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孔子：为人之道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周游列国之后，于鲁国开创私学，广收天下子弟。其门下弟子多达三千多人，传世贤人多达七十二人。孔子办学的同时，曾编修《诗经》《尚书》，完善《礼记》《乐》，为《周易》作序言，并修订《春秋》。后世尊其为“至圣先师”。

孔子提倡“仁义”，并注重“道德教化”。他倡导的“为人之道”为后人所推崇，并被视为为人处世的立身准则。

孔子作为至圣先师，其教诲、教化泽惠后世，绵延至今。先做人后做事，是孔子教化世人为人、做人应遵循的道理。以下几点是他对人们为人处世的具体要求：独善其身需要为善，治国驭民需要怀善；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本分做人，在其位，谋其政；自重自持，方为君子之道；知足而后常乐。在孔子看来，人们只要做到善、诚、本分、自重、知足这些为人之道，便足以立足社会。

1.为人要善：子欲善而民善矣

孔子作为一位传播教化思想的师者和圣人，教会了世人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在孔子的教育理念中，“善良教育”在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均有体现。

孔子所认为的善良包含着“仁义”的成分，善良也多与君子挂钩，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的善良是宽容，是坦荡，是理解，也是同情。

而“善良教育”对于普通人也是同样的道理。《论语》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是说，后生晚辈在家中要孝顺长辈，出门在外要敬爱兄长，做到谨言慎行，言而有信，培养博爱的心胸，多去接触有仁德的人。做到这些之后，就可以学习文化知识了。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规范，是“仁德教育”，一个人只要遵从道德准则，不违背道义原则，那他的行为就是善良的体现。

其实，做到善良很简单。孔子曾说：“观危墙即倒，既毋扶，然则毋推甚善。”这话即是说，看到墙马上就要倒了，即便不去扶它，但只要站在一旁不去推它，这也可以称为善良。可见，孔子认为，人不作恶，便可称为“善良”。

孔子讲善良，不光针对君子和普通人，而是面向天下人，其中也包括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身为鲁国正卿的季康子曾多次向孔子问政，孔子多是以“善良”为基础作出回应，并留下了“子欲善而民善矣”的教言。

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先生，您经常讲‘仁’，并且强调多用在统治者的身上，今天您又讲到‘善良’，想必这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不知道为政者应该如何施政呢？”

孔子仔细听完季康子的问题，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反问道：“您有什么观点吗？”

季康子回答：“我认为，‘善良’可以用在统治者施政上，也就是先生说的‘仁’的思想。”

孔子道：“你打算如何把‘善良’用在施政上呢？”

季康子回答道：“如果杀掉一些穷凶极恶的坏人，亲近那些与人为善的好人，这算是善良的施政之道吗？”

孔子摇了摇头，缓缓说道：“刚刚你还说，高位之人在施政方面，‘仁’和‘善良’是同时体现的，你要推行政令，怎么能够杀人呢？如果是身居高位的人想要行善，那么百姓就会跟着行善。身处高位之人的品德就像是空中飘浮的风，而下层民众的品德却像地上随风摇摆的草，风吹在草上，草一定会随风而倒。只要统治者勤政爱民，百姓自然不会作奸犯科。既然讲‘仁义’，讲‘善良’，那就应该以善良宽容的心去对待百姓。”

季康子听了，点了点头，自言自语道：“言之有理。”

季康子的“善良”“仁义”观点是针对向善之人的，他主张杀掉恶人，只向好人实行仁义。然而，孔子所讲求的“善良”是全面的，并不是有针对性的，即便是面对为恶之人，他也认为人们应该用善良的心去对待，然后以善行去感化，规劝其向善。可以说，此时善良也包含了宽容的意味。

季康子曾向孔子请教如何规劝民众：“那如何使百姓对我外恭内敬，忠于自己的本分，并且听从我的劝导呢？”

孔子说：“这和施行‘善良’‘仁义’的政令是不谋而合的。”

季康子虚心道：“请先生详细地说给我听吧。”

孔子想了想，回答说：“作为执政者，要能够认识到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要时时刻刻心怀国计民生，以自身为表率，然后以庄严肃穆的形象出现在民众面前，这样民众心里的执政者便是威严而勤政的，进而对执政者毕恭毕敬；若对待百姓仁爱孝慈，那百姓自然就会体现出忠心；常怀善良的心，把一些善人的事迹发扬光大，用这些善行去教育那些不向善的人，百姓就会受到勉励，主动向善。这样一来，自然就能达到规劝的目的。”

