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与移民生计的分化发展:以桂西北集中安置扶贫移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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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部署和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标志,我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进行安排部署,明确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2015年11月,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部署“十三五”脱贫攻坚工作,要求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决定》明确,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加快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因此,研究扶贫移民搬迁的相关问题,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均有较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部分地区就开始了扶贫移民搬迁的实践与探索,并逐步发展成为扶贫开发进程中的一项“非常规”举措。进入脱贫攻坚阶段,扶贫移民搬迁更是成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路径。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等部委联合颁布实施的《“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在“十三五”期间要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力争搬迁1000万人口。与自发性移民不同,扶贫移民搬迁坚持政府主导、群众自愿参与原则。作为一项涉及多方面内容的系统性工程,扶贫搬迁实现精准脱贫的关键在于搬迁后移民生计实现可持续发展。广西大学覃志敏博士的《社会网络与移民生计的分化发展——以桂西北集中安置扶贫移民为例》正是这方面研究的新作。

该书以社会网络作为切入视角,以桂西北农业集中安置扶贫移民实践作为经验材料支撑,系统论述了搬迁安置后移民的生计分化发展状况,全面分析了导致生计分化的原因,提出了促进贫困移民生计发展的机制与对策。

该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构建了基于社会网络的扶贫移民生计发展的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由迁出区脆弱性背景、扶贫移民、安置地结构和过程转变、社会网络与生计资源、生计模式、生计发展结果六个部分构成。其逻辑思路是:在迁出地脆弱性背景下,农村贫困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社会网络资源有限,通过原住地的农业生计条件和生计方式很难摆脱贫困。搬迁后,扶贫移民在安置地的生计恢复发展依赖于社会网络资源,并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生计资源(包括生计基本资源和发展性资源)。移民在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网络中实现了生计方式向以经济作物为主的相对高价值农业生计转型,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成功实现脱贫致富。

二是分析了社会网络变化状况对搬迁后移民生计的影响路径。基于扶贫移民社会网络变化的考察与分析,该书将扶贫移民社会网络的变动过程概括为从搬迁的破碎状况,变为安置过渡时期的调整重构,再到安置后扶贫开发的向安置地经济社会结构网络拓展。扶贫移民社会网络向安置地经济网络结构拓展情况则促成了移民生计的分化发展。一部分移民在安置地扶贫开发过程中通过社会网络拓展(即社会网部分嵌入或完全嵌入安置地经济发展结构),实现生计向相对高价值的生计模式转变并成功脱贫。另外少数移民因缺乏社会交往经验、由政府等构成的社会支持网络还难以做到扶贫移民全覆盖等原因,其社会网络并没能向安置地经济网络结构拓展,甚至是脱嵌于安置地经济发展网络。这些少数移民在安置地仍维系了原有的低价值生计方式,收入水平提高有限,很难走出贫困。

三是以桂西北农业安置移民的生计实践案例充分验证了以上所建立的理论分析逻辑。通过对搬迁前相似条件(家庭结构、劳动力素质、贫困状况等相近)的扶贫移民在同一安置地的生计分化发展乃至于形成贫富分化(分化为贫困移民、一般移民和富裕移民)的比较分析,论证了社会网络向安置地拓展对移民生计分化的重要影响。另外,通过贫困移民在安置地实现生计发展的案例分析,揭示出乡村“经济能人”这一促进贫困移民生计发展的社会机制。乡村“经济能人”的农业专业性技术和丰富市场经验,使其能深得贫困移民信任,并建立起紧密社会经济联系;同时,乡村“经济能人”与企业、商业伙伴等市场主体的稳定联系,也为贫困移民社会网络向安置地经济发展网络拓展提供路径。乡村“经济能人”是推动搬迁后仍贫困的移民实现社会网络拓展和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社会机制。

四是系统论述了扶贫移民的贫困风险。借鉴国际著名移民研究学者迈克尔·塞尼(Michael Cernea)等专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扶贫移民可能面临7个方面的贫困风险:搬迁后,移民在原住地的生计资源(耕地、林地等)减少甚至消失,同时缺乏与安置地相适应的生产经验,如不能在安置地尽快为移民重建生产系统,那么移民生计风险将加大;搬迁后,扶贫移民固有社会网络弱化,贫困风险加大;依靠迁出地社会网络和市场机会获得非农机会的扶贫移民,失业风险增强;移民原有的房屋弃用和在安置地建设住房,既减少了其生计资源,也增加了债务负担;扶贫移民生计发展存在“边缘化”的风险;扶贫移民健康和疾病的风险也可能增加。

五是对扶贫移民安置类型进行了探讨。论证了以移民在安置地有无农业用地和居住分布作为移民安置类型划分的重要依据。根据这些依据,将扶贫移民安置划分为有土集中安置、有土分散安置、无土集中安置、无土分散安置四种移民安置类型。对不同安置方式下扶贫移民的社会网络和生计发展做了比较分析。

总体来看,上述基于实践观察、分析形成的研究结论以及以此为基础提出的政策建议,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指导意义。对于相关研究的深入,切实提高新阶段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以预料,随着未来几年国家一系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扶贫移民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希望覃志敏博士以本书的出版为动力,就这一领域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产出更多的理论成果。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黄承伟

201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