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从“突外”向“归化”的转变——狂人言行的“生存论”视角解读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塑造了一个“突外”的叛逆者形象——狂人，但有意味的是，他在“小序”中“归化”了，其表征为：“赴某地候补矣。”[27]作者如此构建无疑是深刻的，暗含着他独特的价值判断，“冷静”叙述中内敛着他的理性和意志指向。那么鲁迅何以要如此结构小说呢？何以要用这个“独异”于人伦系统的人物来言说他艺术创作的生命感受呢？本文力图从“生存论”视角入手解读狂人言行以探究个中缘由。

一

在解读狂人言行之前首先应明确的是，当“狂人”这一术语在用于描述狂人个体时至少包含着这样两层含义：其一，“他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分裂”，成为其周围世界的“他者”；其二，“他与自身的关系出现了分裂”，成为“常人态”自己的“他者”[28]。那么，狂人主体的特性和非常态生存方式就预示了他体验过程和结果的孤独色彩，而其发狂的突然性（和果戈理笔下的“狂人”不同）使他与常人之间需要马上进行彼此固定身份的相互认可，不然就会发生猛烈的冲突。这就要求他须根据常人的自我认可去认可常人，常人须根据他的自我认可去认可他。双方都有自己的身份界定标准，在“看/被看”[29]的过程中都期望对方的看法与己相同，或者大致相同。

问题在于，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从“日记”叙事开始，狂人与常人之间的分歧就难以调和：常人群体认可的是狂人作为“疯子”的存在，且在“小序”中得到强化认证；狂人认可的是常人作为“吃人者”的存在，却均被常人否定。双方的分歧使期望中的身份认同变成泡影。幸而“小序”又告诉我们，“人名”“无关大体”，名实不符本是一种生活常态，“狂人”不过是一个被意义附加的替代性符号或曰“复义语”罢了。“在日常言语中，复义语就是一句非常明显而往往又是诙谐的或迷惑人的话。”[30]至此可以认定，“小序”和“日记”互动互为的关系，造成了“狂人”一词能指与所指的非确定性和狂人身份的含混，但这并不影响狂人富有张力的言行的意义生成，是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其身份的界定预设，而在于他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

二

在“日记”中，狂人一出场就带有强烈的存在性不安感，他提醒自己“须十分小心”，因为他发现自己已被常人作为患者，他们正试图“帮助”他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中来，以使他在日常世界里作为“正常人”存在。常人的这种共识来自背后强大的现实和历史理性观照，接受者如按“小序”的阅读指示和阅读过程中的对号入座，就会理所当然地确定狂人乃“迫害狂”病人。常人暗示且潜在地将自己命名为“医生”，妄图强迫实施治疗方案。也就是说，常人首先将自己的意识坐标历时地定位于精神正常者的横轴上，然后，把狂人共时地定位在精神错乱者的纵轴上，并在现实中用言行表现出来，而“日记”中活生生的狂人言行在体现其生存状态时，似乎更容易成为“疯子”的佐证。从另一个角度看，狂人的言说听起来尽管令人奇怪，却无疑是他的真正感受，不过，常人的言行规范早已强制性地介入狂人的生活中，它限制也是允许了他的言说。而他想说的是：常人确实“有病”，狂人“没病”，这个“真”牵涉到狂人乃至国人的命运，因此他拼命地将这“真”诉诸常人，并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常人在将来是否有生存的权利。为此，他所能得到的和必然付出的代价是成为“疯子”，因为常人群体不会承认“集体生病”，至多软弱、躲闪地承认“这是从来如此……”，展开认真而严肃的“非人化”语言游戏，玩弄文字花样，实现对狂人“病人”身份的集体认同。

