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大清帝国是曾立基于今日中国地区的政治实体中最庞大的一个。[1]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国，清帝国的疆域是明代的两倍多，而人口则超过明代的三倍，至清末已达到5亿之多。在清帝国内不只有视自己为“中国人”的人群，亦有许多过去从未整合进中国王朝政体中的族群，包括西藏人、维吾尔人、某些蒙古部族、西南边境的缅甸人与傣人、台湾及其他新近被开发的边疆与内陆高地之原住民，乃至于占有清帝国皇位、后来被称为“满洲人”者。其广大领土或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众多且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紧张关系，都为其后续政体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承继。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看待清帝国，其中之一便是将之视为2000年帝制中国史的最终一章。

能统治这个史无前例的广大帝国近300年之久，是由于清朝在其全盛时期发展出比之前任何朝代都更有效率也更有效力的行政管理与沟通体系。而能同时养活史无前例的众多人口，则是因为其生产力水平不仅远迈前代，其经济管理的体制可能也较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有野心，也更有效。[2]研究中国艺术与文学的学者，或许可以合理地主张清代的美学作品不能与唐代的诗歌、宋代的绘画或明代的瓷器相媲美，然而其活跃兼容的文化在这些领域都有卓越贡献，且更在小说、戏剧，甚至是印刷报刊等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上开疆拓土。虽说把中国历史上任何时间点视为与世隔绝都是错误的，然而清帝国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在性质上无疑比过去更为密切，同时也有更多冲突发生。此影响至今仍未解决。

与四五十年之前相较，史家对大清帝国有相当不同的理解。实际上，或许恰当地说，在20世纪50与60年代世界大部分地方实际上没有“清史”这种说法。当然，中国史家长久以来以代代相承的统治王朝来组织中国历史，根据儒家朝代循环的模式兴衰更迭，清代仅可当作是这其中的最后一个王朝。根据这个观点，1912年之后初兴的中华民国政府如同之前的新王朝一样，开始编修官方的前朝历史，终而在1927年出版由前清遗老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3]5年之后，无畏的学者萧一山出版了他自己的《清代通史》，尔后基本上成为这个科目的标准模板。[4]

然而至少在西方，20世纪下半叶之前儒家朝代式的史学写作传统已不再风行。取而代之的是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将中国过去500多年的历史，以1842年区分为两段的观点。他是美国的中国现代史学之父，以惊人的旺盛精力撰写教科书、为其他大学培训师资，并且监制了一套具有开创性的现代东亚史学术丛书系列。依照他的观点，1842年之前的中国历史是“传统中国”的一部分，而“现代中国”则从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带来的西方“冲击”开始。[5]从此清朝历史被分为两个部分，由两群不同的学者分别研究。虽然费正清从未明言（即使其他人这么说），1842年分水岭之前的帝制中国史本质上是“停滞”的，真正有发展性的变化则始于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但是其时代分期却有这样的暗示。[6]受到哈佛学派的影响而产出的最佳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中，理所当然地只简略地涵盖清朝前200年，而绝大部分关注焦点仍是从1842年到现在，也就是“真正的”、西化的现代时期。[7]

费正清及其追随者抱持的这些明显具有欧洲中心观的时代分期，并未受到中国史家的挑战。在列宁主义认为西方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唯一主导力量的假定之下，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鸦片战争为分界，将其学者组织划分为历史研究所与近代史研究所。而在台北，受到“现代化理论”的风潮所及，“中央研究院”也分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与近代史研究所两个机构，分别研究1842年之前与之后的时期。虽然战后日本的清史研究未有如前述划分的制度，但是也以类似的分工为基础。特别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东京大学学者，对他们来说，“现代”中国从鸦片战争方开始。

在20世纪70年代确实有一些少数派的声音，这些声音让当时如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学者感到非常兴奋。然而就我所知，当时只有一项学术倡议迥然不同地主张将清代史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忽视了鸦片战争的分界。此为当时尚为研究生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于1965年在耶鲁大学创办的期刊，这份实属学会通讯的刊物鲜明地以“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i）为名。而在中国，难能可贵的《清史研究》在约25年后的1991年方开始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出版。[8]

