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灰心了，向前走吧！

——道德困局的反传统根源与传统重建
（代序）

清末时期著名的洋务派重臣李鸿章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谈到创建北洋水师的必要性，他认为中华帝国正在遭遇千年未遇之深刻变局。这千年未遇的深刻变局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见解，实际上，恰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社会的集体共识——在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与数千年以来的深厚传统之间的抉择与彷徨面前。自清末以来，中国人通过坚船利炮和民主科学的两面性惊讶且被动地发现了西方世界和它所带来的现代化挑战，与此同时，在以西方为鉴的文化反省中，却不得不在颠覆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之间苦苦挣扎。

从魏源到梁启超，从孙中山到邓小平，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并不懒惰，并不保守，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传统培养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在文化和传统反省方面是十分激进的。面对西方式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强大，巨大的落差让中国的知识精英蓦然醒悟，矢志不渝地追问，为什么中国文化和社会没有走向现代化的基因和能力？在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上，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的差距的根源何在？走向现代化如果是一个必然的选择，那么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应该向何处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国民性、社会与生活伦理规范，是否也必须顺应现代化的潮流迎来一次革命？如果是，一个被西方化了的、被颠覆了的传统价值体系，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存和代表我们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独特性？

归根结底，从现代性和现代化焦虑中出发的反省和革命热情都落脚在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社会制度乃至国民性中。知识精英一方面在慨叹中国文化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之慢，另一方面也在惊讶于传统崩塌之后的道德沦丧与伦理失范。现代化是否必然牺牲传统？作为民族文化主体性根基的传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自处？显然，在这个简短的序言里，我们不可能做任何成体系的解答。我们将问题聚焦到道德文化研究这个主题上来，观察近代中国以来关于道德与伦理失范、道德体系重建问题的商讨，用反传统、传统重建与当代责任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而言，解决或解答一个问题的根本是回到这个问题的语境，探究伦理和道德文化问题，其路径也如是。

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看，传统首先是曾经鲜活的当下，其次则是曾经的当下在时间和文化流变中不断被诠释及筛选之后的留存。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如何自处？进而言之，最终让具有现代性反思力的现代化成果成为一种新的传统？我们都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也是新传统的创造和见证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直面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包括道德和伦理体系重建挑战在内的所有问题，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反思和批判传统在过去的一百年以来已经成为某种新的“思想传统”，这一思想传统本身对于我们当下的社会价值与伦理体系重建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尝试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令人沮丧的道德和伦理困境在某种程度有深刻的“反传统根源”，与此同时，对传统的回归和复原，则是一种更危险的道路。因而，在直面伦理范式与道德体系重建的课题时，我们应该从对文化传统的反思、批判，以及对批判的批判出发，连接责任感与行动力。

一般而言，学者及知识精英忧心于一个时代或某一个社会的道德文化沦丧及伦理失范的问题时，都倾向于寻找社会发展及物质幸福等客观因素。然而，深受东西方文化落差刺激，同时被西方文化中的进化论思想主导的近代中国学者，对于道德文化沦丧问题的讨论无时无刻不与现代化与落后社会的反思结合在一起，甚至将中国的现代化迟滞问题与道德文化沦丧问题一起归因为文化本质和文化整体的缺陷。梁启超先生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列举了国民劣根性的六大要点，“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他还痛斥中国国民缺乏公德观念，没有国家思想，没有冒险精神，不懂得自尊，更没有权利与义务的观念。从梁任公的语气中，不仅可以感受到爱深责切的情愫，还能看到深入骨髓的现代化焦虑——似乎数千年以来之中国社会、中华文化、中华美德皆已病入膏育，一无是处，需要改造国民性来解决问题。某种角度看，今天我们对于“道德沦丧”的中国社会、中国人的剖析似乎都没有在本质上超越梁任公的见解。问题是，任公提到的这些“劣根性”或“伦理堕落”是植根于这个文化传统中的吗？还是在现代化的焦虑中掺杂了复杂情绪的自我贬低？

