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清末帝制时期(2)
谨案：自黄龙观以北，即沿岘山东麓行。虽逼近山脉，皆一律坦平。惟自全家营至观音阁，约七里余，逼近襄河，崩溃可虑。且越大沟三道，桥工亦巨。若由崔家营左首，即绕全家湾西面，沿山行，可无此虞，惟须越太山庙后山岭、石灰窑后山岭，至铁盖山，尤峻，开山费亦不赀。左山右河，无可绕避，殊无善策。及至襄阳，细访绅耆，始知岘山偏西，有一鄙道，两面皆山，中间颇为宽平。卑职等即于初九日由襄冒雪往勘。自北而南，沿路经过之村市，曰七里店、分水岭、邵家坟、蒋家沟、吴家岗、康家嘴、王家嘴、百姓营，至柳林桥仍与原勘之路相会。较之全家营、观音阁一带，实为稳固，惟共越大小沟九道，山潦盛涨，流颇冲激，一律建桥，亦属不易。且较远十二里余，合计与原勘之路，造桥、筑坝、开山费亦相等。至襄樊绾毂水陆，将来铁路告成，转输较便，商贾愈繁，起造车站，非宽平之地，不能容受。查襄阳城东提标操防营东首，地势平旷，且直接樊城货船停泊之所，起卸既便，且有操防营就近弹压保护，甚为适用。惟将来若拓展轨道，北接秦豫，于此造桥过江，正对樊城中段，所毁市廛必多。且两岸地多浮沙，桥基必不坚固。惟襄阳城西关外，旧称檀溪湖者，近已淤为平陆，宽平约四五里，右环老龙堤，左接城垣，气势团聚。将来铁道若由七里店出山，此地又适当其冲。对岸为襄防营兵房，已出樊城西北首。地与山近，岸根稳固，造桥似为尤便。惟地系淤成，内含砂砾，将来若建高楼巨厦，不知有无崩陷。统俟覆勘再定。
由此可见，我父亲虽然名义上是弹压委员，但他所关心的和所做的大概不仅止于职务范围以内的事。照他的日志看起来，他虽不懂铁路技术，但关于技术方面的事，他是关心的，也可以说是最关心的。
我想父亲是很有收获的，但是对于我们这几个小孩的读书却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几个月不在家，我们读书遇见不认识的字，念不出来的字，也没有地方去问了。我那时候正在读《易经》，卦辞、爻辞确实也不容易记。等到父亲回来查问，母亲说已经“包本”了，但是背得不很熟，究竟算不算“包本”呢？他们想了一个抽查的办法，叫我自己抽出我认为是比较熟的一部分，在父亲面前再背一遍。幸而《易经·系辞》那一部分我在读的时候虽然不懂，但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其中有些韵文，比较容易记，我就自报重背《系辞》，果然当着父亲一背，就通过了。不过经过这一次周折，他们原来订的那一种教育办法，看起来是行不通了。他们就另想办法。在别的办法想出来以前，别的事情又发生了。
大概在光绪三十三年的时候，我母亲娘家来信，说我的外祖母病了，叫我母亲回家去一趟，见见面。外祖母有一男一女，儿子先已去世了，现在只有这一个女儿。我母亲坚决要回家去看看。还是走水路，同我们县城里的一家商店合租了一只船，他们装货，我们坐人。大概是春夏之交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小孩顺着汉水北上。可能是货装得太多了，又是上水，走了好几天，才走到沙洋。到了沙洋，又遇见逆风，船简直走不动，只好停在沙洋。一停就是好几天。正在焦急的时候，父亲派人追来了，信上说，他已经“得缺”，署理崇阳县，衙门之中，非有太太坐镇不可，叫我母亲不要回家了，赶快转回武昌，一同到任。我母亲当时很为难，最后还是照父亲的话办，另雇了一只船，舍了原船，转回武昌。因为船轻，又是下水，不几天就到武昌了。船停在鲇鱼套，这是武昌的一个港口，停的船很多，真是帆樯如林。派人给父亲送信，父亲来到船上，说到崇阳去的事还没有筹备完全，需要再等几十天才能走。在这几十天之内，也不必再租房子了，给船家说说，把他这只船包租一个月，你们就住在船上等吧。事情也只好如此，我们就在鲇鱼套的船上住下了。
父亲怎样忽然“得缺”了呢？也没有捐过“遇缺先”。原来在我们离开武昌以前，武昌政局就起了变动。张之洞被召到北京，当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所遗总督之缺，由原布政使（藩台）代理；原藩台所遗之缺，由原按察使（臬台）代理。这时候臬台已经是梁鼎芬了，他是知道父亲的，所以在他代理藩台的时候，一遇见缺就派出我父亲了，也算是有个“遇缺先”吧，不过不是用钱捐的。这是我的推测，并没有听见父亲这样说。