心存善念，以身作则，注重德行的潜移默化，用实际行动向百姓做出表率，百姓自然服劝归附。

季康子拥有大量的财富，但也时常担忧招惹盗贼，就问孔子如何避免盗窃之祸。孔子非常辛辣地回答道：“如果你自己不贪图这些财富的话，就算是公开奖赏偷盗，也是没有人会偷盗的。”

孔子表面上是在讽刺季康子贪财，实际上是为了避开“如何处置盗贼”的话题。他希望为政者在身体力行、为民表率的基础上，做到“为政以德”，以德行去感染百姓，而不是等百姓犯了错再施加惩罚。为政者应教育百姓如何免于犯罪，急民所急，苦民之苦。可以说，这里的“善良”又被注入了“政治道德”的思想。

善良也可以分很多层次，从宽容坦荡、善于理解，到遵守道德、心怀仁德以及不作恶、不杀人，都可以称为“善良”。孔子在规劝季康子的同时，也在教化世人做到善良。对于统治者来说，能够体谅民生疾苦，勤政爱民，就是做到了善良；对君子而言，做到内心坦荡，无愧于人，就是善良；而对于普通人，只要安分守己，遵守道德法则，就是善良。由此可见，善良很简单，它在为人处世中也是必不可少的性格品德。

“子欲善而民善矣”，这是孔子对统治阶级的规劝。就是说，要想让下层民众向善，那么领导者就要做出表率。百姓都有跟随领导者的心理，领导者想让百姓呈现出什么状态，自己就要先表现出那样的状态。善行得善果，若能传播善行，自当责无旁贷，而这可以称得上是大善。

2.为人要诚：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民无信而不立

“人无信而不立”，孔子的言论中不乏诚信的内容。诚信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根本，为人处世若是没有诚信，就如同前路荆棘遍布，寸步难行。

孔子所处的时代，天下动荡，纷争四起，也是圣人感叹的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春秋无义战”，各诸侯国战火频繁，“仁义礼”早已经消失殆尽，只剩下“智慧”和“诚信”。然而若要匡扶天下，仅凭一人之智，断然不能成事。如果说“智慧”是单方面的，只一方有智，无法达成共识，也就无法上下一心，“匡扶”之语更是妄谈，但“诚信”是双向的，“诚信”的建立，是以双方的互相信任为基础。兵家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要“人和”，君民上下齐心，就有可能在乱世之中独善其身。

当然，孔子的“诚信”并不局限于君民关系，更体现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孔子不仅教育弟子要讲诚信，并且把诚信看作世人行走于天下的通行证和为人处世的行为基石。

孔子的弟子曾多次谈到诚信，孔子也和他们一起讨论过。《论语》中的言论有的突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也有的体现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当然，在规劝统治者治国驭民方面也有所涉及。

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在评价一个人的德行时曾经说：“一个人能够看重贤明仁德，而不是以女色为重；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全力；朝堂之上侍奉君王，能够忠君爱民鞠躬尽瘁；与朋友交往的时候要诚实守信。做到这些的人，他若是说自己没有学习过，在我看来，他也是学习过了的。”

子夏认为，一个贤明之人，应当具备仁德、忠孝和诚信这三种基本德行。而对于诚信，曾子曾将其列为君子的行为准则。

曾子曾说：“所谓真正的君子，都是用诚信道义去交朋友，然后通过这些讲求诚信的朋友去辅助发展自己的仁德。”曾子看重诚信，认为朋友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德行。但他同时也提到，这一切要以“诚信道义”为前提。

对于统治者治理国家，孔子非常看重诚信的作用，甚至把诚信与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了一起。

子贡曾经向孔子请教“为政”的问题：“先生，依您的高见，若要治理好国家，应当具备什么呢？”

孔子很简练地回答：“朝廷和百姓的粮食要充足，国家军防的军备要充足，百姓要信任统治者。”

子贡又问道：“倘若要去掉一项，那去掉哪一项较为合适呢？”

孔子回答道：“那就去掉军防的军备吧。”

