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起于兵

——中国法的起源

法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它是在原始社会逐渐解体的基础上，取代氏族社会世代相传的习惯而产生的。

在中国，最先研究法的起源问题的是郭沫若。他在对殷代甲骨、金石器和古籍佚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把中国古代史放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研究。但法诞生于何年何月何日，郭老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至今有关中国法的起源都是一些传说和故事。皋陶的故事就是关于中国法的起源最早的故事。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在上古时代中国就有法了。

尧禅位给舜，舜命令皋陶作士官，此职位相当于后来的大理寺卿和现代的最高法院院长或司法部长。后来舜禅位给禹，但禹认为皋陶贤明、正直，想把部落联盟领袖的位子禅让给皋陶。可惜禹还没来得及禅位，皋陶就死了。皋陶有何德何能可做禹的继承人呢？从以下皋陶与舜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窥见皋陶为部落人民生活的安稳所做出的贡献。

皋陶主要生活在舜、禹时期。舜帝时期，华夏族与苗蛮族的战争连绵不断，族内犯罪也频频发生，可真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舜对皋陶说：“皋陶啊，现少数民族不断侵犯中原，抢劫的寇和杀人的贼内外并起，我任命你为士官，领导部落同苗蛮族作战和处理族内犯罪问题，你觉得如何？”

皋陶说：“我愿意为部族效劳，但鄙人才疏学浅，难以担当如此重任”。

舜说：“没有关系。只要你记住以下施法的原则和要求，就一定能把法官做好。对于应当处墨、劓、宫、剕、大辟五种刑罚的犯人，要各服其罪，但在执行刑罚的时候，就要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犯轻罪的要在原野中处罚，犯较重罪的要在市朝处罚，而官吏犯罪要在部落大堂处罚，有知识的人犯罪要在闹市处罚；对判处墨、劓、宫、剕、大辟五种刑罚以下的人，应当宽大处理；而对不忍用刑，改为流放的犯人，根据远近，也要有所区别。严重犯罪的要流放到遥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犯较严重罪的流放到九州之外，一般犯罪的要流放到千里之外。只要你能明察秋毫，正确定罪量刑，就能使罪犯信服。你现在明白了吧！”

皋陶回答道：“那好吧，我就遵循这些原则尽职尽责地去做。”

皋陶果然没有辜负舜的期望，他在做大法官时期，用獬豸（一种神兽）帮助自己判案。只要皋陶遇到不能断的案子，他就把獬豸牵来，如果獬豸撞犯罪嫌疑人，就说明他有罪。如果獬豸不触碰犯罪嫌疑人，就说明他无罪。依靠这只獬豸，皋陶不枉不纵，不偏不倚，严格执行各种法律，做到了罪责罚相当。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皋陶还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法律，用以惩治天下罪恶，使违法犯罪之人都被绳之以法，为整个部落的安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不仅如此，皋陶还总结出了一些实施法律的原则：刑罚不要牵连子孙，功赏要远及子孙后代。对于过失犯罪，即使很严重，也要从宽处理。对于故意犯罪，虽然罪行很小，也要严加处罚。罪行和刑罚的判定有疑点不能确定时，要从轻处罚；对功劳的奖赏有疑惑时，要从重行赏。为了不杀错人，宁可姑息犯人，由自己承担量刑不当的责任。作为执政与执法者，只要通过慎杀好生的德行教化，感化民心，则天下人将以行善为风气，不去作恶犯法，最后也就用不着劳苦司法者去惩治了。皋陶在上古时期所倡导和实施的法律原则，不仅对四千余年来的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法律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后期，主要是氏族战争与法的起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兵刑同一”和“刑始于兵”的说法。所谓兵刑同一，是说在古人看来，战争与刑罚或刑法是一回事，二者在本质上相同。所谓刑始于兵，则是说法律起源于远古的氏族战争。皋陶的故事充分体现了这个理论。

首先，皋陶所在的时代正是华夏族和苗蛮族大规模的战争时期，战争是一种集体行为，为了取得胜利，需要有严明的纪律，需要制定严格的法律来约束每一个成员的行为。因此，制作刑罚或者刑法来规范战争行为成为形势所需。《汉书·胡建传》关于尧舜时有“皋陶作刑”的明确记载就充分证实了这一事实。

其次，上古时代的司法官名称也带有“兵刑同一”和“刑始于兵”的痕迹。上古的士，既是司法长官，又是军事长官。据《尚书·舜典》，舜命皋陶说：“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未加入华夏联盟的苗蛮族和东夷族侵乱华夏，这本是氏族间的战争，应采取军事行动征讨之，而舜却命皋陶作士，运用五刑，讨伐外族，并惩罚内部犯罪。在这里，军事长官与司法长官合二为一，由皋陶担任，既反映了上古时代的兵刑同一，又反映了刑始于兵的事实。

总之，通过皋陶的故事，我们可以相信，中国法起源于上古时代。