有意思的是，狂人被常人认为是患“迫害狂”，他自己也自认为是“狂人”，这体现在他对“日记”的命名上。但从生存论上说，他的患“迫害狂”经历意味着他的确没有开玩笑和装疯卖傻，相反，他实际是想说，他多年来一直自以为自己是真实、合理存在的人，到现在，他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了，“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他缺乏自主性而充满焦虑感，真相刺激了他的暴露欲望。狂人在不健全的社会里所遭遇的尴尬还在于无人理解其言行。没有了解他的人在场，也无人承认他不在时仍然在场；而常人群体则不然，他们的同声共气使同人不在时仍能想象、验证“在场”，从而无时无刻不对狂人施加显在和潜在的压力。狂人的焦虑正在于他感到自己无法获得他人以“真的人”身份的认可，他的存在随时会有“不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以战斗者的面目出来才能表明他仍然存在，而别人才会注意到他的生存。他的生存需要被别人感知、注意，当无人认可他时，他就会被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焦虑所淹没。再者，即使有人和他在一起，他也是孤寂焦虑的，且越是和众人在一起，他的疑心越重，因为别人对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与他对自身主体性的认识不同，他不安于自认为的“被吃”命运。当他发现自己将成为别人的祭品时，他直觉地得出自己比常人更暴露、脆弱和孤独，故他得约束、保护自己（当然这也是隐含作者自我实现和保护意识的一种流露），但如此则使他不停地被暴露或隐逸、直面或逃避的矛盾所撕扯。狂人如此体验矛盾是要表现真实自我，强调他不是象征的、含糊的、被人臆想的、潜在的、纯粹虚无的人，而是一个真实的人。这种发出“真”声音的意识在虚伪世界的遭遇是他必然以暴露的方式存在，一旦他不再假装本来所不是的人，以其本来面目出现，他就无法用身体去常态生存。他怎么会是“正常人”呢！这对于常人及“小序”中的狂人都是一个可怕的事实，所以，狂人的个案被“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他自己也把“日记”命名为“狂人日记”并“不复改也”。这个结果证明他实现了自我的暴露，且在方式上有自觉或不自觉的谋略——在“日记”中的演说。

在“日记”中，狂人还被演说的强烈欲望驱使着，这并不奇怪。实际上，自晚清以来的许多有识之士对演说功用都给予过充分的认可，甚至迷信过演说的效力。如早在1902年《大公报》的“论说”栏中就有人说：“今夫吾国士无智愚贤不肖，莫不以开瀹民智为最亟之物矣！……则三物尚焉：曰译书、曰刊报、曰演说。”但译书、刊报作为一种文字载体，其于不识字的国民的启蒙作用是不大的，所以作者认为：“今欲作其上下之气，皋其通国之魂，则死文字断不及生语言感通之为最捷。此后起爱国之贤不可不讲演说之术，且必有一律通行语言以为演说之器用也。”[31]还有人在《顺天时报》上说：“我国而欲自强也，则须开人群之智识；欲开人群之智识，则须教育之普兴；欲教育之普兴，则以白话演说为基础也可。”[32]更有人认为演说可以“开发社会文明，敦促国家之进步”[33]。种种事实表明，希冀用演说来唤起民众，开通下流社会，已经成为民初前后志士仁人的共识。现在，尽管我们无法得知狂人到底是否知道这些言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受过这类观点的影响（小说集冠名以“呐喊”，就蕴涵着一种演说的姿态），而狂人也验证了演说的必要性。

狂人是作者所说的那种有“个人的自大”的国民，是敢于对庸众宣战的“独异”的“天才”，其思想见识是高出庸众而又为庸众所不懂的，这就使他难免成为“国民之敌”。狂人也早就感觉到了常人的敌意，在言说真相之前，他已经领略过那种令他“从顶上直冷到脚跟”的“眼光”了，它实际上是一种魔咒，寓意着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仇恨。故他一面在防范外界的进攻，一面在想着演说的内容并准备付诸行动，进攻与防范的狂想，使他对周围环境的些许变化都视为大敌入侵的征兆，如此多疑，难免令他以恶意去揣摩他人的言行。如果他不“疯”，由此产生的恐惧与压力足以压垮他；幸而他发了狂，生命强力的勃发使他彻底打破了长期依附心理下的思维定式。在黑夜里，狂人终于破解了“仁义道德”，即礼教及其规范下庸众的本质——“吃人”。他还发现“吃人”现象的发生往往是以盛行的道士巫术等各种迷信妄说为中介实现的。对病症根源的发现，对其传播形态的透视，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患意识，都使狂人认识到警告他人的必要性，于是他由破解阴谋的防范转向主动言说的姿态，他讽刺、攻击、否定着国人“吃人”的原罪，并先知似的为吃人者发出小心“末日审判”的偈语：“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然而由彷徨到渴望交锋的狂人发现，常人或者交头接耳，或者蝇营狗苟，或者指桑骂槐，或者造谣诬蔑，或者阴谋暗算，实际出来的对手却无一人，这委实令他感到失望、无聊。当然狂人有过胜利的快感，他仅用笑声和厉责就令对手气馁、退却，那时他义正辞严、年轻有为，可惜这种感觉短暂而无常。常人遇见攻击并不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的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34]。他们隐蔽性的进攻、虐待和迫害令狂人防不胜防，他的投降、自杀与被骂杀、打杀将都是“吃人者”群体的胜利。