子贡听闻，不免心下疑虑：若没了抵御外敌的将士，国家岂不是很危险？但他也想知道粮食和信任哪一个更重要，于是他又问道：“那剩下的两个，要是不得不再去掉一项，该去掉哪一项呢？”

孔子不假思索：“去掉朝廷和百姓的粮食。”

子贡有些不解：“没有了军防，若是外无强敌侵扰，内无忧患纷争，国家太平也就罢了，可粮食不论在乱世还是承平盛世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粮食，朝廷和百姓靠什么生活呢？”

孔子意味深长地说：“人总是会死的，死于战火、丧于饥饿和寿终正寝其实都是一样的。即便国家在粮食短缺、战火践踏下灭亡，在百姓心中，国家都是存在的，这源于百姓对统治者的崇敬与信任。若是百姓对统治者的信任都没有了，百姓心中无国，那国家就真的不复存在了。”

子贡听完，深以为然，“诚信”的力量也在心中重了几分。

在孔子看来，“民心归附”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民无信而不立”，百姓只有信任统治者，才会拥护统治者，进而忠于国家。因而，统治者要获得百姓的信任，以“诚”保民心，做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即师出有名，为什么这么做应当可以说得明白，说出来之后应当可以行得通。“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统治者倡导诚信，勤政爱民，并且能够身体力行，民众自然遵守诚信之道。

在与众位弟子谈话的过程中，孔子曾提及自己的志向。

颜渊和子路站立在孔子身旁听孔子讲学，孔子道：“说说你们各自的志向吧。”

子路率先回答：“我希望能把自己的车马、冠服拿来与朋友们分享，即使损坏了也不抱怨。”

孔子点了点头，看向颜渊，颜渊恭敬地回答道：“我希望的是，不夸耀自己的优势，不彰显自己的功劳。”

孔子笑着捋了捋胡须。

子路说：“先生，向我们说一说您的志向吧。”

孔子缓缓说道：“我希望由于我的存在，老者能够安心，朋友能够信任，年轻的子弟们可以得到关怀。”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是孔子的理想社会，而且在孔学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三个志向并不是孔子随便说出口的，他是深思熟虑过的。

孔子讲为人要诚，朋友之间要讲诚信，相互信任；君民之间要讲诚信，君王对百姓真诚，百姓对君王才会信任有加。“诚”是双向的，为人处世要想获得诚信，就要拿出诚意，彼此之间真诚相待。如此，朋友乃至国家，才能走得长远。

3.做人要本分：在其位，谋其政

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孔子曾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人应该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明确自己应有的本分，然后安分守己，做好分内之事。

孟子也曾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只有安守本分，抵制住外力的诱惑和压力，才称得上是大丈夫。

孔子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言论，他认为，为君者当有为君者的样子，为臣者、为父者、为子者，也都应明确自己的身份，本分地做好分内之事。

孔子教育弟子做人要本分，提出了对本分做人的具体要求，并且他以身作则，与众位弟子共勉。

孔子以自己的作为，向弟子们教授安分守己的道理：“很多人都仰慕我的名望，但我也不过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对于如何做人，我在这里就阐述三件事吧：在朝堂之上，我全心全意地与文武百官商讨国家大事，为国尽忠；回到家里，就做回家庭中的一员，孝敬侍奉长辈，关心照顾晚辈；若是有丧事需要办理，不管是自己的家事还是朋友家需要帮忙，都尽力去做，并尽量做周到；日常生活中不被酒所困，也就是时常保持清醒。除了这几点之外，我还有什么长处呢？”

本分做人，这是孔子对自己的要求，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也认真地做到了，并且他的这种言行，也成为众位弟子的表率。孔子在规范自身安分守己的同时，也在教化世人，对于世人肆意妄为的行为，他不敢苟同，并会极力规劝。

孔子在卫国游历时，卫灵公对孔子礼遇有加，本想重用他，可终究没有落实在行动上。卫灵公的宠妃南子想要利用孔子的名望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于是故意拉拢孔子。孔子得召，进宫面见南子。

大夫王孙贾，以为孔子此行是为求官，于是就对孔子说：“先生可知道百姓家中供奉的奥神和灶神吗？”

孔子便回答说：“奥神位于西南之角，是一家主神；灶神主管一家的饭食和心念。”

