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现状

古今中外，虽然在具体名称的使用上有诸多不同，但通过民主参与方式培育和塑造良好公民的社会实践活动却普遍存在，并在不同时期学者们对这一活动的研究也绵延不绝。

（一）西方学者研究概况

西方学者关于通过民主参与实践方式培育公民意识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尽管在欧洲中世纪有过短暂的中断，但在文艺复兴中又得到了重新关注和发展。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和民主国家的建立，这一研究领域受到了许多西方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发展。笔者将尽可能地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现有资料，对这一时期西方学者们研究状况进行初步整理和简要评述。

20世纪30年代，受西方行为主义的影响，公民意识培育与政治参与的相关研究比较注重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试图通过实证调查与定量分析等方法对公民态度、公民文化或公民精神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如1954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RC）的坎贝尔（Campbell）等学者对美国公民选举行为与“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与“公民责任感”（Sense of Citizen Duty）进行了研究;1963年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中就指出公民文化与社会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及政治参与意识的养成有着紧密联系，并通过对五个国家的实证调查，分析比较了不同政治文化对人们政治行为与心理所产生的各种差异，并指出：“公民文化不是一种现代文化，而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混合政治文化，它混合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既具有传统部族村落自我封闭的互信，又具有对统一国家和专业化中央政府机构的认同和忠诚，同时还有对现代复杂的政治系统和决策过程的参与意识和要求。”

20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方法和统计调查技术的广泛使用，此项相关研究的范围和对象日益扩大，深度不断加深，跨文化比较研究加强，对转型社会公民意识培育与政治参与的变化关注增多，并着力于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实证可信度的提升。如西方著名学者阿诺德·考夫曼（Arnold Kaufman,1960）提出，参与式民主可以产生许多有益的结果，但其主要功能不是为了保护和稳定社区，而是能够发展人的思想、感情与行动的力量。美国学者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1970）则更为系统地强调参与式民主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功能，对民主的参与可以提高参与者的政治效能感，减少人们对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人们对公共问题的关注，有利于形成和发展一种积极的、富有知识的并能对政治事务具有敏锐兴趣的现代公民。她并且进一步通过对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实地调查来说明和印证民主参与对发展公民精神与公民品质的重要作用。1992年罗伯特·D．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通过对意大利不同行政区的研究表明，公民精神较高、社会资本较发达的地方，人们越是推崇团结、公民参与和社会整合，他们彼此信任对方办事公正，并遵守法律；而在“没有公民精神”（uncivic）或“无公民心”（incivisme）的地方，公共事务则被看成是“老板”或“政治家”的事，而不是自己的事。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法律注定要被破坏，但由于担心他人的无法无天，他们又要求严刑酷法。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每个人几乎都感到无能为力，有被剥夺感和不幸福感。

近些年来，许多西方学者也对中国公民意识培育与政治参与的相关问题产生研究兴趣，如2003年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根特·舒伯特（Gunter Schubert）和杜伊森堡·艾森大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共同主持的“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参与、选举和社会稳定性”（Participation, Elections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China）研究项目，就有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意识”与选举等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研究，在《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中，通过对中国六个省份或经济特区的社区和村庄进行考察，研究地方政治参与进程中在草根层面上（农村和城市社区）对相关人员（农民、普通市民和地方干部）意识的影响。美国学者唐的《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也通过实证调查方法来分析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形成以及对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影响，其突破性研究是从现代化与市场经济、文化传统以及政治制度三大范畴探讨中国民意的形成，并从中发现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对民意的影响最大，文化传统其次，政治制度最少。