父亲所说的筹备的事，大概包括有：聘请幕僚，选择家人，还有制造仪仗家具之类。原来一个新县官到任，衙门是空无所有的，新县官需要带领自家的班子和比较好的家具陈设，去接收那个空衙门。经过了几十天，这些事都齐备了，就另外雇了两只坐人的船。坐人的船跟运货的船大不相同，船舱很高，人可以在船舱里随便走动，桌几床铺，应有尽有。在父亲组织他的班子的时候，我们三个小孩的教育问题也跟着解决了。父亲同母亲商量，无论怎么样也得给小孩请一个先生，在当时官场中称为“教读师爷”。有人向父亲推荐了一位据说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枣阳人，恰好是我们唐河的邻县，觉得很合适。
行期决定以后，所带的东西都纷纷搬到那两只船上。其中有两乘轿子，一乘大的，一乘比较小一点。还有些比较高级一点的家具陈设，还有一套仪仗。有一部分随船走的家人也都搬上船来，其余的人分别自己到崇阳去报到。船沿长江往上游走，走了一天，到了金口，第二天就从金口转入长江的支流，经过一些小湖，走了三天，到了汀泗桥，船停下来了。说是要从汀泗桥改走陆路往崇阳去。崇阳来接的人，也都到了。父亲先走，母亲带着我们小孩第二天走。第二天早晨，母亲带着沅君坐头一乘轿子，我和景兰坐第二乘轿子，我还带着我在武昌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很聪明，从武昌到沙洋，又从沙洋回武昌，它都跟着。每天晚上住宿的时候，码头上的船可以多至几百，鲇鱼套的船更是数以千计，可是我这只猫晚上还要出去玩耍，玩耍以后居然能找着自己的船安稳地回来。在汀泗桥坐轿的时候，把它装在一个布口袋里，放在我的座位下面，它也不闹，就在那里面睡觉。从汀泗桥走了一天，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说是已经到崇阳城外了。有个人来对我说，城里面抬了大轿来接，太太已经改坐大轿了，叫景兰到前面陪沅君坐前面原来的轿，我这轿就剩了我和我那只猫了。安排已定，听见前面仪仗摆开，继续行进。母亲的大轿进城门的时候还有三声炮响。那时候衙门还没有腾出来，另外为新官安置了公馆。到公馆的时候又是三声炮响。在公馆住了差不多一个月，衙门腾出来了，又是全副仪仗，把母亲接进衙门里，沅君坐在母亲轿里，我和景兰跟在轿后面走。到了衙门口，又是三声炮响，我们都跟着进了衙门。父亲给我们讲，一个官的仪仗，除了他本人之外，太太可以用，老太太也可以用，老太爷不能用。老太爷如果到了他儿子的衙门，只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悄悄地进去，老太太到了，却可以用全副仪仗，大张旗鼓地进去。太太也是如此。太太可以用她丈夫的仪仗，老太太可以用她儿子的仪仗：这就叫“妻以夫贵，母以子贵”。后来我看见报刊上讨论女子教育问题，有所谓“贤妻良母主义”，我想，封建社会妻以夫贵、母以子贵，大概就是对贤妻良母的补偿，这也是妇女“三从”的一种表现。
我跟着父亲在衙门里住的时候，对衙门的建筑也作了一些观察。建筑是朴素的，但是有一定的格局、体制。这种格局和体制表示县官在一县中的地位。衙门的大门上边，挂了一块竖匾，上写“崇阳县”三个大字。竖匾表示以上临下的意思。进了大门，绕过仪门，就是大堂。大堂前面两侧各有一排房子，这是县衙门的六房办公之地。东边一排三房是吏、户、礼；西边一排三房是兵、刑、工。在里边办事的人，叫“书办”。他们都是“吏”，吏和官不同。官是朝廷派来的，吏是土生土长的。官是经常变动的，常来常往的；吏是永久性的，几乎是世袭的，如果不是父传子，也是师传徒。大堂正中，有一座暖阁。暖阁中间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县官的公座公案。暖阁的上边有三个大字：“清慎勤”。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个字是明太祖规定的，清朝也把它继承下来了。暖阁的前边有两个高脚架子，一个架子上边放一个黄布卷，另一个架子上边放一个黄布包着的盒子。我猜想，这个盒子里面应该是印，那个黄布卷里面应该是敕。这两件东西，表示县官是皇权的代表。他是代表皇帝在这里办事的。照原来的制度，县官是由吏部选派的，他应该是奉敕来的。可是到了清朝末期，各省长官权力越来越大，县官实际上是由省里委派，就是吏部派来的县官，省里也可以叫他不到任，而委派有“遇缺先”资格的人。就我所看见的，大堂上那两个架子上的东西都是空的：那个黄布卷里面就是一根木棍，盒子里也是空的。就是这两个空的象征，也是等县官坐大堂的时候才摆出来，以吓唬人民。大堂后边，就是“宅门”。这个称号表示此门以内就是县官的私宅。宅门进去，是二堂。二堂后边，还有三堂。进了宅门，往西边拐，就是花厅，是县官会客的地方。花厅西头，有一个套间，叫签押房，是县官办公的地方。花厅后边，隔一个院子，就是上房。母亲领着我们都住在上房里面。还有厨房和其他零碎房屋，都在东边的院子里。这个格局和体制，大概各州县衙门都是一样。这表示这个衙门的主人也就是这一县的主人。就一县说，县官就是这一县范围之内的统治者。从前人说，县官是“百里侯”，衙门在格局和体制就表示他是“百里侯”。从前有两句诗：