王孙贾进一步说：“先生说得没错，奥神虽然高高在上，却是空有神位，而灶神可以上达天庭，向神明报告一家一年来的表现，从而掌握一家的福报祸事。所以说，与其献媚于奥神，倒不如亲近灶神。”

孔子听明白了王孙贾的意思，王孙贾把南子比作高高在上却空有虚权的奥神，把自己比喻成可以替孔子向卫灵公美言的灶神。这就是说，孔子若想求得仕途，求南子倒不如求王孙贾。

孔子却不屑一顾地说道：“我不认同大夫所说的。上天作为唯一的至尊，最是明白事理、明察秋毫了，对于善恶奖罚，也不会有所偏颇。世人做善事，上天就会赐福于他；世人做恶事，上天就会降祸给他。若是言行合乎天道，顺应天理，在自己的本分之内，就会获得福报；如果有了私心，想着投机取巧，做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那就违逆了天意，得罪了上天，就会面临灾祸。上天降临的灾祸，岂是向奥神和灶神祈祷就能避免得了的？世人之所以供奉神明，是因为神明是正义的化身。既然秉承正义，那又岂是世人能够贿赂得了的？况且得罪了上天，还有什么地方能去祈祷呢？”

王孙贾听了，一时之间竟说不出话来，最后只能尴尬地告辞了。

孔子的回答，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又讽刺了王孙贾的投机谄媚，可谓字字珠玑，发人深省。身为人臣，所思所想应当是惠国安民，公正廉洁，上为君主分忧，下为百姓谋福，这才是人臣应尽的本分。“在其位，谋其政”，世人若连自己分内的事情都做不好，那即便说得再有道理，想必也难以令他人认可。

孔子眼中的“本分”有时也会和能力挂钩，若是世人竭尽全力也无法完成分内之事，不是他不够努力，而是他不适合这个职位。所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都是因为身怀相应的能力，身处合适的位置，才得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人的能力各有所异，并且大小不一，而“本分”有时也需要恰当的分工协作来做前提。

孔子曾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这就是说，若是让一个品德浅薄的人担任尊贵的职位，智谋短浅的人去谋划重大的事情，力量微弱的人去承担重大的责任，不仅会毫无进展，可能还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所以，世人要明确自己身处的位置，做好自己的本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是自己该做的事，就不要去侥幸涉及。就像孔子说的，若是德行不深，智谋不足，力量不够，那么，谋自己职责以外的事情就很容易事倍功半，甚至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孔子“本分做人”的教化，并不只停留在“明确位置”“认识本分”的层面，而是有着更为深入的一面——“尽到本分”。所谓“知易行难”，认识到“本分”，还不是孔子“本分做人”思想的最终目的，他要传播的是一种担当，一种应尽的责任。

其实，让世人认识到各自的本分并不难，难的是尽好自己的本分。所以，为人处世，本分做人，要认识本分，更要尽到本分。

4.做人要自重：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谨言慎行，自重自持。先秦历史中，“天人”的思想发生过明显的变化。春秋纷乱，“神”的地位开始淡化，世人越来越重视“人”的地位，诸如孔子这样的教育家们，也对“人”的德行产生了更为客观的观点。

儒家重视人的价值，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为人处世，当谨言慎行，而作为世人也当自重自持，自尊自爱。

孔子教化世人，做人要懂得自重——“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所谓君子，性情稳重，要有定力才能算是有智慧，若是不懂得自重自持，在人前就会失去威信，即便是学习，也不会巩固。

自重在孔子的眼中，就是一种自身德行的自持。在他看来，尊重自己的人格，能够守住并且保持，这就可以称得上自重了。

孔子的弟子针对“君子的自重”问题，曾向孔子系统地请教过：“先生，您讲到君子须自重，不知道对于君子个人来说，怎样才算是自重呢？”

孔子说：“所谓君子，就要做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也就是说，世人都想要获得财富和显贵，但要是不能以正当道义的方法得到这些，君子是不会去享受的；世人都厌恶贫穷与卑贱，但要是不能以正当道义的方法去摆脱这些，君子是不会逃避的。君子要是轻视自身的仁德，那还如何称为君子呢？君子从不会放下自重而背离仁德，即便是情势紧迫的时刻，就算是颠沛流离的境况，君子也一定会自重自持，心怀仁德。”