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也就学校中学生公民意识的培育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指出公民意识教育是个复杂的过程，因不同的民族和制度背景而有显著差异，也不是一个完全自上而下的过程，由此，这一时期的研究就更加突出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教学法和制度背景研究，同时也倾向于通过比较和实证研究来探寻公民意识教育的差异与规律。如1998年考根和德里考特（John J.Cogan and Derricott）的《21世纪的公民素质：公民教育的国际透视》（Citizenshipfor the 21st Centur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中分析了决策者所提出的与公民教育相联系的目标，指出公民教育不应是一个灌输政治观点的工具，也不应主要通过正规教学来进行，并提出多种措施来培养多元公民素质（multi-dimensional citizhenship）的观点；怀特（Patricia White）的《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Civic Virtues and Public Schooling,1996）一书中指出，教育应该培养公民为适应民主社会生活而需要的公民素质，公民素质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希望与信任、勇敢、自尊与自爱、友谊、信赖、诚实、正派是学生最为重要和基本的公民素养，学校和教师有多种选择的具体可操作性对策来促进学生养成这些公民素质；美国学者玛多娜·墨菲的《美国“蓝带学校”的品性教育——应对挑战的最佳实践》一书中在对全美一百多所获奖的“蓝带学校”资料汇总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美国蓝带学校如何通过它们的公民教育计划来促进学生公民品性发展的不同方法，此书取材于具体案例并有深刻的理论抽象，因此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实践性和实效性。此外，凯瑞·肯尼迪（Kerry J. Kennedy）的《公民教育与现代国家》（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the Modern State,1997）对公民教育的研究也对我国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理论思想，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概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公民意识培育与政治参与的相关研究历程表明：其一，在研究进程上，公民意识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关系研究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领域，西方学者的成果较多局限于个别地区或特定人群的调查，其理论体系尚未完善。所以，它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学界在个别调查研究中抽象概括，提炼出更具一般性的原则，以求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其二，在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选举、投票行为与公民意识的关系研究，缺乏对公共领域的关注。但近年研究的发展表明，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该领域研究的缺失，开始关注如公众参与市政项目、生态环境项目等，但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公民参与现实本身，而不是对公民意识培育及二者关系方面，偶有涉及但其深度也较为有限；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西方学者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注重实证的分析方法，但尚未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实证分析框架，多数学者针对各自的研究专长，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与框架，因此，缺乏可以普遍参照借鉴的框架体系。

（二）国内学者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的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并相继翻译和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公民教育的情况和经验，如1985年公武发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教育简况》、1986年张崇善发表的《法国小学的公民教育》和1989年胡知宇发表的《西德的公民教育》。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尤其是从新世纪伊始，随着党和国家对于公民教育的逐步重视，国内学界对公民教育的研究逐步向纵深化方向发展，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这集中反映在对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问题的关注上。纵观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这一问题的研究，现有的文献主要形成了下列几种研究范畴：

第一，关于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意义的研究。有的学者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意义，何传启指出，实现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现代转型，其核心是以知识、品德和智慧为基础的人的现代化，而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增强又是人的现代化的关键。黄稻认为：“公民意识是打开意识现代化大门的一把钥匙，它能够为人们发展创造性思维、创造性劳动确立稳定的价值取向，提供良好的心理环境，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大学生具有公民意识才会正视自身的存在与作用，才会有政治参与意识并外化为政治参与活动，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公民权利意识是制约国家公共权力，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保证；大学生权利意识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

有的学者从构建和谐社会角度定位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意义，如李翠、王红光认为，通过公民意识教育，大学生可以树立起诚信道德、遵守契约和规则等意识，有助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与团结，从而推进诚信友爱社会的构建。同时，公民意识的培育也可以使大学生树立起自主意识、宽容和妥协精神。这些意识的塑造，将使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和理性处理人际关系，最终推进社会安定和充满生机活力。张秋良、袁本新等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对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在构建公民意识培养的课程体系中必须发挥法律课程的功能与优势，必须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和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

有的学者从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发展角度来理解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意义，如宋超女、李兰兰、朱映雪等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政治目标，良好的公民素质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基础。大学生是我国公民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是未来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和实践主体，他们的公民意识水平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对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水平和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阳东认为，大学生的公民意识状况既决定着未来政治文明的水平，也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水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需要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内在支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需要大学生公民政治价值的体认。朱映雪、黄修卓则指出，培育良好的公民意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作为未来民主政治重要实践主体的大学生，其公民意识的提升将推动着社会政治理性的发展。