不睹皇居壮，
安知天子尊！
皇居之壮，还不仅在于它建筑上的伟大宏丽，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格局和体制。当时我有这一点想法，后来到北京见了故宫，我的这种想法就更明确了。像北京故宫这样伟大宏丽的建筑，当然要比一个县衙门高出千百倍，简直是不能比，但是故宫和一座县衙门在格局、体制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县衙门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皇宫，皇宫是一个放大了千百倍的县衙门。
就北京的故宫说，皇宫的本体是紫禁城。紫禁城的外围是皇城。皇城的正门是天安门。天安门还有一段前卫的皇城，横断长安街，一直延伸到离前门门楼不远的地方。这段城墙现在已经拆了，成为天安门广场。这段城墙横断长安街的地方，东西各留有三个门洞，称为“三座门”。这段墙的南端又有一座门，明朝称为“大明门”，清朝称为“大清门”，清朝亡了以后改称“中华门”。现在都已经拆了。“大明门”或“大清门”这些称号的意义，就等于县衙门大门竖匾上写的“某某县”的意义。“大明门”或“大清门”，表示这个门内的主人是明朝或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如同县衙门大门竖匾上写的“某某县”，表示这个衙门的主人就是这个县的统治者。在天安门和大清门中间那段前卫墙的外边，东西各有三座大衙门，东边三座就是吏、户、礼三部，西边三座就是兵、刑、工三部。这相当于县衙门大堂前边的东西两侧那两排房子。从天安门进去，经过端门、午门到太和殿，太和殿就是“大堂”，是皇帝正式坐朝的地方。从太和殿进去，中和殿是“二堂”，保和殿是“三堂”。保和殿后边是乾清门，乾清门就是“宅门”，此门以内，是皇帝的私宅。乾清门以外是外朝，以内是内廷。从乾清门进去，就是皇帝的私宅乾清宫，乾清宫就是“上房”。就格局和体制说，皇宫和县衙门是一致的。县衙门的格局和体制，表示县官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县官是封建政治机构中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官职，旧时称为“亲民之官”，它的地位很重要，权力也很大，是封建社会政治机构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至少在原来制定官制的人的意图中是如此。在每个朝代的末期，政治越来越腐败，当权的人不知道怎么样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而只是在上面多加机构，多设管官之官，在县官之上又增加些重叠机构，于是县官的地位就显得低了，县官的权力就显得小了，这是叠床架屋的政治机构造成的结果。
以上是我观察县衙门的格局、体制所得的一些猜想。再就衙门里的人说，县衙门里边住的是县官和他的家属，以及由县官带来的幕僚和家人等。在新旧官交替的时候，县衙门完全是空的，原来的人都跟着旧官走了，新官带着自己的一班人马来接替。就我所看见的说，跟着我父亲来崇阳上任的有三位幕僚，当时称为“师爷”。一个是“刑钱师爷”，一个是“书启师爷”，一个是“教读师爷”。还有十几个家人。还有伺候家人的人，衙门里称为“三小子”。还有一个厨房，实际上是个小馆子，独立经营，给衙门里的人包饭，预备宴会筵席之类。总共算起来，总也有三四十人。这些人之中，除了厨房的人是由厨房老板负责之外，其余的人都是跟着官来的，他们的生活、工资都由官负责，他们都是官的私人，与国家政府没有关系。可以说，他们都是跟着官来吃崇阳县老百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