弟子们进一步问道：“那君子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又会怎样做到自重呢？”

未等孔子回答，子贡率先说道：“如果一个人尊重自身的人格，能够广施仁德恩义，既能惠及百姓，又能周济大众，这算得上是一位自重自持的君子吗？”

孔子听完赞叹道：“君子自重，与人交，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可以称得上是圣人了，即便是尧舜二帝，恐怕也难以做到吧。君子看重自身的德行，自己要步步站稳，也要帮助他人站稳脚跟；自己做到豁达通达，也要帮助他人豁达通达。为人处世，做到推己及人，惠及他人，就是仁德的表现了。君子自重，不仅是尊重自身的德行，还要懂得推己及人，让自身的德行惠及他人。”

弟子们相互讨论了一番，认真领会了孔子的见解，对于“君子的自重”的思考又进了一个层次：“先生所说的‘君子自身的自重’和‘君子与人相处之时的自重’，弟子们受教了，只是先生时常把君子与小人做对比，不知道对于自重，君子和小人有什么不同？”

看到弟子们的举一反三，孔子欣慰地说道：“问得好啊，我正好有一句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所谓君子，在遇到艰难的处境时都会想着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求助别人，因为君子看重自己的德行。而小人遇到相同的状况，首先想到的却是求助别人。小人做不到自重自持，自然就不会看重自身的德行，进而任何事情都想着指望他人。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众位弟子听后，起身下拜，皆认为此番言谈令自己受益匪浅。

颜回是孔子较为得意的门生，对于自重自持，孔子曾耳提面命地教导过他，也曾夸赞他自重的品行。

有一回，颜回在街头遇到了一桩“银钱”纠纷，即买布的人高声对卖布的人说：“明明是三八二十三，你凭什么收我二十四钱？”

颜回上前劝架：“确实是三八二十四，您是算错了。”

结果那位买布的不服气：“我不相信你的话，我要去找孔夫子理论！”

颜回倒也来了气势：“要是你错了怎么办？”

那人说：“那我就把脑袋给你！要是你错了呢？”

颜回轻松地说：“要是我错了，那我就把帽子给你。”

孔子了解情况后，对颜回说：“颜回，你错了，还是把帽子给人家吧。”

颜回不解，但当时并没有发话，还是把帽子给了那人。事后，颜回不解地问孔子：“夫子，弟子不太明白您今天的做法。”

孔子意味深长地说：“你错了，只是输掉一顶帽子；他错了，那就是一条人命啊！孰轻孰重，你应该分得清楚。”

颜回这才恍然大悟，再拜孔子：“弟子求胜心切，轻大义而重是非，竟险些害了别人。夫子仁义明德，学生惭愧万分！”

孔子轻叹一声：“你难道不明白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的道理吗？既然尊重自身的人格，就要记得时常反省自身的过错，多去责备自己，少去责备他人，这样才能远离恩怨是非，做到自重自持。”

颜回恭敬地答道：“弟子受教了。”

为人处世，矛盾和纠纷在所难免。那些自重自持的人总是尽力让自己远离这些矛盾，因此也就可以做到时常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时常进行自我批评，学会包容他人的过失。这也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处事原则。

孔子赞叹颜回“不迁怒，不贰过”。这就是说，因为颜回自重自持，所以他从不把怨愤之气发泄到他人身上，也不会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希望后人也能够学习颜回这样的品行。后来颜回去世，孔子伤心不已，感叹再也没有这样优秀的学生可以继承并传播自己的思想了。

做人要尊重自己的人格，然后用自己的德行去感染他人，自重自持而惠及天下。

5.做人要知足：知足者常乐也

知足常乐，是古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不过，与其说这是一个道理，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心性，一种可以使人放松、获得快乐的平和心性。

孔子在为人处事上教化世人做到知足常乐，而且他也曾与弟子讲到“贫贱与富贵”的话题：“每日粗茶淡饭，吃饱喝足之后，弯曲着胳膊就可以枕着睡觉，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那些没有道义的功名利禄，对我来说就如同浮云一般。”