大部分学者主要从中国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民主政治或政治文明发展这三个角度来定位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进一步研究此问题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学者们对此问题的探讨大多集中在对中国宏观政治发展的现实层面上，出现了较多的重复和交叉，而较少关注整个世界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的社会转型发展、和平崛起、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逐步扩大等趋向对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迫切需要出发来思考。因此，对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意义的探讨还可以从这些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

第二，关于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内容的研究。对于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总体上，学者们主要是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展开。从内涵方面对大学生公民意识本质进行界定，众多学者都认为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社会意识，但王赛赛从法律角度指出，它是在现代宪政体制下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公众意识，是公民对自身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应拥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的自我认识。陈小萍从政治角度出发，认为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身地位与权利义务以及实现自身权利所采取手段方面的认识。

在外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如欧世龙认为，大学生公民意识包括国家意识、主体意识、群体意识、法律意识、公德意识。杨涛则概括为六个方面：国家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法律意识、社会公德意识、创新意识、主体意识。李尚旗认为应包括主体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权利意识教育、法制意识教育与道德意识教育五个重要方面。王赛赛等进一步指出，主体意识和国家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本内涵；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是其核心内涵；公共精神、宽容精神和理性精神是其延伸内涵。李红梅则从高等教育为国家培养未来人才的根本职能出发，认为应当培育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的三重精神：即培养具有追求人生和社会发展的自由精神；培养具有反省人生和社会意识的批判精神；培养具有特立独行的独立精神。

对大学生公民意识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厘清有助于对其开展与实施公民意识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目前学者们的研究虽然涉及公民意识的一些本质特征，并试图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面来培育当代大学生的公民意识。虽然公民意识培育内容的多元和多样有利于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全面和完整，但既没有核心内容，又没有统一标准的培育内容又极容易造成公民意识培育的模糊、混乱与失衡。因此，进一步深化对公民意识本质内涵的理解与其外延的合理限定将对实施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第三，关于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现状及原因分析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根据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式来进行，如宋超女与王赛赛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相关调查得出，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成长的良好趋势，他们有较高的政治认同感，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逐步觉醒，参与热情的日益提高、法律意识不断加强等。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表现为：公民角色意识认识模糊不清、缺乏应有的宪法意识、法治观念还不强、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不强、政治信念不够坚定、政治价值选择功利化明显。

李俊卿根据对北京联合大学600多人的调查分析得出：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仍处于初现阶段，整体状况较为复杂，表现在：公民的角色意识基本处于不自觉状态，而国家认同意识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法律意识中的宪法意识存在，但对宪法的重要程度认知不够；对公民权利了解不全面，并缺乏对权利实现的理性行动和对权利的正确价值判断；在公民参与方面，大学生的低层次参与和投入（对政治大事表示关注）意愿低于对高层次的参与和投入意愿（直接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显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势。因此，目前大学生公民意识并未形成稳定的结构状态，并且距离现代社会理想状态的积极公民还有很大差距，需要进一步地加强和培育。

宋洁通过对上海“90后”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得出：他们的公民角色意识处于不自觉状态；公民政治意识、民主意识、全球意识普遍较强；对国家形象认识度最高，但对时事政治的认识度相对较低；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但整体上把握了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法律意识，但与现代民主法制观念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从认知到行动还有很大的距离；普遍具有公民道德意识，但部分大学生对权利和义务的认识不平衡，重权利、轻义务。