狂人在实施拯救计划时，是从对封建礼教道德的轰击开始的，是以对妹子和母亲（女性）“天性的爱”[35]为内驱力的。他希冀凭呐喊和演说来唤醒庸众，希望自己可以艰难地肩起黑暗的闸门来使他们逃离樊笼，享受光明，获得“正当的幸福”。可是，对庸众本质及“娘老子”帮凶角色的发现，使狂人“爱”和启蒙的意义被消解了：他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破坏中庸的罪魁祸首，是将黑暗前景带来的恶人；他因扰乱了常人固有的、习得的世俗生活被常人痛恨几致骂杀，而遭遇了驱逐；其言行被当作界定疯子的标准。这预示了现实秩序的不可逆性，对于狂人是大恐惧。应该说，狂人对自己言行的目的和结果之间的断裂是有心理准备的，其恐惧并非因为失败的冲击和对手的强大，而是源于对虚无的深刻认识。在孔武有力的假想中，在刺杀敌人欲望的支配下，在迷幻般胜利快感的刺激、导引下，他战栗着，但是坚定地举起了投枪，奋力地刺向那罪恶的邪灵。可悲哀的是，他忽略了文化的非实在性，发现自己力量的薄弱与丧失同盟者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战士失去了交锋的对手，战斗本身成为众人面前的武术表演，花样虽多却无法落在实处，看不见真实敌人的形体，只有影子与外套是战士的所得，结果是：“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是胜者。”[36]文化的游戏性将狂人轻松地戏耍，使他的拯救和战斗成为一种空灵的独唱，他被迫进行痛苦的反思和无情的剖析，并懊悔于自身的轻狂，他失语了。

追究狂人失语的原因，我们发现，他进攻的对手或曰拯救的对象是一个历史久远且势力庞大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37]，它在“廿年以前”曾被他所蔑视。蔑视固然令狂人主体畅快，却说明其行动策略从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的弱点。狂人言说常人“吃人”的事实是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凭证的，但非文明本性的被揭示，无疑大大损害了常人世界的理性根基，集体覆灭的可怕前景令庸众对他恨怕交集，无法忍受，导致了对他的围攻，这符合庸众党同伐异的思维习惯和“看客”的生存方式。另外，当初狂人是被作为病人容身于常人世界的，常人将狂人作为患者给予“优待”；常人群体是自诩为“拯救者”的，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社会霸权，控制着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对任何人都有生杀大权。故被狂人奚落、教育、讽刺、攻击，令常人群体恼羞成怒，由开始的隐性折磨转为显性否定，将他归于另类，并命名为“疯子”，否认了其存在的合理性。狂人立刻处于危险之地，时时需为生存奔走，在反抗与进攻中，他一边发出民族大毁灭的预言，一边寻找弃恶从善的常人和鼎力相助的同盟者。然而于吃人者本身，灾难根本无法转化为文明的财富和前进的动力，战士的同盟者也未出现，结果狂人言说灾难的血腥表象反而刺激了常人虐杀、残害弱者的豺狼本性，导致更多的诬蔑、迫害甚至杀戮，徒增“看客”咀嚼他人痛苦的快感和狂人自身的败退之感。更可怕的是，这里的狂人与隐含作者发现了自身的虚假人格，发现自己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这是他们的先天缺陷。于是狂人知道了自己也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无意识吃人同谋者：“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当得知自己与所痛恨的吃人者犯下同样罪孽时，他无法饶恕自己的“无意过失”，愤怒、耻辱、疲惫感袭上来，虚无感充溢于他的思维空间，他“不想想了”，随后在无力地发出“救救孩子”的微弱呼声和残存希望后，他隐匿于常人世界中，他退场了。

在狂人言说和行动过程中，他显示了“认识你自己”的精神素质，并和隐含作者一样通常以高度批判性的态度挖掘自身的劣根性和戒备假自我的泛滥。但自我是假自我或曰人格面具的滋生地，不消除自我是无法铲除假自我的，没有人格面具和假自我，自我在社会上又难以存活。这种矛盾会令自我非常痛苦，一旦矛盾激化，自我与身体就会暂时分离以缓解生存压力。当狂人发现本体被封闭于极具威胁性的文化环境时，他想冲破它，又无法避免生理上的伤害，他自然会产生自我与身体分离现象；当他无法从时空上看到出路时，只好在生理上撤退，“脱离身体”进入“自我”，但这又与他的天性与责任感不符，两相夹击，他真的发生了性格分裂，他承认自己失败了，自我效能感消失殆尽。因为他发现，在中国，一个独立的个体是无法也不能与种群抗衡的，否则就会丧失赖以生存的人际关系，他要想实现自己生存的意义，就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其选择的行为结果就是病愈。另外，更深层的本质在于，重建一个世界绝不能仅靠思想改造来完成，它需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创新，这不是狂人或鲁迅个体所能承受得了的重任。