弟子听后，皆点头称赞孔子“安贫乐道”的守身自持。在孔子看来，这样的生活，是属于那些有志向、有理想的君子的，他们重视自己的德行，懂得知足，不会总是为了自身的吃穿用度而四处奔波，进而也就可以自得其乐。

孔子并不在乎身处环境的好坏，他曾经想要到东方少数民族的地方去居住，而有人不解道：“那里文化落后，思想不开化，您为什么会想要去那里居住呢？”

孔子则回答道：“有德行的君子去居住，又怎会闭塞落后呢？”

孔子在自身知足通达的同时，也心怀教化四方的仁德之心，所以他不畏蛮荒之境。

孔子肯定“知足常乐”在为人处事和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他曾这样说：“君子有三戒，首先是年轻的时候，此时血气未定，要警戒的是沉迷女色；再者是壮年之时，此时血气正旺，要警戒的是争强好斗；而到了年老之时，气血就变得衰微了，这时候就要做到摒除贪欲，知足常乐。”

君子更容易做到知足，孔子向弟子们传授的知识，大多来源于他们师徒的生活经历，这样的耳提面命，总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孔子在鲁国出仕，屡受排挤。无奈之下，他只能带领众位弟子周游列国。不料，孔子途经卫国、郑国、陈国、晋国却也是屡屡碰壁，未能如愿。后来，师徒一行在蔡国闲居，生活清贫拮据，不免有弟子心生抱怨。

孔子为了教育弟子，便开口道：“你们可知道君子的知足之道吗？‘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所谓君子，饮食上不会要求饱足，生活上也不会苛求安逸。为人处事，能够做到谨言慎行；与朋友交，能够以道义为先。学会知足，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困境，都能保持一颗平和之心，乐观豁达地去面对一切。善于知足，才能收获快乐。环境越是艰苦，就越要懂得自得其乐，这就是知足的妙处了。”

众弟子听了，渐收抱怨之心。孔子是君子，更是圣人，能够做到安贫乐道，懂得在艰苦的环境下学会知足，所以他才能时常保持淡然愉快的心性。

孔子为了进一步传播知足常乐的教育理念，在讲学过程中，曾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做比较。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所谓君子，都是心胸宽广，大度宽容的人，他们内心坦荡，不计较个人得失，懂得为他人设身处地地考虑，对于自身却是善于知足，不会为了点滴是非而去斤斤计较。小人却是心胸狭窄，患得患失，不懂知足，进而终日忧愁烦恼。对比的结果很明确，君子能够拥有坦荡的心胸，得益于善于知足。”

孔子希望世人都能达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的思想境界，他对弟子平时的教育也都渗透着这一点。

孔子非常赏识颜回的学问，也为有这样的高徒而感到自豪。他曾经夸赞颜回“不改其乐”的品行：“颜回有着很高尚的德行，他每日吃一箪饭，喝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常人很难忍受这样的清苦，而颜回却始终认为这是最大的快乐。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啊！”

孔子认为颜回能够做到安贫乐道、懂得知足，即便是再艰苦的环境，他也仍然能够不改其志、怡然自得。

子贡曾向孔子请教有关“何为知足”的问题：“若是一个人贫穷而能做到不谄媚，富有却可以做到不骄纵，怎么样？”

孔子点点头说：“这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还比不上那些安贫乐道、富而好礼的人。”

孔子对子贡的说法较为满意，他所崇尚的“知足常乐”是世人不分贫富，都能体会到知足的道理。要是世人都能善于知足，那社会就会多一些和谐。

孔子身体力行的为人之道，曾经明确地对子路说过，其中也体现了孔子乐观豁达、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念。

叶公曾经专门拜会子路，并向子路询问孔子的为人。但子路不敢妄谈老师的为人，也怕自己总结不好，辱没了老师的名望，于是他没有回答叶公的问题。

后来子路向孔子禀报了这件事，孔子摇头一笑，淡然说道：“你怎么不这样回答：先生在用功的时候经常会忘记吃饭，时常心怀快乐而能忘记忧愁，因此也不知道衰老即将到来。如此这些，也就罢了。”

这也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来源典故。孔子把自己的为人放在了勤奋和乐观知足上，可见，在修身养性中，知足常乐便是长寿的秘诀。

在《孔子家语·在厄》中，孔子曾说：“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孔子一生艰辛，但心态却一生豁达，其知足常乐正是对应了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