谢安国通过调查问卷和典型案例的分析，得出：目前我国大学生公民意识现状总体上是好的，但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在国家意识方面，爱国情感浓厚，却对国家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缺乏了解；二是对民主法制的强烈诉求与法律知识缺乏、责任意识淡漠和法律行为践行不足的矛盾；三是对公德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但缺乏有效道德实践，甚至有拒斥公德约束的逆反心理；四是自我意识强，但自制能力和作为公民的主体意识较弱。导致当前大学生公民意识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思想认识偏误，认为只要学习成绩优异其公民意识程度就高或认为只要加快社会发展，整个社会（包括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就能随之提高；二是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处于自发状态并存在问题，不仅缺乏系统的指导原则，而且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推进思路不清，缺乏系统的实施战略，方法单一。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直接指出当代大学生具有了一定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市场意识和环保意识等，但仍有部分大学生对公民概念理解模糊、公共意识淡薄、责任意识缺失、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权利义务意识淡化、公德意识稀缺。学者们对其公民意识缺失原因的分析则呈现出多样性，如詹木生总结为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有学校教育方式方法的错误，还有大学生自身的缺陷。具体表现在：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冲击、西方文化思潮的诱惑、高校德育工作的弱化与社会道德失范的负诱导。周静和陈继红等认为，造成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薄弱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传统的臣民意识根深蒂固、政府引导的失范性对高校德育实效的抵消、高校系统公民意识教育的缺失（既缺少公民意识教育课程，也缺少公民实践体验）。李爱国认为是由于当前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既缺少全面的教育内容，也缺乏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李尚旗则认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由于公民意识教育缺乏系统性和实践性、连续性和完整性以及主体性和自觉性。

以上学者对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现状的调查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大致了解到当前大学生公民意识总体状况，也为本课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材料和调查经验。但他们的研究也呈现出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大学生公民意识调查内容的较大差异与侧重点的不同，这对进一步做历时性和共时性分析将是一个主要障碍。另一方面，学者们对形成大学生公民意识不足原因的分析较为空泛与零散，而没有一个较为系统与深入的指向性探讨，因此，这也是本课题今后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四，关于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路径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公民意识的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因而路径选择必然是多元的，结合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可行性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传统课堂教学路径，即认为课堂教学可以全面系统地传授给大学生基本的公民知识与公民技能，进而有利于培育大学生的公民意识与公民素养。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育大学生公民意识的主渠道与主阵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培育大学生公民意识的主课程；但有的学者则认为，无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还是在各门专业课教学中都应融入现代公民意识教育，从而发挥多学科在公民意识教育中的交叉合力功能；有的学者则从课堂教学的三要素入手，分析指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要想获得理想的效果，必须从教材、教师和教学三个环节来保障公民意识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是新兴网络传媒路径，即认为当今世界已步入网络时代，互联网与大学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网络为大学生广泛参与社会各种公共活动提供新的技术条件与平台，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养成和觉醒提供相对适宜的场域，成为公民意识的“训练场”。大学生在这个“训练场”中利用网络方便快捷、及时更新、交流互动、平等、自由开放等特点可以不断锻炼和提高其维护自身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监督政府工作的能力，从而有利于培育他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权利义务、参与理性等现代公民意识。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正步入传媒时代，网络、报刊等大众媒体对人们的思想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大众传媒正确的舆论导向，可以引导公民正确客观地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公民意识。大学生是大众传媒信息非常重要的消费人群，大众传媒对他们认识社会、形成公民意识具有很强的影响力。高校一定要发挥校园网、校报、校内广播等媒体的作用，发挥高校传媒贴近师生、贴近校园生活的优势，在校园内形成正确、健康的舆论导向，社会传媒要保证舆论与信息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大力宣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宽容和谐的理念，提高大学生对信息的鉴别能力，让大学生在正确的舆论氛围中强化公民意识。