三

在常人世界中“病愈”是狂人的一种“归化”行为，但归化不等于放弃战斗和迷失自我。狂人是鲁迅笔下先于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涓生（《伤逝》）和“疯子”（《长明灯》）的含有缺陷和病态色彩的叛逆先觉者，是作者心目中“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愉悦者”[38]，是富有“摩罗诗力”的战士，是他“针对现实中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民族根性退化”而“肯定人性之‘恶’即野性在文明发展中的意义”[39]的智者，故他不可避免地携带着鲁迅的体验和经验：韧性战斗而不轻言牺牲。退避可以首先使他避免身体伤害，而后的归化也是保存实力、避免无谓送死的明智之举。当然，狂人在以“疯”的形式反思现实和历史理性时，由于精神渊源的关系，他无法割断与传统文化母体的纽带，无法超然于自身历史蛮性和惰性的惯性遗留，所以，其突外之力越大，受回归传统的引力就越大，两种力的牵引、挤压、撕裂令他痛苦不堪，幸而他有强大的能量，才使他能够坚持如许之久。考察狂人的能量来源，我认为至少有三处：（一）外界的输入。如“民主”、“科学”等思想资源。（二）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狂者”精神的积淀。如孔子很早就对“狂”的精神有所得：“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40]又如西晋刘伶等狂人，他们刚烈难驯、肆意直言、疾恶刚强的性格魅力潜在或显在地滋养着狂人的“狂性”。（三）狂人天生反骨，其自身人格裂变后产生了巨大能量。考察狂人的能量积累，接受者有理由相信狂人能够以充满现代理性的批判精神去揭露封建礼教和伦理制度的吃人本质，去呐喊。虽然他的言行作用有限，但倔狂的性格不会令他受到挫折就轻言放弃。他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寻找同盟者，自然要先活着，这是战斗的需要，也是血的经验教训。因此，狂人毅然决然地从“日记”状态中走出来，隐现于常人世界，这样才能深入对手的阵地，攫取对方的资源，削弱对手的实力，积攒下次战斗的能量。而“日记”的保留是为了警醒有“危心”的“志士”[41]，也是招募有生力量的警语。“日记”前用“狂人”作修饰语，则既可以标新立异来实现其“暴露”的欲望，又可以实现他的自我保护意图，因为没有人愿意和疯子计较是非曲直。如此，确实是令人费解而又极富迷惑性的。也就是说，狂人是现实世界的叛逆者，深处其中而又突外的“外来者介入”[42]叙事视角，使他深知现实世界冠冕面具下历史罪恶积淀的厚重。在“月亮”这种外来文明象征物的启示、指引下，在对国人生存状态的透视中，在对人的价值、生存意义、未来命运的关注中，他由自发的叛逆走向自觉的反抗，意图颠覆旧理性，重建新人性，所以，其反叛非“疯狂”的一时之勇，其归化也绝不意味着其言行意义的丧失。

由是观之，过于强化鲁迅的悲观思想，或者从“日记”中狂人语言系统的精神分析出发限定于“病态”视角，或者只考虑狂人与他人及环境的对立，都将导致不停地蒙蔽、欺骗接受者，而从间隔后的历时性阅读效应出发，从狂人生存中自我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整体性中去认识他及其生命体验，才会理解其言行、欲望、恐惧、绝望与希望。也就是说，狂人作为一个曾生活在常人世界中的异类，能量积累和发狂后独特的新视界，使他能够以不同或高于常人的视角去透视他所疏离的常人群体，发现那些“吃人者”与“被吃者”的可悲处境及症结所在，他的存在已成为中国封建礼教和旧文化秩序的一个反讽性参照物：当对手越庞大时，狂人反叛和回归的偏执性文化意义就会越大，不过，所有这些的前提是他要活着。故狂人反叛后的归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生存方式，是其自我动态发展过程中与整个人类文明生物圈亲和的重要一环，“日记”是对亲和过程的叙述，“小序”则是操纵叙事角度者设在“日记”本文上的一种象征、反讽性的修辞，它昭示着狂人珍爱生命的自然选择。这无疑是鲁迅对现实感受内敛后的折射，是可以体现他的直面现实与超越现实的双重关怀的。[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