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清代史研究之演进主要以三个重要的修正性转向为标志，唯此情况并不限于美国。首先是转向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缓慢成长的社会史。这个转向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由法国历史学派及其标志性刊物《年鉴》（Annales: économies, soc iétés, civilisations）所激发的欧美史研究。他们的重点不在政治、军事或外交事件，也非过去的伟大人物；强调的不仅是“时局”（conjuncture），而是相对的、在历史“长时段”（longue durée）中缓慢消长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结构（structure）。[9]这个学派对中国史领域略为迟来的影响由两个因素促成。首先是美国的中国史学者逐渐吸收了“二战”后日本中国史学者庞大的社会经济史著作，接着是台湾与北京的大量清宫档案先后在70与80年代向外来研究者开放，令学者可以尝试进行年鉴学派所主张的那种长时段历史研究。

此社会史转向之结果有三。第一，史家开始批评“冲击与回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模式对中国近代史起了重要作用的观点，转而将焦点集中在中国内部的各种变化，强调中国自身的历史有诸多可能性，而非停滞不前。这个新潮流由费正清大弟子之一的柯文（Paul Cohen）精简地以“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这句话来表示。[10]在这种对清史的修正论叙述中，西方对清帝国的影响日益被边缘化，这是必要的修正，但也许往后亦会引来对这种修正观点的再修正。最终，一旦我们更适切地以清朝的观点来理解清史时，历史学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带回来”（bring the West back in）。[11]

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经济奇迹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促成的第二个社会史转向之结果，是逐渐抛弃了对清史的失败者叙述。探究如“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或工业化”（通常与明治时代的日本做相形见绌的比较）之类的研究问题，现已被视为是建立在受误导甚至是错误的前提之上。比较社会学家与美国的中国史专家开始主张至迟到18世纪中叶，清帝国可能比大部分的西欧有更繁荣的经济与普遍较高的生活水平。[12]

第三个，也是更显著的结果是关于时代分期。就在将清朝视为一连贯整体的观点开始胜过“传统／现代”的二元区分时，朝代鼎革亦被视为仅是中国历史结构演进中表面的涟漪。1975年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曾评论道：

社会史家逐渐开始认识到，从16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这段时间，乃是自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学者放眼中国最后400年的历史直至共和时期之间的历史演变，而非视清朝为过去历史的复制，或将1644年与1911年视为重要的起讫点。长江下游的都市化、以支付银钱取代徭役、某些类型的区域贸易发展、大众识字率的增长与士绅群体的扩大、地方管理活动的商业化等等，这些从晚明开始的现象开启行政上与政治上的变化，在整个清朝持续发展，而某种程度上在20世纪初期结束。[13]

然而该如何称呼这个超越明清分界的新时段？一个较薄弱、容易被接受且较流行的词是“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这个词意味着不仅是清朝，整个或部分的明朝也同样属于一个单一连贯的历史时期。[14]另一个比较有力而我也赞同的说法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15]然而这个说法同样也有许多明显的包袱。举例来说，这种说法似乎暗示迈向成熟现代性之前有某些必要过渡的阶段，而此现代性也许是一种具有工业化与代议政府、与西方相当近似的现代性。然而这正是修正派史家亟欲挑战的观念。更广的来说，“早期近代性”（early modernity）是有意从欧洲史学研究中借用过来的概念，使用这种概念似乎会将一系列从西方经验启发的预设强加在中国之上，以至于模糊了中国历史自身的实际状况。[16]此议题至今仍未有定论。

第二种对清史基础的概念重构化现在通常称之为“内亚转向”（the Inner Asian turn）[17]。[18]这是紧跟在社会史革命后的文化史革命之发展结果。重视“再现”（representations）甚于既有“事实”，文化史主张对性别或种族等基本范畴去本质化，视其为文化协商或历史偶然的结果，而非与生俱来的。对性别角色变迁的关注，是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史研究中最有成果也最令人兴奋的发展之一，然而是种族或族群认同的相关研究与我们将清朝视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概念重构有更直接的关联。