三是文化环境熏陶路径，国内许多学者也认为自由民主平等的文化环境，是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赖以顺利进行的现实土壤。他们指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缓慢的渐进过程，社会是其宏观环境，而学校和家庭是微观环境。宏观环境对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形成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微观环境则对其具有具体性、直接性的作用，二者互相联系，互补互动，学者李斯霞进一步指出，环境特别是舆论环境具有导向、监督、教育的功能，公民教育的环境建设教育应考虑并重视微观环境与宏观环境两个方面。从微观环境来说，就是要把高校内部的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好；从宏观环境来说，就是要把整个社会的教育文化环境建设好。社会大环境的建设显得格外重要，如果违法乱纪的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如依法治国建设得不到真正的落实，如果社会风气得不到有效引导，如果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得不到解决，那么公民意识教育只能是一纸空谈，而系统的高校公民教育往往也会事倍功半。有的学者则具体分析指出，无论是校园物质文化环境的建设，还是校园精神文化环境的建设都对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学者李俊卿指出，公民意识的形成具有缓慢性、复杂性与长期性的特点，因而要不断培育学校的民主风气，使大学生在良好的公民文化氛围中成长。校园文化对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既有显性约束力，又具有隐性感染力，通过大学校园文化提高学生的公民意识，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四是社会实践路径，国内许多学者针对大学生群体分析指出，公民意识的形成与确立最终有赖于大学生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参与实践，加强与培育大学生的公民意识，最直接与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社会实践。学者李俊卿认为，大学生并非都是积极主动去融入社会的，相当数量的学生对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具有逃避心理或想法，因此，培育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必须要根植于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除了对学生传授必要的公民知识外，还要引导他们进行正规的公民行为训练，在各种活动中不断演练公民角色。学者吴高臣认为，培养大学生公民意识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民主实践，即主要通过官民互动培养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民主实践的结果。学者殷永贵、赵志刚指出，要改变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重理论知识传授而轻行为养成教育的现状，就需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开拓公民教育的新领域，拓宽大学生成长的社会空间，社会实践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学者指出当前高校要不断开辟公民意识培育的新领域，拓宽公共空间，如通过开展青年志愿者、文明修身工程、爱心募捐等活动，引导学生走进社会、熟悉生活，从身边的具体事情做起，培养其公德心、公共责任感、公共生活规则意识。学者曲烽认为，改革大学的管理方式，由行政推动式逐渐过渡到民主参与式；在教育手段上，把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学者张帅、车瑛具体指出，志愿者行动所体现出的精神内涵与高校所要着重培育的公民意识存在着共通之处。志愿者行动提供的平台，有助于高校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参与意识、责任意识，进而推动高校公民意识教育的深入开展。

以上学者对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路径的探讨可以说已经非常全面而丰富，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具体思路与指向。但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这些对培育路径的研究又太过空泛与形式化，而并不能对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育起到真正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作用。而学者夏循祥以香港利东街居民的社区参与来论证关于公共参与在公民教育中的作用研究给本论文从政治参与角度来探讨对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作用与具体方法提供了较好的思路与借鉴，可以使此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第五，关于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路径的研究视角。学者骆军从协同学理论视角对当代中国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以协同学为代表的复杂性科学理论研究的主体及其适应性与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研究涉及人的意识问题，而人脑本身就是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对象之一；社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而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本身也需要各个不同系统的互相配合才会获得更好的效果；协同学把不同学科共同存在的协同现象抽取出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也与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研究具有契合性。协同学理论表明：政府对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产生、发展起着主导的作用，政府是慢变量，它决定着其他的快变量；舆论力量可以决定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影响大小；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一个巨系统，需要建立家校社一体化的机制。有的学者则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探讨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指出通过发展民主法制建设与大众传媒的正面宣传作用来引导大学生理性政治参与意识；通过良好社会风尚的树立、社会综合教育环境的营造以及社会辐射和个体自择交汇点的形成构建全方位培育模式。这些研究视角较好地找准了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分析角度，但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因此，可以从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实践路径——政治参与视角对其做进一步的研究。

总而言之，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和不同层面对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积极探索，但从整体上看，既有研究成果呈现出规范研究多而实证研究少；描述性内容多而严密推理性内容少；定性结果多而定量结果少；纵向延续传承多而横向比较借鉴少等特征。显然，要想对此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以寻求理论的突破，就需要对现有的研究视角进行更为精细化与具体化的集中深入，并转换现有的研究方法，即从一般宏观层面上对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路径的讨论，转换为较为集中与具体的对某一具体路径，如政治参与路径的讨论；从对培育路径描述的研究，转换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路径研究；从对概念和理论的研究，转换为对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实践路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的研究；从定性研究为主，转换成定量研究为主；从对国内公民意识培育方法的纵向历史经验的继承与发展研究，转换为向当今世界先进国家公民意识培育路径的横向比较与借鉴研究。为此，本课题另辟蹊径，从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民主实践视角出发，主要采用实证调查与比较借鉴的方法对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路径进行研究，以期从大学生政治参与路径这一侧面得到具有量化特征的深层次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