梁任公敏锐地将现代化问题指向了国民性改造，乃至整个国民性格和文化传统的改造。可以说，这个思路和方向与肇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细论起来，新文化运动则更彻底地将传统文化推向了社会进步和民族发展的对立面，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传统伦理体系被冠以“陈腐落后”的标签。由此，推翻、颠覆，乃至彻底打碎中国社会植根于其中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富强的捷径，传统文化与伦理及道德体系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当仁不让的“祭品”。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个“伦理本位”的体系，由是论之，现代化过程中被全盘否定的传统恰是以伦理为本位的。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失去一个伦理体系和道德传统，然而，它的替代品是什么？它的替代品应该被如何建设起来？除了彻底的全盘西化之外，这些问题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都是回音欠奉的。

从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能否认新文化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进步和思想冲击，然而，“这种彻底的全盘否定论自然可称作整体性的（totalistic）反传统思想”带来的后果也同样不容小觑。对于整个文化传统，伦理体系的整体否定，使得当代中国在伦理价值体系上缺失了传统资源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传统的长期否定和批判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更新的传统”，在“更新的传统”笼罩之下，中国社会植根于其中的传统文化与伦理体系在进入我们的道德文化视野之前还不得不就自身的合理性进行二次论证。

缺失了传统伦理与道德文化的基础，并不是道德文化重建的最大障碍。当代中国在物质生活和科学技术迅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正经历着价值体系和伦理观念的巨大冲击，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在全面现代化之前就已经遭遇了现代性问题——我们的价值体系和伦理观念已经呈现出典型的后现代特征。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在传统文化缺失的大环境下，实际上就是一个迅速世俗化和去精英化的加速过程。

泛滥的实用理性（Pragmatist Ration）与道德上的犬儒主义（Cynicism）使当代中国更深地陷入了道德文化缺失的怪圈中，没有可以回向的深厚传统，没有可以落脚的道德理想，深切的无根感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层焦虑使得对“人性”本身的怀疑开始不可收拾地生发出来，对人本身的不信任就会造成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旁观心态，在无奈、愤怒、悲观的情绪中找到自我平衡的诠释——我无力改变，我和所有人一样从人性意义上不值得信任，因此，我只能放任并用最大限度的自私保护好自己，并麻痹自己的道德良知。

面对道德困局的冷漠、对于道德重建的无力感，一方面源自社会变迁和转型带来的巨大思想和心理冲击，另一方面则来自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意义和象征体系认知缺失。康德列举了四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不做什么？我能期望什么？人是什么？而今，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重建不得不从“人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出发。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提法是“中国人是什么”，或换言之“当代中国人是什么”。

我们即将读到的《社会发展软实力中的道德文化研究》就是尝试在思想和行动上处理和面对传统缺失与现代转型带来的双重挑战——作者们尝试回答，当代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道德文化，其思想资源何来？与此同时，道德文化应该如何通过行动被建立起来，其行动路线和方法如何讨论？坦率地说，作者们用十分宏大的思想史叙事方式作为思想资源清理的路径，与此同时，又涉及了精细而微的新媒体运用方法，可谓雄心勃勃。宏大叙事，特别是思想史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往往是需要以牺牲精准和体系性为代价的，同时，精细而微的运用及实现路径虽然代表了坐言起行的行动力，但却难免在思想与行动之间产生很难弥合的鸿沟。

然而，总体而言，作为读者，我是乐见这样负责任且有雄心的探索，也更期待有行动力的责任感。在道德文化建设中，我们并不缺少批判和反思的深度，也不缺少无为和愤怒的情绪，更不缺少实用主义或犬儒主义的态度，我们真正缺少的恰是看起来敢于担当的尝试。在我们看来，对抗道德虚无主义与个人道德观念上的犬儒主义的最佳方式就是行动，用行动的方式创建下一个世代的传统。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先生在晚年用他特有的“改良主义”立场提出了一段今天读来仍十分温暖的话，“你们心眼里最不满意的现状，你们所诅咒的‘人欲横流，人禽无别’，只是任何革命安俪所不能避免的附产物而已。这种现状的存在，只够证明革命还没有成功，进步也不够。孔圣人是无法帮忙的，开倒车也决不能引你们回到那个本来不存在的‘美德造成的黄金世界’的！养个孩子还免不了肚痛，何况改造一个国家，何况改造一个文化？别灰心了，向前走吧。”

从内容和语气上看，上述的文字看起来更像是自言自语，并不符合一篇序言的基本规范——这在我的眼中，恰是被富于责任感的行动力感染之后的表现。与其简单的推荐或褒扬，不如直接参与其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道德文化的建设与社会的发展一样，是一个集体工程，借用胡适先生的话，一起“向前走吧”！

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