在修正派提出的核心主张中，“满洲”认同是满洲人在征服中国后的历史建构。清朝接管中国是审慎营造“征服组织”（conquest organization）的成果，其中种族或族群认同很重要，但又可替代更换。这个以满人为中心的新王朝与之前大部分的王朝（特别是与明朝）有根本上的不同。清朝有意识地将自己视为一个普世帝国、多民族的政体，而前明的属地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显然是最核心且经济上最有生产力的一部分。为了将大清帝国与之前中国历朝的循环模式分离开来，有些学者坚持清朝自立年号的1636年方是清朝的建立年代，而非征服明朝的1644年。[19]

清朝的统治者并非要全然汉化其领地，仅是扮演着儒家的天子角色，一如其他同时用来统治其多元族群属民的各种角色。其不同属民各自的族群认同亦未被汉化所消灭，清廷反而谨慎地经营这些认同（虽然通常是在其汉人大臣背后）。今日通常归入“少数族群”政治标签的非汉族成员，因而被赋予一种新的积极主体性与自主动力。在此观点下，这些少数群体和个人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上，与其满汉邻居及统治者共同协调他们自我的认同。[20]

这样的新清史逐渐取得优势，推动了一股研究清帝国边疆扩张的潮流（这些扩张通常为汉人文臣所反对，认为将因此忽略中国本土的内政需要）。重点从视中国为19世纪末西方或日本帝国主义下被动的受害者，转变成中国本身为帝国主义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在18世纪之时最为显著，然而即使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亦是如此。同时，如同稍早“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运动欲寻求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新的清史研究则直接与中国中心主义对抗。受到南亚历史学家对民族主义的后殖民批判所影响，此时清史研究指出如“中国帝制时期历史是现代汉民族国家兴起的漫长序幕”，或是更普遍的，像“民族国家是历史发展必然终点”等观点中的缺陷。汉族民族主义的史学研究被批评是将一套由西欧偶然经验得来的进步模式强加在另一套相当不同的文化之上，若非这些20世纪民族主义精英自我本位的行动，也许会有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21]

第三个重大转向也许可称之为“欧亚转向”（Eurasian turn），其主要是从第二个转向发展出来，但同时也受了世界史与生态史这两个由来已久的次领域影响。这两个领域过去只是偶尔注意到中国这个次大陆的发展，[22]其首次与清史的重要相遇，是在中国史学者对所谓“17世纪普遍性危机”与此危机如何加速明清朝代更迭的研究上。在论及此危机如何影响帝国晚期的中国时，有些学者强调跨国的经济因素，特别是国际白银流动的剧烈波动，但同时亦有学者认为应归因于有小冰河时期之称的气候转变。[23]

然而，从近代早期帝国的比较研究最终引导出一个欧亚大陆整体的新视野。过去欧洲挑战、亚洲响应的二分法历史被取代，新的历史强调欧亚大陆整体的不同部分沿着可相比较的发展轨迹而又各自不同的历史进程。[24]清帝国不再是孤立的特例，开始被认为与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甚至拿破仑帝国等陆权帝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在新沟通科技之下的中央化行政管理、精心建构的多元民族体制与具侵略性的陆地殖民等等。欧亚大陆的新势力即以这些条件从不同的方向围攻、排挤那些较古老的（且通常是游牧民族）文化。[25]

此欧亚大陆修正观点同时也与断代问题有重要关联。如果说“内亚转向”对好不容易才取得胜利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清史”抛出问题，“欧亚转向”隐然挑战将明代与清代包含在一起的“中华帝国晚期”与从晚明开始的“中国近代早期”等修正派的概念。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一篇发表于2004年、也许可视为欧亚转向之宣言的文章中，修正她在1996年认为清朝与其之前中国朝代在性质上不同的说法，更断然地主张如此史无前例的中央集权帝国相当大部分是满洲统治下的独特运作，不可能在汉族统治者下的明朝出现。换句话说，中国的“早期近代性”确然开始于改朝换代的1644年，而非之前。[26]也许以朝代断代的古老儒家传统并非全然错误。

因此，本书所讨论的大清帝国是个在不停移动的目标。大清帝国在中国历史脉络或广阔的欧亚大陆有何无与伦比的独特之处，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因而，从我们自己的历史时代研究这个时段、这个地方会有很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