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国历史的本土叙述聚焦于统一与军事统治的时代，由是，汉朝终结于宗教起义和地方军阀之手后的四个世纪的历史较少被关注。这一时代的次要地位还表现在它缺乏任何早就商定的名称。传统史学按照时代划分，现代中国学者称呼这个时代为魏晋南北朝，西方学者曾建议以分裂时代或中世纪早期来取代这个称呼，但是对于前者，人们认为中国处于单一政权的统治之下是这个国家的常态，而后者则是以西方模式来规定中国历史。
虽然承认命名的局限性，但我仍采纳了一个修正过的中国名称——南北朝，这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个冠名简化了本土的术语，在这四个世纪里，中国的政治版图按主要的两个大河流域分裂。在被称为“魏”的时代——“三国”这一称呼更为著名——中国被划分为统治黄河流域的一个国家和南方长江流域的两个国家。在随后的晋朝，中国的统一仅仅维持了30年，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国又按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地理划分发生分裂。
但是专门称之为“南北朝”的第二个也是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伴随着地理分裂出现的主要变化在很多方面界定了这一时代的历史特征。汉族人口向南方大规模移民，他们遇到陌生的景观和不同的人群，随之出现文化的革新，这使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产生不同。“南北朝”的名称反映了政治分裂的事实，它同样表明中华文化领域的扩张和多样化，这是帝制中国历史上极具开创性的、划时代的时期。
多样化的五个中心主题交织在下面的章节中：
（1）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它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2）新的社会精英出现，他们的特征是从事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实践；
（3）出现了通常采用世袭制的军事人口和新的军事组织；
（4）朝廷在军事力量的支撑下逐步与社会民众隔离开来；
（5）主要宗教的兴起，不再严格地按社会与政治来划分人群。
正如上文所显示的，汉唐间四个世纪最重要的发展是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它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最重要的特征是向南方长江流域大规模的移民与定居。从史前时代开始，长江流域便是广义的中华文化领域中的一部分，从战国时代开始它是中国政治领域中的一部分，但那时仍然是一个次要的地理区域。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 末年，中国人口中不到1/4的户籍人口居住在长江流域，这些人被视为具有不一样的地域文化。[2] 但是在军事入侵和洪水泛滥的压力之下，东汉时期（公元25年——220年）开始出现中国人口向南方的大规模移民，并在4世纪早期达到高潮。在汉人稳定地占据南方的过程中，他们清理山坡并排干沼泽以进行农业活动，取代或吸纳当地的民众。这些空地早已被纳入中国的疆域，这一填补空地的过程是南北朝时期的第二个主要变化。
地理重新定义的第三个方面是中国关于外部世界知识的扩大，并在一个更广的领域内重新理解中国的位置。佛教的到来带来了与中亚及印度次大陆的常规贸易。在中国的世界观中，这一时期的日本从神话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尽管遥远的南方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陌生的领土，但现代广州的前身在当时是充满活力的贸易中心城市，它通过海上贸易使部分中国人与东南亚发生联系，正如与印度及西方发生联系一样。
最后一个地理上的重新定义发生在中国文化自身上：家庭与国家之间社会空间的形成。汉代文学聚焦于朝廷与都城，随后的几个世纪则见证了致力于不同地域及当地文化的文学的兴起。文学涉及的范围包括农村、山水景观以及荒凉的边境地区。文学与高端文化所牵涉范围与主题的扩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发展出一系列新的物理空间——园林、寺院、豪宅空间、乡村别墅——文化与宗教活动在这些地方进行。
南北朝的第二个核心主题是新的精英的出现。汉代的豪族很大程度上以他们的物质财富——特别是土地——构建他们的社会联系网络，以及他们对朝廷官位的垄断为其身份标志。与之相反，南北朝的精英们通过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与文学活动更细致地把自己区分开来。诗赋创作、书法、哲学清谈、独特的服饰，以及优雅的修养，这些都被培育出来，用作门阀集团的自我认定，以与只拥有财富或权力的家族相区分。这些确定地位的活动逐渐与官职选举的新方式合流——这种新方式以保障起家官来维护世袭性。南北朝同样是精英们开始编撰详细家谱并以此界定他们亲属群体的时代。
推动多元化的第三个主要力量是军事上的变化，军队主要由世袭的军户组成。公元32年，普遍征兵制被废除，此后，汉朝朝廷主要依赖非汉族的骑兵、刑徒和募兵来补充兵力。汉朝末年兴起的军阀们以奴客、游牧战士以及被俘的宗教起义者充任军人。在随后的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里，这些奴客与难民成为世袭性士兵的最大来源，而非汉族的牧民则成为另一个来源。这两部分军人最终使地主与按血缘关系组成的联盟军相形见绌。从5世纪初的几十年开始，军事权力从精英家族手上转移到朝廷手中，使皇权得以重振。
帝国权力对军事基础的依赖导致南北朝时期的第四个主题的出现，帝国政府从社会这个整体中抽离出来。这一过程开始于汉代，汉朝创造了一种泛帝国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非语音书写和按照礼仪建设的都城之上。汉代的都城超越了早期战国时代形成的地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南北朝时期，帝国的权威军力是把传统社会秩序之外的人群作为其根基的，这使得朝廷进一步远离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在这四个世纪中，外族统治者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并占领中原，而且控制了中国的官僚机制。黄河流域是中华帝国传统的核心地区，自汉朝在220年灭亡后的18个世纪里，有9个世纪实际上是由外来的皇帝统治的（如果唐朝统治家族被看作是“外族”的话，还要再加上约3个世纪），这戏剧性地说明了中国政府与它的人民和社会的分离程度。
南北朝时期多样化的最后一个主要来源在于，宗教运动不追求建立政治与社会的统一单元。在秦汉帝国时期，国家的宗教实践是以统治者为祭祀首脑或最高祭司，他的男性亲属或下属官员作为次级祭司参与其中。家庭或亲属关系通过祖先祭祀得以界定。信仰并不受国家制约，比如也可以向山林、神仙或动物图腾奉献，这些实践由地方上的名门望族联合举行，有时低层的官员也会参与。但是，随着受末世论影响的反叛运动兴起，汉朝摇摇欲坠，宗教将个体联结起来，个体之间仅有的社会或政治纽带是以信仰联结的。道教和佛教提供了社会组织的新模式，也为由生者与死者所占据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范式。这两个宗教改变了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北方和南方，这些相互联系的变化不断积累着影响因素，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分裂的史实，使得这几个世纪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一个主要的位置。589年时，中国被隋朝重新统一，但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了。曾经处于边缘的长江流域已经成为中国的粮仓，隋朝修建的大运河就表明了这一点，因为这条大运河将南方州郡的物产运送到地处北方的都城。中国精英们的文化世界观——以及他们用以阐述它的语言——同样发生了变化。这些精英以家谱和新的文学实践来界定自我，他们以其家世入仕做起家官，并被纳入国家秩序中。在社会光谱的另一端，佃户和军户的世袭地位同样被写入法律秩序中，隋朝和唐朝从前几个世纪中继承了这些制度。帝国官府由一个对“部落”结构进行改善的军事体系支撑，宣称其远远高出世俗的社会秩序。而佛教与道教，连同它们的寺庙和神社所创造的社会空间，改变了国家体制，它们现在已经成为其中一部分。宗教同样也改变了亲属关系，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新中国”发现自己被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中，在这里，它与同享佛教信仰的国家和拥有共同书写系统的地区交换商品、交流思想。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汉朝与唐朝之间被忽略的这几个世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永久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