他那些话全都是引用《经验策略》中的段落，几乎一字不差。

出版几期之后，参与《学子》办刊的人逐渐增加。有时，乔尼和我会跑到夜总会去，跟女孩子攀谈，有时甚至会劝说她们到公寓来“喝咖啡”。如果她们在这里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会游说她们来帮忙。出于某种原因，她们往往对我们满怀同情。通过口口相传，老朋友从学校里冒出来了，然后是朋友的朋友，或者读过这份杂志的人，都想加入进来。地下室变得越来越像个兽穴。我们全都是光干活不拿钱，冰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或者出去吃便宜的咖喱食品，就这样维持生活。

形形色色的人都来帮我们发行杂志。我们的基本想法是，他们先取走几捆杂志，以每本2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售，然后把一半的收入拿回来交给我们，也就是说，他们每卖一本就可赚1先令3便士。他们打算先付钱给我们，可是这种方式往往行不通。但我从来就没有真正为《学子》能获得多少利润忧心过，只是决心要凑出足够的现金来出版下一期，并付清我们的账单。我想，我们售出的杂志越多，通过口口相传，杂志的名气就越大，最终就能吸引更多广告客户。

我想尽办法维持杂志的生存，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迫切的需要同时也将我当记者的抱负挤到一旁。乔尼负责编辑，我负责经营、出售广告位、与印刷商讨价还价。可以说，我是因为一时疏忽才变成企业家的，不过，当时若有人向我提到“企业家”这个词，我很可能还得问问乔尼这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没把自己视为商人。所谓商人，就是伦敦金融城的那些中年人，他们沉迷于赚钱，身穿细条纹西服，家住郊区，娶了老婆，平均拥有2.4个孩子。当然，我也想通过《学子》赚钱——我们需要钱维持生存。但我们主要把它视为富于创意的事业，而非赚钱的生意。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过来，生意本身也能成为富于创意的事业。你出版一份杂志，就是努力创造出某种新颖的东西，创造出某种卓尔不群的东西，它能经久不衰，并且说不定还具有某种实际用途。最重要的是，你希望创造出让你感到骄傲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商业哲学，一直如此。说实话，我还从没有涉足于某个行业纯粹是为了赚钱。如果赚钱是你唯一的动机，那么我想你不那么做可能反而会更富有。一桩生意必须涉及广泛，必须有趣，必须能激发你的创造本能。

管理《学子》当然很有趣。高保真音响播放着鲍勃·迪伦、披头士乐队或滚石乐队刺耳的音乐，震动着地下室的墙壁，我们每天的工作就在这音乐中展开。乔尼和我出去卖杂志时，如果我们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出一本，那我们就会买两个汉堡包庆祝一番，每个1先令3便士。待在地下室里，我会不时透过肮脏的窗户向外张望，看到外面天气很好，我就会关掉音乐，跟大家说我们必须出去散步。我们一路闲逛，穿过海德公园，最后有人跳进蛇河，于是我们全都下去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